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刊语文学刊2011.1○曲敏佳（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作者简介］曲敏佳，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论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摘要］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现实精神，诗人“惟歌生民病”的现实精神的确影响着后世的诗歌创作，然而其诗歌的政治功利性也在另一方面削弱着其诗歌的艺术性，从而使其新乐府诗留下了些许艺术上的缺憾。
［关键词］白居易；新乐府；得失中图分类号：I 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1）01-0069-02综观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诗，大体为现实主义作品，并自始至终贯穿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正是源于诗人的诗歌理论。
可见，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诗歌不仅诉诸于人的理智，而且诉诸于人的感情，不仅要以理服人，更重要的在于以情感人。
正是由于诗人对朝廷、对百姓都有着强烈的情感，所以才会在诗歌创作中将这种情感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因而也就使得其诗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现实精神。
然而正因为这种“为时”“为事”的精神导致白居易的诗歌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同时诗人过于注重诗歌的政治功能，那么必然就会削弱其诗歌的艺术性，从而留下艺术上的缺憾。
一、新乐府诗之“得”首先，白居易的诗歌十分强调现实精神与社会功用，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和古代再现的诗美观紧密联系的。
孔子就十分注重现实，鄙弃幻想，因而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反映现实。
那么白居易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诗人，他的诗论也必然会受到以《诗经》为主旨的传统诗论的影响，《诗经》可谓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起点，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手法如实地反映着社会的本来面目。
可以说孔子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状况。
但发展至建安时期，叙事的意味已然有所减少，曹操虽然借古题写实事，反映汉末动乱，但形式上已经转向抒发个人情感了。
六朝文学更加注重形式，与社会的关系已经日渐疏远，叙事诗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诗“因事自立”，才将《诗经》的叙事传统继续发扬光大。
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
诗歌发展到元和时期，白居易、元稹等人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
之后，元、白等人便大量创作新乐府诗，白居易不但创作新乐府诗，还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
白居易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大部分得益于传统的儒学理论，并继承了孔子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
《论语·阳货》篇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歌艺术性的独到见解，也是文学思想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提法，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尤为突出地继承了这一文学的社会功能。
“兴”是就文学作品审美而言，“是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诗歌不论是触物生情还是反映现实，为政治服务，都得建立在再现诗美观的基础之上，合适的内容需要恰当的形式来表现。
白居易就在充分强调诗歌内容现实性的同时，十分注重诗歌形式方面的要求。
他要求诗歌最终达到老妪都解的地步，那么诗歌必然得语言质朴，言简意赅，直陈其事，进而广泛流传，最终达到作者与读者的共鸣。
“观风俗”可以说是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客观效果。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包含着“重礼教以归化人心”与“尊贤能以澄清吏治”的思想内容。
而孔子所说的“观”同样重在诗歌所反映的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便践行了孔子观风俗的诗歌理论。
显然白居易的诗歌有着考政治之得失的社会功用。
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这种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必然会达到文学观风俗的社会功能。
孔子所讲的“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怨”则是就文学作品批评社会的功用而言的。
孔子认为文学作品不但可以把人们团结起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更重要的是还能够怨刺上政，可以对社会“不仁”的现象加以揭发与披露。
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是十分赞同并在其诗歌创作中严格实践的。
他积极呼吁“先向歌诗求讽刺”，并且极力提倡以《诗经》为代表的美刺比兴的传统与精神。
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创作一定要有寄托，并且真实客观的反映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人人知诗书之旨，识礼乐之情。
当然白居易所讲的“怨刺”是有一定“度”的存在的，他力求做到“怨而不怒”，在揭露时政弊端，同情百姓疾苦69语文学刊2011.1的同时，又“发乎情而止乎礼仪”，让统治阶级从他的诗歌中自省到自己的不足。
白居易不仅在诗歌的内容上继承《诗经》的传统，而且在诗歌的形式上也效法《诗经》的篇章结构。
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曾说过：“首句标其目，卒彰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
”可见其诗歌的形式也确实取法于诗三百。
总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都力求做到讽喻美刺，言直而切，继承着“温柔而敦厚”的传统诗歌精神，而又对其进行着超越。
