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求个性解放到自甘沉沦
- 格式:doc
- 大小:11.49 KB
- 文档页数:4
[郁达夫《沉沦》---读后感] 《沉沦》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因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封建专制,被学校开除,因而为社会所不容,郁达夫《沉沦》---读后感。
他以青年人所特有的热情渴望着和追求着真挚的友谊和纯洁爱情,但受到“弱国子民”的身份的拖累,这种热情受到侮辱和嘲弄,在异国他乡倍感孤独和空虚,成为了“忧郁症”的患者。
他不甘沉沦,但又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在彷徨失措中,来到酒馆妓院,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操。
事情过后又自悔自伤,感到前途迷惘,绝望中投海自杀。
他在异国的遭遇,与祖国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联,因而主人公在自杀前,悲愤地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小说强烈的表达了一代青年要求自由解放、渴望祖国富强的心声。
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中国青年中引起同病相怜的强烈共鸣。
大多数作品选和文学史对这部小说都做以上的解读,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强调小说中主人公爱国的社会意义。
事实上,我在读过小说之后,觉得小说中“我”几次写到“祖国”,都和传统意义上的爱国并无太大关系,只是“我”自怨自艾时的一种借口。
小说中的“我”的感伤大多是由于所谓的“忧郁症”导致的敏感、多疑、偏狭造成的,很难都推到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支那人”的歧视上:因为“我”不仅是感到“日本人”对自己的冷淡而发出复仇的呼喊,即使是自己的同胞甚至自己嫡亲的兄长,也会反目成仇,因此与其说是由于祖国弱小,身在海外受到歧视社会原因使“我”产生痛苦,不如说是由于“我”本人的性格弱点使自己产生痛苦,是一种病态的痛苦,作者只是以自然主义的手法将这种痛苦表现出来而已,将小说的主题勉强拉到“爱国主义”上,我以为并不符合小说的真正实质,读后感《郁达夫《沉沦》---读后感》。
而从叙述者的语气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一点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在描写到主人公的某些内心情绪时,会有一些近似调侃的句子出现。
如描写到他与兄长之间发生了龃龉,并写信与兄长“绝交”描写他心中“恨他的兄长竟如同蛇蝎一样”,然后写道:他“把他兄长判决是一个恶人,他自家是一个善人。
【专题名称】青少年导刊【专题号】D421【复印期号】2009年08期【原文出处】《当代青年研究》(沪)2009年4期第1~8页【英文标题】30 Years’ Opening up and Reform and the Youth’s Growth【作者简介】谢昌逵,中国社会科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放眼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综观社会体制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两个方面转型中的社会实践,观察了30年中青年从呼唤个性解放、享受世俗生活到向现代公民目标迈进与演变过程。
【关键词】个性解放/世俗生活/现代公民/演进成长中图分类号:D430 文献标识码:A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成就举世瞩目。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百年来中国的变化牵动了每一个家庭,是中国历史上的“奇遇”,那么,这30年的变化应该是这奇遇中更为特殊的“奇遇”。
黄仁宇又认为,中国要从三纲五常的传统社会走向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实现由数目字的管理,“等于是脱胎换骨”。
①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正是处在脱胎换骨之中,变革之大,有目共睹。
这30年中各个方面的变化已经成为热门话题,有了内容丰富的各式各样的讨论。
现在让我们考察在这30年中青年从强烈呼吁个性解放、享受世俗生活到成为现代公民的成长与演变过程。
一、80年代:呼唤个性解放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之回声的文化大革命,使大一统的中国专制统治走向了极端。
文革结束,全国上下都在反思。
领导层针对“两个凡是”发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坚决平反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推动了拨乱反正,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转型从此开始。
知识界除了关心当前的政治、社会问题,同时发起了关于人性、主体性、人道主义、异化等等的大讨论,被称为又一次的启蒙。
正是这些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拳启动了中国历史新一页的篇章。
