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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秦晖
作者机构： 清华大学教授
出版物刊名： 科学决策
页码： 41-42页
主题词： “私有化”;东欧国家;意识形态;国有资产;行动目标;利益群体
摘要：许多人认为，“剧变”后东欧各国搞“私有化”，没有意识形态障碍，处置国有资产一定是顺理成章，大刀阔斧，起码比我们这里要容易得多。
其实，情况并不这么简单。
“剧变”后东欧各国当局把“私有化”作为行动目标，广大民众也普遍认同。
大家都赞成私有化，这只是在“要不要分家”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家”？在这个问题上要达成共识谈何容易，各阶层各利益群体都力争对自己有利的方案。
自由、福利双膨胀肯定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不能想收税就收税，但是公共福利开支不能想减就减，这个国家非高负债不可。
同样，美国的病因也许就是我们的良药。
我们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这种东西在美国走火入魔了，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有或无的问题。
所谓学美国，其实就是学民主国家，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福利制度。
主题：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时间：2009年4月11日地点：银科大厦20层2006室2009年4月11日，秦晖教授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的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美国人的恶习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那么，如果将此次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相比，有何不同？ 1929年危机的特征是投资积累过度，而导致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
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怕中国发生的是这种类型的危机，我们的过剩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一直叫做内需不足。
但是中国的危机没有1929年危机的破坏性那么大，因为我们的过剩，由于强大的外需被缓解了。
这次由于美国的危机，外需缩减，导致我们的情况凸显出来。
而美国发生的危机，几乎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危机。
我们总是说自己消费不足，但在美国恰恰相反，大家都公认美国人的消费过度导致了这次危机。
讲的简单一点，他们过度消费、在全球进行透支，导致信用链条的崩溃。
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种危机。
有人认为，这是福利国家的危机。
大家知道，福利国家其实是对狭义资本主义的一种对抗，是一种反资本主义行为，就是通过政府行为来逆资本主义的规则而动。
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美国发生的危机有虚拟和实体两个层面。
虚拟层面就是次贷，美国人过分支持穷人买房子，而实体危机较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汽车业。
按照众口一词的说法，他们的工会太强大，福利太高，自由的雇佣关系几乎不存在，导致他们的竞争力下降。
有人编了一段通俗的对话解释1929年危机。
煤矿工人的孩子对妈妈说，“我冷，为什么我们不生火呢？”妈妈说，“我们没有煤，爸爸失业了”。
“左右之争”与“昂纳克寓言”作者：秦晖, 刘苏里访谈地点_北京万圣－醒客咖啡厅时间_2010年3月17日15:30-19:00作者简介: 秦晖1953年生于广西，青年时代下过乡，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任职清华大学，有关他的详细介绍，请读者参见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现在这个世界上出了一个现象，“越好越坏，越坏越‘好’”，就是说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为什么在80年代就不是这样，为什么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苏联，东欧这种政府日子很难过，欧美政府日子就好过得多，为什么现在就不是这样不知不觉，对秦晖的访谈进行了三个半小时，是一年多15个访谈时间最长的。
作为学者的秦晖，他著述岂止等身，但大部分不得发表；作为思想家的秦晖，二十年来，他思考范围几乎涉及中国现实问题的所有方面。
秦晖首先是历史学家，这使他的思考有了极其绵远深厚的根柢；他还是农学家，不是三农的农学，是广义的农学；当然，他还是经济史家、思想史家、社会学家，乃至政治学家，等等。
他是一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家，还是一流的俄国、东欧转型学家；他对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方方面面的超拔学养，少有人能企及。
他有着超常的逻辑能力和记忆力，以及熟练使用几种语言的能力。
—这一切，为他思考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提供了非凡而有效的工具。
最重要的，他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怀抱理想，心忧天下，这使他的全部工作，有了坚实的起跳和落脚点。
今次访谈，围绕中外左右之争及其陷阱展开，以他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昂纳克寓言”作结，逻辑严密，振聋发聩。
有请秦晖。
刘苏里：最近读你的作品，从八十年代末期《田园诗与狂想曲》（语文出版社2010年新版）到你最新的未刊稿（《共同的底线》），你一方面反对“中国特殊性”、“文化决定论”这类言辞，同时又强调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
秦晖：不矛盾，道理很简单，我认为人性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说我们有劣根性或有优根性，都是鬼话。
秦晖：中国为什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秦晖：中国为什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
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
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
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
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
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
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
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
