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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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的代理成本就必然比私企高吗

国企的代理成本就必然比私企高吗很多人相信，国有企业效率之所以低下的原因是代理成本比私企高。

其潜台词是，私企是为自己干活，国企是为国家干活。

前者的管理者会出死力，而后者的管理者则得过且过。

因而，私企效率较高。

我相信国有效率较低下，但是不认同造成的原因是代理成本高。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今天，纯粹的私企除了初创公司之外，所有的大公司都是社会化的企业，即上市公司或股份公司。

而且，对效率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单个公司盈利能力的高低，而是基于整个市场甚至社会的新陈代谢的能力。

因此，更准确定表述方式是国企使得整个社会的效率变得低下，而国企个体效率不一定低下。

毋庸讳言，不管国企还是私有的公众公司都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

公司治理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

若仅从公司的道德风险角度，公司管理层为国家的工作比为私人老板工作的热情可能更高，更有使命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消除了部分的道德风险，管理效率比私企更高。

当然，使命感不靠谱，需要制度规范。

真正令人头痛的是，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既捆绑了国企本身，又限制了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发展。

严重制约着中国市场的经济活力。

我们可以想见，之前政府因为对国企有所照顾，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精神。

其后，政府又以此强令国企负责市场之外的社会责任，使得国企对经营后果没有硬约束，再一次破坏了市场逻辑。

市场无从判断国企的效率，更无法惩罚效率真正低下的国企。

市场竞争无从谈起，市场作为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大大降低，甚至失效了。

因此，国企效率的提高不是将其卖给内部人，或简单地卖给私企和外企。

更公平的解决办法是政府成立各种相互竞争的中央或地方基金，将所有的大型国企的股份转移给基金托管。

然后，基金公司由人大监管。

再进一步，将中央型基金股份分给全国人民，而地方型基金股份分给地方人民。

同时，将优质资产上市。

前者还未开始做，后者已推进二十多年。

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职能要回归本位。

从理论上讲，在目前的体制下，央企或国企过于强大将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远竞争力。

流动性、负债融资及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并建立模型来探讨资本结
构如何影响公司治理进而影响公司代理成本。企业的资本结构以资本和信用为纽带，通过投资与借贷，构成企业所有
者一企业经营者一企业债权人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利益关系。国外的财务理论推崇债务融资的公司治理作用，认为负债融资可以产生破产威胁、自由现金流缩减和债权人监督三方面后果，能有效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绩效。
揭示中国上市公司中债权人抑制大股东和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动机。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利实证检验了企业流动性
较好时，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和管理层代理行为的影响，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中股东一债权人冲突和负债作并为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ｌ业流动性较差时，：＂企ｋ－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和管理者代理行为
的增加并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致了银行大量呆坏账存在。导
业信息，监督经理行为（ｉｎｎ，９４ｏ按照这一理论，Ｄａｏｄ１８ｌ负债融资可以抑制大股东自利行为和管理层代理行为。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流动性
权，而股东只是在企业经营良好的时候才会拥有 “ 制权 ” 田控。
在公司日常经营中的作用，即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方面。债权人
为了保护自己在上市公司中的利益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的运营状态进行监督。债权人（通常是指银行）为

委托代理理论及其在中国国企改革中的实践（精）

《高等运输经济学》课程报告委托代理理论及其在中国国企改革中的实践任课教师：荣朝和教授博士生：陈宏伟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报告时间2003年9月1©copyrights by Chen Hong wei, China委托代理的一般理论及最新发展国有企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分析解决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途径2©copyrights by Chen Hong wei, China©copyrights by Chen Hong wei , China 3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内容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理论的一般模型代理风险委托代理理论的新发展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命题与经验研究结果委托代理理论的三个新的发展方向利益相关者理论多层委托代理研究多任务委托代理分析委托代理理论实证研究出现的问题及几种解释委托代理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代理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1976)。

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在这一契约中，能主动设计契约形式的当事人称为委托人，而被动地接受契约形式的当事人称为代理人。

委托代理关系是经济生活中一个普遍现象，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关系是最为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

4©copyrights by Chen Hong wei, China©copyrights by Chen Hong wei , China 5代理人效用最大化函数可记为：委托人的目标实现情况可以表示为：,S)max EU(Y,A ,S)A ),Q max EU(F(Q ',代理风险指代理人背离委托人利益的可能性。

产生委托代理风险的原因有三：一是利益的不对称；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契约的不完备。

