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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李江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069) [摘 要]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关键词]章学诚;六经皆史;考据;[中图分类号]B24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2—0049—05Theor yofSixConfucianClassicsBein gHistor y andTheCriticismofTextualResearchfromZhan gXue -chengLIJian g 2hui(InstituteofChineseIdeologyandCulture,NorthwestUniversity,Xi ’an 710069,China ) Abstract:Zhan gXue-chen gdeviatedimmensel yfromtheQian-JiaSchooldominatingtheacademic circleofhistimesandshowedascertaininclinationtoSon g-MingRationalismwhichwaso pposedb ythe Qian-JiaSchool.Intermsofhisacademicviews,theoriesand practice,theoryofsixConfucianclassicsbein ghistor y,Hisacademictheor ywasbasedonaseriesof philoso phical princi ple.Heex pressedhisaca2demicidealthrou ghcriticizin gthescholarsandthestyleofstud yinhisera.Hisworkpioneeredinthenewdomainofacademicstudy. Keywords:Zhan gXue-chen g;Theor yofSixConfucianClassicsBeingHistor y; 章学诚《文史通义》首句就提出“六经皆史也”,《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原道》、《史释》诸篇,都是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
1．唐代刘知几著的《史通》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史学的发展；清代章学诚著的《文史通义》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的发展。
2．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家是司马迁。
3．历史的基本属性是客观实在性。
4．人类历史最基本的内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
5．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产生的条件是：文字和历法。
6．我国史书体裁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是：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和章节体。
7．注释有自注和他注两种。
8．历史学的理论体系有三个部分组成：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
9．中国历史科学的开创者是李大钊，奠基人是郭沫若。
10．唐代刘知几提出史才需有三长，即才、学、识；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即“著书者之心术也”。
近人梁启超归纳为“史家四长”。
11．历史学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远古传说阶段、简单的文字记录、历史著作。
12．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概论。
13．引证包括直接引证和间接引证。
14．一般认为，我国历史学产生的标志是《》的成书。
15．历史认识检验的途径有：社会实践的检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历史的相互检验。
16．史书的序有全书的总序和各篇章的两种。
17．中国历史纪年的方法主要有：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民国纪年法和公元纪年法。
18．史书标题的设计，一要，二要简明。
19．就哲学范畴来看，历史观主要有两种，即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
20．史德指史学工作者治史的目的和态度，我们提倡无产阶级的史德，即不为强暴所曲，不为名利所动，不为、恩怨所扰。
1．唐代刘知几著的《》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史学的发展；清代章学诚著的《文史通义》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的发展。
2．我国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的史学评论文章是南朝刘勰的《》。
3．以历史人物的活动为线索，来编排叙述史事的史书体裁，称为体。
4．人类历史最基本的内容是。
5．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产生的条件是：和历法。
6．郭沫若所著的《》，是我国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
882021年第1期总第379期VIEW ON PUBLISHING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文/黄聿龙【摘 要】 《书教》篇指出史学的宗旨是“以史明道”，《春秋》与《尚书》本一家之学，《周官》法亡，《尚书》的撰述方式失去了基础，所以后世祖述《春秋》。
从《尚书》到《春秋》再到《左传》《史记》《汉书》，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流变。
史识、史才、史学须统合于史意，才能恢复史学“以史明道”的精神。
章学诚的史家述作之道，强调史意与别识心裁，而史意又是关键。
心术为著书之本，须以六经为根柢来凝练史意，以史德温养史识。
【关 键 词】尚书；春秋；史意；因事命篇；别识心裁【作者单位】 黄聿龙，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45-1216/g2.2021.01.026《文史通义·书教》篇，反映了章学诚晚年的史学见解，认为《尚书》是史撰的最高典范，《春秋》则是其流变。
《书教》篇通过阐发《尚书》精义，为其史学宗旨与书写范式寻求经学依据。
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方志立三书议》于《书教》篇旨意亦多有阐发，可合而观之。
一、史意相承：《尚书》《春秋》本一家之学“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在这个前提下，章学诚认为“《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后人以记言、记事强分为二家，乃“不能究六艺之深耳”。
第一，就书写范式而言，《春秋》“比事属辞有成例”与《尚书》“因事命篇无成法”一脉相承，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体现。
《尚书》之所以能够因事命篇、不拘成法，是以周代史官记注完备为前提的。
章学诚认为“《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上至邦国大事，下至地方事务，皆为史官所记载保存。
“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
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
章学诚《文史通义》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
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
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
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
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
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
