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性肝癌病因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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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肝细胞性肝癌原发性肝癌以肝细胞性肝癌(HCC)为主。
在全球范围内,肝癌是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四大常见原因,在发病率方面排名第六。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预测,估计2030年将有100多万患者死于肝癌。
在美国,从2000年到2016年,肝癌的死亡率增加了43%(从7.2人/10万人上升到10.3人/10万人),而5年生存率为18%,肝癌已成为仅次于胰腺癌的第二大致死性肿瘤。
大部分的HCC发生在有基础肝脏疾病的患者当中,主要是HBV或HCV感染或酒精滥用。
普遍接种HBV疫苗和广泛应用针对HCV的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可能将改变HCC的病因谱。
而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代谢综合征和肥胖患者的增加放大了肝癌的发生风险,在西方国家,NAFLD将很快成为肝癌的主要病因。
针对晚期肝癌患者的系统疗法发展迅速,在过去2年,有4种新药在3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了临床疗效。
本文将主要论述HCC的主要遗传学改变、风险因素、监测和诊断,以及循证治疗方法。
一、发病机制慢性肝病患者存在持续性肝脏炎症、肝纤维化和肝细胞异常再生。
这些异常的生理过程可导致肝硬化,并导致一系列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事件,最终导致异常增生结节(真正的肿瘤癌前病变)的形成。
额外的分子改变能使异常增生细胞获得增殖、侵袭性和生存优势,并完成到成熟HCC的转变(图1)。
HCC也可发生于不存在肝硬化或明显炎症的慢性肝病患者(如HBV感染患者)。
图1HCC的主要遗传学改变及分子分型图中描述了人HCC发生过程中关键的分子和组织学改变,以及HCC两个分子亚型的主要遗传和临床特征。
*表示高水平的DNA扩增。
在非增生型中,CTNNB1突变增强了免疫排斥。
二、风险因素没有基础肝病的患者很少罹患HCC,男性的HCC发病率是女性的两倍。
任何原因的肝硬化都会增加HCC的发生风险。
这种风险因病因、地理区域、性别、年龄和肝损伤程度而异。
在世界范围内,HBV感染是HCC的主要病因。
尽管乙肝疫苗的广泛接种降低了HCC的发病率,但仍有许多未接种疫苗的人感染HBV(2015年为2.57亿人),有罹患HCC的风险。
关于肝癌的文献
关于肝癌的文献非常广泛,涵盖了肝癌的流行病学、病因学、病理学、诊断、治疗以及预后等多个方面。
以下是一些肝癌相关的重要文献:
1.《晚期肝细胞癌的全身治疗进展》:这篇文章全面介绍了晚期肝
细胞癌(HCC)的分子机制、致癌驱动因素、分子和免疫分类、全身治疗进展以及临床研究热点等内容。
文章强调了肝癌治疗的挑战和近年来取得的重要进展,为肝癌的研究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2.《基于网络药理学和文献探讨异喹啉类生物碱抗肝癌研究进展》:
这篇文章利用网络药理学和文献探讨的方法,研究了五种异喹啉类生物碱抗肝癌的作用机制。
文章指出,这些生物碱可能通过调控PI3K-Akt通路等,对肝癌产生治疗作用,为肝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候选药物和研究方向。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肝癌的流行病学调查、病因学研究、病理学分析、诊断技术改进以及临床治疗方案优化等方面的文献。
这些文献对于深入了解肝癌的发病机制、提高诊断准确性和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肝癌的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和方面,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进行深入探讨。
通过不断积累和研究,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突破和进展,为肝癌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肝癌国自然课题一、概述肝癌是肝细胞癌或肝内胆管细胞癌的统称,属于常见恶性肿瘤之一。
它具有发病率高、早期无明显症状以及预后差等特点,给患者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为了深入了解肝癌的发病机制和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了一项肝癌国自然课题,旨在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肝癌的相关问题。
