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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的法理论证——读周永坤著《规范权力一权力的法理研究》权力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现象，任何社会构建均离不开权力的作用，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建构亦莫能外。
但是，古今中外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权力的盲目作用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带来社会灾难，因此，如何降服权力利维坦一直是从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西方思想家所思考的永恒主题。
人类法治国家的历史及现实表明，建立现代权力结构是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手段。
但是，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所奉行的是绝对权力观念，权力制约在传统中国绝无生成之空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至今它仍然还被刻意回避。
当前，我国已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任务，国务院出台《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十年内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无论是建设“法治国家”还是“法治政府”，归根结蒂，其核心均在于建立合理的权力制约制度。
因此，权力制约的制度化建设在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但是，在法理上对权力进行规范分析，为制约权力进行法律理论上论证的成果却为数不多，而且在传统的统治理论下显得苍白无力。
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周永坤教授历时四年倾心研究的力作——《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这是国内第一部从法理的角度，运用规范学方法对权力制约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造的哲理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践参考价值的力作。
著作提出的以下理论与假设值得学界与实践界重视。
一、弘扬人的自由与解放——通过解读马恩经典确立本书的基调与趣旨该书以“人的自由与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权力思想的基石”为绪论开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有关权力的论述进行了前人很少做过的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解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法律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有创意的解读。
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与最高目标是人的自由与解放，革命只是达于这一目标的手段，任何社会形态都应当服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目的。
２３６企业家天地・下旬刊／２０１０／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马克思哲学的最后旨归——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再解读李艳梅李冬梅摘要：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现实人的终极关怀，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这是马克思哲学对人类未来的指向。
从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双重维度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未来指向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但是一个价值理想目标，更是一场现实的运动。
关键词：终极关怀；可能性；现实性；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３．１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ＣＮ４３—１０２７／１７（２０１０）０１—２３６—０２作者：李艳梅，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辽宁，阜新，１２３０００；李冬梅，沈阳建筑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１６８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最后的价值理想目标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可能性。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对资本逻辑的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在其理论层次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显性层面的商品批判，从中看出商品体现的是物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是从直接的商品交换批判进入到生产方式的批判，并将生产方式的批判定位为对生产关系的批判，这也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区别于当时一些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人的真正解放。
