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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重新认识儒家（读罢此文，读懂一半中国历史）2018-03-03 驱动评论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儒家的命运”。
大家都知道，儒家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了，我要用很短的一个时间，涉及到儒家的原初、历史和现状，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我今天的演讲，恐怕只能把我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以观点的形式直接讲出来，一些具体的论证过程就不在这里做详细介绍了。
但是这不要紧，我讲完之后，双向交流过程中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是有什么质疑的，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互动。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今天原初的儒家，主要是指先秦儒家，到底他们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呢？进入到秦之后，儒家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我把它叫做从“焚书坑儒”到“儒表法里”。
第三个问题，我要讲从“引西救儒”到“西儒对立”。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一个话题，儒家是不是可能获得兴盛？第一个问题，原初儒家主张什么呢？- 儒家的宗师到底是谁？儒家最早受到官方提倡的汉代，当时就曾经有过一个争论，儒学的宗师到底是谁？现在大家都认为孔子是儒学的第一号宗师，可是孔子本人，乃至先秦时代的这些儒家，他们一般来说没有把孔子当做圣人，而他们心中是有一个圣人的，这个圣人是“周公”。
整个先秦儒学体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他们的理想是三代，而所谓三代主要是西周。
西周那一套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周公奠定的。
因此，不管周公在历史上实际上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详考了，我们不知道儒家讲的那些东西，到底有哪些是由周公真正开创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先秦儒家表述的那一整套价值体系，它是挂在周制的这样一个框架下论述的。
因此，我们谈到儒家就不能不谈周制，尤其是在东汉，古文经学兴起，曾经有一度周公的地位更高，尤其是周礼成为三礼之首。
后来孔子的地位重新被抬高，很高，应该说已经到了宋明理学时代。
本来意义上的儒学，它是以宣传三代，或者是宣传西周那些理想作为主要的内容，而以这些理想，当时被认为是奠基者周公作为尊崇的对象。
秦汉史翦伯赞读后感《秦汉史》是一本由翦伯赞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6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秦汉史》精选点评：●翦老应该是个挺有个性放浪不羁的人。
终秦汉二朝，土地问题和新旧地主之间的矛盾，贯穿了四五百年。
●秦汉时期的历史我很喜欢●超级喜欢秦汉时期●史料非常详尽，做了无数笔记…就觉得翦老简直是和刘邦刘秀有仇233这是着眼全局的一本历史书，够开阔，不过想要了解得更详细就需要读者去另下功夫了。
公知们大概会觉得立场太红，我倒觉得读起来还好，毕竟有立场无可避免。
想到写作年代，就更觉得书里大量引考古成果的可贵了。
●文笔极佳。
然而翦伯赞先生的逻辑是，无产阶级是对的，农民是无产阶级，所以农民起义一定正确，“越有知识越反动”，“上山下乡”向农民学习，以及“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自然推导出来的吧。
史实的再现，必然夹杂着偏见与谬误，不同时代的历史学者所再现的毋宁说是不同的倒影。
●比较不感兴趣●土地问题就是一个历史的梗●马克思主义史学得看放在谁的手里，要是放在史学大家的手里，照样能成一家之言。
●涉及的面广不要紧，杂乱无章就不太好了。
还要与世界历史做对比，真的挺费劲的。
而且个人感情色彩太强烈了，字里行间都是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与仇视。
真的是与商人地主阶级杠上的感觉，反正你们这些大商人都是一个个坏的很。
反正不管你们是不是，最后都变成商人地主了。
最大的缺点是我对于翦老运用史料的严谨性表示怀疑。
●可以拿来读着玩玩，适合入门启蒙，文笔很好，可读性很强，但已经不太适合拿来做学术研究。
首创之功不可磨灭，阶级史观也不能全盘否定。
虽然要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历史，要看到翦老成书的年代，但例如将秦代种种都归结于商人地主，也没对商人地主进行详细客观的考证，直接断定秦政府是商人地主政权的说法让人存疑。
（且不说一般的历史常识为秦代土地兼并并不发达，商人地主并不是当时地主阶级的主体）《秦汉史》读后感(一)：入行时的启蒙读物第一次读翦老的这部书是高中，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第一次发现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去写，这样去解读的。
会员评价：(共0 条)参与评论原书名：秦汉史——钱穆作品系列原出版社：作者：钱穆著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书号：7108020666 出版日期：2005-3-1 开本： 2 页码：328 版次：点击: 419本窥乎秦汉两代史迹之大概。
即有精治马班原史，涉猎吾书，亦足供讨论钻研之一助。