作为时代晴雨表与时代性格的青年,对于这次社会转型作出了最敏感地反应。
这种反应不完全是受到上述政治、文化等大动作的影响,“文革”中就有青年开始反思,文革结束,从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中青年自己有了觉醒,反应也有鲜明的青年特色。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南冰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中的,《呐喊》、《彷徨》作为鲁迅这位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所创作的经典之作,正是以独特而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社会,体验生活,反映生活,展示了病态的旧中国和旧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
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代表着一个社会民族的精神面貌。
而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群体?在鲁迅的笔下这个群体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也被他的笔剥得体无完肤。
鲁迅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倾注十分的热情。
在他笔的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被描绘的淋漓尽致。
一、苦闷彷徨、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五四”新文化陈营发生分化,昔日的战士“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时候,鲁迅密切地注视知识分子的动向,剖析他们的思想特点,为我们写出了《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等人物形象。
他们是从辛亥革命以前至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知识分子,是作者曾经寄予希望,曾经在他们身上探索和寻找革命力量的人物。
吕纬甫年轻时曾和“我”同去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和别人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时竟至于“打起来”,可见他早年的激进。
但当“我”在酒楼上与他重逢时,他却一再宣扬自己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奉母亲之命回乡来迁小弟的坟,明明已经找不到骨殖,却将原葬处的土胡乱捡些装进新棺材,煞有介事地迁走;受母亲之托,给原邻居顺姑送两朵剪绒花,可姑娘已死,他就将花随意送人,却打算向母亲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他甚至甘愿给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儿经》……吕纬甫的这种种“随随便便”,表明在他思想中已完全解除了自己民主主义的武装,反抗和摇撼封建社会的念头,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未来的前途觉得浑沌一片,茫无头绪。
当吕纬甫变革社会的志向由于受到各种困境的重重围困,他感受到了理想的幻灭,理想幻灭后的生存何以为继?传统文化体系在知识分子处于这一种思想困惑和精神真空时在知识分子自觉与不自觉间重新抬头,重新收拾为新思想所洗涤所占据的地位,终成为了吕纬甫行为的指南,他完全丧失了探索勇气,也放弃了对于真理追求的精神。
《雷雨》中蘩漪人物形象的分析摘要:《雷雨》描绘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蘩漪这个人物,更是“雷雨人物”的典型代表。
她有中国旧式女人的封建,也有资产阶级女性的果敢,她有“雷雨式”的爱,也有“雷雨式”的恨。
本文主要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社会家庭的角度、人性深度来解读蘩漪的形象。
关键词:曹禺雷雨人物形象蘩漪人性深度曹禺是我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在中国近代话剧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我们知道,在曹禺的作品中,《雷雨》是最为经典的,同时关于其人物形象的解读也始终没有中断过,从心理学方面入手解读是近些年来文学批评中的普遍做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周萍的形象,包括他的俄狄浦斯情结、他的内在的冲突性等等。
但是,在《雷雨》中,最值得人回味、最具有“雷雨性”强烈个性的其实是蘩漪。
蘩漪是《雷雨》中的一个被凌辱、被摧残的女性,同时也是一个敢于冲破封建家庭束缚的“叛逆”,一个阴鸷的女人。
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为了爱情,“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的搏斗”。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她将“最圆满,最有秋序”的封建家庭劈得粉碎。
但她不仅毁灭了别人,也葬送了自己的幸福。
一、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解读蘩漪的形象。