委托代理风险的表现形式有二：一是逆向选择；二是道德风险。

公司治理委托—代理成本的最优化研究

约不完全导致委托代理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经理人员工作
也有学者从公司财务状况的角度研究代理成本。研究表
努力程度、经理人员对企业资产使用效率以及经理人员任期有
限性与股东持股期限无限性矛盾等方面。代理理论认为，代理成本的最优化是公司治理的理想结果。探讨代理成本问题以改
１搜寻成本的最优化、
、
委托一代理成本的界定及其相关研究
１委托一代理成本的含义、
企业为解决代理问题而设计出激励、监督、约束和惩罚代理人等措施所发生的支出就是委托—代理成本。按照Ｊｎｅｅｓｎ＆Ｍｅｋｉｃｌｇ的观点，ｎ代理成本包括三项内容：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成本、监督成本及因代理人所作决策并非最佳而产生的损失（剩余损失）。
理成本的内涵，立模型分别探讨了搜寻成本、励成本、督设激监
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缓和公司代理冲突。但蔡吉甫、盛纹谢（０７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管理层持股在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２０）中不具有治理效用。宋力和韩亮亮（０５经过实证研究表明：２０）股权集中度与代理成本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正相关。就公司外部市场环境而言，曾颖和叶康涛（０５的研究表明代２０）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呈显著的ｕ形关系，说明委托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企业存在通过聘请高质量外部审计师来降低代理成本的动机。从市场法律环境方面来看，目前国内外研究基本

内部激励、代理成本与外部监督——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经理人薪酬契约的制定是减少代理成本的重要手段，相比之下，权激励但股具有更好的激励效应。经理人持股以
的组合，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全收益所造成的损失。杨德明（０９研２０）究说明，外部审计对于内部控制起到替代效应。当公司内部机制控制效应有者会利用外部审计来对经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管。代理理论认为，外部审计
一
后，他们就参与了剩余索取权的分配，
这样使得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协同，从而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明辉、波刘胡
方面就是聘请外部审计对经理人的
行为进行监督。经理人持股以后为取得少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摘
曹体仓
要】根据代理理论，由于两权分离，所有者和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代理问题。上市公司从内激励与外部监督来减轻代理部
冲突。内部激励手段主要是股权激励，而外部监督方式主要是外部审计。文章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研究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外部监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理成本高的公司，代更有可能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股权激励能明显改善内部治理机制，减小代理成本，从而降低公司对审计质量的需求。并且持股比例越高，司对审计质量需求越低。公
契约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
导致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冲突。为了缓解或解决代理问题，要在委托人需

代理成本研究综述

研究，其中公司治理因素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成为研究的股权分置的背景下，探讨大股东的隧道挖掘是相互制衡热点。姜付秀、黄磊和张敏在２００９年的时候以２００３ — 还是竞争性合谋，随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制衡能力２００５年沪深两市上司公司数据为题，考察了产品市场竞的减弱，大股东之间倾向于合谋，必然增加代理成本、损争、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产品市害企业价值。赵晶、关鑫和高闯（２０１０）Ｊ￣ｌ过案例分析的方场竞争和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降低企业的代理成式分析了 “ 终极股东双重隐形控制链的构建与动用 ” 框本、提升代理效率，在中国特定情况下，降低进入壁垒同架，深入揭示了社会资本、股权控制链与终极股东剥削样是加强产品市场竞争的一条可行途径。罗炜和朱春艳行为的关系。关鑫和高闯（２０１１）承续前期研究，关注于第在２０１０年采用经营费用占销售额比例、资产周转率、管二类代理问题中终极股东的剥削行为，沿用“ 股权控制理层持股比例及自由现金流量四个指标来衡量代理成链 ” 分析范式对“ 隧道挖掘” 行为以及 “ 二次剥夺 ” 等问题
本，讨论了股东和管理者之问的代理成本对管理者自愿进行了规范的分析和深刻解读，并提出了显性剥夺和隐
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管性剥夺两种形式。
理者自愿披露经营活动相关现金支出及具体项目等信除了两类传统的代理问题外，在引入债权人囚素

公司避税活动与内部代理成本

公司避税活动与内部代理成本一、本文概述Overview of this article本文旨在探讨公司避税活动与内部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

避税活动作为企业财务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经济效益和长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内部代理成本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关键要素，反映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代理问题。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公司避税活动与内部代理成本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and internal agency costs.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 company's financial strateg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s economic benefits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Internal agency costs, as a key element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reflect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agency issues between management and shareholders. This article will conduct anin-depth analysis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andinternal agency costs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exploring the internal connections and mechanisms between the two.本文将回顾现有的相关文献，对公司避税活动和内部代理成本的概念、影响因素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梳理和评价。