二、肝癌的病因与发病机制1. 病因•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长期酗酒•肝硬化•遗传因素2. 发病机制•病毒感染引起的炎症反应导致肝细胞损伤和再生•慢性炎症刺激下的遗传变异•肝细胞DNA修复能力降低•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突变和失活三、肝癌的临床特征与诊断方法1. 临床特征•早期无明显症状•中晚期可出现上腹痛、乏力、黄疸等症状•肿块触及、肝功能异常、肝硬化等体征2. 诊断方法•影像学检查:超声、CT、MRI等•肝造影和介入治疗•血液学检查:肝功能、肝癌标志物等•组织学检查:穿刺活检、手术切除获取组织样本四、肝癌的治疗策略1. 早期肝癌的治疗•手术切除•射频消融治疗•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2. 中晚期肝癌的治疗•组织学治疗:介入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化疗和放疗:联合或单独应用•支持治疗:对症治疗、营养支持等五、肝癌的预后与预防1. 预后因素•肿瘤分期•肝功能状况•肿瘤大小和数量•肿瘤的血管侵犯程度•肿瘤细胞的分化程度2. 预防措施•加强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的预防和治疗•戒烟限酒,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早期发现肝癌•高风险人群需进行相关基因检测和筛查六、结语肝癌是一种威胁人类健康的严重疾病,临床治疗面临许多挑战。
通过肝癌国自然课题的开展,我们将深入研究肝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探索更有效的诊断、治疗策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
同时,加强对肝癌的预防工作,降低患病风险,是降低肝癌发病率和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关键措施。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为肝癌的防治做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为整理版,仅供参考)。
肝癌研究报告
肝癌是一种常见且致命的恶性肿瘤。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每年有超过90万人死于肝癌。
肝癌的发病率在不同国家
和地区有所不同,但普遍来说,亚洲地区是肝癌高发区。
肝癌的研究主要涉及其病因、预防、诊断和治疗等方面。
以下是一份关于肝癌研究的报告摘要:
1.肝癌的病因多样,主要包括肝炎病毒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和
丙型肝炎病毒)、酒精滥用、脂肪肝、自身免疫性肝病等。
其中,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是肝癌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2.肝癌的预防措施主要包括:预防肝炎病毒感染,尤其是通过
疫苗接种;限制酒精摄入;保持健康的体重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长期使用某些致癌物质。
3.肝癌的早期诊断对提高预后至关重要。
目前常用的早期诊断
方法包括肝癌标志物(如甲胎蛋白、α-胎蛋白、甲胎球蛋白等)和影像学检查(如超声、CT和MRI等)。
4.肝癌的治疗主要包括手术切除、肝移植、放射治疗、化学治
疗和靶向治疗等。
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需要考虑患者的病情、肿瘤分期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等因素。
5.肝癌的研究还包括寻找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如免疫治疗、
基因治疗和靶向治疗等。
一些新的有效药物已经被开发并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总的来说,肝癌研究的目标是提高肝癌的早期诊断率和治疗效果,降低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通过加强病因研究、预防措施的普及和治疗方法的创新,可以为肝癌患者提供更好的生存机会和生活质量。
肝癌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进展近年来,肝癌成为全球范围内一种较为常见且危害严重的恶性肿瘤。
为了更好地了解肝癌的病因、发展机制以及提高其治疗效果,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
本文将介绍肝癌在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方面的最新进展。
基础研究部分:1. 遗传变异的研究:科学家们通过对肝癌患者基因组的研究,发现了与肝癌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关键基因。
这些基因在肝癌的发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肿瘤抑制基因的失活以及激活癌基因等。
这一领域的研究为肝癌的早期预警及个体化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
2. 肿瘤微环境研究:肿瘤微环境包含了肝癌细胞、细胞外基质和免疫细胞等多种组成部分,它们相互作用影响肝癌的发展和转移。
科学家们正探索肿瘤微环境的组成与功能,研究其中的分子调控机制,并寻找干预肿瘤微环境的方法,以阻断肝癌的进展。
3. 肝癌干细胞研究:肝癌干细胞是一小部分肝癌细胞中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的细胞群体。
它们在肝癌的发展和药物耐药性中起重要作用。
科学家们发现肝癌干细胞的表型特征,并探索干细胞相关通路的调控机制,以期开发新的靶向治疗策略。
临床试验部分:1. 肝癌的早期诊断:早期诊断对于肝癌的治疗和预后至关重要。
