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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制度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法1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一、导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控制权。
但对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激励,如何在激励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主要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
按Jenson与Meckling(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损失。
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经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
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θ表示)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θ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
2这样,由于有关θ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所有者)所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会导致激励机制上的扭曲,于是造成所谓”次优契约”相对于”最优契约”的效率损失。
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
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实践中的契约常常偏离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从而发生效率损失。
原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比,已是”次优”的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
Holmstrom (1979)、Grossman与Hart(1983)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完全这一约束的次优契约形式一般来说不是一个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代理人对利润的分享规则也不是线性的。
考虑到实践中非线性的利润分享规则操作成本很高,企业往往会选择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即比例分成制契约。
这是第二层次的偏离。
三是代理人规避风险的态度,会降低最优激励系数的功效。
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与经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特点，提出了代理成本的资本结构解决方案：扩大债务融资比重，控制配股融资比重，建立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体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一、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根据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一般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情况也可以在股东与企业经理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框架之内进行分析。
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企业借贷市场的特点，使得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1．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为国企解困，同时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的过程中为了保持其国有的性质而出现了大量的国有股份和法人股份，并且从长期绝对控股的愿望出发对这两部分股份都作不流通处理。
这样形成了我国特殊意义的证券市场。
据资料，截至1999年10月2日，我国已有1003家上市公司，发行总股本数为2816亿股，其中国有股约1902亿股，比例为67·56%。
并且在总股本超过4亿元的112家公司中，国有股比例超过70%的占了半数以上。
可以看出，深沪两市中有近三分之一(32·43%)的上市公司的国家股所占比重超过50%(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而在目前这样一种股权流通机制下，相对集中的大股东与相对分散的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知道，股票的投资收益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红利收益；另一部分为资本利得，即买卖股票所获得的价格差。
国家大股东的股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正常上市流通，因此，他不可能通过正常的交易获得资本利得收入，这样他的收入来源就只有红利收入这一项了。
国有企业成本分析报告范文国有企业成本分析报告一、引言国有企业是指由国家出资或国家控股的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面临着成本控制的压力。
本报告旨在对国有企业的成本进行分析，为企业提供合理的成本控制策略。
二、国有企业的成本构成国有企业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和直接生产费用，间接成本主要包括管理费用、间接人工费用和其他费用。
1.原材料成本：国有企业通常具有一定规模和规模优势，可以通过集中采购来降低原材料成本。
此外，国有企业还可以与供应商进行长期合作，以获取更好的价格和质量保证。
2.直接人工成本：国有企业的直接人工成本相对较高，这与国有企业在某些行业中拥有较多的员工密切相关。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员工工作效率来控制直接人工成本，例如加强培训、优化工作流程等。
3.直接生产费用：直接生产费用包括能源费用、设备维护费用等。
国有企业可以采用节能措施，如使用高效设备、优化生产工艺等，以降低直接生产费用。
4.管理费用：管理费用主要包括行政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费用。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精简组织结构、优化管理流程等措施，降低管理费用。
5.间接人工费用：间接人工费用包括非直接生产岗位的人员工资、奖金、福利等费用。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控制非直接生产岗位的人员数量、合理设置薪酬福利等措施，降低间接人工费用。
6.其他费用：其他费用包括各类税费、利息支出、研发费用等。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筹划税务事务、优化资本结构等措施，降低其他费用。
三、国有企业成本分析案例以中国石油集团为例，对其成本进行分析。
1.原材料成本：中国石油集团作为国有企业，在原油采购方面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可以通过与供应商的长期合作来获取更好的价格和质量保证。
2.直接人工成本：中国石油集团的员工数量庞大，直接人工成本较高。
该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减少人力资源浪费，降低直接人工成本。
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问题研究委托—代理关系在我们的社会中普遍存在。