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
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
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
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
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
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
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
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
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
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
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
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
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
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
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
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
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
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
章学诚《文史通义》导读：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
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
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
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
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
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
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
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
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
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
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
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
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
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
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
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
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
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
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
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
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
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
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
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
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思想之比——《史通》与《文史通义》读书札记刘知幾与章学诚同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学思想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其代表作《史通》及《文史通义》则是两人思想精髓的体现，他们的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幾的思想，因此两人的思想在史学批判理论、史家修养理论等方面存在诸多共通，但同时两人又在史识与史德、史法与史意及史书编纂等地方各有其独到的见解。
一、史学批判理论的共通之处在中国古代史学批判发展历程中，刘知幾奠定了古代史学批判的理论基础，而章学诚则完善了史学批判理论，使其更加理论化、系统化。
因此，他们的史学批判思想存在着共通之处，表现在:一、注重秉笔直书，讲求实事求是。
刘知幾在《直书》和《曲笔》篇中总结了历代史家两种截然相反的“直书”与“曲笔”操守，他本人倾向于撰述能够“秉笔直书”，反对“文过饰非”。
他强调史家写史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实录”精神（《史通·直书》）。
在史书文风上，他强调贵在“质朴”，切不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史通·载言》），否则就会在写作时失实，导致以文害事。
章学诚继承和发扬了刘知幾这种“秉笔直书”的修史之法，并强调史学“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章学诚强调史家应“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文史通义·史德》），即在史书的书写中应尽量尊重客观史实而不要过分地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测成分。
二、强调史学的现实功能，即“经世致用”。
刘知幾在修史过程中一直坚持着“以史为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的立言宗旨。
他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同时又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史通·直笔》），他坚信史书的记事载言，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章学诚“史意”说考辨2016-05-03 14:50:45 《文史哲》廖晓晴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上虞县道墟镇）人，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学家和方志学家。
关于章学诚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近人金毓黻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刘、章两家为评史家之圭臬。
”①金毓黻所说之刘氏，即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
章学诚虽与刘知幾齐名，但两人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却各有侧重，章氏曾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
……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②可知章学诚阐述史学理论主要侧重在史意（也称“史义”）。
问题是，章学诚平生论学力主史意，然在生前并未对其“史意”内涵作过明确的诠释，以致引起后世对其史意内涵的歧义。
近十年来，学术界就如何理解章氏“史意”的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然而大都见仁见智，迄今未能达成共识。