弗洛伊德指出,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意识过程不过是极小的部分,就仿佛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小角,微不足道;而隐藏在水面以下的难以为人察觉的绝大部分是“无意识”过程,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占有支配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及其命运。
他坚定地认为:“无意识”的主要内容是人的原始冲动、基本本能以及与本能有关的各种欲望,而且主要是性的欲望。
这些冲动和欲望往往难以被社会所接纳,因为社会的法律、道德观念以及其它种种习俗就是为了限制和规范它们才得以建立。
它们在现实中不能得到满足,在意识领域中也没有存在的空间,故此被压抑在无意识领域中。
在中国,最早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的,是五四运动之后崛起的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而在戏剧创作方面的代表,则是曹禺。
赏《沉沦》有感倚灯夜读,台灯流溢着橘黄色的光晕,斑驳地洒在房间的墙壁上。
此刻品味郁达夫的《沉沦》甚是好。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这是沉沦的开篇,就在这段极短精炼的文字中,我就淋漓尽致地体会到作者极度的苦闷,痛苦与孤单。
他独自一人来到日本,身处异乡,本来就孤独,却又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封建专制,被学校开除,他以年轻人特有的热情渴望,追求真挚友情和纯洁爱情,但受到“弱国子民”的身份拖累,这种热情也变得郁结。
人变得安静,安静的可怕。
于是他便开始怀疑周围的一切,敌视他人,渐渐戴上伪装的面具,害怕别人看见他的真实。
他虽不甘沉沦,但又不可自拔的迷失下去……念至这儿,我情深意切,有种莫名其妙的伤感扩散上心头,弥漫全身。
虽然并没身临其境,但从这些伤感的文字中不足以受到感染。
我们都被时光静置脱胎换骨,在世俗与现实的棱角面前弱小的我们就是如此的瘦弱不堪,我们跌跌撞撞向前,却八十就是伤痕。
我们迷失在过往的回忆起之间,以过往的人事,和匆匆的时间去抚平内心的痛苦,给与我们力量再度向前。
沉沦。
郁达夫的迷失就是一种邪恶、自暴自弃这就是我所无法认知的,在我看来迷失何尝不是一种享用:在一个浑浑噩噩的午后,一杯清茶,一本小说,一段钢琴曲,胃口来时,便追捧书挑一篇颇存有感慨的和着乐声抑扬顿挫地念上几段;读累了,便躺在沙发上,伴着迷人的轻音乐小憩一刻,迷失于此……迷失亦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因此我与作者的“迷失”才如此大相庭径。
正如我此时正梳着夜的长发,静品茗夜的悠闲写下此篇读后感,沉沦于那本《沉沦》……。
作者:唐亚军内容摘要:鲁迅的二十五篇现实小说中,有三分之一多是以反映妇女悲苦生活和妇女解放斗争为主题或内容的。
塑造了诸如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活生生的妇女形象。
本文通过对小说中几位女性形象共性和个性的分析,从中领略那个时代女性不断挣脱身外的枷锁和内心桎梏的悲壮历程,去感受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种种罪恶的强烈控诉,和对女性的同情。
探索悲剧故事在今天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女性形象封建罪恶控诉同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处于时代前沿阵地上的知识分子对封建营垒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鲁迅是这一时期文化战线上的主将,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其笔触最为深刻。
从《狂人日记》开始,陆续发表大量作品,塑造出众多的典型人物。
但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可能不如男性形象更丰富。
因为一提起鲁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阿Q、狂人、藤野先生、孔乙己、闰土等。
但仔细梳理,我们依然能够深刻的感觉到,鲁迅小说中众多女性的“国民性”特征。
他深刻的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的罪恶,显示了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高瞻远瞩。
一.小说中女性的共性和个性分析鲁迅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生活是熟悉的。
农村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残存时间最长,封建意识影响最强烈的地带。
农村妇女更是封建社会的最底层。
她们的悲惨命运引起了鲁迅的深切关注。
比如《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离婚》中的爱姑。
但是,更集中更深刻地揭露封建势力对农村妇女欺压和迫害的是《祝福》中的祥林嫂。
作者把祥林嫂放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典型的农村妇女悲剧命运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她的遭遇充满了辛酸和血泪。
