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一、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概说：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历史批评几乎伴随着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人们在分析文学现象时,总免不了要考察文学现象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诸种联系.据埃德蒙·威尔逊考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源于18世纪维柯对荷马史诗的研究,他的研究揭示了希腊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但使之完全确立的则是一位叫丹纳的法国人,他的名言是：文学是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丹纳在其<英国文学史>序言1863-1864中提出了着名的“三要素”说.在丹纳看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所建立的道德形态之一,而“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我们所谓的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而所谓“环境”是指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倾向,并且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干扰或凝固的作用.”在丹纳所说的环境中,其实包括了如气候、国家政策、社会的种种情况等诸多因素.如果说种族的遗传特征是形成一种文化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环境则起重要的外力作用.显然,丹纳的“环境”既包括了由地理条件和气候状况等构成的物质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在他的艺术哲学中,丹纳首创了“精神气候”重要概念.丹纳认为,自然界有它的气候,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可以看出,丹纳的精神气候,就是由一个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构成的,丹纳将此作为决定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乃至出现或消亡的力量.时代,从丹纳的分析来看,主要是指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继承关系.艺术作品由于处于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时期,它必然受到先驱者的影响,所以“当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不是影响于一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其实,最早的社会—历史批评文本当属18、19世纪之交法国文坛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这位以作家和文论家双重身份饮誉世界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先驱在1800年发表的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一文中,主张从社会环境与文学的关系来考察文学,她的着名观点是：任何文学,只有把它和创造这种文学的社会和时代的精神状况联系起来,只有把它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才能被理解,才能加以研究和评析.从文学受社会环境制约的观点出发,斯达尔夫人强调,时代和社会造就一种文学,也造就一个作家,即使是最罕见的天才,他的水平也总是与同时代人的水平有联系的.同样的天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也会有完全不同的作为.斯达尔夫人将当时的欧洲文学分为南方和北方两种文学类型,南方有着清新的空气,茂密的丛林,清澈的溪流,这种自然条件在诗人内心激发起强烈的热情,从而形成南方文学的激情浪漫形态.而北方阴暗多云的天气条件则使得诗人更关注人生的痛苦,从而使文学趋向忧郁的现实气质.——斯达尔夫人研究的权威学者、法国文学理论家保尔·梵第根指出：“把文学的历史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源于孟德斯鸠,但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维柯,是莱辛还是赫尔德,都没有把这种思想提出来,而把这种思想应用于文学,这在1800年还是前所未有的.”真正使社会—历史批评获得广泛而有成效的运用的却是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在我国近代以来,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中,社会—历史批评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文学十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鼓吹“小说救国”,甚至把小说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来对待.“五四”以后,鲁迅、矛盾、瞿秋白等人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影响,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评论文章.他们的批评实践为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运用提供了范例.建国以来,我国文坛十分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但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受到很大损害和歪曲.总之,社会—历史批评是当今批评类型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方法体系,也是人们最熟悉的、惯用或滥用的批评方法.同时,它又是一个在不断发展中、仍有其生命力的方法体系.二、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社会—历史批评与其文学观念有直接关系.文学观的核心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即什么是文学的问题.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认为文学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学本质上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亚里士多德的摩仿说可以视为西方社会—历史批评观念的源头,亚氏认为悲剧摹仿人的行为,西塞罗说,戏剧是对人生的摹仿,是生活习惯的镜子.这一观念雄霸欧洲几千年.歌德说：“我的全部是都是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巴尔扎克说：“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到了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那里,社会历史的文学观念成为鲜明突出的理论主张.别林斯基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再现.”“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脱离了生活,假使也能够产生杰出的作品,这该是一般规律的奇怪例外.但这种事情是从来就不会有的.”这些批评家的观点影响极为深远.我国东汉时期的何休谈到诗歌时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唐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自己的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这是中国早期比较明确的社会历史文学观念.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文学也就会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曹丕典论·论文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培根认为,“诗可以使人提高,使人向上.”狄德罗说：“假如政府在准备修改某项法律或者取缔某项风俗的时候利用戏剧,那将是多么有效的移风易俗的手段啊.”这是社会历史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展开.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内容,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即使考察文学作品的形式,也是看这种形式能否有利于主题内容的表达.三、社会—历史批评的评判尺度：在一定的文学观的指导下,社会—历史批评总是或显或隐地对所评论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评判,从而也就会有一定的评判尺度.社会—历史批评非常重视对文学作品作出价值评判.它的评判尺度主要是真实性、倾向性和社会效果.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社会—历史批评十分注重对文学作品中社会历史内容的阐释,而这种内容是否真实就成为首要的尺度.在社会—历史批评看来,真实性指文学作品所展示的社会生活画面,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它是作者的真情实感、读者的真实感受与艺术形象的真实的统一.在社会—历史批评中,真实性是判断作品价值的首要条件.社会—历史批评对文学作品真实性的考察包括各个方面,如时代背景的真实性问题,人物性格的真实性问题,乃至作品细节的真实问题等等.当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出版后,有人认为作品的结局既没有悲剧性的死亡,也没有大团圆的喜剧.针对这一指责,别林斯基认为如果是那样,就不是真实的.奥涅金“绝非魔鬼或浪子,虽然他也绝非是道德的典范.这是普希金的伟大的优点之一：他摧毁了那些流行的观点,以为一个人不是十足的恶魔就是纯粹的正人君子；他仅仅描写生活中的平常人.奥涅金是一幅忠实地描写在一定特定时代的俄国社会的诗体画”.鲁迅说：“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①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但文学中再现的社会生活经过了作家头脑的创造,因而有一个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的问题.这就是文学的倾向性.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仅仅应该是真实的,同时对它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即具有正确的倾向性.所谓“正确的倾向性”,主要是从道德、人性或正义的角度出发去评判作品的主题内容.譬如杜勃罗留波夫曾这样批评一些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有这样的作者,他们把自己的才能都献给歌颂色欲的场面和各种放荡的行为；他们把色欲描写成这样子,如果人要相信他们,就会觉得人类真正的幸福,只有在这里了.还有另一批更加荒唐的作者,他们歌颂穷兵黩武的封建领主的武功——这些领主使鲜血流成大河,烧毁城市,掳掠自己的臣民.在对于这些强盗们赫赫武功的描写中,自然不会有彻头彻尾的谎话；可是它们却被作者涂以这样的光彩,致以这样的赞美——这些赞美清楚地证实,在这些歌颂它们的作者的心中,并没有什么人性的真实的感情.由此可见,无论哪一种片面性和偏狭性都将妨碍艺术家去完整地观察真理.”②——不过我们由此会产生疑问：如果需要考虑文学的倾向性,要使文学的表达与人类共同的道德律令、公平正义和人性善恶相一致,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