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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理成本的衡量与控制作者：李婷来源：《时代经贸》2013年第20期【摘要】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产生了委托关系，代理成本成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文章通过分析公司制企业代理成本产生和类型、并归纳总结了代理成本的衡量方法，最后提出控制代理成本的措施，希望企业能够严控代理成本.避免其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以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代理成本；衡量；控制一、引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公司制度的主要特征。
由于股东一般不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而是聘用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来运作。
如果公司进行债务融资，问题将会更加复杂。
尽管债权人与公司股东一样，也是公司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但并不直接参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这样就在债权人、公司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形成了围绕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委托代理机制。
信息不对称下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代理成本的产生在所难免。
二、公司制企业的代理成本现代公司委托代理关系是由股东、经营者、债权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反映出来的，可将代理成本分为两大类：（1）股权代理成本。
股权代理成本反映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
拥有公司控制权的经营者作为所有者的代理人，由于代理人也是一个具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倾向的经济人。
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全性情况下，代理人可能通过偷懒行为、短期行为、保守行为、在职消费等行为，使得企业的价值小于他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
委托人与代理人在利益上存在这种潜在的冲突，从而产生了股权代代理成本。
（2）债权代理成本。
债权代理成本反映的是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存在的代理成本。
企业借入债务对经营者来说有双面性，一是引入负债可以改变企业的资本结构，加大债务资本的规模意味着企业对外部股权资本的需要降低，间接提高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使得经营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从而缓和他们两者之间的冲突。
另外，债务也会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机会成本，并且举债会形成监控与担保成本，如果公司存在破产危机，还会产生破产和重组成本，这些均构成了债务代理成本。
作者： 饶晓秋
作者机构：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出版物刊名： 财政监督
页码： 55-57页
主题词： 第三类代理关系 第三类代理成本 内部审计制度
摘要：第三类委托代理关系在企业内部是客观存在的，由此导致第三类代理成本的发生。
本文论述了第三类代理成本在企业内部审计中的具体内容、作用特点和对企业内部审计的影响，并认为应该按照第三类代理成本的观点，重新审视现有的企业内部审计制度，改进完善内部审计的具体准则．将建立内部审计制度、设立内部审计组织机构和选择内部审计的具体流程和操作准则的决定权归还给企业经营管理者。
2011年第3期总第201期黑龙江对外经贸HLJ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TradeNo.3,2011Serial No.201[财税审计]第三类代理成本对财务控制的影响及对策王冶琦1 赵 广2(1.哈尔滨商业大学会计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8;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黑龙江哈尔滨150001)[摘 要]第三类代理成本是由于第三类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而产生的,即企业内部不同层级经营管理者之间因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成本。
在第三类代理成本涵义的基础上,阐释第三类代理成本对内部财务控制制度的影响,并按照降低代理成本的要求,对完善内部财务控制制度提出对影响内部财务控制环境的因素进行制度规范,按第三类代理成本最小化原则,完善内部财务控制制度的组织机构、设计控制指令的传导方式,把内部审计机构纳入经营管理者的内部财务控制系统等对策。
[关键词]第三类代理成本;内部财务控制[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3-0140-02 一、第三类代理成本的涵义按照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96)的定义,代理成本是指委托人为防止代理人损害自己的利益,需要通过严密的契约关系和对代理人的严格监督来限制代理人的行为,而这需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被称为代理成本。
从经济性质来看,代理成本的组成内容包括委托人的监视费、代理人的担保费和剩余损失三部分。
从公司治理角度,严若森(2005)认为代理成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代理成本由所有者与经营等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关系产生,是在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博弈中总的价值减少;第二类代理成本发生在不同出资者之间,是大股东与小股东、股权投资人与债权投资人之间利益冲突与博弈产生的公司总价值的减少。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从终极出资者到最终财产使用者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类委托代理关系,即企业不同层级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友2019年第21期一致时，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会更趋向地方政府负责人的利益目标，而背离上级审计机关的利益目标，这样会增加第三类代理成本。
为减少第三类代理成本，应建立垂直型的领导体制，地方审计机关只接受上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左右。
另外，我国现在的地方审计组织是按照地方行政级别设置的，包括省、市、县三级，在中央审计组织和地方审计组织的关系上，存在三级代理关系，代理链条较长，代理成本较大。
现在我国交通设施日益发达，从省会到地方的交通时间已大大缩短，因此，可行的做法是借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地方审计组织上只有一个层级的思想，撤销县级地方审计组织，由省、地级市审计组织直接审计县级政府，减少代理链条，以降低第三类代理成本。
综上所述，建议当前国家审计体制的改革首先是变地方审计机构的双重领导为垂直领导，即地方审计机关不再受地方政府的领导，而只接受上级审计机关的领导。
其次，待国家监察委员会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后，把审计置于国家监察委员会之下，在中央、省和地级市监察委员会下设立审计机构，负责中央至省、市、县级的审计工作。