她生活在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包围之中。
即使同样受到封建思想麻痹毒害的笃信鬼神的柳妈,也来吓唬她。
从他的丧夫、失子到惨死,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对劳动妇女的束缚和迫害。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动了中国知识女性“走出传统的家庭,走进新兴的社会。
《雷雨》中繁漪的三种悲剧抗争《雷雨》是我国现代著名戏剧家曹禺创作的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
在剧中,繁漪是作者着墨最多,也是作者满怀激情,精心塑造的女性形象。
作者曾在《〈雷雨〉序》中说,繁漪是《雷雨》八个人物中“最早想出来的”,作者也在她的身上倾注了更多的感情,使她成为了《雷雨》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她也以其特有的性格魅力和命运悲剧给无数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如同一团燃烧的烈火,但她又在封建专制的淫威下和自己近乎疯狂的人生抗争中,流露着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私,并最终走向了毁灭。
因此,在整个剧作中,繁漪都以一个叛逆的,交织着复杂性格的反传统女性形象,在其轰轰烈烈的要“冲破一切桎梏”的抗争中,成为了当时社会个性派女性人生抗争的代表。
笔者以为,这种人生抗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这也正是在阴晦、窒息的旧制度、旧家庭中被凌辱被摧残的广大女性人生抗争的永恒主题。
一是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抗争在剧作中,曹禺先生赋予了繁漪这一人物形象“美丽的心灵”、“火炽的热情”和“一颗强悍的心”。
她上过私塾,同时又“受过一些新的教育”,这使她有了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条件,所以当资产阶级的思想浪潮在中国大地掀起后,她毅然成为了一个对个性自由解放的向往者、追求者。
她的内心有团跳跃的火在燃烧。
繁漪在第二幕中的独白,简直就是一首为自由呐喊的抒情诗:“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
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了死灰,一生只热烈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
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
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着你们。
”然而,繁漪炽烈似火的激情却被吞噬在“宇宙残酷的井里”。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不可能为资产阶级的自由提供一个赖以充分发展的土壤。
周朴园妄图维护的封建大家庭的秩序,禁锢得如同罐头一样,她根本呼吸不到一点自由的空气。
浅析《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道路-名篇赏析《青春之歌》是一部由杨沫写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从追求个性解放到献身社会解放,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抓住三个关键时刻写了她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她的人生主要经历的三个阶段。
一.走出家庭——摆脱封建主义影响林道静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从小接受贵族教育。
她的生母是一个惨遭迫害而死的佃农。
她的继母重男轻女,经常欺凌、虐待她。
她在家里的地位低下,经常混在拣煤渣的野孩子中间,从小就像个小狗似的成长,这使她养成了孤僻倔强的怪癖性格。
为了金钱,她的继母还逼她和胡梦安局长结婚。
但是林道静坚决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勇敢地逃离了“父权制”的封建家庭,开始追求独立自主的个人生活。
作为五四时期的新一代文化青年,她身上充满对旧家庭、旧制度的反叛思想。
她无法忍受旧家庭秩序带来的桎梏,于是她只能选择逃亡和寻找。
这是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她追求自由和人格独立做出的反抗行为,是朝着自我启蒙的方向做出的努力。
林道静毅然走上与家庭决裂的道路,这是她成长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跨越,同时也是作品赋予林道静成长的革命基础。
二.走出余家——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林道静独立谋生的幻想破灭后,她投海自杀。
而正好余永泽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林道静冰冷的心霎时遇到了一股温热的抚慰,再加上她倾慕余永泽的才华,她很快便投怀送抱。
虽然跟着余永泽不愁吃的穿的,但她又感到了自我的迷失,她不甘心于过着一种“买菜做饭、缝缝补补”的相夫生活。
渐渐地,她发现了余永泽自私、冷酷、平庸的一面,这与林道静的性格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使得他们的感情开始出现裂痕,而且这裂痕越来越深。