例如，律师作为当事人（委托人）的代理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医生作为医院的代理人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而公司管理者作为公司所有者的代理人为委托人提供经营管理决策服务。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代理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契约关系。
例如，西方研究代理人问题的著名学者詹森和梅克林（1976）就将“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将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
”契约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
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公司这一组织形式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
代理成本的界定所谓代理成本，是指在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的情况下，由于代理人有可能不完全按照契约行动或偏离委托人目标、意愿而引起的所有的对委托人的价值损耗。
根据契约经济学的观点，信息不对称可以分为两类：事前信息不对称和事后信息不对称。
事前信息不对称产生逆向选择问题，事后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而道德风险又可分为两种形式：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和隐藏信息或隐藏知识的道德风险。
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是指，双方签定契约后，代理人选择的行动与自然状态一起决定了可观察到的结果，而委托人只能观察到结果，无法知道这个结果是代理人本身的行动所致还是自然状态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必须设计一个激励契约，以诱使代理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隐藏信息或知识的道德风险是指，签约一方很清楚地知道他本人的知识和其他个人特征，而其他人不知道或知之甚少，或者一方知道可能影响契约的自然状态的知识而其他人不知道。
正是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才有条件不完全按照契约行动或偏离委托人的目标。
由此可见，事后信息不对称是产生代理成本的根源。
因为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所以代理成本也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只能尽量地减少它。
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引言资本结构和代理成本是公司财务管理中的重要议题。
上市公司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结构和代理成本问题上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惑。
本文将从我国上市公司的视角，分析其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并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法。
资本结构的意义与影响因素资本结构是指公司在融资过程中，通过股权与债权的比例来决定资本的构成。
不同的资本结构对于公司经营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资本结构的优化可以提高公司的财务稳定性、降低财务风险、优化财务成本等。
然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股权融资比例过高、债务融资比例过低的倾向。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 经济发展阶段与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相对不发达，企业发展主要依赖于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等传统融资方式，无法充分发挥股权融资的优势。
这使得企业更多地倾向于通过股权融资来筹集资金。
2. 盈利能力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更容易通过股权融资获得资金，因为投资者更愿意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
而规模较小的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信心不足等原因，更难以获得债务融资。
这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比例偏高。
3. 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我国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对于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都有一定的限制和规定。
股权融资需要符合证券发行、交易和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而债务融资则需要满足债券发行和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
这些限制和规定使得上市公司在资本构成上更倾向于股权融资。
代理成本问题的存在与影响代理成本是指公司与股东、管理层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成本。
代理成本问题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议题，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冲突在上市公司中，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管理层可能会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为主要目标。
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代理成本是指在委托代理关系建立后，为解决代理问题所产生的成本。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代理成本是其治理结构中必须考虑的关键成本之一。
代理成本的高低不仅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还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因此，如何降低代理成本、优化治理结构，实现公司和投资者的共赢，是当前上市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旨在探究其影响因素，为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
具体目的如下：1.探究代理成本的概念和内涵，以及它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
2.对影响代理成本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探寻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
3.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不同因素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程度、方向和稳定性，更加准确地把握代理成本的内在规律。
4.提出优化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思路和措施，推动上市公司治理向着更加规范、透明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研究内容：1.代理成本的概念和内涵，代理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2.影响代理成本的因素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财务运营状况、企业文化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3.利用Eviews等统计分析工具，对样本中的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和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验证影响因素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程度、方向和稳定性。