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
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
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来源：网易—新闻中心2006年4月26日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作者秦晖整理【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
《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
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保留了其它两位对话者的全部对话内容（包括两位事后整理增补的内容及前后文的顺序、体例，乃至两位认为应当放进来的他人言论，均一字不删，以对历史负责），但他们的对话内容在文中的性质属于引文，不影响笔者自负文责、自享文权。
——秦晖第一部分国家的责任与权力关于过去的争论中国农民摆脱束缚，无需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秦晖：在中国—东欧转轨比较上，如今争论双方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
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
另一方则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
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所以现在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但我看，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很可疑。
如果拿东欧和中国做比较的话，从直观上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对于东欧自身来讲，即便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如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在转轨方面就差异极大。
爱沙尼亚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简直比南街村还南街村。
中国也同样如此，像温州几乎全部都是私有制。
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
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近几年虽然有升有降，但总的来说一直都在增长。
而东欧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了经济滑坡。
如果仅用激进或渐进很难解释这种现象。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首先应该分析这些国家的差异是从哪里来。
秦晖：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以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和世纪末的临近为契机，近年来国际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又趋活跃。
面对着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这—人类历史上惊人的大起大落，无论从“社会主义复兴”还是从“社会主义反思”的角度，人们都对中俄两国关注最多：俄国社会主义何以兴衰相继?中国社会主义何去何从?然而人们也没有忘了第三个大国美国，这个经典上所称的社会主义土壤——现代工业文明、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最发达、而本世纪又似乎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最绝缘的国家。
当“现实社会主义”在全球高潮澎湃之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美国例外论”命题曾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讨论。
而90年代苏东剧变、“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现实时，有人却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有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新的“美国例外”命题。
正如著名美国社会学、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其最近一本书中所说：“美国例外主义”成了—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砍向社会主义的普遍论，也可以砍向反社会主义的普遍论。
而在这个世纪末，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说法如果离开了美国的经验正如离开俄国、中国的经验一样，都将缺乏解释力。
一、“社会主义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会主义”曾记得40年代的国际共运中出了所谓“白劳德修正主义”：当时的美共领袖白劳德提出“美国特殊论”，认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在美国的条件下很难尖锐化，因而通常意义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在美国也难有前途。
为此他解散了美共，并认为美国左派只有走劳资合作、妥协改良的道路。
白劳德的此种看法导致了当时还是斯大林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共运”阵营的齐声斥责，所以他被美共开除而告终。
然而事实终归是无情的：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共并没有因为清除了白劳德这个“绊脚石”而时来运转，反而日薄西山，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回事了。
仅仅美共如此倒也罢了，美国历史与现实的耐人寻陈之处在于：不仅苏联模式的“共远”在美国从来不成气候，其它模式的诸种“社会主义”乃至反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各色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也都难以生根，起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它主要国家相比是如此。
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作者: 秦晖 2010-06-14 15:14:24 来源:南方周末晚清的儒者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船坚炮利”的强者，所谓的“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才是学习的主要动力，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并不是因为三千年来没有打过败仗或败得这么惨，而是因为那时的儒者以为西方实现了“三代”的理想，导致几千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道统产生了怀疑郭嵩焘说英国由于“仁爱兼至”，赢得了“环海归心”，这就有点羡慕得走火入魔了（张建辉/图）在薛福成看来，西方搞的那一套，其实也就是我们以前三代搞的那些东西（张建辉/图）谭嗣同已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国家的民主是对自己的国民好，但其外交也体现了国民的自私：“籍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