”第一节春秋以下政治社会学术之剧变春秋时代中国疆土：西到秦，达陕西之东南部。
南到楚，达湖北之西北部。
北到晋卫诸国，晋达山西南部，卫达河南的北部。
东到齐鲁，统治并没有及于东海。
当时所谓一国，其意义仅属于一城。
一国就是一个大宗族的异称。
国际间的往来，也就是几个大宗族间的家庭宴会，诸侯通过这种途径来沟通政治。
当时的土地所有权在国家。
平民耕地纳税和服役。
山川沼泽，渔猎采伐所得的收入均归国家所有。
当时政教不分，官师合一，政治历史宗教三者混而不别。
春秋历经240多年，社会变动不已。
到战国时，先是诸侯兼并，随后是大夫篡权，春秋时那种一姓一宗封建世袭的诸侯逐渐消亡，君主国家逐渐形成。
这种军政国家对内开辟耕地，对外则进行兼并战争。
战国时已经遍设郡县以直辖于中央。
各国为了扩大土地规模，突破原先封土的限制。
耕者不定于百亩，而民田也可以自由买卖。
井田制废除，土地所有权自封建君主转入庶民手中。
同时山泽解禁，自由工商业兴起。
大都市兴起，邯郸临淄数百里相望。
国家开始扩充军队，筑成开渠，建设宫室，制造兵器，不得不大量奴役百姓。
游侠和学者穿梭与各国，各国君主和贵族也争相招养食客。
社会发生巨大变化。
在这一时代潮流中剧变最为瞩目的是学术的勃兴。
当初由各国控制的学说转为民间的诸子。
当时各国学术高下差异很大。
大体上说，东方先进，西方落后。
秦自吕不韦后才有著述，而吕不韦也是东方人。
首先兴起的是儒墨，孔子和墨翟都是鲁国人，他们的影响也主要在齐鲁东方。
接着兴起的是法家兵家纵横家，如吴起、商鞅和张仪等，多是三晋之士。
从学风上讲，有东西的差别。
东方齐鲁文化，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典籍中思想的形而上层面。
这种关注当然是有意义的。
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
并且这里所谓的社会思想不仅是有别于精英的“民间思想”，也包括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
这主要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
心性义理之学只有落实到这一层面，才有可能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
因此思想史研究在关注典籍和形而上层面的同时，有必要从“制度化的思想”的角度考虑问题。
而吏治问题正是传统中国各种思想在制度化时首先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
吏治之“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范畴。
作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可任免官僚，中国帝制时代的“吏”是其他盛行贵族制、领主制、土司制的古文明，包括中国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所没有的，甚至也是帝制前的华夏上古时代没有的。
《尚书•胤征》所谓“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左传•成化二年》云“王使委于三吏”（杜预注：“三吏，三公也”）。
这里所讲的吏只是贵族的通称。
到了中央集权帝国时代，可与王权抗衡的贵族消失了。
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体制下，天下人皆奉皇上为主、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地成了奴才，于是与“臣民”一样就有了“吏民”之称。
在秦汉时代，“吏民”是极常见的称呼，从正史直到出土的“吏民田家莂”之类档案文书，都显示出“吏”与“民”一样是给皇上当差的，或者用当时人的话说：吏就是“庶人之在官”①。
当然同是“庶人”，一旦“在官”便有了皇上赋予的职权，至少在任期内这“权”与“利”又是结合的——这就形成了古汉语中的“权利”一词，它与后来日本人首先拿来译对西语中right之所谓权利（包括人权、公民权等等）不同，当时“权利”一词就是因权生利或以权谋私之意②。
“吏”因有此种“权利”，也就不同于一般之“民”。
正如《说文》解释的：“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
”后人注曰：“吏之治人心，主于一，故从一。
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争论。
“兼并”(亦作“并兼”)即今所谓的“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
主张国家应当严厉抑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应放任不管的即所谓“不抑兼并”。
当代一些学者把它们看作是经济思想领域中国家统制派与自由放任派之争，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于是这种斗争似乎延续到了现代：改革前，尤其是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的“法家政策”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后的经商潮中，“不抑兼并”又受到不少赞扬。
直到最近这类笔墨官司还时有所见，[1]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过去很长时期，尤其是在鼓吹“儒法斗争”的年代里，“抑兼并”被视为法家的思想，因此历代“抑兼并”的著名人物，从桑弘羊、汉武帝直到王安石、朱元璋、张居正都被冠以“法家”称号。
然而实际上，正统儒家思想中“抑兼并”的倾向并不亚于法家。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信条与对三代“井田制”的崇拜历来是我国“抑兼并”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
而我国历代王朝中最“激进”的“抑兼并”实践者、以“五均六管”、“王田私属”为主要内容的严厉的国家经济统制政策实行人王莽，则是满脑子周公之道的超级腐儒，从没有人试图给他“法家”的头衔。