其次，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可以说白居易的这一主张为诗歌的创作及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在《诗经》里，虽然也有部分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但更多的主人公还是王公、贵族、官僚、隐士，诗史杜甫的出现才把士兵、船夫、渔民也作为诗歌的主人公加以描述，对他们贫寒困苦的生活给予极大同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予以无情的批判。
但杜甫对于百姓疾苦的描述与反映仅限于诗歌，并没有上升到诗歌理论。
直至白居易才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
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
如《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赢？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碳车碾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诗人通过起承转合的简单叙述，将一个卖炭老翁的无奈与困苦，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
从诗中我们都看到了“宫市”制度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也深刻地理解到这种制度的罪恶。
从字面意思我们不难看出“宫市”表面上是皇帝派出太监到街上去买东西，但从诗中的“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买”无异于抢。
白居易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个别的场景，寓特殊于一般，描述了如此遭遇的广大人民，揭示了“宫市”制度之陷民于水火。
究其根本，白居易之所以能够鲜明地提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实则并非偶然，他所处的时代为他提供了现实土壤，诗人的经历也为其心系百姓奠定了情感基础，再加上诗人“兼济”思想的影响，便促成了诗人新乐府诗的极强的人民性。
诗人心中始终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且也时刻提醒着统治者，希望他们能真正看到“民”的作用，从而执政为民。
这也正是其新乐府诗“惟歌生民病”的根源之所在。
二、新乐府之“失”由于白居易积极的人生态度，胸怀兼济天下的理想与抱负，又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影响，他的五十首新乐府诗作必然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这种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自然而然会影响其诗歌创作的艺术性，因此也就必不可少会给其新乐府诗带来一定的缺陷与弊端。
章培恒就曾在自己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提到：“这种语言风格的缺陷是过于直露，有时颇为啰嗦，少了些精炼和含蓄。
”正是由于内容上要求妇孺皆知，注重实际功效，在形式也就相应少了斟酌与推敲，语言刚正激烈的同时也就削弱了诗歌的内敛含蓄功能。
首先，我们读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必然会先注意到其诗歌的小序。
诗人在诗前题以小序，显然是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于诗人作诗的目的，以求快速地让受众领悟诗歌主旨。
然而这种题解式的做法却束缚了读者的思维，诗歌的意蕴原本是通过语言媒介传达的，从诗歌的每个字眼，读者就完全可以领会到诗人的意图。
而且不同的读者必然会对同一首诗歌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如若诗人硬要在这种理解前对读者加以限定，那么势必会影响诗意的传达。
可见，文学作品的创作主要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因而如果作者过多地去限定读者，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诗文的表达效果。
其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所有的诗歌创作中并不是最广受欢迎的，其一大原因就是新乐府诗语言过于浅白，缺乏韵味，“元轻白俗”就是对白居易诗歌过于直白的评价。
白居易诗歌语言的浅白与其诗歌“补察实证”“泄导人情”“救济人病”的现实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诗人要竭力做到妇孺皆知，其诗歌创作才会尽量通俗化，语言明白化。
但这种浅陋直白的语言大大削减了其诗歌的艺术性，使得其诗歌缺少诗情，流于说教。
同时，诗人新乐府诗的说理性过强，使得其诗歌一定程度上缺乏形象性，诗意太露而缺少了诗歌创作所固有的含蓄特点。
有些语言甚至一览无余，没有读之而令人回味的余地。
如《杜陵叟》中，诗人面对无情的长吏愤声疾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虽然表达了诗人极度的愤慨，但却近乎于一种声嘶力竭的呼喊，已然没有了诗歌含蓄的情致韵味。
第三，诗人新乐府诗的形式有程式化的倾向。
白居易一再强调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达到这一点甚至不惜牺牲诗歌应有的艺术性。
有些诗作为了“卒彰显其志”而给诗篇添一个议论的尾巴，发表感慨以警示后人。
这无疑会让读者感到不是在吟诗，而是在受教育。
此外，诗人在句式上几乎形成了一个创作模式，五十首新乐府诗好似有一个固定的框架，框出了诗歌的形体。
通常，诗歌最忌形成统一的写作结构模式，受限制的主体会使创作客体一同受拘泥，从而使作品失去生机和灵性，缺乏一种鲜活而感人的力量。
总之，诗歌的含蓄与意蕴是其必不可少的特征，语言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都会为诗歌意蕴的形成增色添彩，反映现实，指斥时政固然是诗歌的一个良好的功用，但若为了实现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忽视其文学性则得不偿失。
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创作特色与缺陷并存，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
其诗歌的缺陷不仅仅是其个人创作的遗憾，更是唐王朝封建时代的遗憾。
【参考文献】[1]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4]章培恒.中国文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67.[5]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6]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5.作家作品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