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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
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
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
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
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
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
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
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
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
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
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
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
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
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
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
秦晖
【期刊名称】《经济管理文摘》
【年(卷),期】2006(000)014
【摘要】@@ 一、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rn刚才李强、杜维明和高全喜几位先生都提到对启蒙思想中几个重要概念的理解.杜先生提到启蒙,说启蒙弘扬的是个人主义,然后李强又说启蒙中还有集体主义这一支.
【总页数】9页(P38-46)
【作者】秦晖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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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启蒙的吊诡与启蒙的反思——以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为中心 [J], 胡治洪
3.在启蒙中反思启蒙r——简评鲁迅散文诗《死后》 [J], 彭璟
4.在启蒙中反思启蒙——简评鲁迅散文诗《死后》 [J], 彭璟
5.“启蒙反思”的理据、指向与限度——“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工作坊纪言 [J], 胡治洪;龙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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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国家的千年矛盾秦晖、金雁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再版了，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本书初版时，大家争相传诵的情形，我也清晰记得刚读到这本书时的震撼和冲击。
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摧毁了我们原来接受的关于所谓传统社会、封建社会的知识体系，同时也让我们对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如何从“前近代社会”向现代化转变进行反思。
这本书在很大层面上已经不单纯具有学术上的意义，同时关涉到思想启蒙。
所以秦晖在书中所说，把传统社会搞清楚，也就是要搞清楚我们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的问题。
其实要把中国传统社会搞清楚并不容易，政治家、学问家、思想家围绕传统社会展开的论战也不少，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论战可能就是七十多年前毛泽东与乡村改革派领袖梁漱溟之间一次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问题的争论。
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贫富分化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阶级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无所谓封建社会，不需要发动革命。
毛泽东不同意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村存在尖锐而不可调和的阶级分化与阶级对立，无疑是封建社会，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
其实无论梁漱溟还是毛泽东，他们的观点都暗含了一个前提，就是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土地私有制，农村社会是否有矛盾，主要是看是否存在罪恶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的矛盾，是否存在地主通过经济手段对农民进行赤裸裸的剥削和压榨。
可是当我们对传统社会了解越深，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毛还是梁，他们的观点与实际情况似乎都不那么吻合。
因为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对立可能不明显，但是农民受到的剥削却是实实在在；而这种剥削好像又与所谓的地主没什么关系，因为人人都是土地所有者，大土地所有制现象并不突出。
以此为思考切入点，秦晖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提出了“关中模式”，并在“关中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反思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所谓“关中模式”，是秦晖在对关中地区积累的大量地册进行分析之后提出的，他发现自从隋唐以后，关中地区逐渐形成“无地主”、“无租佃”的土地关系，几乎成了一个自耕农的世界，地权极为分散，所以就不存在所谓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赵俪生的史学成就及思想探微——兼论其学术风貌杨亮亮〔历史系XX庆阳745000〕摘要：赵俪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他一生著述宏厚，治学领域宽广、博而约，在史学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西北史地、顾炎武和先秦思想史、史学理论，作出了突出奉献，在颇多领域引领了史学研究的潮流。