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道德批判基础上的与人道主义相近的概念，也不是只是附着于社会组织、制度层面上的实体性存在，即共产主义并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城邦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再现，也不能用现成的、具体的标准去衡量，把其当作当下的切近的目标，甚至作为历史的终结，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坚实基础上，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可能性的诉求的境界。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使共产主义的终极诉求有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２０１６年第２期（总第１４５期）／三月号现代哲学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ｏ ２２０１６／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 １４５／Ｍａｒｃｈ新政治经济学与解放政治学———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批判之启示刘 丽 胡大平【摘要】通过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和剥夺性积累两个重要维度，哈维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机制和灾难性后果。
在理论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拓展。
哈维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表明，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够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从而为替代资本主义的解放政治学提供理论支撑。
反之，替代资本主义实践的当代迫切性也要求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突破。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剥夺性积累；解放政治学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１ 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２０－０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和替代，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议题，亦是它所面临的基本难题。
困难源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复杂变化，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其运行机制与后果在现象上都大大地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初估计。
在此背景中，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以“新变化”的名义告别了政治经济学分析，转向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这虽然产生了丰富成果，但其意义也明显有限。
与之相对照，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地理学家大卫·哈维从空间或地理角度揭示资本积累的变化动态、机制及其后果的研究却十分突出。
可以这么说，其不平衡地理发展和剥夺性积累理论是基于马克思基本立场发展出来的关于当代资本积累机制及其后果的科学分析。
这些成果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表明新政治经济学不仅能够而且必须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以及替代它的政治实践之基础。
本文以哈维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为中心简单地阐明其特色和意义。
在哈维看来，新自由主义实质是“一项乌托邦计划———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将其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①。
马克思的自由观及其当代意义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的自由观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社会革命家，他的理论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由，作为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也是马克思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本文将通过对马克思自由观的深入分析，揭示其内涵与特点，并探讨这一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
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自由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追求，更是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
马克思认为，自由的实现需要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之上。
因此，本文将首先梳理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基础，包括其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观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本文将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分析马克思自由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应用。
从无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的自由观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探讨，我们将进一步理解马克思自由观的实践意义。
本文将关注马克思自由观在当代社会的意义。
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自由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马克思自由观的当代解读，我们可以为现实社会中的自由追求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文也将反思马克思自由观的局限性，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自由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二、马克思自由观的基本内涵马克思的自由观并非抽象或孤立的理念，而是深深根植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