4.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优化代理成本的建议和政策措施。
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分析，了解代理成本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
2.问卷调查法：设计适宜的问卷，对部分上市公司进行问卷调查，以获得他们对代理成本的认识和看法。
3.统计分析法：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对样本中的代理成本和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
四、论文结构第一章绪论1.1 选题背景1.2 研究意义和目的1.3 研究内容和方法第二章代理成本理论与概念研究2.1 代理成本的概念和内涵2.2 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2.3 代理成本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第三章影响代理成本的因素分析3.1 公司治理结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3.2 内部控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3.3 财务运营状况对代理成本的影响3.4 企业文化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第四章实证分析4.1 数据源和变量定义4.2 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统计4.3 回归分析结果解释第五章优化代理成本的思路和措施5.1 建立合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5.2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5.3 强化财务运营和风险管理5.4 培育健康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第六章结论和展望6.1 研究结论6.2 研究不足与展望参考文献致谢。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摘要：我们运用“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中的鼓舞工资数据，按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的最大似然估量模拟程序，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规模、缘故做了估量与分析。
结果发觉，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60％—70％的利润潜力。
也确实是说，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代理成本使企业效率只达到了30％—40％！托付人（政府的国资治理机构）对客观随机冲击θ、代理人风险规避参数r 及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率η缺乏充分信息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占总代理成本的2/3；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所导致的代理成本占1/3.模拟估算的结果显示，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大约能够使利润潜力的利用率增加20个百分点；若要降低契约的信息成本，则应该在财产所有权与操纵权上努力实现分权化。
关键词：鼓舞性契约/代理成本/国有企业「名目」一引言 (3)二正文 (6)2.1模型 (6)2.2模拟 (7)2.3契约形式与绩效差异 (9)三结论 (11)四参考文献 (12)一、引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操纵权。
但关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制造力的空间。
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鼓舞，如何在鼓舞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要紧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
按Jenson与Meckling （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缺失。
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
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托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差不多缘故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θ表示）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θ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
如此，由于有关θ的信息不对称，托付人、（所有者）所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会导致鼓舞机制上的扭曲，因此造成所谓“次优契约”相关于“最优契约”的效率缺失。
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
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实践中的契约常常偏离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从而发生效率缺失。
本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比，已是“次优”的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
Holmstrom （1979）、Grossman与Hart（1983）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完全这一约束的次优契约形式一样来说不是一个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代理人对利润的分享规则也不是线性的。
考虑到实践中非线性的利润分享规则操作成本专门高，企业往往会选择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即比例分成制契约。
这是第二层次的偏离。
三是代理人规避风险的态度，会降低最优鼓舞系数的功效。
一样来说，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 ）与鼓舞强度系数（α）在托付—代理模型的解中是此消彼长的。
代理人越可怕风险，企业越有存在的必要，但内部契约的鼓舞强度也会越弱，最终使预期利润更加远离充分信息条件下的基准点。
这是第三层次的偏离。
由此可见，研究与估算代理成本，实质上涉及到五个变量：1.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随机冲击（θ）；2.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3.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 ）；4.企业所有者选择的鼓舞系数（α）；5.用以评判绩效的绩效基数（x ）。
简言之，企业的代理成本，即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由托付人选定的契约形式（α，x ）与代理人对风险与努力的态度（r ，k ）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率缺失。
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过去10年的经历，我们在代理成本研究上还必须强调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深入，处于“在位”地位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客观随机冲击θ是变化的，对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而言，θ可能是恶化的。