有趣的是，历来被认为具有儒、法两种倾向的思想家们在进行辩论时常常会互相攻击对方纵容了“兼并”。
如曾被认为“北宋的商鞅”的王安石，就宣称儒家教条主义者(“俗儒”)要对当时的“兼并”狂潮负责：“俗儒不知变，兼并无可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
[2]而另一方面，汉唐诸儒则无不把“兼并”之泛滥归罪于秦代的法家政策，归罪于商鞅与秦政“信并兼之法，”“尊奖兼并之人”。
[3]其实平心而论，秦以后的儒、法两家理论，在摧抑兼并以维护宗法共同体这一基本点上并无分歧。
其区别仅在于：儒家相对而言更倾向于以“礼义”、以宗法伦理的堤防来阻遏“兼并”，而法家则更多地主张用刑罚、用行政手段来打击“兼并”。
关于秦汉史的综合研究和宏观考察——读新版林剑鸣著《秦汉史》第24卷第2期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vo1.24No.22004年3月AcademicForumofNanDu(Journalof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Mar.2004关于秦汉史的综合研究和宏观考察读新版林剑呜着《秦汉史》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091)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断代史系列"终于出齐.这一系列包括:王玉哲着《中华远古史》,胡厚宣,胡振宇着《殷商史》,杨宽着《西周史》,顾德融,朱顺龙着《春秋史》,杨宽着《战国史》,林剑鸣着《秦汉史》,王仲荦着《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着《隋唐五代史》,陈振着《宋史》,李锡厚,白滨着《辽金西夏史》,周良霄,顾菊英着《元史》,南炳文,汤纲着《明史》,李治亭主编《清史》.完整的"中国断代史系列"的推出,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无疑是一个喜讯.这一系列13种断代史研究专着中,林剑鸣着《秦汉史》是完成较早的一种,曾经产生比较好的学术影响.2003年4月新版林剑鸣着《秦汉史》则又改善了装帧,精选了图版,可以说面貌一新.比如新近出土的秦石铠甲图片的采用,即体现出编者对新的历史文化信息的特别关注.在林剑鸣教授结束学术生涯6年之后这部新版《秦汉史》面世,可以看作对林剑鸣教授的最好的纪念.秦汉史研究专家,法律出版社原总编辑林剑鸣教授曾经在西北政法学院,西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曾任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任,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曾经赴日本关西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等高等学府研究,讲学,任客员教授.曾先后担任《中国文化史大辞典?秦汉卷》主编, 《中国法制史?秦汉卷》主编,《中国经济史?秦汉卷》主编. 林剑鸣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秦史研究,所着《秦史稿》及有关一系列论文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意义,曾经产生了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关于秦汉史的综合研究,关于简牍研究,关于秦汉考古与文物研究,关于中国法制史研究,林剑鸣教授也都有学术水准相当高的论着发表.林剑鸣教授学术生涯近4o年间,出版学术着作1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要有:《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3年);《秦国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85年);《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台湾谷风出版社1987年);《秦汉社会文明》(合着)(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台湾谷风出版社1990年,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秦汉简史》(合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年);《吕不韦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新编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秦汉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以及《试论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西北大学》1978年2期);《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人文杂志》1982年5期);《秦代官爵制度变化的奥秘》(《光明日报》1983年5月25日);《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产生的两条途径》(《历史研究》1984年4期);《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2期);《西汉时代生产关系的特点》(《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2期);《秦王朝统一后的社会各阶级》(《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2期);(西汉戊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年2期);(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4期)等.