正当她为小家庭的琐碎生活而烦闷痛苦时,她结识了卢嘉川等共产党人。
在他们的影响下,林道静开始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产生浓厚兴趣。
她的思想开始觉悟,最终她决定离开余永泽,投身革命事业。
林道静与资产阶级小家庭的分裂,是她摆脱个人狭小天地,把自己的理想同民族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的关键的一步,是她在成长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人生的新起点。
内容摘要:安娜·卡列尼娜,这一个形象来自俄国文坛巨匠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是一个聪慧美丽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艺术形象。
安娜在追求爱情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反抗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她敢于向自己的命运,向封建旧社会的道德观念反抗。
安娜公开表白,积极反抗,不伪装,不偷偷摸摸。
为了独立的人格,为了平等的人生价值,为了尊严,安娜献上了自己的未来和荣誉,而且明知是条死路也要坚定地走下去。
为了爱情,安娜坚决的走上了这条反抗的道路。
而造成安娜这种强烈的反抗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对她的刺激;其二是家庭婚姻的不幸对她的刺激;其三是被爱情的刺激。
安娜的反抗是蓄势待发的。
从她嫁给卡列宁的那一刻开始便已经注定了。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更是激发了她反抗的情绪。
当她遇到了沃伦斯基,反抗便真正的开始了。
关键词:反抗原因刺激安娜·卡列尼娜,这一个形象来自俄国文坛巨匠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是一个聪慧美丽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艺术形象。
年轻的安娜,在姑姑的安排下嫁给了比她大二十二岁的卡列宁。
卡列宁虚伪、冷漠、空洞、死板,是架冷血的“官僚机器,是一段半文半白、念不通顺的公文”。
i安娜成了机器的附件 ,受着环境的窒息和社会的压制。
然而,像安娜这样敏锐而富于感情的女性是不能在这不称心的婚姻中寄托自己的精神的,可为了维持家庭的和睦、平静,她又不得不让自己生命中微弱的火花自生自灭,默默地受着感情的煎熬,不敢,也不想越雷池半步,只好一次次的压抑着自己真实的情感。
安娜明明不爱丈夫,但强迫自己去爱,越是强迫越是勉强 ,所以安娜就尽力把内心的爱转到儿子身上。
直到遇上了沃伦斯基。
人的情感到底是压抑不住的。
她作为妻子,灵魂早已泯灭了,但作为女人,心并没有死。
沃伦斯基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热情,像清新甘甜的雨露滋润了她干枯的心,复活了她的良知和意识。
长期以来郁积的苦闷以一种巨大的力量释放出来,从而使她的生命重新燃烧出旺盛的火焰。
摘要:“身体写作”是现代女性意识复苏的产物,是“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自觉地思考自身价值的性别写作,它将为在现代社会中建立起一种自由的女性话语空间而起到积极的作用。
然而,纵观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中的“身体写作”,它却经历了一个从“追求个性解放到自甘沉沦”的过程,“身体写作”距离女性解放的目标却仍然路途遥遥。
关键词:女性文学;身体写作;女性解放;沉沦“身体写作”一词最初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她指出了女性写作的重要性,女性写作的重要策略就是身体写作,“写吧,写作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的,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她吧”,“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
①在《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一文中,西苏再次明确提出“我以身体写作”。
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将“身体写作”作为一种重要的策略和立场并形成潮流。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给“身体写作”提供了契机,西方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女性作家提供了理论武器,“身体写作”蔚然成风。
“五四”时期冰心、庐隐等女作家的创作标志着中国女性书写的开始,其作品虽然大都表现了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并没有正视女性的身体,而丁玲第一个真正摆脱男权意识的束缚,开始了女性的“身体写作”。
但随着时代话语的巨大转变,丁玲创作中的“身体写作”被社会人生的宏大叙事包容和弱化。
1980年代初的女性文学,如张洁等虽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但依然受制于男性书写规范,直到王安忆的“三恋”和铁凝的“两垛”才开始能够和男性一样塑造一些敢于关心包括身体在内的女性自我形象。
