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个性解放前后期的比较——从《终身大事》和《娜拉走后怎样》看五四个性解放
- 格式:pdf
- 大小:150.80 KB
- 文档页数:3
从娜拉与子君看东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之异同【摘要】“娜拉”是挪威著名戏剧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
她是反抗社会不平等,争取妇女独立人格的典型形象。
1925年,鲁迅在《伤逝》中塑造了子君这一知识妇女形象。
她受到“五四”时期反封建潮流冲击,在革命运动影响下,为了争取婚姻自主,奋起与封建家庭抗争,走出了“父亲那个”封建家庭的牢笼获得了胜利。
从这点说来,她确实和娜拉有相同之处,因此人们把她称作“中国的娜拉”。
我们从易卜生、鲁迅两位艺术大师对娜拉、子君艺术形象的不同处理,可窥见他们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索。
易卜生以娜拉出走做为《玩偶之家》的结尾,而鲁迅则进一步探讨了子君离家以后的生活境况。
1923年,鲁迅发表讲演《娜拉走后怎样》时,曾指出:“娜拉走后怎样……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下去,会发现鲁迅并没有把娜拉的出路说得那么绝对。
他说,娜拉出走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须更富有,提包里要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这是说,娜拉有第三条路,不过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获得经济独立。
鲁迅当时作这讲演时,主要是结合中国国情、针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说的。
文中的“娜拉”并不局限于《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了,而是具有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的,可以说这个“娜拉”是将“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形象化。
【关键词】娜拉;子君;东西方;妇女解放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流传和更深入的理解。
在易卜生生活的十九世纪的挪威社会,资本主义正处于繁荣的景象中,而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现存社会制度的悖理性也不可避免地显现了出来。
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易卜生主义逐渐形成,并与当时资产阶级的种种思想对立起来。
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易卜生的这种人道主义适应了我国新文化运动的要求,对戏剧创作和演出方面的影响有增无减,其作品的翻译和评介也越来越多。
鲁迅曾在多篇文章中论及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娜拉走后怎样》(1923)等。
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作者:朱昱熹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18期摘要: 在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一重大命题中,从五四到建国的女作家们都用自己的作品做了第三种答案即:“参加革命。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将这一具有女性意识的命题建构成以女性为自我主体的女性话语体系和表达女性自我认知的文本。
但由于时代话语的遮蔽,之后的女作家们如解放区女作家郁茹的《遥远的爱》逐渐地拉近了女性立场与主流话语宏大叙述的距离,并且最终大一统的民族话语遮蔽了女性立场,到了《青春之歌》中女性并丧失了原有女性立场,成为了宏大叙述的寓意体。
关键词: 女性立场主体寓意体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对新女性人生道路判断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这也成为中国社会主流话语对个性张扬、坚持自我个性的新女性人生命运的普遍想象。
其实,“堕落”与“回去”并不是新女性仅有的两条的出路,从五四到建国,中国女作家们用自己的作品做了第三种答案即:“参加革命。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系列作品、郁茹的《遥远的爱》和杨沫《青春之歌》。
这三部作品都是讲述新女性成长的小说,而且主题是逐渐发展的,从建构女性立场到逐渐地拉近了女性立场与主流话语宏大叙述的距离,并且最终大一统的民族话语遮蔽了女性立场,女性形象成为了宏大叙述的寓意体。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最后莎菲们终于找到了“出路”——参加革命,她追随革命的兄长南下来到了武汉、上海、广州,穿起戎装和工农的服装,汇人人群、融人大众,在革命中获得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女性主体的尊严。
丁玲作为一名有着明确女性意识的作家,她在这部作品中试图将遮蔽在宏大国家民族叙事中的“五四”新女性的个人追求、情感需要和迷茫、困惑的生存状态建构为以女性为自我主体的女性话语体系和表达女性自我认知的文本。
继续《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精神,丁玲在解放区的一系列创作如小说《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散文《“三八节”有感》等等,虽然遵守着时代主流话语的叙述,但同时也潜在地流露出女性叙事话语,展示了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的裂缝。
【独家】娜拉走后怎样?摘要现代用工制度的一个基本预设是把人视为“劳动力”。
劳动力是无性别的抽象的人,是不会生儿育女和不需要照料别人的独立的存在。
这样看上去似乎是从平等出发的设计,但实际上当抽象平等遇到具体差异时,问题就出来了。