目前,一些新型的肿瘤标志物检测方法以及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如肝癌特异性造影剂、磁共振技术、超声引导等,为肝癌早期诊断提供了更加敏感和准确的手段。
2. 新药研发与治疗策略:针对肝癌的各种新药和治疗策略正在不断研发和优化。
这些包括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基因治疗、放射治疗等多种手段。
临床试验不仅验证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还进一步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3. 肝移植与肝癌:对于肝癌晚期患者,肝移植是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
然而,由于供体短缺和肿瘤复发的风险,肝移植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临床试验的目的是探索更好的肝移植方案,如靶向治疗辅助肝移植、活体肝移植等,以提高肝癌患者的治疗效果。
结语:肝癌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正在不断取得新进展,从基因级别到个体化治疗,为肝癌的防治工作带来了新的希望。
肝癌的病例研究与个案分析肝癌是一种严重的恶性肿瘤,世界范围内都有不少研究对该病进行个案分析。
本文将以一个真实的病例为例,探讨肝癌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后等方面的问题,旨在为读者提供对肝癌的全面了解。
病例介绍患者是一名50岁的男性,平时工作压力较大,肝功能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不久前,他开始出现乏力、纳差和右上腹疼痛等症状。
经过进一步检查,患者被确诊为原发性肝癌。
一、病因分析1.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乙型肝炎病毒是导致肝癌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根据研究,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患肝癌的风险要比未感染者高出数倍。
2. 脂肪肝:长期酗酒、高脂饮食和肥胖等因素都会导致脂肪肝,从而增加患肝癌的风险。
3. 药物和毒物暴露:一些致癌物质如黄曲霉毒素、苯胺类化合物等,长期大量暴露也会增加肝癌的发生风险。
二、诊断及分期1. 影像学检查:患者通过B超、CT和MRI等检查手段,可以观察到肝脏的肿瘤病灶,确定肝癌的位置和大小。
2. 病理学检查:通过活检或手术后的病理学检查,可以明确肿瘤的类型和分级,有助于制定治疗方案。
3. 临床分期:根据国际肝癌分期系统(TNM分期),结合肿瘤的大小、是否侵袭周围组织以及淋巴结转移情况等,将肝癌分为不同的分期,有助于评估患者的预后和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三、治疗方案1. 手术切除:对于早期发现且无转移的病例,手术切除是治疗肝癌的首选方法。
根据肿瘤的大小和位置,可以选择行肝叶切除、楔形切除或肿瘤切除等手术方式。
2. 化疗:化学药物可以通过静脉注射或口服的方式,抑制肿瘤的生长和扩散。
化疗常作为术前治疗、术后辅助治疗或晚期肝癌的主要治疗手段。
3. 靶向治疗:靶向药物能够特异性地作用于肿瘤细胞上的特定靶点,抑制肿瘤的生长。
靶向治疗通常用于晚期肝癌患者,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四、预后评估肝癌的预后与多个因素相关,如肿瘤大小、分期、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等。
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和良好的预防措施可以改善肝癌患者的预后。
结语通过对该病例的研究和个案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肝癌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后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乙肝相关性肝癌发生机制的研究进展作者:杨猛,浦涧来源:《右江医学》2022年第08期[专家介绍]浦涧,教授,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美国留学归国学者,现任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外科学学科带头人、肝胆外科主任、广西肝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职百色市医学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西医学会普通外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員、广西医师协会普通外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广西医师协会微创外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广西医师协会内镜腔镜外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广西抗癌协会肝癌专业组副主任委员、广西医师协会外科医师肝癌专业组副主任委员、广西医师协会外科医师胰腺专业组副主任委员、广西中西医结合普通外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西医学会肿瘤学术委员会常委、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区委员等职务;并任《右江医学》《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等杂志编委,广西知名专家,百色市优秀高层次人才,曾获自治区卫生系统优秀再教育工作者、右江民族医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十佳教师、优秀教师,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十佳医师等称号。