【管理学论文】代理成本问题文献综述

代理成本问题文献综述一、理论文献综述提要（一）代理成本理论的起源现代企业理论被称为“企业的契约理论”（Coase，1937）按研究的重点不同，企业理论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分支，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

前者侧重于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后者着眼于企业的内部结构与企业中的代理关系。

其中代理理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詹森和麦克林（1976）提出的代理成本理论；另一类是委托——代理理论，基本上完全以正规的数学模型来表达，更加形式化和抽象。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重点研究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监督成本），他们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并认为企业就是一种典型的团队生产。

它有三个形成条件：①有n≥个具有共同目标愿望的队员；②所有成员协作生产，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③团队生产结果具有不可分性，即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无法精确地进行分解和测算。

因而也不可能精确地按照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去支付报酬。

偷懒和搭便车行为由此产生，为了减少偷懒和搭便车，就需专门从事监督工作的人，同时要激励其积极工作，就应使其有占有剩余权益和修改合约条款的权利。

Jensen-Meckling（1976）提出了代理成本的概念，并认为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的决定因素。

他们指出现代企业里通常存在着两种冲突，一种是外部股东和管理者（内部股东）之间的冲突，一种是债权人和股东（外部股东和内部股东）之间的冲突。

伴随着这两种冲突的是相应的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和负债的代理成本。

他们认为，代理成本来源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样一个事实。

在部分所有的情况下：①当管理者尽力工作时，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仅获得一部分利润；②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他得到全部好处但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

由此管理人员有追求额外消费的不积极工作的动机，使得企业的价值小于他是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两者之差被称之为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具体包括：①订约成本；②监督和控制代理人的成本；③确保代理人作出最优决策或保持委托人由于遭受次优决策的后果而得到补偿的保证成本；④不能完全控制代理人的行为而引起的剩余损失。

代理成本

如何降低代理成本及中国可采用的方法金融121班16312127 陶菁一、代理成本代理成本是指委托人为防止代理人损害自己的利益,需要通过严密的契约关系和对代理人的严格监督来限制代理人的行为而付出代价。

换句话说,代理成本就是所有者自己经营企业所能达到的收益和所有者雇佣经理层经营自己的企业所能达到的收益之间的差额。

它包括以下内容。

(一)信息不对称。

在委托代理关系下,代理人知道的许多信息,委托人是不知道的,一般称之为信息不对称。

(二)目标偏差。

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支薪经理取代所有者掌握企业控制权。

由于支薪经理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作为经济人,其所追求的目标是个人效用最大化。

经理效用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又往往是不一致的,因此,“经理控制型企业”与传统的“企业主企业”在目标追求上存在差异。

(三)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败德行为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的不完全,代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达到自我效用最大满足这一影响组织效率的道德要素。

(四)“搭便车”。

“搭便车”指的是即使个人没有支付成本,他也自动地享受到团体所提供的服务。

当个体的利益与所有个体总的贡献相关时,个体总有减少自己的贡献,以期在他人的贡献中获得好处的动机。

在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经理作为代理人为其委托人进行选择。

由于他并不拥有企业资产的所有权,或只拥有一小部分所有权,因而他并不承担其选择的全部后果。

也就是说,经理努力经营的成果或经营不善的损失大部分都要由股东分享或分担。

代理成本在企业中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代理人的偷懒行为。

偷懒可以定义为用闲暇来代替工作。

经济学理论表明,工作和闲暇都会有机会成本。

工作是一种负效用,但会带来收入,而闲暇是一种正效用,却会损失收入。

代理人会在闲暇所带来的效用与丧失收入所带来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对闲暇的偏好直到闲暇所带来的边际利益与丧失收入所带来的边际成本相等为止。

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探究

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探究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探究上市后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上升，分散的所有权结构不利于股东对经理人的约束，所有权结构对代理成本的负面影响超过了上市带来的外部市场约束及信息披露机制的正面影响。

一、文献综述(一)国外文献20世纪70年代，Jensen和Meckling(1976)正式构建起了委托代理成本问题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系统的研究了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并讨论了如何通过经理人持股来保证其决策符合多数股东的利益。

公司的所有者还可分为外部股东与内部股东。

前者并不拥有投票权，对公司的管理不能形成直接的控制;后者拥有投票权，可以直接影响公司的管理决策。

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提高内部股东的持股份额有利于降低公司的委托代理成本。

Shleifer和Vishny(1986)研究认为股权越分散，小股东搭便车的现象越明显，企业的代理成本就越高。

McConnell和Servaes(1990)研究发现所有权结构与公司代理成本的关系是非线性的，管理层持有股权既可能减少代理成本，也可能增加代理成本，关键取决于管理层的持股比例。