娜拉走后怎样?1919年五四运动开场,娜拉的故事在中国舞台初演,引起了一场妇女解放的风暴。
但《玩偶之家》只是以出走为最终结局,出走后的娜拉会怎样呢?鲁迅曾经给出一个答案——“或者堕落,或者回来”。
时间进入到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的新中国,呼吁娜拉回家的声音却一次又一次出现,似乎要验证鲁迅的预言。
什么是“女性回家”?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发生过四次较大的关于“妇女回家”的争论。
第一次是在80年代末,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在农村,大量妇女从集体生产回归到家庭;在城市,国企裁员女工纷纷下岗。
女性被判定为低效的劳动力,这种情况下《中国妇女》杂志主动发起了“就业还是回家——中国妇女的出路在哪里?”的讨论,要为妇女创造起点平等的社会环境。
第二次是90年代中期,郑也夫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提出妇女解放的“超前论”,引发了学界讨论。
孙立平随后发文指出,以减少妇女就业来解决中国就业问题,是一种代价最小、最可行的方法。
因为1950-1990年代以妇女大量就业为特征的广泛就业制度打乱了社会的角色分工,从而导致社会功能紊乱及其他种种社会问题。
第三次是200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贤才再次提出了“妇女分阶段就业”和“妇女回家”的提案。
与七年前不同的是,此次影响范围已不局限于学界,而是全民的大讨论。
第四次是在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提案倡议,部分有条件的中产阶级女性回归家庭。
此外,当前复兴传统文化的语境下,以秋风、齐义虎为代表的新儒家也提出,要重建家庭,就得改变抹杀性别差异的抽象的男女平等观,重新回到夫妇有别的内外分工制。
他们的设想是实行女性半日工作制,半天在外上班,半天回归家庭照顾父母、丈夫和子女。
“娜拉走后怎样”:论张爱玲以小说创作对鲁迅思想的延展李清宇【摘要】1923年,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其后两年,他又以小说《伤逝》形象地展现出觉醒的女性在出走后遭遇的不幸命运。
《娜拉走后怎样》与《伤逝》深刻地揭示出个体解放并不等同于个体自由的获得。
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受到了张爱玲的关注与赞同。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等小说中,张爱玲延续并拓展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思想。
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思索也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之一。
%In 1932 ,Lu Xun delivered a famou s speech “What Happens after Nora Leaves Home” . Two years later ,in his short story “Regret for the Past” ,he vividly described the awakening women’ s unfortunate destiny after leaving home .“What happens after Nora leaves home”and“Regret for the Past”profoundly revealed the individual’s liberation not equaled to the acquisition of individual’s free-dom .Lu Xun’s thoughts about “What Happens after Nora Leaves Home” received attention and a-greement from Eileen Chang .In her novels Chen Xiangxie :First Incense ,Jasmine Tea ,Stale Ma-tes :Luo Wentao’ s Reunion of Three Beauties ,Eileen Chang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Lu Xun’s thoughts in“What Happens after Nora Leaves Home”.The thinkingabout“What Happens after Nora Leaves Home”also became one of the prominent themes of Eileen Chang ’s novels .【期刊名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3【总页数】5页(P76-80)【关键词】娜拉;鲁迅;张爱玲【作者】李清宇【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06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2引言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娜拉走后怎样?作者:刘钰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6年第12期【摘要】易卜生的代表性戏剧《玩偶之家》塑造了五四后中国女性解放的符号人物——娜拉。
鲁迅在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并给出了“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悲观回答。
两年之后,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将他理解的答案再次进行了详细的描摹,展现一个“造人”神话的破灭。
而胡适,作为易卜生主义的首倡者,1919年3月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戏剧《终身大事》,描写一个看似开放民主实则有多重思想桎梏的家庭,并通过主人公的成功逃离展示了争取婚姻自主的可能性,提出了易卜生主义就是真正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观点并对其进行了仔细剖析。