●【参考文献】［1］吴联生.政府审计机构隶属关系评价模型———兼论我国政府审计机构隶属关系的改革［J ］.审计研究，2002（5）：14-18.［2］秦荣生.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与我国政府审计改革［J ］.审计研究，2004（6）：16-20.［3］许存格.政府审计组织的创新———矩阵结构组织形式［J ］.会计之友，2016（6）：106-108.［4］尹平.现行国家审计体制的利弊权衡与改革抉择［J ］.审计研究，2001（4）：43-46.［5］朱灵通，洪森，方宝璋.系统论视角下的民国国家审计思想［J ］.会计之友，2018（10）：13-17．［6］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国民政府组织法［Z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20册，第99期，训令，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13-18.［7］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监察院组织法［Z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21册，第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10-12.［8］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修正监察院组织法［Z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60册，洛字第12号，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2：2.［9］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中华民国宪法草案［Z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107册，第2039号，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2：8.［10］张初愚.西方管理学经典名著选读［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审计部秘书处.审计处组织法［Z ］.审计部公报，1933（25-26）：39.［12］JENSEN M C ，MECKLING W H.Theory of the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3（4）：308.［13］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中华民国宪法［Z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207册，第271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2-7.［1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EB/OL ］.http ：///fgk/law_display/6340.［15］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EB/OL ］.http ：///art/2015/8/17/art_1320882_6802604.html.方宝璋，博士，全国知名审计史和管理思想史研究专家，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这些企业在代理成本方面存在的问题一直备受。
代理成本不仅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效率，还可能引发腐败和浪费资源等问题。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探讨代理成本的现状、原因和解决方法。
代理成本是指委托人委托代理人为自己办理事务所支付的报酬，以及由于代理人的行为而引起的一切损失。
在国有企业中，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企业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监管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代理成本的计量、影响因素和后果等方面。
本文采用了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在文献分析阶段，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价，以了解代理成本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实证研究阶段，我们收集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并采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对这些企业的代理成本进行了计量和分析。
我们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普遍较高，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企业的治理结构、监管制度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我们还发现，代理成本与企业的规模、负债率和盈利能力等因素显著相关。
本文通过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发现，这些企业的代理成本普遍较高，而治理结构、监管制度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问题是导致代理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
为降低代理成本，应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加强监管力度，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然而，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样本选择的范围和数量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并考虑采用多种方法来更加准确地计量代理成本，从而更好地探讨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和机制。
本文旨在探讨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相关数据并得出结论。
代理成本是指公司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等原因产生的额外成本。
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可能会对代理成本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为：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否会对代理成本产生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相关背景和理论基础。
第三类代理成本及其度量研究
作者：李虹段华友
财务与会计 2019年08期
一、代理成本及其分类
1976年，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在《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代理成本理论。
所谓代理成本，是指由于两权分离，代理人有机会损害委托人的经济利益而产生的相关成本。
根据Jensen & Meckling（1976）的研究，代理成本的总和由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三部分组成。
其中，委托人的监督成本是指委托人计量或观察代理人行为的成本，以及对代理人实施控
制的成本；代理人的担保成本是指代理人实施自我约束，以保证为委托人利益尽职勤勉的
成本；剩余损失是指委托人因代理人代行决策而产生的一种价值损失，等于代理人决策和
委托人在同等条件下采取的效用最大化决策之间的企业价值差异。
从代理成本的最初含义看，它关注的是委托代理中的成本。