是《Gene Therapy》《Journal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Oncotarget》《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Cancer Medicine》等被SCI收录的国际期刊、杂志审稿人。
主要从事肝、胆、胰、脾、胃肠、乳腺、甲状腺等普通外科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以及原发性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普通外科基础与临床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主持或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9项,已出版医学专著1部,发表论文90余篇,其中SCI 31篇。
【摘要】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乙肝相关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是原发性肝癌中最常见的,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对其分子机制的研究有助于预防及治疗肝癌。
肝癌发生机制复杂,而HBx在肝癌发生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主要从HBx导致肝癌的研究新进展方面作一综述。
我国肝癌研究的现状与前景一、本文概述肝癌,作为全球范围内的高发性、高死亡率疾病,一直是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我国肝癌研究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
本文旨在全面概述我国肝癌研究的现状,包括基础研究、临床治疗、预防控制等方面,并探讨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通过深入分析和探讨,本文期望能够为肝癌的防控和治疗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为我国的肝癌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二、我国肝癌研究的现状我国肝癌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科研投入的持续增加,肝癌的基础研究、临床治疗和预防策略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在基础研究方面,我国肝癌研究领域聚焦于肝癌的发病机制、分子标记物的发现以及肝癌细胞的信号传导通路等方面。
科研人员通过深入探索肝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发现了多个与肝癌发生密切相关的基因和蛋白,为肝癌的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临床治疗方面,我国肝癌的诊疗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和优化。
手术仍然是肝癌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而随着肝脏外科技术的发展,肝癌切除手术的安全性和效果得到了显著提升。
放疗、化疗、免疫治疗等综合治疗手段也在肝癌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兴起,肝癌的治疗效果得到了显著提高。
在预防策略方面,我国肝癌研究领域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通过加强肝癌高危人群的筛查和监测,以及推广乙肝疫苗接种等预防措施,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得到了有效控制。
健康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改善也为肝癌的预防做出了积极贡献。
尽管我国在肝癌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
肝癌的发病机制仍不完全清楚,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仍存在困难,肝癌的复发和转移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肝癌研究,提高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为肝癌的防治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我国肝癌研究的前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医学研究的深入,我国肝癌研究的前景充满希望。