从这两部同一时期发表的小说与戏剧中,我们可以分析出胡适和鲁迅对易卜生主义的不同解读。
【关键词】易卜生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启蒙困境;“伪士”批判【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一、背景钩沉(一)《玩偶之家》《玩偶之家》描写的是娜拉为了拯救丈夫的生命,假冒已经病危的富商父亲的签名,从银行借了一大笔钱,八年后被人威胁揭发假造签名。
丈夫怒斥娜拉为“伪君子”,却又在危机解除后恢复了对妻子的甜言蜜语。
娜拉醒悟了丈夫只把自己当作玩偶的事实,抛下丈夫孩子,只留下了一声“砰”的关门声。
易卜生创作的戏剧形象娜拉作为女性解放的符号,在五四时期广为国人所知,娜拉与丈夫在第三幕中的对话,被很多人称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二)《终身大事》1919年3月,《终身大事》刊登在《新青年》上,剧本的副标题是“游戏的喜剧”,但它其实是一部现实主义戏剧,带着模仿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痕迹,表现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经过。
剧中的女主角田亚梅反抗的是宗法制家庭中的严父慈母。
母亲背着家人去观音菩萨面前求签,然后又请来一位算命先生,得知女儿与爱人陈先生命相相克后就阻止女儿结婚。
父亲看似开明,却因宗祠规定两千五百年前是一家的陈田两姓禁止通婚,而害怕被革出宗族祠堂,也阻止女儿与爱人在一起。
152娜拉形象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模仿与嬗变——以《终身大事》和《伤逝》为例姜雨萌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造性地塑造了一个“出走的女性形象”——娜拉。
这部19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戏剧,喊出了一句时代的口号——“女性解放”。
在20世纪初,娜拉的形象被我国很多作家在戏剧和小说的体裁中借鉴和效仿。
本文以胡适的《终身大事》和鲁迅的《伤逝》为例,试从原型模仿和形象续写两方面对娜拉形象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模仿与嬗变进行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娜拉形象;原型模仿;形象续写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二十世纪初由鲁迅先生首先介绍到中国。
这部作品一经引入,就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反响。
剧中“出走”的女性形象——娜拉,更成为了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很多女性形象的原型。
随着对《玩偶之家》影响的渐渐深入,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引发了对“娜拉出走”问题更深入的理解。
娜拉的形象,也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发展得逐渐丰满。
一、娜拉的原型模仿易卜生虽然是由鲁迅最先引入中国,然而真正使中国读者对易卜生发生兴趣,是以胡适为中心通过当时极为流行的《新青年》杂志(4卷6号)推出的《易卜生专号》(1918年6月)。
[1]随后,在1919年3月,胡适仿造《玩偶之家》而创作的《终身大事》也刊登在了《新青年》上。
《终身大事》是独幕剧,通过写田亚梅女士同陈先生的自由恋爱遭到来自封建家庭的阻碍一事,喊出了作者为反对封建迷信,破除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
从剧中“中西合璧的陈设,半新半旧的风气”这一布景中,就可以看出这个家庭存在着封建和反封建两种斗争势力。
田亚梅这个女性角色,则是娜拉在中国的翻版。
从剧中雅致的布景就可以看出田亚梅和娜拉一样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她们都是被家人宠爱的典型代表。
然而,田亚梅的离家却远没有娜拉的认识清醒。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娜拉是从对生活的深刻领悟中认识到了必须离开这个自己无法与丈夫取得平等地位的家庭。
摘要:胡适的《终身大事》和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都是在易卜生话剧《玩偶之家》的影响下写的作品。
《终身大事》写于五四前期,而《娜拉走后怎样》写于五四中后期,两者从不同角度反映和回答了五四个性解放的本质以及其发展过程。
本文通过对《终身大事》和《娜拉走后怎样》的文本解读来比较五四个性解放前后期的变化与不同。
关键词:终身大事;娜拉;五四;个性解放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11(2012)06-0041-031从《终身大事》看五四个性解放《终身大事》这出独幕剧写于1919年初,发表于同年3月刊行的《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剧作。
该剧写了一个中国式的娜拉故事,上演后,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是为现代话剧的创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剧本讲的是曾留学东洋的田亚梅女士与她在留学期间结识的陈先生相爱,但因其父母不同意而离家出走的故事。
剧本设置了两个矛盾冲突:先是田亚梅的母亲因为观音菩萨的签诗和算命先生的“据命直言”都说田女士和陈先生八字不合而反对两人的结合,继而是田亚梅的父亲以同姓结亲触犯祠规为由而反对,最终田亚梅在陈先生的支持下作出自己的决断,勇敢出走。
该剧首先表现了五四思想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想要打破家庭本位主义,勇于争取自由解放的反抗意识。
当时封建君主制度虽然已经废除,但是封建正统思想、传统礼教制度仍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血液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封建家长制,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控制和束缚没有改变,孩子的意志仍以家长的意志为转移,即“君君、臣臣”已打破,但“父父、子子”仍麻痹着人的意识。
