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秦晖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

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

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

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

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

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

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

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

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

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

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

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

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

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

张宏杰：你所不知道的秦晖作者：来源：《记者观察》2019年第02期2012年，我成了秦晖老师的博士后。

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问题与主义》，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

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

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

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01秦晖老师是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

在正式入职（博士后算是一个短期工作，而不是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学位）前，朋友先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了一次。

朋友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

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

”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得纯粹一点好。

”我当然只好唯唯。

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

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都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

事实上，以前只是读过秦老师的书，并不了解秦老师这个人。

到北京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秦晖老师和一般大学教授颇有些不同：他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和项目，甚至书出得也很少。

他做了近二十年的资深教授，成就众所周知，但是安于教授中的三级，甚至很长时间里没有资格带博士，他也毫不在意。

幾十年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兴趣做研究，毫不为其他因素所动。

02做博士后，甚至读博士，都要帮导师打工干活儿，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

但是秦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任何事。

我对你只有一条要求，来听听我的课就可以了。

改革与发展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分析———基于渐进主义改革的背景审视杨友国,刘志民(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南京210095[摘要]中国渐进主义改革背后隐藏着利益集团政治的渐进发展模式,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益集团处于孕育阶段,发展较为隐性,社会利益相对共容,这就奠定了有序的改革环境。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利益集团步入形成阶段,由于渐进改革的不完善,其发展带有强烈的失衡特征,强、弱势集团之间两极分化严重。

本世纪初,中国利益集团进入到博弈阶段,各集团间无序竞争不断加剧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成为渐进改革持续推进的障碍。

因此,中国利益集团发展迫切需要过渡到有序治理阶段,以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规范化、均衡化。

[关键词]利益集团;渐进改革;利益共容;利益分化;利益冲突[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901-0044-06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采取了渐进主义改革路线,明显区别于前苏联与东欧地区的激进主义变革———“休克疗法”。

学界一般认为,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转型方式造成了两个地区起点相似且目标任务相同的社会改革取得的效果却差异巨大。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渐进主义创造了“中国奇迹”,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而休克疗法带来的却是前苏东地区的全面衰退与几近崩溃。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集中于不同转型方式背后隐藏的利益集团政治之谜,认为中国之所以转轨进程比较顺利,就在于其渐进主义改革一直处于作为社会“共容利益”[1](p4代表的中央政府主导之下,着眼于社会总体产出水平的增长,避免了在改革初期出现地方政府、官僚资本、跨国资本等“狭隘利益”集团对社会“共容利益”的激烈瓜分与侵蚀。

[2]事实上,中国渐进主义改革路径之下隐含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利益集团渐进发展模式。

中国利益集团的渐进发展,不仅对改革初期的顺利转轨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对当前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

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摘要]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的功能不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交易成分不同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原因。

但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却存在一个产权初始配置合法性缺失亦即公正性的缺失的严重问题。

因此只有实现起点公正、代理公正、协商公正才能有利于我国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奇迹”的继续。

这一思想为我们理解“中国奇迹”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秦晖；中国奇迹；原因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

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对此秦晖给出自己的见解。

一、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分析不管什么思潮流派的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而上世纪90年代中东欧各国进入转轨以来很不顺利，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经济滑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现在非常流行的解释，就是关于所谓“东欧激进”与“中国渐进”的说法。

秦晖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这些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原因：（一）“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在转轨以前，中国和东欧的经济体制，虽然都被叫做“计划经济”，其实严格说，应叫“非市场经济”更合乎两者的共性。

东欧的这种所谓“理性计划经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性主义产物。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30年成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后来也是东欧经济学界惟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康托罗维奇，他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等。

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

中国奇迹研究报告中国奇迹研究报告摘要：本报告通过对中国奇迹的研究，分析了中国在经济、社会和科技等领域取得的惊人成就。

报告认为，中国奇迹的实现得益于政府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动等因素。

同时，报告还指出了中国未来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引言中国奇迹是指中国在近几十年中取得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所展现出的独特崛起。

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迅速转变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于2010年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

本报告旨在探究中国奇迹的原因和影响，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预测。

二、中国奇迹的原因1. 政府发展战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包括“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等。

这些战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推动了中国奇迹的实现。

2. 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会。

通过引进外资、开放市场以及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技术的跨越式进步。

3. 市场化经济：中国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使企业和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

三、中国奇迹的影响1. 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几乎是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

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庞大的人口资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对全球贸易和投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 社会进步：中国的奇迹不仅带来了经济繁荣，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大量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城市化进程加速，人民的教育水平和医疗条件也得到明显提升。

3. 科技创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创新和研发中心之一，许多高科技产品和创新应用在世界范围内走俏。