他认为，自由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也不是某种超自然的恩赐，而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通过人类实践活动不断发展和实现的。
马克思强调自由的相对性。
他认为，自由总是相对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言的。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和实现方式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个体在形式上享有一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往往是受到资本逻辑支配的，真正的自由被限制在了商品交换的领域内。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与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
他指出，自由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概念，而是需要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来具体实现。
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解读《资本论》当今要想“回到马克思”，重读其巨着《资本论》是不二法门。
但如何“读”《资本论》，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实，早在1843年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就给我们提供了有义的“启示”：费尔巴哈只有一点不能使自己满意，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
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1]。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唯有从“哲学－政治”的“联盟”--政治哲学来解读《资本论》，才能理解、把握《资本论》批判和变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追求劳动者自由解放的真实意蕴和认清马克思作为“革命家”的鲜明形象。
一、《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蕴自《资本论》问世以来，人们就从不同的视野对其进行了多重解读。
通常，人们习惯对应马克思理论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对《资本论》分别进行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解读。
法国的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时，就区分了作为经济学家阅读《资本论》、作为历史学家阅读《资本论》、作为文学家阅读《资本论》和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1]。
英国弗朗西斯·惠恩在写作《〈资本论〉传》时，则总结和概括了人们解读《资本论》的五重意蕴：作为大部头的哥特式小说，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通俗剧，作为一个黑色滑稽剧，作为希腊悲剧，作为一个反讽的乌托邦[2]。
美国的詹姆逊在“重读”《资本论》时，又强调《资本论》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书，甚至也不是一部关于劳动的书，而是一部关于失业的书[3]。
表面上看，不同的读者眼中好像有不同的《资本论》。
但实际上，按马克思自己的观点：不论《资本论》有什么缺点，它却有一个长处，即它是一个“艺术的整体”[4]。
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资本论》只是包含着不同内容和多重维度，但绝不意味着有多个不同的“《资本论》”。
《资本论》只有一个，而这个《资本论》就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哲学的《资本论》。
从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只有对《资本论》进行政治哲学解读，才能把握和凸显《资本论》作为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一致的“艺术整体”。
彼岸哲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前途刘洛一、哲学的三个世界物质与精神是人类的两大需求。
所谓哲学，就是系统的思想体系，哲学是人类理性对超验问题的系统回答。
哲学中有三个世界（三种哲学）：自然世界（自然哲学）、伦理世界（伦理哲学、政治哲学）和心灵世界（心灵哲学、宗教哲学、形而上学）。
前两者合称此岸世界（此岸哲学），后者称为彼岸世界（彼岸哲学）。
自然哲学是哲学的发端，很多自然问题最初是哲学问题，因为在当时这些问题是不可验的。
例如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古人没有航天飞机、没有化学元素周期表，所以只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理想主义的宣称式的回答。
泰勒斯认为世界是由水构成的，地球是一个水球，大陆就漂浮在上面；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一团永不熄灭的活火；经院哲学家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天体围绕地球作圆周运动。
尽管这些观点今天看来可笑，但这却是人类对世界最初的理性思考，剥离掉对物质世界的错误描述，这些宣称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形而上学成分。
随着技术的进步，知识的累积，自然世界逐渐可验，人类可以给出客观的描述，这样自然哲学就逐渐让位于科学，退出了自然物质的领地。
伦理-政治哲学是人类对社会的系统思考。
粗略的讲，伦理哲学是微观的，政治哲学是宏观的。
政治哲学可以出自伦理哲学（中国政治哲学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政治哲学也可能不出自伦理哲学而直接出自形而上学。
正义和善是伦理-政治哲学的主题。
伦理-政治哲学家小心谨慎的处理着“利”这个概念，因为他们认为利归根到底是物质的，而人际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尽管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伦理政治哲学的特点在于，它是此岸的，又那么的带有精神性；它是实用的，又那么的带有燃烧感。