在西方发达资本市场中，由于保护投资者的法律比较健全，股权比较分散，关注职业经理人对股东利益的侵犯
是代理成本的主要方面，笔者称之为第一类代理成本(代理成本I)。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
投资者权益保护还不到位，内幕交易盛行，中小股东权益还可能被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盘剥，所以还存在第二类、第三类代理成本。
第二类代理成本（代理成本II）是指因控股股东盘剥而造成的中小股东经济利益受损引发的相关成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类代理
成本是股东之间的零和博弈，似乎不能称为代理成本。
但由于控股股东是借助经理层之手，通过显失公允的价格进行关联交易、代垫费用、占用资金、帮忙担保等方式来实现盘剥的，其在损害中小股东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最终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可以说是另一种代理
成本。
第三类代理成本（代理成本III）是指股东利益被员工侵犯而造成的相关成本。
这
种情形经济学上一般称为“工资侵蚀利润”。
由于第三类代理成本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在此对第三类代理成本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第三类代理成本的度量方法及研究的现实意义
第三类代理成本的度量主要采用间接方法，即按照拉克尔法则通过拉克尔系数来
度量。
拉克尔法则是一个衡量职工收入水平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工资侵蚀利润”或“利
润侵蚀工资”问题的准则。
拉克尔（R.W.Rucker）在分析了美国50年的有关统计资料之后，发现工人工资与增值额是两个极为相关的经济变量，即工资应占全部增值额的
39.395%。
如果某个企业的工资高于这一比例，应采取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若低于这个
比例，则应增加工人工资，否则企业不会达到“最佳经营”。
由拉克尔法则引申出来的指
标称为“拉克尔系数”(Rucker coefficient)。
也就是说，39.395%是拉克尔系数的黄金值，也是衡量企业工资水平是否合理的标杆。
拉克尔系数计算的核心在于增值额的界定，这也是其之所以没有在我国普遍使用
的重要原因——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净利润额衡量工人工资带来的效益，而增值额的计
算则与之略有差异：增值额=企业销售收入-外购商品及劳务-折旧。
以增值额为基础进行利益分配存在多方面的现实意义：首先，从经济关系来看，
职工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不将人工成本当做费用支出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这种经济关系；其次，从经营权责来看，职工作为经营管理者应该对其经营成果负责，他们获利的多少应
与其创造的价值成正比；再次，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将企业目标定位为增值额的增长而
不是利润额的增长，就不会将人工成本视为一种支出，就不会靠降低工人工资来增加利润，有利于提高企业长远的经济效益。
因此，依据拉克尔法则，以增值额为核定基础的拉克尔
系数对于衡量工人工资水平合理与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根据拉克尔法则的定义，拉克尔系数即为同期工人工资总额与增值额之间的比值，即：拉克尔系数=工人工资总额÷增值额。
三、第三类代理成本的验证
按照控股股东性质的不同，我国的上市公司可以大致分为由国资委监督管理的央企、由地方政府监督管理的地方企业及非国有性质的民企，控股股东性质的不同必然决定
了企业会有不同的工资分配政策。
笔者以沪市A股制造业2019～2019年三年年报数据为
样本来源，在剔除了一些*ST、ST公司和数据极端或信息含糊不清的企业后，总共选取了
地方企业134家、央企44家、民企88家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总体。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选取的样本中有些企业的年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值为负数，这样得到的年度“人均净利润”值及“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值亦皆为负数。
在分别统计各类型上市公司人均净利润和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的平均值时，如不将这些负
值剔除在外，将会对最终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而这些企业的“人均薪酬”值又是有效且
有研究价值的，因此在计算“人均薪酬的平均值”时涵括了所有样本企业的相关数据，而
在计算“人均净利润的平均值”以及“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的平均值”时，则将那些相应
数据为负值的样本信息予以剔除，求取算术平均数值时也相应地将分母中的样本数目予以
同等减少，这样算得的数据信息才具有相关性和有效性。
根据拉克尔系数的求值公式，以现金流量表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再减去“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
性生物资产折旧”，即得到当期增值额总值；同样以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获取当期工人工资总额，这样就得到了样本企业2019～2019年的拉克尔
系数值，再对其求取平均值，得到以下结论：央企为54.693%、地方企业为42.182%、民
企为34.451%。
在拉克尔系数平均值的统计过程中，存在一些特殊情况，笔者设定了如下处理原则：（1）在所统计的三个年度拉克尔系数数据中存在两年的有效数据。
此时，直接取二
者的算术平均值，但遇到数值差异悬殊（相差100%以上）的情况时，则视之为无效数据，
在总体特征统计分析时不予采用。
（2）在所统计的三个年度拉克尔系数数据中，有两年
数据较为接近但另一数据差异很大（相差100%以上）时，则认为该数据存在的偶然性较大，在计算均值时不包括在内，直接取另两个数据的平均数作为该企业的拉克尔系数均值。
由计算得出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央企和地方企业的拉克尔系数值都已超过了
39.395%的标杆，特别是央企的超越幅度较大，意味着这两类国有企业都应该采取措施提
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绩效，具体做法是：通过薪酬设计和制度改革来提高人力资本的
使用效率和人工成本的投入产出率，实现高绩效下的高薪酬；同时，实施全面薪酬管理，
避免单物质层面激励。
虽然国有企业给付的工资福利普遍较高，但由于其长期以来存在较
为严重的按资排辈现象，大部分员工都很少有机会获得诸如领导力培训、职业发展、职位
晋升机会等激励方式，心理层面的需求得不到关注和满足。
这样企业虽然支付了大量的人
工成本，却无法换来理想的效果，甚至还会由于激励不到位致使人才流失，给企业的经营
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而民企的拉克尔系数低于标准比例接近5个百分点，尚存在一定空间，企业在进
行薪酬优化设计时，应注意提高普通员工的利润分享和工资收入，使劳资关系更为融洽。
因为长期以来民企的薪酬制度中大多是由中高层管理者和核心技术人员分享利润，普通员
工很少能够享有，这样很有可能加剧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从而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持久、稳定。
因此对民企来说，应该多增加利润分享给普通员工，同时考虑提高员工的工资
收入，避免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现象，实现员工薪酬与企业效益的同步增长。
作者介绍：李虹，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商学院；段华友，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