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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中文系考研真题(2003—2016）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考研真题完整版（和古代文学同一张卷子）一、填空1.汤显祖《邯郸记》取材于唐代作家____的传奇_____2.清初浙西词派所谓“家白石而户玉田”指的是____和_____3.1918年_____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4.巴赫金移用了音乐术语_____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
5.1913年,泰戈尔因诗集______获诺贝尔文学奖。
二、名词解释（每题6分）1. 玄言诗2. 《河岳英灵集》3. 文学研究会4. 陌生化5. 日本“私小说”三、简答（每题15分）1. 晚明公安派代表人物及理论主张有哪些？2. 结合作品谈谈汪曾祺小说的特点3. 比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诗”的不同态度4. 简述荣格“集体无意识”和弗洛伊德“无意识”这两个概念的异同四、论述（4选2，每题25分）1.《庄子》与《韩非子》中寓言故事有何差异？结合具体内容加以分析2.结合作品谈谈你对沈从文文学世界里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理解3.什么是雅文学？什么是俗文学？谈二者关系4.哈姆雷特与堂吉柯德作为两个典型人文主义形象，一直广受关注。
海涅第一次将两者联系起来，谈讨理想与现实、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与堂吉柯德》中提出：“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
结合你自己的阅读感受，谈谈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两个比较。
作文大作文是“人间有味是清欢”，小作文是写《项链》女主人公的一段心理活动。
2015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考研真题一、填空（每题2分，共10分）1、白朴杂剧《梧桐雨》的命名取自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_________。
2、李清照的词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被称为_______。
3、吴荪莆系茅盾先生创作于1930年代的著名长篇小说________的主人公。
4、意大利学者维柯在他与1725年出版的代表作_________中提出了“诗性智慧”这一重要概念。
后现代史学理论述论
张仲民
【期刊名称】《重庆社会科学》
【年(卷),期】2005(000)003
【摘要】后现代主义的逐渐兴起给现代历史学的合法性所在特别是其所主张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引起许多历史学家的不满与反击;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还是有巨大贡献的,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历史书写中不很为人所知的面相,挑战史家去重新检查他们自己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也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历史、对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理解.但也有其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史家在实践中不可能完全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宣称来研究历史,现代主义的史学观念依然有其生命力,它与后现代史学理论完全可以互补长短、相得益彰.
【总页数】6页(P59-64)
【作者】张仲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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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的“感觉”——电影理论与罗森斯通的后现代史学思想 [J], 黄心
4.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J], 刘华初
5.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述论 [J], 吴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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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霞[1]
作者机构： [1]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昆明650500
出版物刊名：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页码： 37-45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6期
主题词： 海登·怀特;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
摘要：海登·怀特通常被学界视为后现代史学的领军人物。
但他本人却并不认同这种定位，坚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
事实上，怀特没有完全摒弃现代主义史学的基本观念，没有彻底否认历史的客观性，也没有完全取消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学科界限。
怀特的思想中同时存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双重特质。
而怀特的学术立场与他特定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
他的理论最终归结点在于通过解构传统的历史与文学、客观与虚构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重建历史学科的尊严。
2023-2024学年山东省部分学校高二10月适应性联考语文试题（一）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中华经典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千年发展，积淀着丰富的情感和智慧，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也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
崇尚理想信念，弘扬家国情怀，是古代经典诗文始终秉持的价值观念。
这里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著追求，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高远志向，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
它们的内涵各有不同，其共同点在于：肯定自我价值，敢于面对挑战，彰显爱国精神，捍卫民族气节，坚信人生道路，期待社会进步。
这些坚定的价值观念是精神更是信仰，是古代经典诗文与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
人文关怀与民本思想，也是古代经典诗文的重大主题。
孟郊吟诵母子情的《游子吟》，苏轼追忆夫妻情的《江城子》，李白感念朋友情的《赠汪伦》等等，在几十上百字的短小篇幅里，寄寓了赤诚浓厚的人间真情，流传千载至今不绝。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诗文将仁爱的精神与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赋予仁爱精神以体恤民众、承担责任的生动内涵，它们聚焦现实，感情深沉，将以亲子之爱为基础的人际情感扩充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大情怀，成为古代经典诗文与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一部中华经典诗文的历史，就是承载、展示中华民族情感与智慧的历史，贯穿其中的是礼乐精神。
“礼”规范着人们的言语行为，也规范着人们的心理情感，“乐”则通过内在情感的交流，达到群体和谐的目的。
在经典诗文中，自然的情绪升华为人际间的和谐情感，自然的感官升华为充满温情的艺术感受，其目的是为了陶冶和塑造“发乎情止乎礼”的性情。
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趣味、美学传统与人生智慧就是这一理想的外化形态。