进入1990年代,从陈染、林白到卫慧、棉棉等“新新人类”,“女性书写”浓墨重彩地进入了中国文坛,“身体写作”作为当代非主流的文学思潮,顺应和满足了一部分人的精神欲求。
纵观“身体写作”,我们发现,在近八十年的发展、流变中,“身体写作”作为“女性解放”的文学表达,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从追求个性解放到自甘沉沦”,距离现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的目标却仍然路途遥远。
一在中国历史上,写作自古以来是男人的专利,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女性提供了“浮出历史地表”的机会。
女性写作不仅是反叛封建传统和男权中心主义的有效方式,也是女性独立、自立的最佳途径之一,而丁玲的写作不但有别于男性写作,也与一些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不同,在她的创作中带有鲜明的时代女性印迹和另类书写的特征。
丁玲是20世纪最早写出了女性性爱心理和女性肉体觉醒的女作家,在这方面,她比冰心、冯沅君、庐隐、苏雪林、凌叔华等女作家要开放超前得多。
她从自己女性的身体感受、体验出发,以无限丰富的个人感觉和想象方式充分地敞开女性自身,在返回女性身体的同时,找回了女性曾经迷失的自我。
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说:“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②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通过对女主人公身心感受和内心世界的细腻描绘,大胆而又另类地展示了时代女性的肉体觉醒、性爱心理和对男性中心主义婚恋观的挑战,表现出时代女性在性爱问题上的觉醒和对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婚恋方式的质疑与反叛。
莎菲认为爱情应该是灵魂与肉体的完美融合,于是她嘲笑毓芳和云霖的禁欲主义,对她们害怕拥抱爱人裸露的身体、压抑性爱的表现的举动充满怀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和科学,体现出她性爱心理的开放与大胆。
面对凌吉士这样一个有着很强烈的男性肉体美诱惑力的男子,莎菲不可避免地有了肉体的渴望,她被这美男子“无与伦比的丰仪”所吸引、所诱惑、所癫狂,不能自已。
作者不仅对女性性爱心理的揭示相当细腻大胆,更为重要的是写出了女性在爱情选择上的主动大胆。
虽然莎菲的内心充满矛盾,但她毕竟迈出了惊世骇俗、极为可贵的一步,这在当时是非常另类大胆的。
正如茅盾所说:“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如果谢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对母爱和自然的赞颂,那么,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与这‘幽雅’的情绪没有关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莎菲女士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得引起热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热爱而又蔑视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爱者,然而在游戏式的恋爱过程中,她……一度吻了那青年学生的富于诱惑性的红唇以后,她就一脚踢开了这位不值得恋爱的卑琐的青年。
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性作家是大胆的。
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③总之,丁玲所塑造的莎菲是一个在心灵、肉体、精神世界上完全不同于以前许多作品中旧女性形象的时代新女性形象,是新文学人物画廊中引人注目的女性,是大胆追求女性自身解放的女性。
作者通过另类的女性身体写作,为20世纪文学开拓了崭新的艺术天地,作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从女性书写的角度看,丁玲这篇小说的贡献在于:将‘五四’以来女作家悬置起来的小说性欲话语,以前所未有的女性自白形式跃然纸上,使人从中看到女性居于主体位置的权力/动力作用。
在莎菲女士灵与肉的激烈争战中,都市新女性理性自我的坚持,赋予作品更现代的性别政治意义。
”④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 年代所谓“新时期”是女性写作的又一个高潮,是思想启蒙、人性复苏、女性意识觉醒的转型期。
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的地表》一书中曾说:性别历史传统及经验的匮乏,曾是中国女性成为性别主体道路上不可逾越结构性的空白,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上已实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但在文学中,表现女性性别意识、自我意识成长的作家或作品,几乎仍然是空白。
⑤新时期后,张洁最先恢复对性别意识的文学审视,《爱,是不能忘记的》表现一种纯而又纯的精神恋爱,《方舟》、《祖母绿》等作品的人物有强烈的性别意识,女性的性别成为这些人物的第一标记。
但人物的性别意识只停留在精神层面,身体在这里仍是缺席的。
新时期女性文学已从历史上女性文学性爱的“圣洁模式”中走将出来,对它的突破和超越,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妇女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