” （张建辉/图）现在史学界有一种倾向，有人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父爱式的管理，有的说科举制是现代文官制度，有人说你看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多么“自由放任”！图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场景从“差异原则”理解儒家最近，儒学、国学的传统话题很热闹，但是，我们在用语言来表述某种意思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符号和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代语义分析的研究表明，语言解释的空间是无限的，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
比如同样是谈儒学的人，这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是索绪尔讲的“任意原则”。
如果是这样，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但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表达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差异原则”，通俗地讲，就是指一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往往是要通过我们借助这句话去针对什么来体现的。
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我们讲某一套话语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假想敌，我们这个话语真正的意思是通过我们要排斥的东西来体现的。
比如大家都讲儒家，都讲仁义道德，这个仁义道德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取决于你用这个仁义道德来针对谁，如果离开了那个所谓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你讲的仁义道德就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
全球经济危机的缘由及根本解决之道全球经济危机的缘由及全然解决之道秦晖（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的政治是民主政治，“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
这是民主的大优点，但也可能显现“反向尺蠖效应”: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承诺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承诺减少自由。
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
然而，“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连续的。
强要连续，就会惹出祸来。
一种危机，依旧两种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
1929年危机，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最后致再生产过程中断，因此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
过剩危机要紧是消费不足造成。
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超前消费，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结果透支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
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全世界最高，这和1929年截然相反。
类似1929年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的现象，全世界表现得最明显的倒是在中国。
中国现在没碰到大振荡，是因为“过剩产品”以巨额顺差的方式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了。
没有那个外需，过剩危机将表现得更严峻。
中国的过剩危机，比次贷危机爆发要早。
消费不足、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在中国存在了十几年，我们的危机有自身逻辑。
请看图1:一样居民的消费占GDP总量，美国是80%左右，中国不到40%，几乎是两个极端。
美国人过度消费产生了窟窿，我们消费不足，就把产品卖给（事实上确实是“赊给”）美国，帮他们填窟窿。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咨询题。
圣路易斯市Pruitt-Igoe社区的兴建世界铸币权刺激美国的“消费狂”专门多人讲美国人现在有一种恶习，确实是借债超前消费，相当一段时刻内成了消费狂。
恶习该骂，更重要的是:那个恶习如何产生的？是“资本主义”吗？可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点，不是完全相反？而且，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例如日本、韩国，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国家，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势头，但可不能像美国人如此透支，道理专门简单，欧元没有世界铸币权地位。
秦晖教授的“逻辑”问题秦晖曾经说：不管什么主义，至少要讲逻辑（大意如此）——言下之意，他对自己的逻辑性颇为自负。
确实，相对于自由主义阵营其他人而言，秦晖还算是讲逻辑自洽的。
但由于观念先行、结论预设，他的所谓“讲逻辑”，往往只能以牺牲事实作为代价和前提。
同样是因为“逻辑”问题，不看秦晖的文字久矣。
但是，最近秦晖谈“中国模式”的文章，海内海外、网络纸媒，铺天盖地，且反复以不同标题出现，想不看到都难。
由此笔者也不免生出好奇心：难道秦晖发现新大陆了？还是他的逻辑已不再那么寒呛了？找来文章一看，原来说的还是那些老话，逻辑也还是那种逻辑。
就在不太长的一篇文章中，谬误、漏洞俯拾皆是。
惊诧之余，亦试为追捧秦晖者略略拾之：一，近两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是透析中西模式的一个观察点，秦晖也明白这点。
站在他的观念立场上，必须为西方引发危机这一短处寻找一种解释。
他的解释是，西方因为民主，所以政府必须搞低税收、高福利，于是形成财政大窟窿；又由于全球化，“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
这种说法很稀奇。