所以五四青年开始勇敢地改变这一切。
他们追求个性解放,首先要求个体从大家庭中解放出来,取得自由平等独立的权利和地位。
所以陈独秀在《袁世凯复活》中提出反“孝”的主张,“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
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
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
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
”①“孝”是“忠”的基础,所以要根除传统纲常,必须反对孝道。
剧中田亚梅离家出走,留下纸条“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表现了她对父母之命的反抗,是当时知识分子争取个性解放最常见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剧本一直强调田父非常反对田母的封建迷信,不准请算命先生之类的人到家中,这既说明他是一个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的人,又表明他在家庭中处于最高地位,女儿和妻子都有些怕他,是典型的旧传统家庭中的严父形象,最后他搬出了封建礼教来制止田亚梅的自由恋爱。
可以看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实现个性解放不仅仅是封建迷信与科学的对抗,更是旧道德与新道德的较量,不仅是要反对愚昧的封建迷信,更要打倒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正统思想。
因为后者不过是统治像田太太那样的愚昧者的头脑,而前者却牢牢束缚着像田先生那样的虽也学得了一些现代科学知识、也曾在口头上或某些问题上主张反对迷信的人的思想和行为。
但是《终身大事》也反映出前期五四个性解放存在的问题。
其一,田亚梅女士作为剧中反抗的主角却并没有很大的反抗性。
她在反对母亲以封建迷信作为判断婚姻的标准时,总是搬出父亲不同意算命这件事作为反抗的理由,而其自身并没有从科学或自由平等的角度进行正面的反抗。
所以当田父出现后对其母的做法表示不满意时,她将婚姻成功的希望全部寄托于父亲的威严,希望能压倒母亲。
而当田父搬出封建礼教来反对结亲时,她非常的恐慌,以致绝望。
最后是陈先生的纸条“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拯救了她,她才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
所以,其实田亚梅一直将她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尤其是男人的身上。
应该说她有一定的反抗意识,但是却没有反抗的能力,她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她的选择一直是被动的,是被逼无奈或别人帮助而做出的选择。
可以想象她出走后,若嫁与陈先生,定会非常依赖他,所以其出走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个性解放,尤其是女性自身的解放。
其二,剧本在田亚梅出走后戛然而止,并没有谈她走后是否与陈先生美满结合,这容易给当时的人造成误解:只要脱离家庭就会获得解放。
其实,剧本最后残留着一个问题:陈先生的家庭会不会接受田亚梅?如果接受,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正如上文提到,即使田亚梅如愿以偿,她也并不能真正获得解放,或许反而成为另一个家庭傀儡;如果陈先生的家庭不接受田亚梅,以陈先生的觉悟一定会同她私奔,由于陈先生家的经济条件非常好,倘若他拥有经济权的话,那么说明他与田亚梅追求自由平等是建立于金钱的基础之上,这就大大局限了个性解放的范围。
当时的中国像他们俩这样出身富贵之家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知识分子是一穷二白,没有经济权,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来生存。
假若他没有经济权,那么他与田亚梅的爱情能否经历住现实因素的考验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终身大事》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并没有具体指出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获得解放。
其三,其解放的仅仅是现代知识分子自身,而并非所有民众。
剧中的田亚梅一走了之,其举动只会使父母伤心、愤怒,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封建迷信或正统思想。
而五四个性解放所指向的矛头正是这些传统纲常的固守者,但是最终被拯救的不是他们,反而是知识分子自身,所以反映了前期的五四个性解放是一种自救,而现代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小众,他们的觉醒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本质。
这是个性解放的思想与实践的背离。
其四,文中不断出现的“汽车”、“电话”、“铅笔”这些代表西方物质文明的词语,也体现了五四初期“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的潮流。
陈独秀1916年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即是“以西方的个人主义来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集体主义”②。
这些思想完全移植于西方,无法与中国现实的土壤相适应,所以很难真正融入中国民众的内心。
2从《娜拉走后怎样》看五四个性解放鲁迅先生的《娜拉走后怎样》是他在1923年12月26日在女五四个性解放前后期的比较———从《终身大事》和《娜拉走后怎样》看五四个性解放张立婷(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文学评论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稿,最初发表于1924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