伦理政治哲学没有自然哲学的肤浅，也没有心灵宗教哲学的晦涩，谈论它既优越又平实，既冲动又安全，所以它一直居于哲学的中心地带。
在中国，孔子的仁爱总是大于天命，孟子的民贵君轻总是大于浩然之气，杜甫大于李白，屈原大于陶潜；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大于理念论，孟德斯鸠大于贝克莱，马克思大于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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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存结构决定了“人是生而自由的①,人的主体性及其所具有的自我完善化的认知能力和实论文联盟http://践能力,使人不仅把“自由”看作是人的“天性”和至高价值,而且也成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准绳和权利规则的基础。
然而,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②,天性自由的人在现实社会始终处在“困境”之中,走出困境,实现解放成为人的奋斗历程。
自由—困境—解放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链条。
在西方,这一问题的起根发苗是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
古代社会理想的公民自由成为柏拉图所设想的古代政治共同体的追求目标,然而现实中,人们被置于“囚徒困境”中。
“囚徒困境”成为解放的障碍,既蕴含着对解放本质的理解,也揭示了解放的前提条件、基本诉求和内在程序。
“囚徒困境”根源于自然束缚——洞穴和锁链、人的自我束缚——灵魂不能转向和政治束缚——无知群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虚假荣誉,由此,柏拉图提出了囚徒个人解放和囚徒群体解放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者的核心是囚徒成为哲人的问题,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后者是哲人重返洞内去拯救其他囚徒,主要是政治自由问题。
柏拉图也探索了解放的可能性问题,提出了解放的理想性和相对性的观点。
柏拉图也提出了通过精英“归真”的自我解放和通过“启蒙”的社会解放这两种途径、两种境界和两种后果,试图实现两者的“至善”的统一。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柏拉图囚徒解放学说确定了后来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解放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流思想路线,特别在自由理念、解放理论的生发点和实践解决方案上提供了营养要素。
寻求精神迷途与政治迷途的归真与超越,在困境的人生、破碎的政治社会与人的自由之间架构桥梁,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
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根本区别的观点,使其“政治哲学”更倾向于实践性,“不过其政治著作中常常采用辩证论方法……这一点与柏拉图的对话录不说是形似也颇为神似。
”(注:[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李天然等译《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6页。
)在《国家篇》和《法律篇》中,西塞罗运用对话形式,强调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人的本质中寻求正义本质的解释,”③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等译:《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158页。
)并诉诸于“自然的最高的理性③。
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和阿尔法拉比哲学所确定的信仰获救道路,洛克等人的民主道路,卢梭的人民主权道路,康德的启蒙道路,黑格尔的国家整合道路,马克思的阶级革命道路,密尔的功利主义道路,罗尔斯的正义道路,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都有思想萌芽。
总而言之,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意志主义等政治理念,无论对自由的现实主义理解还是理想主义理解,都能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找到根基。
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古典思想的过程中,使时代精神萎弱、迷惘,张弛于外在性的世界中。
开放社会的主张和集权乌托邦主义尽管对立,却不约而同地攻击柏拉图思想。
这些情况说明柏拉图政治哲学对当代具有“活”的精神意义。
一、作为理论预设的“囚徒困境”柏拉图相信“逻各斯”的力量,凭借“哲学言辞”来支撑和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必然性。
从思想逻辑上看,为了解决希腊古典社会的政治选择问题,柏拉图提出了“正义城邦”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的价值诉求和理想目标。
这导致了柏拉图在理论上预设“囚徒困境”这一前提,因此才有了人的解放和建构正义城邦的问题。
“囚徒困境”把世界二分化,分为“洞内”和“洞外”、现实与理想。
柏拉图坚持,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囚徒困境具有必然性、普遍性、永恒性和不可解除性;但对少数人来说,他肯定其获得解放的偶然性、特殊性、暂时性和可能性。
许多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柏拉图的这种区分,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感性世界、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本质世界的区分;有的学者从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的角度来理解,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诉求利益的狭隘的政治社会与追求智慧的超越性的哲学世界。
事实上,柏拉图关于“洞内”与“洞外”的区分是复杂的,不仅仅包含一种内容,主要是运用矛盾方法,在非至善性世界与至善性世界这一基本区分的前提下,来阐释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和联系的,把它们理解为封闭世界与开放世界、无知与有知、未受教育的与受过教育的、自在的束缚与自为的解放、虚幻的感觉世界与真实的理性世界、追求世俗愉快的政治社会与追求理想生活和精神愉悦的哲学世界、堕落的灵魂与回归到本真状态的灵魂的对立。