Argawal和Mandelker(1987)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的公司，其并购与融资决策更符合股东的利益。

Barney(1988)探索了员工持股是否可以减少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

实证结果与委托代理理论一致，员工持股可以使员工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并降低股权融资成本。

(二)国内文献孙永祥和黄祖辉(1999)研究发现中国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与业绩呈非线性相关，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托宾Q先升后降徐晓东和陈小悦(2003)讨论了公司控股股东的性质与业绩的关系，他们发现，民营股东控股的企业有更高的利润率和企业价值，原因是民营控股的企业有更为灵活的管理体系和更好的市场约束。

张兆国、宋丽梦和张庆(2005)认为，公司债权的比例越高，其代理成本越小，债权投资者和债务条款的约束可以显著缓解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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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一、导言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控制权。

但对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激励，如何在激励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主要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按Jenson与Meckling（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损失。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θ表示）

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θ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这样，由于有关θ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所有者）所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会导致激励机制上的扭曲，于是造成所谓“次优契约”相对于“最优契约”的效率损失。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实践中的契约常常偏离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从而发生效率损失。

本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比，已是“次优”的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Holmstrom （1979）、Grossman与Hart（1983）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完全这一约束的次优契约形式一般来说不是一个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代理人对利润的分享规则也不是线性的。考虑到实践中非线性的利润分享规则操作成本很高，企业往往会选择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即比例分成制契约。这是第二层次的偏离。三是代理人规避风险的态度，会降低最优激励系数的功效。一般来说，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 ）与激励强度系数（α）在委托—代理模型的解中是此消彼长的。代理人越害怕风险，企业越有存在的必要，但内部契约的激励强度也会越弱，最终使预期利润更加远离充分信息条件下的基准点。这是第三层次的偏离。

由此可见，研究与估算代理成本，实质上涉及到五个变量：1.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随机冲击（θ）；2.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3.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 ）；4.企业所有者选择的激励系数（α）；5.用以评价绩效的绩效基数（x ）。简言之，企业的代理成本，即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由委托人选定的契约形式（α，x ）与代理人对风险与努力的态度（r ，k ）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率损失。

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过去10年的经历，我们在代理成本研究上还必须强调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深入，处于“在位”地位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客观随机冲击θ是变化的，对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而言，θ可能是恶化的。而当θ持续恶化时，如果处于企业第一线的经理与员工观察到这一现象，又要完成作为委托人的政府硬性规定下来的绩效基数x （x 可以是纳税基数、上缴利润基数、或产值基数，甚至按企业分摊的各种费用的基数等），则代理人的最优反应便是不做任何努力，甚至选择跳槽或自动离岗。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使企业的处境更加恶化。其次，1992年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实质上宣告了20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中国的那种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层之间公开的“契约”制（承包制）的结束，但这不等于说，以后的国有企业中就没有实行激励性契约。

事实上，通过对“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样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国有企业内部，就企业与工人的关系而言，大体上存在三类激励性契约：一是广义的奖金制（绩效工资）；二是在岗职工的基本工资；三是下岗威胁。当在职基本工资与下岗后待遇的差别日益增大时，当下岗的概率达到42％（在1/4的样本企业中，下岗概率甚至高达60％）以上时，“续聘”或“下岗”的命运安排理所当然地要列入“激励性契约”的内容之中。这可以被视为对西方“永聘制”理论的一种引申。第三，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与大量国有企业的出售是否相关？

第四，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能否从契约层面找到一部分原因？关于激励性契约与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是滞后于委托—代理理论发展的。在最优契约理论形成20年之后，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这方面研究。Lazearr （1996）、HarryPaarsch 与Bruce Shearer （1996）、R.Banker 、Serk-Young Lee与G.Potter （1996）、以及S.Fernie 与Metcalf （1996）都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企业内部的激励性契约如何降低了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了生产率。John McMillan 、John Whalley与Lijing Zhu（1989）及林毅夫（Lin ，1992）都对中国农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迅速增长与激励性契约之间的关系做过开创性的实证研究。T.Groves 、Hong、Yongmiao、J.McMillan 与B.Naughton（1994，1995）的两篇论文，分别估算了激励性契约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效应，以及激励性契约对于经理人员的筛选功能。另有一类研究者则注重识别现实中实施的激励性契约的关键参数，进而对契约的效率增进效应或效率扭曲效应做出定量分析。J.Laffont与M.Matoussi（1995）曾指出，在最佳的分成比率的契约中，分成比率的设定决定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C.Ferral 与S.Smith（1997）运用结构模型方法，对契约中不可观察的参数做了识别与估算。