鲁迅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小说集《呐喊》表现了其狂放忧愤的姿态。
但随着五四落潮,众多革命者的牺牲,他的创作态度逐渐变为忧郁深广。
从《娜拉走后怎样》可以看出,处于五四思想革命的中后期,鲁迅对于五四个性解放不再像胡适那样的激进,而是感到怀疑、彷徨,但对其实质的认识却比胡适要深刻得多。
鲁迅主要从两方面提出自己的疑问。
一是觉醒是否意味着个性解放的真正实现。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下一步个性解放出路何在的关键和基础。
正如走路一样,只有前一步踩稳了,踩踏实了,下一步才能够迈出去,才能走好,否则就会摔跟头。
个性解放的主体即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经济权,唯一的财产就是“觉醒的心”,这就意味着他们只有反抗意识而没有反抗的能力,落实到实践上,他们是无法同那些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官僚、旧家长进行对抗的。
薄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如果他们想要获得解放,则必须有所依附,找到经济来源,但是有了依附性的人还能实现其独立的人格吗?这就给启蒙者本身画上了一个问号。
其次,鲁迅非常怀疑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立场和目的。
有的人倡导个性的回归并不是想真正地成为独立的人,而是由他人手中的傀儡变成操纵傀儡的人,那么这并不能改变社会的实质。
所以鲁迅强调记性,意味着他意识到知识分子极容易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去反传统,换句话说,身为中国人自身无法摆脱很多传统因素的影响,知识分子的成长环境、文化积淀决定了他们的国民性,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可能会让他暂时获得进步意识,但当他们实现了主动权,没有了反抗的对象,便极容易忘记过去所受过的苦,反抗意识怠惰,于是身为中国人的劣根性便暴露出来,将主动权变为控制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身上,中国还是没有出路的。
再次,人民大众麻木的看客心态成为五四个性解放实现的巨大阻力。
知识分子的觉醒是容易的,因为他们毕竟懂得现代科学知识,拥有了现代思想。
但大部分的民众是不懂的,他们早已习惯了被奴役被操纵的生活,并且以为这是幸福的,而改变可能意味着流血牺牲,反而是不幸的。
对于那些启蒙他们的人,他们只当做是这个社会的叛逆者,而不是他们的拯救者,所以任启蒙者牺牲多少他们都无动于衷。
这是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所形成的国民性,不是五四这一时可以改变的。
二是鲁迅探讨了当追求个性的意识觉醒后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对于梦醒后的出路,鲁迅说了两条,“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为什么会堕落呢?堕落表明他还残存着理想,但无法实现理想,又不想做家里的傀儡,为了生存下去,只能卖掉自己。
这是一种无谓的挣扎,实质是让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傀儡。
为什么会回来呢?回来是因为理想的破灭。
家里是一个牢笼,而外面是一个更大的牢笼,并且各色人都有,比家中的人更加险恶无情,一个从家里出走的人,要受到很多人鄙夷的眼光。
何况在家中呆久了,一时很难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家中还有父母的保护,可以不为生存发愁。
这样想来必然是家里比外面好,于是便放弃理想,回到旧规范的怀抱。
正如《伤逝》中的子君一样,基本生活不能维系,而爱情也被击垮,所以只能回去。
无论堕落或回来,都是一种自救,但是这种自救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一个人单靠自己是无法再这个社会生存的,那么就有了另外的出路,即是救人。
五四时期另一种反抗的模式就是组织理想社会的群体意识,与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一起拯救那些被旧制度旧传统蒙蔽毒害的人。
这是一种很好的出路,起码不用孤军奋战,但是这却须要牺牲。
因为中国太难改变了,西方的封建制度晚于中国近一千年,再加上中国的农耕制度形成了中国人安土重迁害怕改变的思想,所以使得很多人白白牺牲。
所以鲁迅倡导韧性地战斗,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但是这战斗要持续多久,他也无从知道。
虽然鲁迅先生对于解放的态度是彷徨的游离的,但他的确是站在“人”的角度去考虑,不是像五四初期的人那样盲目地去批判一切,打垮一切,而是对启蒙者、被启蒙者和启蒙本身进行了仔细地反思,从把人真正作为独立的人的角度,提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宗旨,并且并没有因为种种失败而放弃战斗,而是坚持着“绝望地战斗”这一姿态。
3五四个性解放前后期的比较五四一代人对“个性解放”的理解是“个性解放的实质就是人的解放,是使人从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限制其自由健康发展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获得人的本有价值,即作为一个不断向上发展的人所应有的人格、权利。
”③“个性解放”虽然借鉴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但与之不同的是,近代欧洲强调的“人”是从神到人半神再到人的概念,这个“人”带有一定的阶级性,是资产阶级范围的。
而五四时期强调的“人”是“作者‘自我’的化身,或者是倾注了‘自我’同情和关注下层人,也就是说,这些成为文学主人公的普通人,或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人’……”④众所周知,个性解放是五四时期文学的重要表现内容,是最能反映五四那一代人的主要追求,它有过非常灿烂的时期,但五卅运动之后,其“个性解放”的主题便失落了,之前的倡导者中有很大部分都投身于富有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革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