可以看到,秦汉史研究,是林剑鸣教授学术工作的主攻方向,也是他学术收获最为丰富的研究领域.林剑鸣教授突出的学术贡献之一,是在秦汉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和宏观考察方面多有成就.他曾经发表《我的两部(秦汉史)》(《深圳特区报)1994年7月9日)一文,介绍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学术心得.他的《"考察之功"与"独断之学"》(《光明日报)1992年2月26日)一文,也曾经申明了自己注重综合之功,坚持宏观视角的学术倾向.林剑鸣教授很早就曾经参与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古代史》的编撰,负责秦汉史部分.《秦史稿》的着成,也体现出对历史总体进行科学观察,对历史规律进行认真探索的能力.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秦汉史》第一章"绪论"中"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秦汉史基本史料介绍","秦汉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等节,以及最后的"结束语"中"主旋律与变调","中外文明的碰撞","挑战和进步"等节,都表现出作者长于进行综合工作的学术特点.比如这部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者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专制制度的形成和文化思想的统一","文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三个方面进行总结,结论是大体允当的.尽管今天的许多研究者可能已经不再完全赞同用"封建"的说法概括中国古代的社会特征,但是考虑到作者着书年代的学术背景,这样的表述是可以理解的.对一个历史阶段进行断代史的总体的描述,需要把握基本的历史线索,主要的历史事件,突出的历史特征.总结整个历史过程,也要有适当处理详略,重轻,主次诸问题的考虑.林剑鸣着《秦汉史》在这一方面的成功,是得到学界大多数研究者的赞赏的.至于重视新出考古资料的利用,也是林着《秦汉史》超过许多同类专着的地方.收稿日期:2003—12—28作者简介:王子令(1950一)男,河北武安人,教授,博导,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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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目前已经推出上百个系列专题，涉及工学、理学、哲学、法学、经济学、医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内容丰富，结构完整。
今后还将陆续推出其他学科专题，满足用户更多的需求。
三、部分领衔名师简介（以下排名不分先后）余英时：被学界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
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2006年获得具有人文学界诺贝尔奖之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邓起东：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任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和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名誉主任。
现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地震学会理事、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
沈祖炎：中国工程院院士。
秦汉史 一、秦汉史简述（秦制与周秦之变） 二、周制介绍 三、儒、道、墨、法 四、儒道之争 五、汉儒之变化 六、“礼”的变化 七、“有为”和“无为”之争 八、西汉时经济政策 九、汉代的社会管理 十、汉代的吏治 十一、 汉代基层设置 十二、 中国古代行政设置（君权相权、分权集权） 十三、 汉魏之变 1） 儒里化趋势、以礼入法 2） 社会基层组织 3） 选拔人才 4） 货币使用 秦汉史（清华-秦晖）
1 秦汉史简述 秦汉时代的研究基本依赖于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因为很少有野史或个人文集流传下来。要作出新的研究主要取决于地下简牍的出土 重视秦汉时代的原因：秦汉时代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China基本认同为“秦”的转音；汉民族也是在汉帝国时形成） （越南将华人分为华族、艾族（客家人）、明家族（明代移民）） 世界历史上的三大轴心文明：古希腊时代、印度列国时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将汉代与古罗马帝国放在一起研究，是史学界一个热门的领域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 ----谭嗣同 自秦汉已废封建（古汉语用法，意指奴隶），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 ----康有为 （与谭嗣同的观点截然相反） 毛泽东与康有为一样褒奖“秦制”，但康看到的秦制是“自由平等”，而毛看到的是“先进阶级专政”和“镇压反革命”。毛与谭都把“秦制理解”为强权与暴力，但谭斥此暴力为“大盗”，而毛誉此暴力为“革命”和“镇反”，并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 （同样的事实判断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 （谭与康的判断是否是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 周时有主人、附庸之分，而秦时臣民皆皇家奴，但有受宠与否之分 （主人对附从或尚知爱惜，因附从属于己也。而受宠奴之虐待其他奴也，有狐假虎威之横暴，无损及己物之顾惜，其虐或百倍）