87例原发肝细胞性肝癌病例分析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及意义原发性肝细胞肝癌(HCC)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近年来,由于人们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慢性肝病和肝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于肝癌的认识也愈发深入,诊治手段也更加完善。
然而,HCC的疫情仍然严峻,在世界各地依然是一种公共卫生问题。
研究HCC的目的是探索其发病机制,提高对其预测、筛查、诊断和治疗的精准度。
目前已有一些关于HCC发病的分析研究,但因其基于病理学方法获得的数据较少,缺乏实际的临床应用场景。
本研究将以87例HCC患者为样本,从其临床表现、医学影像、生化指标和生存情况等方面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评估不同色素组合的影响因素,为HCC的早期预测和诊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研究方法及预期结果1、样本选取本研究将从我院2012年至2017年间诊治的HCC患者中,随机选取87例原发性肝细胞肝癌患者,排除其他病因所致的肝癌和转移性肝癌患者。
2、数据收集收集并整理该87例HCC患者的临床表现、医学影像、生化指标和生存情况等相关数据,并根据患者的黄疸程度将其分为两组:轻度黄疸组和严重黄疸组。
3、数据分析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不同变量条件下生存期的差异结果就具体分析临床患者表现出来的两种黄染的不同肝功能损害程度与帕宁分数、血浆胆碱酯酶等指标之间的关系,以及红细胞平均体积、白蛋白、白细胞比率、Cri经过modification的恶性肿瘤工具箱和腹部超声等临床指标与HCC预后的相关性。
4、预期结果结果显示,相较于严重黄疸患者,轻微黄疸患者更易出现其他并发症,但其HCC预后相对较好,生存率更高。
此外,红细胞平均体积、白蛋白等指标与HCC的预后存在相关性,但确诊的确切多样化程度还待研究。
此研究的结果将为临床医师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增强对HCC临床表征、预测和诊治的认识。
肝癌的病例统计和流行病学调查肝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日益增加,给人们的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
为了更好地了解肝癌的流行病学特征以及有效地进行病例统计,科学家们进行了广泛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数据分析。
本文将对肝癌的病例统计和流行病学调查进行探讨,并提供相关数据和结果。
一、肝癌的病例统计通过对大量的医疗机构数据和个案资料的汇总和分析,科学家们能够得出关于肝癌的病例统计。
1. 肝癌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根据全球卫生组织(WHO)提供的数据,肝癌是全球第六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癌症导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
每年全球新增的肝癌病例约为85万人,其中死亡人数接近78万人。
从统计数据来看,肝癌在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发病率最高,而北美和欧洲地区相对较低。
2. 性别和年龄差异在病例统计中,科学家们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上肝癌。
男性患病率是女性的两倍左右。
另外,肝癌多发生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体中,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群。
这些统计数字为肝癌的早期预防和筛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二、肝癌的流行病学调查为了深入研究肝癌的流行病学特征,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分析了与肝癌有关的各种因素。
1. 病因相关因素肝癌和肝炎病毒感染密切相关,特别是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
据统计,全球约有50%的肝癌病例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有关,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则占据了另外20%。
其他因素,如长期酗酒、铁负荷过重、肝硬化等,也与肝癌的发生密切相关。
2. 地理区域差异不同地理区域的肝癌发病率存在明显差异。
亚洲和非洲地区的肝癌发病率较高,主要归因于HBV和HCV感染的普遍性。
而北美洲和欧洲地区的肝癌发病率相对较低,主要与肝炎病毒感染率较低有关。
3. 饮食和生活方式一些研究表明,不良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也与肝癌的发生风险相关。
高糖高盐饮食、高脂肪饮食、缺乏蔬菜水果摄入、肥胖、吸烟等不健康生活方式都可能增加患上肝癌的风险。
4. 预防与筛查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有效的预防和筛查方法。
肝癌的病因|病理
肝癌的病因|病理:
肝癌的发病原因和发病机理, 至今仍未明了。
可能与慢性肝病(如慢性乙型肝炎, 丙型肝炎, 肝硬变), 某些天然化学致癌物质(如亚硝胺类化合物, 有机氯杀虫剂等)以及其它因素(如肝内寄生虫感染、营养不良、遗传)等有关。
其确切病因, 有待进一步研究。