其中，古代经典诗文最为精准、细腻、全面地呈现了对社会与人群的心灵滋养和智慧熏陶。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批评:后现代（post-modern）据米歇尔.科勒的考察，这一术语的最早用法可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菲德理科.德.奥尼兹（1934）、达德利.费兹（1942）、阿诺德.汤因比（1947）等人的著述中，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欧文.豪和哈利.列文开始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现代主义运动的令人沮丧的衰落，自此，批评论争逐渐展开。
到了70年代后期，“尽管对究竟是什么东西构成了这一领域的特征还争论不休，但‘后现代’这个术语此时已一般地适用于二次大战以来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了，这种现象预示了某种情感和态度的变化，从而使得当前成了一个‘现代之后’的时代”。
（《“后现代主义”：一种历史观念的概括》）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说：“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后现代理论，甚至各种立场之间连基本的一致性也没有。
相反，通常被笼统地归并到一起的各种‘后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立场──它们彼此之间经常是冲突的──之间的差异，足以使人震惊。
在那些接受了‘后现代’或被归属为‘后现代’的理论中，对‘后现代’概念的纷乱使用以及理论上的薄弱，也同样使人震惊。
”（《后现代理论》）尽管如此，理论家们还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说或描述了后现代。
凯尔纳、贝斯特认为“后现代”这个术语不可避免地会引出“时代化”（periodization）的理解，也就是作为历史断代或历史分期的术语来理解。
他们指出，前缀“后”（post）本身就意指一种历史顺序，在此顺序中先前的事件被替代，因此在最初的例证中其功能是用作历史分期的术语（参见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转向》）；也就是说“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种序列符号，表明那些事物是处在现代之后并接现代之踵而来”。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是不赞同这种理解方式的，他说：“‘后现代’或许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词汇，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历史划分’的思想，然而，‘划分历史时期’仍然是一种‘古典的’或‘现代的’理想。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史学界的影响较为晚出，但并不能说是悄无声息。
对于文学和艺术来讲，其杀伤力远比对史学小，因为它将一切视为充满主观意涵的文本，而认识历史所依赖的史料自然难逃其外，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也就必然遭到严峻的挑战。
对历史客观性的挑战并非从后现代主义始，就史学家而言，在我们熟悉的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中，已经持有一种温和的、乐观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而不是纯粹的过去。
但后现代主义却认为，历史不过是众多不同的话语之一而已，因此人们已经不再去探究“历史是什么”，而是去询问“还有可能研究历史吗”？［１］（Ｐ３）这种对历史学使命的残酷打击无疑应该得到充分的回应，但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之交，欧美史学界对此也曾漠不关心，直到９０年代末支持者和反对者才开始激烈争论。
目前，争论的硝烟似乎已经散去，其结果正如伊文思所说，“历史学家对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有关历史学的批判所做的回应，在一些重大的层面上，已经导致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学者要去修正他们的论据了，就好像历史学家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被迫要去修正他们的论据一样”。
［１］（Ｐ１４）这样的结论对于中国史学界显然并不适用。
中国史学对于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对历史学提出的挑战至今还是准备不足的。
在２１世纪的今天，当即使是中国的精英历史学家对西方１８－２０世纪前期历史哲学的脉络还不甚了了的时候，当他们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这一脉络之间的关系漠不关心的时候，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似乎就是一种奢侈。
其实，相对于那些只是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自说自话的人来说，只是为了生计而炮制垃圾的人来说，无论是挑战者还是回应者，都是对这个职业具有责任感的。
因此，虽然近年来也先后有一些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介绍和讨论，但只是死水微澜，未能引起中国史学家的反应，也许后现代史学真会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匆匆过客。
①尽管后现代史学的主张存在诸多谬误，或许还有些危言耸听，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闭目塞听的借口。
光明日报/2005年/01月/27日/
后现代史学: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
仲伟民
在艺术、文学领域,以及在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汇,甚至已是一个过时的词汇,与之相关的著名学者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名字,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如雷贯耳。
但在历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却是一个陌生的、可能还是令历史学家心惊胆战的词汇。
有学者称,史学是后现代攻击的最后堡垒,此言并不为过。
对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何谓后现代,何谓后现代史学,它与具体的历史研究工作有何关系等,可能是不甚了了的。
然而,后现代史学提出的问题之尖锐,则是任何史学工作者都不应该回避的。
说陌生,是因为我国史学对后现代史学了解不多。
尽管后现代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但介绍到国内是很晚的事情,在艺术等领域讨论后现代的时候,历史学家多作壁上观,认为事不关己。
直到90年代末,史学界才稍稍有人关注,陆续有所介绍,但并未引起史学工作者的注意。
说令历史学家心惊胆战,是因为后现代史学提出的一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史学观念,如果完全按照后现代史学的逻辑,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就产生了疑问,历史学家也将面临职业危机。
近一两年,后现代史学终于引起了我国史学工作者的认真关注,介绍以及相关的著作及翻译作品日益增多。
如我国学者王晴佳、古伟瀛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美籍德裔著名史学家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等;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文章也很多,如《史学理论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文史哲》等,其中尤引起人们注意者,是山东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东岳论丛》杂志,我之所以特别提起这个杂志,是因为该刊特设了一个“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的专栏,请著名历史学家王学典主持,从2004年第一期到第六期连续发表了14篇后现代史学的文章,包括对后现代史学的介绍、评论以及与中国史学的关系等,既有内地著名学者,也有港台学者,还有欧美一些非常知名的学者。
作为一个地方性学术期刊,能关注如此前沿的学术问题,并吸引了那么多的学者撰写文章,我从内心里佩服,深表敬意。
本文主要依据该刊发表的文章,简单谈一下后现代史学的一些问题及中国史学如何应对挑战。