秦汉史 ----周制介绍 孟子对周制的评价：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 左传对周制的评价：率其宗氏，机其分族，将其类丑 周的建构特点：血缘色彩浓，国人交往半径小 周朝族群的重要因素：血缘纽带的结合，宗族亲情父权的伦理关系 （周时天子之尊是伦理性的，不具有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天子对下面的诸侯不能随意任免） 秦汉史（清华-秦晖） 2 （韩非子认为：臣之于君也，非骨肉之亲也） 伦理产生的原因（经济学上看）：信息对称、重复博弈（长期多次，参与者要考虑回报） 周时士忠于聊大夫，聊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所以士杀掉诸侯的事情屡见不鲜，其原因就在于此（崔杼弑齐庄公） （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六德》）亲亲高于尊尊（伍子胥灭楚国），儒家一个正常命题。这命题被法家所反对 孔子“尊王”是对诸侯而言，小民并无尊王义务，孔子周游列国不朝周，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吉田松阴等认为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不忠”，事实上孔子本意就只是诸侯要尊王，孔子不是诸侯，也不是大夫，与周天子没有关系，只需要忠于自己直接的主人即可。这时候讲的“忠”与秦始皇之后讲的“忠”是完全不一样的 伦理社会重视伦理关系，性善论就比较流行。性善出于小共同体血缘亲情 共同体越小，权利和责任就越容易对应，就越不需要制度来约束，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一种伦理秩序 西周实行井田制，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到底是一场私有化运动还是国有化运动？实际上，秦对土地的管制远远高于周时，秦晖教授认为井田既非国有亦非私有，而是族群社会中的“族田”。所以商鞅变法瓦解了周制的根源 孔子的“述而不作”：只传承而没有创建 古文经家认为，儒家的开创者应该是周公，孔子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是一个伟大的布道者。而今文经家则认为，孔子地位最高，是儒家的开创者 族群社会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小共同体本位、性善论、权责对应 青铜器作为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是不存在的，因为青铜的量太少，不可能大量用来作为生产工具，真正取代木石器促进农业发展的是铁器
儒、道、墨、法 传贤传子很可能是先秦古典儒家不满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而把远古政治理想化的结果。其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族群中无实质性差别 “家天下”概念，与禅让制矛盾，只有在突破了小共同体本位思想的陌生人社会中才有意义，被儒家、墨家所反对 小共同体解体：“长者政治”（王道）或者变成“平民政治”（共和），或者变成“强者政治”（霸道），而“强秦”、“暴秦”比马其顿更加典型 周代族群政治的挑战：小共同体内部，出现个人主义的倾向（杨朱的观点） 墨家提倡“爱无等差”，突破小共同体的界限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看上去孟子认为墨翟的观点更加错误，但情况却是墨翟和孟子都强调道德的作用，无非是墨翟更加偏激，孟子相对温和。汉代赵歧在《孟子注疏》中则认为：“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不敢毁伤之义”（孟子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但如果父母要你毁伤，你就必须得毁，仅在这一点上孟子不同意杨朱的观点） （按照赵歧的解释，墨子认为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分子，个人意志和天下意志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并不想在杨墨两家之间和稀泥，当个中间派，认为这和走极端没什么区别 杨朱认为，“拔一毛”的权利在我，由我作主；孟子认为，这个权利不在天下，也不在个人，而在父母（代表小共同体利益）。杨孟两者分歧的是谁有权利“为”的问题，而秦汉史（清华-秦晖） 3 墨子完全抛弃了这个问题，自然在孟子看来，就是杨近墨远了 随着周制的衰亡，自主的个人主义（杨朱）与民本的普世主义就与小共同体本位的制度一齐走向衰亡，这时兴起来的是一种伪个人主义和君国主义，所谓伪个人主义就是把个人从小共同体中取出来，让其成为皇权的工具，让大家六亲不认，只认皇帝 （儒家学说逐渐让位于法家学说） 人对人如狼对狼 ----霍布士 （这是西方性恶论中被引用最广泛的一句话） 西方性恶论从来没有把性恶说成是人唯一的。其事实观念是，西方人认为性恶论是存在于陌生人之间；其价值观念：不促人信恶 韩非则认为每个人都要算计别人，为自己考虑，所以任何人都是不可信的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 （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 中国古代皇帝早就开始进行权利制衡，只是它制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君权，而西方的权利制衡是为了维护民权 （所谓术，就是用分权制衡来驾驭群臣；所谓势，就是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 按照韩非的观点，君主用臣就要用爱钱怕死的人，这样才能管住臣下（秦王贲的故事、萧何的故事）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韩非子 （竞争理论，带有进化论思想） 法家关于君王安排吏治的看法：应确保大权在我，居重驭轻，强干弱枝，防止权臣窃柄、君位架空，致使法、术、势失灵而危及“家天下”。