四、中国奇迹的挑战和机遇1. 结构调整：中国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问题。

需要加大创新力度，加强科技领域的研发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2. 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中国奇迹的实现也带来了环境问题。

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来源：网易—新闻中心2006年4月26日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作者秦晖整理【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

《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

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保留了其它两位对话者的全部对话内容（包括两位事后整理增补的内容及前后文的顺序、体例，乃至两位认为应当放进来的他人言论，均一字不删，以对历史负责），但他们的对话内容在文中的性质属于引文，不影响笔者自负文责、自享文权。

——秦晖第一部分国家的责任与权力关于过去的争论中国农民摆脱束缚，无需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秦晖：在中国—东欧转轨比较上，如今争论双方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

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

另一方则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

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所以现在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但我看，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很可疑。

如果拿东欧和中国做比较的话，从直观上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对于东欧自身来讲，即便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如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在转轨方面就差异极大。

爱沙尼亚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简直比南街村还南街村。

中国也同样如此，像温州几乎全部都是私有制。

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

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近几年虽然有升有降，但总的来说一直都在增长。

而东欧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了经济滑坡。

如果仅用激进或渐进很难解释这种现象。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首先应该分析这些国家的差异是从哪里来。

秦晖在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讲话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

23日，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思想互动空间F:做大做强国企改革”分论坛上称，49年前我们骂国民党的国有企业是万恶之源，“49年以后，国营企业换了一块牌子，一下子从万恶之源，变化百善之手了。

”秦晖表示，现在很多国企就是商业考虑，但是它背后有政治权利支持，讲得简单点，就是用国家的权利，来为某些特殊的利益赚钱，或者是用老百姓的话讲，用公家的鸡下个人的蛋，这个事情非常可怕。

秦晖认为，目前的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要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现在有一些国企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情况，作为国企承担责任是应该的，国民根本不应该感恩，你不做老百姓就要找你问责。

以下为文字实录：秦晖：我也跟文魁一样，如果从类型分析，而不是从案例分析的角度讲，如果讲案例问题，的确这两位都是杰出的国企的企业家，都做得不错。

但是就类型学分析，讲国企的弊病不是需要很敏锐的思想能够看得到的。

而且说实在的，揭露国企弊病是我们共产党走得最远的。

49年前是怎么骂国民党的国有企业，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大家知道三座大山有一座是官僚资本，它是什么？不是四大家族办的私营企业，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

但是那个时候共产党说是万恶之源，共产党那个时候对国企和民企的东西有一个说法，叫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就是国进民退。

曾经有一次，我都想过，我说民族资本，说实在的，把私营企业看做是民族的资本，共产党的评价大概是全世界也没有过的。

我当时在台湾就讲过，比如说国立大学是一个说法，但是共产党的可以这么叫的都是民营的。

台湾大学按照共产党的定义，就不能叫国家的。

我们现在搞经济体制改革，用不着思想解放，你就把49年以前，我党的理论都用过来，其实改革不就是要解决所谓的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的问题吗？讲透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只不过后来到了49年以后，国营企业换了一块牌子，一下子从万恶之源，变化百善之手了。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中国最大问题是左右派都想讨好“皇上”——中国民众应向政府要福利作者：韩咏红聚集世界各地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通商中国“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日前在本地举行。

借着本次论坛，本报专访了多位学界名人与企业家，请他们更深入分析中国问题现状与出路，并将内容以专访形式刊出。

今天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社会群体有各种各样诉求，体制内的凝聚力在衰减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

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秦晖说：“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

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

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

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他解释说，所谓宪政体制，无非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统治者为了拥有这个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是建立在和老百姓缔结了契约的基础上。

中国的问题也正是统治者掌握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没有承担，简而言之，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被追问。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迅猛增长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现象，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在过去两年里，恶性群体性事件更频繁地见诸报端，社会不同思潮对立尖锐，左右派人士公然“约架”，加上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出现一方面变得强大，一方面变得更敏感，不确定性增强的矛盾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秦晖的关注点始终紧随中国的变化与改革。

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近年再关注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比较东欧与中国改革的不同进程，重点集中在转轨经济学理论。

虽然学养深厚，秦晖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不多谈主义与意识形态，也拒绝做算命师。

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就强调，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与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能预测可能性多高。

和黑暗擦肩而过——秦晖自述作者：秦晖2005-08-26 09:36:00发表于：博客中国秦晖广西人，1953年12月生。

1977年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担任《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

主要著作有《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学问中国》（合著）等。

尽管一眼失明，另一眼只有0.2的视力，但这并没有成为秦晖书山路上的障碍。

一出生就右眼失明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有些说起来是很偶然的。

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

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我出生十几天就到了那里，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

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后来又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

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做完了眼科手术。

现在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

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

包括我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往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