鄙意以为，以上问题之探讨，意义不仅限于其本身，还关系到当今学术界对史学的本质、史学的功能和史学的任务之认识，故陈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章氏有关史意之论述章学诚平生论学力主史意，甚至将自己的整个史学体系的特点概括为“吾言史意”，章氏之所以如此标榜史意，是因为他认为史意在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他说：“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
……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
……此则史氏之宗旨也。
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
”③又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④即认为：孔子作《春秋》，实开史学之滥觞。
史学由史意、史事和史文三个部分所组成，其中史意最为重要，它决定撰史之宗旨，乃史家立言根本，至于史事和史文不过是藉以体现史意的载体，因而史意在史学的三部分中地位最为尊贵。
为了更加形象具体地说明史意、史事和史文三者之间的关系，章氏又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
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
”⑤也就是说，如果将史学比喻成人体，则史事如骨骼，史文如肌肤，史意如精神。
章学诚的史学方法论
——以一个初学者的身份进行的初步探究
章学诚字实斋，清朝著名史学家，祖籍浙江绍兴。
他自幼酷爱历史，但对当时举业做官谋取功名的的经学不甚上心，他说他小时候不甚聪慧，每天往往读数百言便无法继续下去，但他对于史学，他说自己“迨有天授”。
其对自己的史才自负可见一斑。
然其幼时实对史学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以至说服妻子当掉首饰，将首饰换成纸笔，自己来编写史书。
种种情况表明，章学诚将成为史学大家。
他二十六岁从国子监肄业，二十八岁跟着朱筠学习，并在此段时间里结识了钱大昕、戴震、等著名学者，从此见闻增长，学识日长。
虽然后来考中进士，并进入太学志局进行《国子监志》的编写工作。
只恨主管编修的志局编领处处排挤打压，最后离开了志局，不再在国家主持的史馆进行编修，而从事私人修史，由于衣食无着，从此只能寄人篱下，为地方编修方志，也因此有了关于方志的一系列著名论断。
章学诚传世之作最著名的莫过于《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
此外，他参与编修《永清县志》，《毫州志》参与修订了《湖北通志》。
他在《文史通义》中说“世人以博稽言史，则文史也；以文笔言史，则文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
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之谓史学，则未之闻也。
”也就是说，他要研究的不是史事，而是史文之义，即其研究不在历史本身，而是史学。
既然研究的是史学，那么，他对于史学的理解在《文史通义》，内篇二里做出了说明：“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入《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义切合当事人事耳。
后知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
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所以认为章实斋认为空言古代，舍弃人事而谈天之警示与异相，不是真的史学。
真正的史学就要讲求经世致用，以古证今，以古示今，古为今用，真史学要谈与人事有关的一切，而不是舍人事而空谈天性。
这是针对当时考据学盛行，士人知识分子埋头考据，不问世事，得出的东西往往不能发挥致用经世的作用。
章学诚认为此颓圮学风不改，终为不可。
他在《与汪龙庄书》一文中说，“今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时，而不能抽丝。
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
”可见他撰写《文史通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革除此考据盛行之风，从而树立一种经世致用的学问。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
他在《与陈鉴亭论学》之文中确切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所谓‘校雠’之义，不仅仅局限于核对书籍、厘正错误的一般校勘性工作，更主要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而且在章学诚的另一本书《校雠通义》的序言中，他曾这样认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
”张氏还论及校雠之义，认为“于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
其两说可通着，亦两存其书；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为必是也。
”章学诚认为校书过程既要敢于改正古人错误，又要保存原貌，这种既大胆又谨慎的校书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对于“六经皆史”的论断，是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一个很大论点，他认为“六经皆史”《文史通义》开篇便言“六经皆史”：“古人未尝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
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
他在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明：“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章学诚以六经皆先王典章制度，认为典当制度先出于三代之事，三代之时的记录六经就很自然是史学学的最发源，也应该是史。
他的这个认识在近代受到金毓黼先生的批判，金毓黼认为章学诚所认为的六经皆史，六经应该分为史著与史料，不能统称为史，史著便如《尚书》、《春秋》，史料有《诗》、《易》、《礼》、《乐》。
章学诚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史家治史不能仅仅具备学、识、才。
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史德，史德即史学工作者著述历史的写作态度，也包含了史学工作者的思想修养。
刘知几提出研究史学要具备学识才之外，也谈到了史学要注重史学修养的问题，他还大谈班马的人品人格与其历史作品撰述的关系。
可惜并未分章裂题进行专门著述。
所以章学诚在刘知几学识才的基础上提出史德。
他认为：“能具史识者，必能知史德。
史德何？谓著述者之心术也。
概欲为良史者，当慎辩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已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辩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章学诚说史德就在于著书的人的内心深处，而他讲的“天人之际”也就是史实而已，要做到是一个良史，就要客观书写历史，要合乎“天人之际”而不是“益以人”，不能按照人的主观想法或者受制于利益诱惑而去讨好统治者或当权派。
章学诚对于地方史志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历来史书编撰都把地方史志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如《华阳国志》等都是古代的地方史志，还有好多地方史志都包含在正史之中，作为地理志的组成部分，当然还有专门编述的地方史志，也是以地理志的形式呈现的，如，总之，自章学诚开创才有了一套专门的地方史志理论。
章学诚认为，地方史志既然属历史，且专门记载一方历史，那就不应该仅仅注重区域沿革，而轻此地风俗文献。
因而，在体例上，他主张地方史志应有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以及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还应包含作为附录的"丛谈"。
以上是我对章学诚史学方法论的一点认识，章学诚的许多时多思想也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之下提出来的，他讲经世致用，讲六经皆史，都与当时的文化背景以及时代发展的需要有密切关系。
研究史学，不可不查一定时代的文化，欲要推动史学发展，则必须深切体会时代之所需，与时代史学发展之不足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