后现代史学对传统历史学的冲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撰学的挑战,二是在后现代史学思潮影响下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
通常认为,求真求实是中外史学家共同追求的目标,是历史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尤其是区别于文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传统历史学著作的一把标尺。
古往今来无数历史学家为了维护历史著述的客观性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生命。
对历史学的这种朴素认识,在西方以兰克史学为代表,在中国以乾嘉史学为代表。
在20世纪,这种观念受到了挑战,反映在历史哲学上是由思辨转移到分析的路数上来。
与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分析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雷蒙、阿隆、卡尔、鲁滨逊、柯林武德、克罗齐等,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等命题,其核心是认为在历史学家笔下,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在收集材料、整理及写作的过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历史著作渗入了历史学家个人主观的因素,这些主
观因素可能有个人兴趣的影响,也可能有党派、民族、宗教感情等等的影响。
此可归结为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即学者在从事实际研究时,实际是对一个已形成的先行观念进行修正、补充、改造,或者彻底推翻它。
应该说,上述对科学历史学的质疑,对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也对后现代史学产生了影响。
尽管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后者在照单全收的基础上对历史认识论的解剖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以至于大多历史学家无法接受。
如果说分析的历史哲学着重强调历史学家主体作用的话,后现代史学则是通过分析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结构来解构传统史学。
他们认为,历史描写采取陈述的形式,而陈述要通过语言来实现;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只是通过语言中介构建的历史,历史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德里达就说,只存在文本,这些文本除自身外毫无意义,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
怀特认为,即使历史学家尽量能摆脱政治、宗教等主观的因素,他们还会受到另一种主观的、甚至是先验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语言风格和修饰形式。
因为历史著作通过语言来叙述,实际上就是讲故事;故事有情节,于是历史学家在写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设置、安排情节;至于设置什么样的情节,讲什么故事,是喜剧还是悲剧,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则与历史学家个人的爱好、性情、人格等因素有关。
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没有根本的区别。
与极端的后现代史学家稍有不同的是,怀特仍然承认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他宁愿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只是它的存在已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一旦历史学家将历史事实编织到历史叙述中去,该事实的客观性就丧失殆尽了。
很显然,既然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历史学家的考据还有什么用呢?传统的历史编纂学还有什么意义呢?有的史学家不能忍受后现代对传统史学的这种批判,认为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是彻头彻尾的“破坏”行为。
但实际上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有学者指出,后现代论者尽管提出了很多极端性的结论,极具“杀伤力”,但我们更应该重视后现代史学对旧的认知范式的反省、批判和对新的人文知识认识论基础的更新与探讨,即应看到其“立”的方面,不能仅看到其“破”的方面。
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和内容的更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后现代史学的影响。
这一点与后现代主义的总体认识倾向有关。
作为反思和批判以往所有“现代文明”思潮的总汇,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普世主义和目的论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强调事物的复杂性、相对性、多样性、特殊性和无结构性。
中国古代史学向来视考证为正途,是史学家的看家本领,至今仍被认为是学院派传统;视鉴戒史学为史学之大用,是史学研究的真正用意所在和存在的理由。
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史学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几乎全盘照收了西方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因为二者血脉相通,所以融合起来不困难。
我国虽然是非西方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西方相比也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却差不多几乎完全跟随西方,在某些方面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我们对历史进化论的尊奉,对现代化的狂热,对历史规律性的追求,对一元历史发展观的信仰等等。
然而,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上述理念被后现代学者无情地解构了。
反“基础”、去“中心”、斥“整体”、远“结构”、非“理性”,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也成为后现代史学追求的目标。
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传统历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不见了,代之以日常生活、底层人物、突发事件、妇女、性行为、精神疾病等微观和细节,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史研究的勃兴。
当然新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有多种原因,决不仅仅是因为后现代的影响,但后现代在其中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西方近代化运动的先行造成了“西方中心论”(或“欧
洲中心论”)话语霸权的牢不可破,而后现代主义将它打得粉碎,萨伊德就认为,“东方主义”源于西方文明的排他性,西方需要人为地制造一个“他者”,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和超前。
我们看到,史学领域里的“非西方中心论”新论迭出,如“中国中心论”、“白银时代”、“大分流”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后现代史学在世纪之交对我国的历史学研究产生冲击,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就笼罩在“史学危机”的阴影之下,表现为史学研究的不被重视、史学理论研究兴趣索然、史学从业者纷纷改行、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等。
这一切都意味着史学研究可能的转向。
此时的后现代史学对中国未来的史学研究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笔者不敢妄断。
不过无论怎样,我希望学术界要认真的对待和分析后现代史学,而不要盲目追风或一棍子打死。
后现代史学的许多观点是走了极端,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意义不可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