首先，就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而言，危机的爆发与秦晖所说的政府为多搞福利少征税而不得不多举债无关。
否则，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方法，就不会是进一步地透支、举债，花上万亿美元搞经济刺激计划。
危机完全是由金融业的非理性扩张引发的。
老百姓确实事先没有感到危机，所以他们才成为受害者。
但他们感不到的原因，与全球化关系不大，而是由于华尔街的贪婪及报酬模式：基金经理的收入取决于短期收益率，所以他们热衷于挖空心思搞各种“金融创新”，竞相争取短期内利益最大化，而不管后面留下的窟窿越来越大。
其他相关行业，包括证券、银行、评估，精英们的报酬模式都差不多，所以积极配合，大家把游戏包装得很光亮。
老百姓哪里能看穿这么多“专家”的合谋？所以争先恐后往人家挖好的窟窿里跳。
说到底，这是由于缺乏监管、“自由”太多导致的问题。
秦晖：如何认识西方危机更新时间：2018-08-01●秦晖 (进入专栏)西方发生危机，解释也有两种，右派老说是福利国家搞多了，左派老说自由搞多了，尤其金融监管不力等。
这两种说法都对都不对，因为这两种弊病的确都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危机说穿了就是借债借得太多，而且美国是个人借债比较多，消费借债尤其在次贷问题上，欧洲是国家借债太多了，就是所谓的主权债务。
但是这两者背后的根源是一样的，而且这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福利国家是有毛病，自由放任也有毛病，但是它都是可持续的，理论上讲不应该导致现在的这种状况。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高税收、高福利，低税收、低福利，都可以建立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
理论上讲你都不可能得出这个国家要破产的后果，为什么现在会造成这种后果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左右两派都要为老百姓说话的结果，民主制度下老百姓对左右派都是只喜欢一半的，左派上台，老百姓就寄希望于他们增加福利，但是不希望他们增税，右派上台，老百姓寄希望于他们减税，但是不希望他们减福利，因此左派上台以后福利增加了，但是税收增加很困难，右派上台税收可以减，但是福利不能减，这么一来一回折腾几次，国家肯定就要破产。
所以当前出现的问题既不是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不是什么自由放任危机，我这里讲的不是说这两种制度没有它的问题，而就是民主制度的问题。
我在中国也算是很典型的民主制度的鼓吹者，但是我清楚地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的确是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你完全按照这个搞下去，民主制度是搞不下去的。
但是我就要问了为什么以前都是这样，而民主制度没有崩溃?如果搞了民主，老百姓坚决不愿意增税又坚决不愿意降福利，民主制度怎么可能维持两百年呢?我们也知道在民主制度的背景下，老百姓接受增加税收，接受降低福利，这个例子都是很多的，为什么以前他们可以接受现在就不可以这样呢?最近这二十年的确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专门造了一个名词叫做“反向的尺蠖效应”，就是左右派的两种理论，除了它的学理层面还有它的现实可操作层面，都一样的;如果在一个专制国家搞，很可能左右派都要为皇上着想，左派为皇上横征暴敛，但是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你没有办法保证，右派为皇上推卸责任，但是皇上横征暴敛的权力你照样没办法制约。
在民主国家有相反的一面，但是这个事情在以前表现得并不那么突出，原因是假如老百姓真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很快就会出问题，一旦有问题，老百姓并没有傻到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地步，他是会接受的，不管是增加税收还是降低福利。
但是最近这二十年，西方的那些人就好像感觉不到“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政策的危害，就把这个窟窿越做越大，以至于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一点我认为和全球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全球化给西方提供了一个透支的非常强大的机制，使它可以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造成的大亏空不断地用全球化的游戏向全球透支，把它盖住，以至于盖到最后这个窟窿越来越大，结果这个窟窿最终爆炸，就发现这个事情最终不可收拾。
比如在美国，全球化如果是全球贸易、全球投资，这些问题不大，但是如果金融全球化，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了一个很大的全球进行透支的杠杆，就可以把这个窟窿都盖起来了。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这里讲的是全球化的深化就是由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转向金融全球化。
还有广度的一面，全球化除了深度以外，加入全球化游戏的国家越来越多，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像中国这种类型的国家，不仅仅是中国一个，但是中国的确是块头最大的一个。
中国既有左派，也有右派，但是左右派玩游戏的规则和西方是截然相反的，西方的左右派老要拍老百姓的马屁，中国的左右派，得势的一般来讲都是要拍皇上的马屁的：左派上台，国家就要横征暴敛，右派上台，国家就要推卸责任，但是左派上台并不能够对国家进行福利问责;右派上台也不能真正限制国家的权力。
这种状况下就出现了国家的聚敛能力越来越大，但是国家推卸责任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强。
我们现在要讲福利、要讲民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福利观一定要改变，如果不改变，我们的福利政策不可能有希望，中国人一定要把感恩型福利观改成问责型福利观。
福利是老百姓的权利，老百姓可以向国家要求福利，这是老百姓的一个诉求，国家给了不是恩情，国家不给了我就应该问责。
这是福利国家的一个本质的特征。
福利国家不是皇恩国家，瑞典这样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提供的，你听哪一个瑞典人感恩戴德?相反的，瑞典这个国家也不是没有右派上台的，自由党派就执政过，自由党是很不喜欢福利国家的，但是它也不能不搞，因为搞福利不是你的爱好，而是老百姓逼着你搞。
如果没有建立问责型福利观，感恩型福利观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制度的。
所谓感恩型福利观就是我给你一点你就要山呼万岁，我如果不给你，你也不能问我要。
中国以前的典型案例就是只要你不饿死，你就得感谢领袖，饿死了你也不能埋怨领袖。
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有福利?!而且这种背景下你就不能阻止国家聚敛的能力远远超过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
这种现象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差，中国这个生产过剩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危机天生就是要依靠外需的，不要说西方人透支，西方人真不透支了，中国还真是个问题。