原发性肝癌的大体标本的观察通常可分为三型;即巨块型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结节型和弥漫型。
巨块型为单个癌块或多个癌结节融合而成, 多见于肝右叶, 较少伴发肝硬化, 手术切除的机会较多, 预后亦较好。
但由于癌块的迅速生长, 易发生中心部位的坏死、出血, 在临床上可有破裂出血等并发症。
结节型最为常见, 为多个结节性癌灶, 大小不一, 分布广泛, 有半数以上病例
波及全肝, 大多伴有较严重的肝硬变, 手术切除率低。
弥漫型最少见, 为广泛分散的小结节癌灶, 肉眼下难于与肝硬变结节区别, 无法进行手术切除。
原发性肝癌根据组织学观察可分为肝细胞型肝癌, 胆管细胞型
肝癌和混合型肝癌三种。
以肝细胞型肝癌最多见, 占85%以上, 且大多数伴有肝硬变。
根据癌细胞分化程度, 将肝细胞型分为四级, 高分化为Ⅰ级, 中度分化为Ⅱ级和Ⅲ级, 低度分化为Ⅳ级。
以中度分化为多见。
癌细胞分化程度不同, 产生甲胎蛋白能力各异, 对临床诊断和治疗效果都有一定影响。
肝细胞癌分子病理学的诊疗研究肝细胞癌是一种高度侵袭性的癌症,它是世界范围内第五大死亡原因。
尽管该病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治疗,但它仍然是一个挑战性问题。
肝细胞癌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一系列基因异常和信号通路失调引起的,临床治疗通常会针对这些异常和失调进行干预。
在过去的几年中,分子病理学的诊疗研究已经成为肝细胞癌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子病理学是一种研究疾病基因表达和突变等分子水平的科学,它以生物技术和先进的基因测序技术为手段。
在肝细胞癌研究中,分子病理学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
采用基因芯片和高通量测序等技术,可以快速高效地检测和分析肝细胞癌患者的基因变异和表达。
肝细胞癌的病因十分复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病毒感染和肝硬化。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发现肝细胞癌患者中的一些基因和信号通路紊乱可能是这种病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分子病理学的诊断方法可以识别出这些基因和信号通路的异常,并为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提供重要参考。
肝细胞癌治疗中的重要分子标记物包括Alpha-fetoprotein (AFP)和肝癌细胞表面标记物等。
AFP是肝癌患者中最常见的标记物,但它的准确度不高,需要与其他诊断方法相结合。
一些新的标记物,如Glypican-3 (GPC3)、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1 Beta (HNF1B)和Solute Carrier Family 10 Member 1 (SLC10A1)等,也已经被证明在肝细胞癌的诊断和治疗中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
近年来,治疗肝细胞癌的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和创新。
通过分子病理学的研究和发展,一些新的分子药物已经被研发出来,并已投入临床治疗。
例如,多种PI3K 和mTOR信号通路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已被证明对肝细胞癌的治疗有效。
此外,分子病理学技术还可以对患者的预后进行评估。
一些分子标记物的表达与肝细胞癌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
例如,肿瘤分化程度、血管侵犯、AFP浓度、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ER2)和Ki67表达等都可以作为肝细胞癌预后的预测因素。
肝细胞性肝癌病因学研究(世界华人消化杂志)1 概述就世界范围而言,肝细胞性肝癌(HCC)占癌肿的第6位,而为癌肿死因的第3位. 仅1996年据估计全世界即有 540000 新病例被诊断,占全年所有新发现癌肿病例之5.2%(WHO,1997. Food, nutri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cancer: A global perspectiv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1997:202). 我国HCC死亡率仅次于胃癌和食管癌,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HCC(朱荣源,1996). HCC的防治,从长远看,首要在于祛除致病因子,即一级预防. 其次为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包括癌前病变的确认,以便及早进行监测、干预或逆转治疗,以及早期根治,即二级预防. 因此,对于HCC病因学及发病机制的研究,包括对癌前病变的确认和对策,始终是HCC防治的主要任务.2 HCC病因学关于HCC的病因学研究,多年来已有大量文献. 一般认为乙肝及丙肝病毒感染为主要危险因素. 两者之间,在西方各国目前以丙肝病毒(HCV)为最重要,乙肝病毒(HBV)退居其次;而在我国则仍以HBV为主. 其他非感染因素中以酒精、黄曲霉毒素B1(AFB1)、微量元素如硒缺乏、饮水污染及遗传因素等亦受重视. 至于发病机制,每年均有不少发现,其中尤以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近年已取得明显进展. 