先生秉持马克思唯物主义史学思想，强调史论结合，博采各家之所长，力主“三重证〞，倡导穿插研究与多层次学术交流。
在历史教学上他强调教学与科研并重、相辅相成，并且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与治学经历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为广阔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治学借鉴，树立了治学典范。
关键词：赵俪生；史学思想；史学成就；学术风貌引言赵俪生(1917--2007),XX安丘人,XX大学已故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一生治学广泛而宏厚，在史学理论与专史研究中均有建树，兼跨文、史、哲三个领域，尤长于理论，精于史学。
汪受宽教授称其为“杂家〞，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最后代表者。
[1] (按:汪氏之语未必准确,学界的蔡尚思、庞朴的学术地位在赵之上，不知此言何据，姑引之，仅供参考)他一生出版专著16本，发表论文200余篇，蜚声海内外，堪称史学家的一株奇葩。
在史学征程上，他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吸收前人方家之精华，虚心求教于、争鸣于冯友兰、陈寅恪、嵇文甫、童书业等专家。
在专史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先秦思想史、西北史地与顾炎武研究，研究成果丰硕，显名于学界。
先生于2007年逝世，无疑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
尽管岁月荏苒，物是人非，然斯人、斯物、斯理却如繁星一般闪烁在史学的天空。
一代史家的他，为我国的史学学科建立与人才培养做出了不朽的奉献。
作为后代学子的我们，有必要且必须回忆、研究他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开掘其内在价值，并从中汲取鲜活的营养。
兹分二章节分述之。
一1947年,赵俪生发表了?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与胡适、陈垣同刊于?大公报．文史周刊?。
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来源：网易—新闻中心2006年4月26日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作者秦晖整理【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
《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
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保留了其它两位对话者的全部对话内容（包括两位事后整理增补的内容及前后文的顺序、体例，乃至两位认为应当放进来的他人言论，均一字不删，以对历史负责），但他们的对话内容在文中的性质属于引文，不影响笔者自负文责、自享文权。
——秦晖第一部分国家的责任与权力关于过去的争论中国农民摆脱束缚，无需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秦晖：在中国—东欧转轨比较上，如今争论双方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
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
另一方则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
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所以现在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但我看，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很可疑。
如果拿东欧和中国做比较的话，从直观上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对于东欧自身来讲，即便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如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在转轨方面就差异极大。
爱沙尼亚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简直比南街村还南街村。
中国也同样如此，像温州几乎全部都是私有制。
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
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近几年虽然有升有降，但总的来说一直都在增长。
而东欧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了经济滑坡。
如果仅用激进或渐进很难解释这种现象。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首先应该分析这些国家的差异是从哪里来。
我的回忆|銖;9皐飆/秦禧禧秦晖，1953年12月生，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起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地域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等研究。
“秦老爹”，秦晖教授是也。
我小时有一个动画片叫《蓝精灵》,那里面有一个智慧型的人物叫“蓝爸爸”，我就把秦晖叫“秦爸爸、秦爹爹、秦老爹”。
关于“秦老爹”与书的故事可以讲很多。
坐拥书城父母曾说过，他们成家时唯一的“资产”是两人合在一起的14大纸箱的书。
1982年他们回广西结婚，沿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古旧书店搜罗买书。
从现在他们保留下来的黑白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几乎所到之处留影旁边都有一捆书。
妈妈说，他们在上海约好了去照一张当时流行的上色的婚纱彩照，因为秦老爹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太投入，忘了这茬子事.害得妈妈做好了头、化了妆，孤坐在照相馆里一直等到下班都不见秦老爹的身影，当时心想连结婚这样的事秦晖都能忘了，以后他还有什么不会忘，这婚不结也罢，让他和书结婚吧。
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学校分给他们一间宿舍，书除了堆在地上、放在桌上，就是码放在床上，所以他们的第一件家具是花33元买了一个书架。
但这仍然解决不了放书的问题，我姥姥就用两张43◎各界丨我的回忆单人床板给他们做了两个2米高的书架，算是给我妈的嫁妆。
因为书增加的速度太快，很快家中就四壁皆书。
我出生以后因为半边床上堆放着书，秦老爹无处住，只好借住在学生宿舍了。
因为秦老爹翻看的书常常不放回原位，家里的地方又小，一摞摞的书只好摆在地下，经常半夜就会听到哗啦一声地震般的声音，我们都习以为常地说，“雷峰塔倒了！”秦老爹有随手记卡片的习惯，经常是随便抓住什么纸头就写下一些想法，家里的一些废纸烂屑上可能都留有他的“灵感”，于是他有个规定：片纸不丢！不能打扫他的桌子，谁若胆敢清理他桌上的东西，势必迎来一顿咆哮。