C.Ferral L 与B.Shearer（1999）运用上世纪20年代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矿区的工资数据，运用数学模拟程序估算了奖金激励契约的诸个参数。A.Copeland 与C.Monnet （2002）同样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根据企业的生产记录，估算了看不见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以及努力的边际成本。我们在Ferrall-Shearer （1999）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如下改动：第一，Ferrall 与Shearer 考察的是矿井作业工人的激励性奖金制，他们运用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我们考察的对象是376家企业，并不是某一特殊工种的职工，因此我们将每个企业的员工全体（工人与经理人员的总和）视为一个团队，以企业为单个观察单位，于是放弃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采用更为一般的C —D 生产函数形式：y=λθ。这里，θ为客观的外部冲击，实质上代表了企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与经营环境；λ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第二，工资与奖金的数据不取个人数据，并且我们将基本工资以外的绩效工资统称为奖金。理由是，这种绩效工资反映了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激励。第三，由于我们采用的是以企业为观察单位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因此，当企业i 的奖金总额发生变化时，既可能是由于人均奖金的变化，也可能是由于就业人数的变化，还可能是由于该企业上岗职工与下岗职工之比的变化。按我们关于激励的定义，人均奖金、就业量及上岗/下岗比率三方面的变化，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都属于激励契约的变动。因此，我们运用企业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作为模拟的变量，事实上就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本文不是着重探讨“内部人控制”与资本流失问题，而是在过去10年内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θ）逐渐恶化、大量国有企业被出卖、国有企业存在巨额亏损、42％的职工下岗的大背景下，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并寻找在实际经济运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内部契约的几个关键参数，从而进一步揭示，除了产权体制安排、企业融资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外，在内部契约上，国有企业是否存在大量的“内出血”。

下文的安排如下：第二节给出了估算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及几种具体的契约形式解；第三节介绍了数据来源及模拟程序，并运用模拟方法得出了无约束估算模型与结构型估算模型中关键参数的估计值，这是本项研究中最困难的环节；第四节根据关键参数的估计值，比较了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被扭曲了的契约在预期利润水平方面的差别，从而估算出以效率损失度量的代理成本，并总结全文，给出实证结果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含义。二、模型

我们假设厂商j 的生产函数为的假设表示努力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情况一：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优契约定义1：完全信息条件下（工人和企业都可以观测到θ的值）的最优契约用工资函数、努力函数来表示，它们满足如下关系：

公式（4）表明，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产出决定，另一部分由保留效用和r 决定，我们将这部分称为基础工资。工资并不是一个常数，因为产出会受到外生冲击的影响，因此，工人努力的最优选择会根据θ的变动而不同。工人的努力程度是θ的增函数。同时，由于工人是厌恶风险的，而厂商是风险中性的，故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要求企业完全担保工人的风险。如果工人的保留工资不同，对相同产出要求的工资便不同，但是最优的分成比例是相同的，都为1/（η+1）。情形二：线性奖金（比例分成）我们下面开始考虑不完全信息的情形。如果厂商不能够观测到θ的值，他无法区分是外界冲击还是工人不努力造成了产出波动，工人就有了偷懒的动机。这时，厂商便需要使用与产出挂钩的工资契约来激励工人多努力。我们首先讨论线性奖金，即比例分成的工资契约。

工资包括基本工资β和奖金ω。企业j 中工人的奖金采取下面的形式：于是不同企业的工人获得奖金的机会均等。在这样的假设下，工人就业于哪个企业是无差异的。因此，假设2中的第四点是合理的。

当企业经营的客观环境很差，无论工人怎样努力，产出都不可能超过产出基数x 时，工人就没有努力的动力了。我们假设θ存在下限θ[*]，当θ＜θ[*]时，所有工人的努力都为零；而当θ≥θ[*]时，工人会在努力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地方确定最优的努力程度。θ[*]的存在性对于模型的识别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们来求解θ[*].定义2：x ＞0的情况与x=0的情况相比，显然，对企业来说，线形奖金契约是有净损失的。

（注：这里，我们省略了常数项因为它不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情形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定义4：在关于θ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最优的工资契约由关于努力程度（λ）和工资（W ）的函数组成，并且满足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工人的个人理性和激励相容条件，即

我们不知道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的具体形式，但它应该不同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形式和线性工资形式。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带来的企业利润应该介于定理1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