本文拟就上述各发病因素及其致癌机制,综合最近文献,择要加以介绍.2.1 HBV与HCC 经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实验室及生态学研究,HBV已被WHO 两次宣称(1983,1987)为引起肝硬变及HCC的重要原因. 早年即认为HBV DNA在肝细胞中整合可导致癌基因激活和抑癌基因失活,但其致癌作用未能充分证实(Robinson.Annu Rev Med, 1994;45:297). 近年来已将注意力引向HBx(乙型肝炎病毒)基因. Kim( Nature, 1991;351:317)通过转基因小鼠试验证明HBx 基因可使动物产生HCC. 黄跃煊 et al (肝病学杂志,1995;3:86)用PCR技术扩增HCC组织中HBx 基因,并用重组HBxAg制备抗体,经免疫组化法,发现HCC患者肝组织中HBxAg表达阳性率为92.6%,表明HBxAg与HCC的发生密切相关. x基因是HBV 4个基因蛋白中最小的一个,定位于S和C区之间,编码154个氨基酸, M r 16500 . X蛋白能激活HBV自身复制和蛋白表达,并且有反式激活宿主细胞基因的作用. 此 x 基因的促转录活性区段已经初步定位(Renner. J Hepatol, 1995;23:53). x 基因可能通过反式激活作用调控癌基因表达,使细胞生长分化异常,从而导致HCC(Koike.Intervirology, 1995;58:134). 另外,张帆 et al (中华肿瘤杂志,1998;20:18)发现中国启东HCC高发区HCC组织中均存在HBV x 基因序列,同时发现 x 基因在130,131密码子有错义点突变,并发现 p53 基因的249密码子也有错义点突变,二者密切关联. p53 已明确为重要抑癌基因,其突变与失活和癌发生有关. 因此, x 基因的促癌作用还可能与促使 p53 失活有关.2.2 HCV与HCC 1989年美国Chiron公司Choo首先克隆出HCV基因( Science, 1989;244:359). 随后日本学者于1990年阐明了HCV的全基因序列(Kato.ProcNatlAcadSci USA, 1990;87:9524). 我国于1991(陶其敏. 中华医学杂志,1991;71:575)及1993(毕胜利 et al . 病毒学报,1993;9:114)亦报道其基因全序列. 从此就HCV与HCC的关系,不断出现新文献. 大量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抗-HCV在HCC中检出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 我们通过逆转录、巢式PCR方法,发现重庆地区约有 1/3 HCC(34/93)、肝硬变(20/63)患者存在HCV病毒血症,并发现多数伴有HBsAg 或HBV DNA阳性,提示约20% HCC可能与HCV HBV双重感染有关,约15%可能单独与HCV感染有关(杨建民 et al . J Med Coll PLA, 1993;8:109),并通过HCC组织中HCV复制中间体的检测证实癌组织中有HCV的复制(中华消化杂志,1993;14:210). 同时,对HCV进行分型,发现以Ⅱ型为主(中华传染病杂志,1995;13:1). 以上发现与国外报道(gerber. Am J Pathol, 1992;141:1271)及北京报道分析广西的标本结果相仿(杜绍财 et al . 中华医学杂志,1993;73:7). 同年,成都亦报道在HCC细胞中测到HCV RNA(蒋明德. 中华医学杂志,1993;73:131),从此HCV与HCC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 HCV致癌机制可能与HBV不同,HCV为RNA病毒,复制不经DNA中介,不在宿主细胞内整合. HCV肝炎有明显慢性化倾向,易转为肝硬变,肝炎愈重则癌变率愈高,且发生周期短(Takano. Hepatology, 1995;21:650),但HCV亦可能有直接致癌作用(De-Mitri. Lancet, 1995;345:413). Tanaka( Dig Dis Sci, 1996;41:208)发现HCV复制与IGF-Ⅱ及TGFα表达显著相关,对后二者可能具调控作用. Nardone( Hepatology, 1996;23:1304)亦证实IGF-Ⅱ及TGFα mRNA过量表达,并可使转基因小鼠发生HCC. 汪荣泉通过免疫组化法,在46例HCC及38例癌旁组织中,HCV核心抗原检出率分别为21.7%和36.8%,进一步明确重庆地区肝癌与HCV的关系(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1997;6:214). HCV核心蛋白(C蛋白)是HCV C区基因编码产物,近来发现它能激活C- myc 及H- ras ,促使细胞恶性转化(Ray. J Virol, 1996;70:4438). 由于在HBV HCC及许多其他癌肿中 p53 基因有失活现象,HCV对 p53 的作用亦受重视. 有研究表明,C蛋白能抑制 p53 基因转录,可能是HCV 与HCC的重要机制之一(Ray. J BiolChem , 1997;272:10983). 端粒是新近发现与成癌行为有重要关系的染色体两端的DNA片段. 已有报道HCC组织中端粒长度较癌旁组织及正常组织中显著缩短(Ohashi. Cancer, 1996;77:1747). 有关HCV与端粒及端粒酶的研究正在起步. 此外,HCV非结构蛋白NS3蛋白经初步研究,发现NS3-5'cDNA 片段有细胞恶性转化作用. 以上表明HCV致癌机制的研究已在起步,正在深入.2.3 酒精与HCC 关于此问题,美国癌症研究所在饮食、营养及癌的预防1997年度报告中有详尽的复习和分析. 报告指出,多数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大量饮酒与HCC有关,但亦有不同意见,因多数分析缺乏对有无合并其他危险因素如HBV感染等作出对照. 一般说来,过量饮酒常通过脂肪肝、酒精性肝炎及肝硬变等步骤,最终导致HCC. 在动物试验中酒精本身未能证实具有启动癌症的作用. 另外在酒精性肝硬变中亦仅10%~30%发生HCC. 