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
秦晖
【期刊名称】《中国老年》
【年(卷),期】2013(000)020
【摘要】如今已不是宣传“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了。
一些人以新贵自居，自诩高人一等而耻与齐民为伍，其主张却只以既得利益为转移：贫寒时便“激进”，一富贵即“保守”；当知识分子，便一味抱怨“脑体倒挂”，当城里人，便只知阻止农民进城；被人整时呼天抢地，而整人之时声色俱厉；股市里暴赚一笔，便欢呼改革形势一片大好，一旦被套，又发现旧体制不应全盘否定……这就是人们经常讲的“精神贵族”，自以为高贵，实际却很浅薄。
【总页数】1页(P34-34)
【作者】秦晖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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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不要驱逐城市贫民
李宗陶
【期刊名称】《决策探索》
【年(卷),期】2008(000)021
【摘要】秦晖教授的家，在靠近清华校园的蓝旗营小区。
如果有双眼睛自空中俯瞰，会看到这个位于10楼的120多平方米的小格子里，堆满了书。
【总页数】4页(P56-59)
【作者】李宗陶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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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地权如何民有——与秦晖教授商榷地权的基本问题 [J], 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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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
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
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
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
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
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
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
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
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
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
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
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
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
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
”书架与书架之间的空隙，大概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
那时许多大学生都拥有了笔记本电脑，秦晖却告诉我们，笔记本电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计划：“本来早就想添置一个台式电脑，但是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置。
以前笔记本电脑太贵，买不起，据说现在降价了，也想买一台。
”这是一套七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间的设计甚至连客厅都没有，一进门的地方是不足三五平方米大小的过道，我们便在这个过道里交谈。
在旁边卫生间的门口，金雁正在一丝不苟地洗衣服，他们家中居然连一台洗衣机都没有“装备”。
女儿则在另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做功课。
除了书以外，家里差不多没有一件值钱的物品。
这两位当代中国视野最开阔、思想最活跃、问题意识最敏锐的中年学者，生活水准却在北京的普通居民的平均水准之下，这一现象真让我产生无限的感慨。
而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那些学会讨好既得利益群体的学者们，那些带着洋博士学位耀武扬威地回来的海归们，个个不是“学富五车”，而是“金玉满堂”。
他们的生活品质是秦晖夫妇望尘莫及的，但他们的学术品质呢？“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不能商业化和市场化的。
谈起居住条件来，金雁苦笑着告诉我，就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他们夫妇曾经三次试图“离婚”。
我大吃一惊，如此恩爱的夫妻，怎么会选择离婚呢？而且是“三次”！原来，三次都是无奈之下赌气的“假离婚”，三次都被领导的“火眼金睛”识破而“未遂”。
第一次，是在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
当时，学校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生一人一个房间。
因为他们是夫妻，便让他们合住一间。
金雁向校方反映说，两个人应当分两个房间，凭什么减少一间？校方却说，谁让你们是夫妻呢？金雁气愤地说：“那我们离婚，一人一间行不行？”校方断然回答说：“不行！”第二次，是在他们在西部某大学评职称的时候。
虽然两人都是学校的学术骨干，发表的论文最多，上课也最受学生的欢迎，但是高级职称僧多粥少，系里的领导便来作他们的工作：“你们是夫妻，应当发扬发扬风格，两人只能上一个教授。
”金雁感到莫名其妙——评教授是看个人的学术水平，难道评教授也要“学雷锋”吗？她愤然回答说：“我们离婚，然后一起参加公平竞争，行不行？”领导回答说：“不行！”第三次是他们到北京之后单位分房的时候。
好不容易等到金雁当时的单位中央编译局有机会分房了，她却再一次失望了：单位规定，假如配偶已拥有副高以上的职称，住房就由对方的单位解决，分房资格则自动失去。
然而，秦晖所在的大学却表示，暂时无法解决住房问题。
在万般无奈之下，金雁再次想起离婚这一招，老实人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
但是，协议离婚需要单位开证明，单位明明知道他们是恩爱夫妻，也知道他们“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分房，哪里会给他们盖章呢？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个绝决的想法，一家三口一年又一年地挤在这套房子里。
屈原当年的追问今天仍然成立：在今天的中国，教授学问的多寡、思想的的锐利与迟钝，却与拥有的物质条件的好坏成反比。
看看那些有名有利的教授，张维迎、林毅夫等人，别墅豪车，一场演讲便可获得数十万报酬，但他们从不面对中国的真问题。