20世纪80年代初的女性文学,如张洁、张辛欣等虽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但依然受制于男性书写规范,直到王安忆的“三恋”、《岗上的世纪》和铁凝的“两垛”、《玫瑰门》等作品开始,才使女性和女性写作备受关注,因为她们和男性作家一样,塑造出了一些敢于关心起包括身体在内的女性自我形象来。
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将性意识提上了文学的议事日程,她把“性”看做人性最本质最实在的东西,“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⑥。
在《岗上的世纪》里,李小琴为了脱离农村不惜牺牲肉体,可是希望落空,但再次和小队长不期而遇时,所有的都不重要,性让她认清自己,也让她迷失,她终于在性爱中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自我。
而小队长在美妙的性爱中也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和崇高,李小琴让他一点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人。
王安忆以“身体写作”寻觅到了女性的价值和出路。
铁凝在小说《棉花垛》里打破性的禁忌,对女性身体和性体验进行了更为直白的书写,无情地审视了男人的欲望世界,为乔、小臭子两个不同营垒的女性,遭遇同样的“先奸后杀”的命运深鸣不平,对男性霸权主义文化在战争背景下肆意的扩张予以揭示。
这种对女性自身角色定位和价值追求的艺术拓展,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解放之路。
三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与女性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文坛掀起了女性解放的“第三次浪潮”,“它在解构与颠覆中求发展,强调个人性、抨击男性中心的精神理性和逻辑”⑦,女性作家们性别鲜明而理直气壮地“书写身体”,表明女性的卓然独立。
徐坤在《双调夜行船》中指出:“第三次解放,即是90年代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解放……只有在这个时候,女人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欲望才格外强烈,她们力图通过女人自己的目光,自己认识自己的身体,正视并以新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
”⑧这是别有意味的,20世纪90年代前的女性文学是无法理直气壮关注女性身体的,在女性解放口号的下面,依然是强势的男性文化空间,女性被称作“第二性”,在文学中基本上属于“被描写”、“被叙述”的地位,仍然是男性把玩的对象。
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加上消费主义潮流的推波助澜,“身体写作”一时间风起云涌,势不可当。
20世纪90年代后的“身体写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陈染、林白为代表,她们把“自我”作为“客体对象”来探讨;第二阶段是写身体狂欢的极致,即对性过程的雕刻式描写,代表人物是卫慧、棉棉。
陈染、林白把身体写作作为一种手段,尊重真诚的内心体验,叩问女性,为女性造型,自主地书写女性生命和精神的成长史。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书写了一个名叫多米的女孩从五岁到三十岁所有的身体、意识、发育经过的演变史和成长史,将女人独特的感觉与体验挖掘出来,探索女性生命意识、精神流变的过程。
而陈染的《私人生活》则言说了女主人公倪拗拗从小到大,在时空、地理环境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其心理成长的惊心动魄。
在倪拗拗生理和心理的成长中,外部塑造她的过程和她对自己自我的认定的过程之间,呈现出了生长与抑制的背离。
陈染、林白都看到了女性自己在成长中遭受残酷的真相所在,认为女性的成长是以受伤害的体验表达出来的,表现出一种无奈和冷酷的女性成长经验。
她们的女性写作强调“书写自身”,有时就是直接书写“女性之躯”。
在男性话语霸权的强大文化范本面前,她们就是把身体写作作为开禁女性长久以来的失语之痛,来进行女性自我观照和自我体认。
而到了卫慧、棉棉那里,“身体写作”所传达的所谓的追求女性解放的女性意识和观念下滑为“现时性”,在所谓的新女性写作中滑入了一种写作误区,“身体写作”蜕变成了充满肉欲的写作。
从写作层面上讲,身体和性成为她们标榜女性身份唯一的书写旗帜。
“身体写作”的症结就在于她们将人的身体的多义性曲解为生理身体即肉体,而这一曲解则又应和着消费社会的欲望逻辑。
《上海宝贝》中,性成为商品,女性是消费的对象,女性话语淹没在商业浪潮中,女性体验中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理性精神被剥离。
小说看似以追求女性性权利的姿态表现现代性,反抗男权意识,实际上却反映了以男性为中心的逻辑,即使标榜性解放性自由,也仅是身体不再附属于一个固定的男人,自由地更换性伴侣,并且她们不能控制与男性的关系,只是满足男人过剩的性需求。
女性从本质上仍是欲望化的对象,沦落到为男性提供性服务的地位,其女性意识比“莎菲们”反倒有所退化,对男权文化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和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