有报告指出,HBV,HCV感染及吸烟均可增加饮酒致HCC的危险性. 总之,大量及长期饮酒导致酒精性肝炎及肝硬变,最终导致HCC的事实是可信的,其发病机制尚待阐明.2.4 黄曲霉毒素B1(AFB1)与HCC大量食用含有AFB1的食物可引起HCC的事实,早经证实. AFB1几乎能引起包括灵长类所有动物发生HCC. 近年由于分子生物学进展,对其致癌机制有新的突破. McMahon et al 发现在AFB1诱发的鼠HCC中有 ras 12密码子GC→TA互换突变,激活 ras 基因( ProcNatlAcadSciUSA, 1990;87:1104). Hsu报道启东AFB1污染区HCC标本中有特异性 p53 基因249密码子点突变( Nature, 1991;350:427). 同时,南非莫桑比克AFB1污染区亦有相似报道(Bressac. Nature, 1991;350:429),此发现引起很大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包括许多非AFB1污染区)报道结果差异很大, p53 249密码子点突变出现率也很不一致. 广西扶绥HCC高发区,也是AFB1高污染地,最近研究表明, p53 基因249密码子点突变率也高达61.5%. 因此可以认为以上 p53 基因的特殊突变形式与AFB1有关(邓卓霖. 中华肿瘤杂志,1997;19:18). 由于上述AFB1高污染区,几乎都是HBV流行区,很可能二者有协同致肝癌作用. 我国动物试验中已初步表明二者确有协同致HCC作用.2.5 硒与HCC不少调查资料表明,低硒与肝病及HCC有一定关系. 我们曾对重庆地区肝病、HCC患者的血硒水平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力(GSH-Px)作过调查,发现从正常、慢肝、肝硬变至HCC,血硒水平呈递减倾向,各组间有显著差别,而血GSH-Px活力亦与血硒呈正相关. 硒是GSH-Px的必需成分,而硒与GSH-Px均为重要的抗氧化剂,故其缺乏与HCC形成有关(杨冬华 et al . 中华内科杂志,1988;27:612). 启东地区对硒作过大量调查研究,并进行现场分组服硒防癌工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 但由于不少缺硒地区(如国内克山病、大骨节病地区)HCC发病率并不高,因此认为补硒可减少HCC危险性,但硒并非独立致癌因素,可能为辅助因素.2.6 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与HCC 上面已提到,HBV,HCV,AFB1等致癌因子均可能通过癌基因的改变而起作用. 最近有专论对此作了介绍(杨林 et al . 现代消化病及内镜杂志,1997;2:195). 文中指出N- ras 基因、C- myc ,C- fos 等基因激活及 p53 基因失活与HBV相关性HCC有关,其他如 Rb,TTR,nm23及p16 等抑癌基因失活与HBV HCC的关系亦有报道. 杨冬华 et al 曾对IGF-Ⅱ,IGF-ⅡR及CSF-1R 基因产物在HCC及癌旁组织中作蛋白、细胞定位及转录等三个水平的检测,发现三者均有过量表达,且提示自泌及旁泌关系,可能与HCC的发生和发展有关(杨冬华 et al . 中华医学杂志,1992;72:476;中华消化杂志,1993;13:189;中华消化杂志,1993;13:259). 我们对重庆地区HCC中 p53 基因改变作了分析,见61.5%HCC有 p53 杂合缺失,50%伴 p53 突变,散在于5,6,7和8外显子,其中7外显子249位密码子突变率高达21%,并伴缺失. 以上均见于癌晚期,提示与HCC进展有关(肖文华 et al . 中华消化杂志,1997;17:158),同时,又发现61% HCC中C- myc 基因第3外显子3'多个CCGG位点呈低甲基化,认为可能是导致C- myc 高表达的原因(肖文华 et al . 中华医学杂志,1996;76:501). 最近,房殿春 et al 及杨仕明 et al 分别对HCC组织中 APC,MCC,DCC 等抑癌基因和YNZ22位点串联重复序列(VNTR)的杂合性丢失(LOH),端粒酶活性及AFP mRNA表达等作了检测,认为均可能与HCC的发生和发展有关,并提示端粒酶活化细胞可能为癌前细胞, APC和MCC 基因LOH 是HCC的早期改变(中华肝脏病杂志,1997;5:197;第三军医大学学报,1997;19:32;中华肝脏病学杂志,1997;5:147;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7;18:325;免疫学杂志,1997;13:193). 有关HCC中癌基因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但由于HCC病因复杂,癌基因在HCC发病中的作用究竟如何,目前尚难定论,还待继续深入.2.7 HCC前病变过去未被重视,文献报道不多. 近年由于影像技术、腹腔镜诊治及肝穿刺的改进,癌前病变的诊断和治疗成为可能,并将成为HCC防治的重要措施. 早年Anthony(1973)即提出肝细胞异型增生为肝癌前病变,近年经AFP免疫组化、DNA定量及形态定量等均证实此观点(汤钊猷. 原发性肝癌的研究与进展,1990:70). 肝硬变再生大结节(MNR)、曾称腺瘤样增生,多见于大结节性肝硬变,近年经病理随访、PCNA 指数测定、AgNOR银染显示及DNA倍性分析,提示MNRⅡ型为癌前病变,可借助影像学及其引导下穿刺确诊,并可用局部酒精注射治疗(张丕利 et al . 内科学分册,1994;21:242). 此外,如肝细胞增生灶、Mallory小体及肝卵园细胞等均被看作是HCC前病变,但由于重视不够,其诊断和处理均未被纳入HCC防治措施. 鉴于肝硬变在HCC中并发率达84.6%,而肝硬变后HCC发生率达49.9%(王宝恩. 中华医学杂志,1994;74:459). 从肝硬变到HCC的漫长演变过程中,如何寻找到明确的癌前阶段,加以适当处理,使HCC消灭于萌芽状态,我想应该是HCC研究中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