而秦晖、金雁所关注的，正是转型期的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真问题，如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转型正义问题、国企私有化问题等。
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说真话，当官的不喜欢，经商的也不喜欢。
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如果没有安于贫穷的心态，这样的学问是无法做下去的。
秦晖先生青年时代便生于忧患，与黑暗擦肩而过，因此他对身处“陋室”并无多少抱怨，也不曾尝试通过写作谄媚之文来改善物质条件。
他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比呆在农村的那九年时间好多了。
秦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
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传教士创建的湖南湘雅医院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
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
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父母又带他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
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终于做完了手术。
现在他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
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他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
虽然动了手术，但还是留有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仍然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零点二的视力。
他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视力有关，招工的机会他是轮不上的，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秦晖考研究生，他的导师做了很多工作。
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
”秦晖此前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只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
一九六九年下乡，在农村待了九年。
不过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很多，对他的影响很大。
另外，农村那几年，他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他开玩笑说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
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对农民问题不能忘怀，使他甘于清贫和寂寞，也有勇气抗拒各种干扰和压力。
在清华他一度被停止授课，工资也只能领取一半。
对此，他一笑置之。
后来，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他研究的“黄宗羲定律”，大学的领导人才大吃一惊，立即部分恢复他的待遇。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概括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
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中，士大夫少有“纯儒”，多为“法儒”和“道儒”。
中国人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
他认为，中国要走出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行政不正义的惯性，应当以“西儒会通”，解构“法道互补”。
他指出，新儒学（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纯儒”的思想脉络）有可能为人类“超越现代性”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这种可能性要实现，第一新儒学必须走出形而上的象牙塔，从心性之学发展为制度之学。
第二更重要的是，新儒学必须摆脱历史上被“法道互补”强奸的梦魇，真正成为“新”儒学。
尽管我对儒学的“起死回生”颇为怀疑，但我认同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透视。
金雁的学术成就也并不比秦晖逊色。
她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一九七八年读研究生时起，她在这一领域默默耕耘已经二十多年了。
金雁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和东欧问题的著作。
她的研究纠正了许多中国人对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那里的右派倾向于“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比如那里后来又出现了“左派复兴”，这些看法并不符合苏联和东欧的实际情况。
而苏联、东欧面对的许多难题，是中国将来也要面对的挑战，中国的所谓“渐进改革”之路，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凸现。
因此，金雁的苏联和东欧研究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
陋室之陋，并不能伤害秦晖和金雁学术的激情。
他们各自发表的论文，皆让学界刮目相看。
而他们两人在研究中又有相当的重合部分，于是他们合作以“卞悟”的笔名发表了好些文章。
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进入新世纪之后，秦晖和金雁终于在北大和清华合建的兰旗营教师宿舍分到了一套新房，尽管入住其中的教授们纷纷抱怨这些楼房的建筑质量太差，但是对于秦晖和金雁一家来说，毕竟有了那么大的面积可以将所有的藏书都放上书架。
这本该是学者做学问的最基本的条件，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
不过，我仍然由衷地为秦晖和金雁感到高兴。
我更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必再用“离婚”这样的策略，来曲线获取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
但愿杜甫当年“愿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早日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