于是由性恶论、权力中心主义而导出的行政安全至上，便成为吏治的首要原则 法家思想是在中国由血缘族群时代转向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转折中形成的 专制皇权打破族群纽带直接控制“编户齐民”，意味着天子与诸侯间的“伦理关系”变成了皇帝与臣僚间的科层关系 儒法之别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就是宗法制与反宗法的“编户齐民”之制在观念上的区别 （法家将“长者政治”转化为“强者政治”，消除宗法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儒家所描写的圣人都是大孝子，而法家所描写的圣人都是一些为了治国而六亲不认的人。由此可见两家之观点迥异。 法家深信人性恶的原则，实际上是用现实利害来促使人们趋炎附势，“大义灭亲”其实是“大利灭亲”，最终目的是引导人们只为皇帝服务 后世儒家（董仲舒）的三纲理论实际上是来自法家，因为董之前的儒家文献中并无记载这些话，反而是《韩非子》中讲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乱则天下逆，此天下之常道也”
在道德上，应该做什么和有权利做什么是要分开的 周秦之变，小共同体解体，出现“编户齐民”，但民众摆脱了小共同体的束缚，并没有变成近代意义上的独立公民，因为有一个大共同体（皇权）对他们进行一元化控制 秦汉时不许同姓聚居，并且劳工死后的墓志瓦片上，只有名而没有姓（弱化宗族的观念） 秦制特点：以吏（国家雇员）为师。选吏标准----强（勇）谨（听话谨慎）之人 （人们对吏的尊崇要超过儒） 法家有很极端的反福利倾向，主张不要给穷人救济。法家制度虽然成功地使秦国崛起，但却使国家利益与老百姓绝对对立化，即国家要强大，老百姓就得趴下 秦汉史（清华-秦晖） 4 （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君书 弱民》） 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 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 民不贵学则愚，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民愚，则知可以王 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 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贫则利，民富则阴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法家思想 秦的经济并不像传统说法中描述的那么强大。实际上，秦汉时期的经济状况，当时最发达的地区是关东，主要财富也是在关东，而不是关中 一个好的统治者不在乎人们爱戴不爱戴，肯定在乎人们害怕不害怕他 统治者关心的是如何以“法”赏罚之，以“术”操控之，以“势”威吓之 法家认为治国的妙诀在于垄断组织资源，这样原子化的个人就没有办法跟统治者进行较量，同时统治者可以利用人性弱点，玩弄厚黑权术、威胁利诱、借力打力、分化瓦解潜在的反对者（“臣不敢弑君者，党与不具也”） 暴秦的“强国弱民”之道固然可恶，但关东诸国不知自强也堪为殷鉴
儒道之争 道家（黄老）思想在西汉一度非常兴盛，道家推崇“无为而治” 其实道家和儒家都希望维护西周时的道统，即宗法制度，不同之处在于，春秋时期的儒家强调恢复，道家认为周制目前还行，没必要想入非非。即一个积极，一个消极 道家否定进取之心，消极地守护“小国寡民”；而儒家是把周制理想化，积极地“兴灭继绝”。 道家到了战国时代（庄子），跟儒家就变得越来越对立，冲突也越来越多。因为战国时代，周制越来越不行，恢复周制必须要下大功夫，而道家的思想越来越变得要顺从秦制，而不是周制。庄周时的“无为”背后的周式小国寡民理念已不再持守，“顺其自然”日益变为顺从现实、不讲是非的犬儒主义。与法家的思想越走越近 在楚国，道法之间的差距更是变小。因为汉代秦在文化上其实是楚代秦（推翻秦的人几乎都是楚人，从陈胜吴广到刘邦项羽），所以汉初黄老之学盛行一时 战国末期，楚国中的亲秦派其背景就是道家思想，强调无为，顺其自然。而抗秦派则是儒家的代表，最后的结果是抗秦派失势，道家思想在楚国掌权，成为最初的法道互补 道家兴盛原因：1）道家在楚地势大2）更适应“汉承秦制”的需要 （汉在构建国家结构时，是不希望周制再回来的，而想把秦制继承下去，但明显法家思想已经不合时宜，被天下人所厌恶，那么在儒道两家中选择，自然道家思想更接近法家思想，更适应汉承秦制的需要） 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道家的评价：“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这个评价对于老子时代的道家思想并不适用，因为老子还是有追求的（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的状态），而到了庄子时代，道家思想倒确实如司马谈所说那样，顺从现实了 “无为”如果讲的是统治者要宽容，不要与民争利，这就偏向于自由主义。如果讲的是弱者对强者“无为”，这就是沦为苟且。权利对利力“无力”则意味着奴役，权力对权利“无力”意味着自由（谭嗣同就是从这点认为道家是反专制主义） 秦晖教授认为，庄周时代的道家主要是一种面向弱者的学说，是一种明显的苟且之论。得势有为，失势无为。庄周作为一个智者，不愿把苟且说成是无奈，而是将其上升为一种崇高的境界，同时用相对主义来模糊现实与理想的界限（平即不平，不平即平） 《齐物论》就是万物齐一，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这种境界中国人一直非常崇尚，比如郑板桥的“难得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