2008年以后，美国人的心理其实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人从2008年到今年，储蓄率从0.8%到今天已经变成了6%了，但是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就开始说美国人现在要储蓄了，这对中国的经济是个很大的威胁。
现在这两个形成一个互补，你说全球化造成一个透支功能，这也要有人愿意让它透支。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道理来指责西方霸权，因为这种全球透支不是他抢你，是他向你借钱，是你愿意借给他的。
而且你借给他是有你的体制根源的，你如果不借给他，你解决不了你的生产过剩危机。
这种情况实际是两种“尺蠖效应”造成的互补。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里讲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指在民主基础上的，要么是福利国家，要么是自由放任)，都不可能有前途的。
这种游戏如果一直玩下去，只会造成劣币驱除良币的后果。
我去年(2010年)在德国和莫德罗(就是他们最后一届共产党总理)聊过三个小时，我当时就曾经讲过昂纳克寓言的一个假设故事，现在东德人很不满意，原因就是东德人在剧变以后原来的制造业垮掉了，但是新的制造业并没有崛起，虽然他们有高福利、强势工会，整个收入也跟西德差不多。
德国主要用于东德的上万亿欧元的团结税，基本上都用于福利，制造业投资很少。
关键在于，现在可以把东德人养得和西德人过的日子差不多，但是东德人是吃福利的，仍然感觉到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莫德罗说，东德与西德的收入水平还差30%。
这样的说法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东德的劳动人口现在基本上跑到西德就业了，东德的所谓的30%其实不是30%，莫德罗有点夸大，就是差了百分之十几，在议会中他们是有变动的。
老实说主要就是因为你是吃福利的，吃福利的人和就业的人相差百分之十几，这就是很共产主义的一种制度。
本来东德可以有另外一种办法，东德甚至吞并了西德都是有可能的，莫德罗说不可能，说他搞的那套原来已经失败了，如果搞民主光投票东德就投不过西德，西德人口有六千万，东德只有一千多万。
我说假如当年的昂纳克成功地把民主制度镇压下去了，但是他跑到西方，逛了一趟拉斯维加斯，逛了一趟红磨坊，最后对花花世界感兴趣了，不管什么理想了，要搞花花世界，但是专制也要维持，东德人照样没有自由，但是他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制造一个最佳的投资环境，就是对西方的资本开门，西方当然也要对东德的商品开门，然后农民的土地想抢就随便抢，工人不准有工会，把东德人当做农民工，把整个东德变成一个血汗工厂，这样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样的话就和今天的东德截然相反，西德的资本根本不用跑到罗马尼亚和中国，西德的资本家根本不用雇用什么土耳其的或者是东欧的劳工，而会一窝蜂地拥进东德，在东德制造十倍的烟囱，大量的廉价商品去覆盖西德的市场。
这样的话，在东德会造成经济奇迹，在西德就会造成现在在东德面临的问题，就是制造业垮掉，而且福利制度也不存在了，强势工会也没有了，整个西德原来的那套制度将不能维持。
在这种背景下西德人只有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你自己搞一个柏林墙，把你的资本挡住，不让它过来，你把东德的商品挡住，不让它过去，维持你封闭的体系的自我运作。
但是如果是这样，你的道德代价就会很高。
第二，如果你不做这一步，你要跟东德竞争，就必须降低你的人权标准，福利和自由都得降，都得学习东德的那一套制度，讲得简单点，就是福利国家必须向血汗工厂看齐，如果是这样，等于西德就被东德和平演变了，实际上还等于是被东德统一了。
第三，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要这样搞，很可能会发生社会爆炸，因为在民主国家无论是降自由还是降福利都是非常危险的，就像现在我们在希腊这些地方看到的。
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在西方国家就会造成社会爆炸，那么东德仅凭武力也有了统一西德的可能。
但是我跟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假如最终是这样一个状况，莫德罗先生你觉得这符合你的理想吗?莫德罗是一个左派，而且至今为止他还是认为福利搞得不够，还是为左派的理想呼吁。
如果在这种背景下，显然是东德胜利了，但这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胜利，甚至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胜利，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就是17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人道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
这种现象有谁希望看到呢?我想左派不希望看到，右派恐怕也不希望看到。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格局面临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以民主为前提的，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法西斯主义。
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全球化的确造成了以前人们没有碰到过的现象，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的确会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片面全球化，就是资本、贸易、金融的全球化，但是民主并没有真正全球化。
在这种背景下会有一种很强大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可能。
民主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有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问题，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人，都不希望所谓中国的民主是被西方人强加的或者更不希望出现一种类似于伊拉克式的或者当年日本式的，由西方人向我们来输入民主的这样一种状况。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加速自己的民主进程，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格局中，中国的崛起不能以血汗工厂为代价。
中国在未来世界竞争格局中有它的实力，这一点我是充分估价的，我甚至认为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打败西方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格局打败西方，对于西方不是好事，对于中国也未必是好事，对于全世界都不见得是好事。
如果要避免这种局面，我们又不希望是西方向我们强加民主，中国人加快自己的民主进程，中国人用自己的改革来解决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的局面，这是一个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