这种区分也还隐含着这样一种对立:由多数并未真正解放的俗众所构成的政治社会与由少数真正解放的精英所构成的自由个体之间的对立。
“囚徒困境”设定了人的现存的“囚徒状态”——洞穴中被锁链牢牢地捆绑着。
柏拉图给这种状态作了二重设置:一重是洞穴环境,另一重是捆绑状态。
就“洞穴环境”而言,“洞穴”尽管是一种限制的境域,但它不是绝对的束缚,其中存在着火光、自由行动的有限空间、太阳从洞口的投射和通向外部的坡道,是相对自由的环境。
尽管柏拉图没有明晰这一困境由何而来,怎样而成,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灵魂堕落和人类降生以后就与生俱来上肯定这一困境的存在;从作为逻辑前提的事实存在上理解。
因此,柏拉图提出了人的限制及其永恒性问题、人的超越和实现一种新的公民社会的问题。
柏拉图对人能否超越洞穴困境始终犹豫不决,怀疑人能普遍性地超越囚徒困境。
可以看出,柏拉图把洞穴困境的克服理解为人类彻底解放的最终条件,当然它不是唯一障碍和首要障碍。
就“捆绑状态”来说,由于捆绑,囚徒完全被放置在绝对的不自由状态中,它是人类解放的首要障碍。
因此,捆绑与洞穴是人类不自由状态的两个制约因素:捆绑造成了绝对的不自由,洞穴隔离了绝对自由,要实现绝对自由,首先必须对囚徒松绑,但松绑只是实现绝对自由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最终条件,只有走出洞穴,囚徒才能最终彻底解放。
松绑了的囚徒可以在洞内建构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但他们只有在洞外才能建构一个绝对自由的境界。
“囚徒困境”旨在阐释人的彻底解放问题,柏拉图所提出的理念和创造性构想具有不朽的价值。
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始终在理想、信仰与现实、理性之间摆渡。
中世纪的政治哲学继承了柏拉图关于世界的二元划分理论,提出了“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区别和信仰救赎的解放道路。
近代政治哲学把上述问题转化为“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二阶段的过程性问题,提出了通过理性启蒙的解放道路。
现代哲学一般都在消解信仰,无限地夸大人的主体性,不承认人的“囚徒困境”,特别是反本质主义的哲学,坚持现实的合理性、合法性与自由性,反对理想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的二分法,强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和能够实现幸福,把期望和理想贬损为仅具有画饼充饥功能的事物。
不过,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人类的境况也并不那么充满自由和幸福,反而使人的精神处在极度的紊乱与紧张中,缺失了宁静与悠远。
这启示我们:既不要忽视和轻易地消解理想,也不要妄言人的解放。
转贴于论文联盟http://二、不自由状态的基本特征在柏拉图那里,囚徒状论文联盟http://态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
柏拉图说:“让我们把受过教育和缺乏教育的人的本质比做下述情形”②③④⑤《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511、511、511、510页。
),紧接着,柏拉图就把人们带到了想象的洞穴场景中,描述了一群面壁而坐、被锁链牢牢地禁锢、不能有任何视域转变、把墙壁上的投影误为真实的囚徒。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这一描述中的五个核心要素:第一,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因为这关系到囚徒们之间的沟通、心理认同和正义城邦建构等问题;第二,囚徒背对光源,这是发生错误认识的前提条件;第三,被锁链禁锢着,这意味着囚徒不是自由之身;第四,不发生视域、音源的转变,这说明囚徒的感性观念都直接来自墙壁上的投影和回声;第五,囚徒把投影误认为真实,这是柏拉图的基本结论。
柏拉图通过这五个要素揭示了囚徒的不自由状态的基本特征:首先,这种不自由状态是一种外在的强制锁定状态,是人与生俱来的。
柏拉图说:“如果他们的脖子一辈子都动不了,那么他们怎能够看到别的东西呢②柏拉图在这里设定了一个类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假设——人们一开始就被锁定的无知状态。
其次,这一强制锁定状态使囚徒几乎没有任何身体自由。
柏拉图借助于囚徒的脖子——人体视域转向的枢纽的“一辈子都不能动了”③,来说明不自由的程度。
从柏拉图的整个解放理论来看,柏拉图并不否认可以通过一定的引导机制,使人实现相对自由的可能性,因为柏拉图并不否认在既定的现实政治体制上建立正义城邦的可能性。
但柏拉图否认,除非“某一天突然有什么事发生”④,完全的绝对的自由就变为现实。
再次,柏拉图认定这一状态是人在认识上的谬误状态。
柏拉图在构建这一比喻时,已经预设了“囚徒”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囚徒们没有任何理性知识,顶多只有源于墙壁上的幻影的刺激而形成的谬误的感性观念。
柏拉图明确地告诉我们,囚徒们看到的是幻影,而不是真实的事物;尽管囚徒们把幻影误以为真,其实他们完全错了。
柏拉图在这里暗示,谬误状态、不自由状态、灵魂不能发生转向与不能直接面对感性事物有着本质的关联。
最后,柏拉图并不认定囚徒状态是独立的个人问题。
柏拉图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些人从小就住在洞里,但他们的脖子和腿脚都捆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扭过头来,只能向前看着洞穴的后壁⑤,柏拉图说是“一些人”而没有说是一个人,也没有说是“两个人”,这与现代版的“囚徒困境”有着本质的区别。
柏拉图关于囚徒状态的描述是放置在知识内容中来规定的,柏拉图预先设置了知识的正误标准,由此才决断囚徒的感性观念的谬误性,由此建构了囚徒与无知的关联、自由与知识的关联。
这两种关联的建立更充分地揭示了人类解放的实际过程和后果问题,揭示了“知识人”和无知者在解放问题上的不同。
对囚徒状态的遮蔽性,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有不同的理解。
绝大对数学者从“至善”的角度,提出了囚徒状态恰恰有“弊”,灵魂的转向是人认知真理过程中从“遮蔽”走向“无蔽”的转折机制。
中世纪的原罪学说强调知识对道德的遮蔽性,不过经院学者对此有所缓解,承认理性的一定意义。
托马斯就承认“哲学是神学的奴仆”。
近代启蒙学者肯定“自然人”的遮蔽性,他们都强调“理性”的解放功能。
海德格尔从囚徒认知真理而获得解放的连续性维度来理解柏拉图的“囚徒状态”,认为囚徒状态的基本特征是“无蔽”(注:参见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第一部分第四节,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