而当θ连续恶化时，假如处于企业第一线的经理与职员观看到这一现象，又要完成作为托付人的政府硬性规定下来的绩效基数x （x 能够是纳税基数、上缴利润基数、或产值基数，甚至按企业分摊的各种费用的基数等），则代理人的最优反应便是不做任何努力，甚至选择跳槽或自动离岗。
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使企业的处境更加恶化。
其次，1992年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实质上宣告了20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中国的那种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层之间公布的“契约”制（承包制）的终止，但这不等于说，以后的国有企业中就没有实行鼓舞性契约。
事实上，通过对“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样本的分析，我们发觉，在国有企业内部，就企业与工人的关系而言，大体上存在三类鼓舞性契约：一是广义的奖金制（绩效工资）；二是在岗职工的差不多工资；三是下岗威逼。
当在职差不多工资与下岗后待遇的差别日益增大时，当下岗的概率达到42％（在1/4的样本企业中，下岗概率甚至高达60％）以上时，“续聘”或“下岗”的命运安排理所因此地要列入“鼓舞性契约”的内容之中。
这能够被视为对西方“永聘制”理论的一种引申。
第三，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与大量国有企业的出售是否相关？第四，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能否从契约层面找到一部分缘故？关于鼓舞性契约与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是滞后于托付—代理理论进展的。
在最优契约理论形成20年之后，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显现这方面研究。
Lazearr （1996）、HarryPaarsch 与Bruce Shearer （1996）、R.Banker 、Serk-Young Lee与G.Potter （1996）、以及S.Fernie 与Metcalf （1996）都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企业内部的鼓舞性契约如何降低了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了生产率。
John McMillan 、John Whalley与Lijing Zhu（1989）及林毅夫（Lin ，1992）都对中国农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迅速增长与鼓舞性契约之间的关系做过开创性的实证研究。
T.Groves 、Hong、Yongmiao、J.McMillan 与B.Naughton（1994，1995）的两篇论文，分别估罢了鼓舞性契约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效应，以及鼓舞性契约关于经理人员的选择功能。
另有一类研究者则注重识别现实中实施的鼓舞性契约的关键参数，进而对契约的效率增进效应或效率扭曲效应做出定量分析。
ffont与M.Matoussi（1995）曾指出，在最佳的分成比率的契约中，分成比率的设定决定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
C.Ferral 与S.Smith（1997）运用结构模型方法，对契约中不可观看的参数做了识别与估算。
C.Ferral L 与B.Shearer（1999）运用上世纪20年代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矿区的工资数据，运用数学模拟程序估罢了奖金鼓舞契约的诸个参数。
A.Copeland 与C.Monnet （2002）同样运用数值模拟方法，依照企业的生产记录，估罢了看不见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以及努力的边际成本。
我们在Ferrall-Shearer （1999）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如下改动：第一，Ferrall 与Shearer 考察的是矿井作业工人的鼓舞性奖金制，他们运用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我们考察的对象是376家企业，并不是某一专门工种的职工，因此我们将每个企业的职员全体（工人与经理人员的总和）视为一个团队，以企业为单个观看单位，因此舍弃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采纳更为一样的C —D 生产函数形式：y=λθ。
那个地点，θ为客观的外部冲击，实质上代表了企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与经营环境；λ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
第二，工资与奖金的数据不取个人数据，同时我们将差不多工资以外的绩效工资统称为奖金。
理由是，这种绩效工资反映了与企业绩效挂钩的鼓舞。
第三，由于我们采纳的是以企业为观看单位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因此，当企业i 的奖金总额发生变化时，既可能是由于人均奖金的变化，也可能是由于就业人数的变化，还可能是由于该企业上岗职工与下岗职工之比的变化。
按我们关于鼓舞的定义，人均奖金、就业量及上岗/下岗比率三方面的变化，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都属于鼓舞契约的变动。
因此，我们运用企业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作为模拟的变量，事实上确实是在更广泛的范畴内考察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鼓舞机制。
本文不是着重探讨“内部人操纵”与资本流失问题，而是在过去10年内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θ）逐步恶化、大量国有企业被出卖、国有企业存在巨额亏损、42％的职工下岗的大背景下，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并查找在实际经济运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内部契约的几个关键参数，从而进一步揭示，除了产权体制安排、企业融资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外，在内部契约上，国有企业是否存在大量的“内出血”。
下文的安排如下：第二节给出了估算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及几种具体的契约形式解；第三节介绍了数据来源及模拟程序，并运用模拟方法得出了无约束估算模型与结构型估算模型中关键参数的估量值，这是本项研究中最困难的环节；第四节依照关键参数的估量值，比较了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被扭曲了的契约在预期利润水平方面的差别，从而估算出以效率缺失度量的代理成本，并总结全文，给出实证结果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含义。
二、正文1 模型我们假设厂商j 的生产函数为的假设表示努力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
情形一：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优契约定义1：完全信息条件下（工人和企业都能够观测到θ的值）的最优契约用工资函数、努力函数来表示，它们满足如下关系：公式（4）说明，在完全信息的情形下，工人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产出决定，另一部分由保留效用和r 决定，我们将这部分称为基础工资。
工资并不是一个常数，因为产出会受到外生冲击的阻碍，因此，工人努力的最优选择会依照θ的变动而不同。
工人的努力程度是θ的增函数。
同时，由于工人是厌恶风险的，而厂商是风险中性的，故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要求企业完全担保工人的风险。
假如工人的保留工资不同，对相同产出要求的工资便不同，然而最优的分成比例是相同的，都为1/（η+1）。
情形二：线性奖金（比例分成）我们下面开始考虑不完全信息的情形。
假如厂商不能够观测到θ的值，他无法区分是外界冲击依旧工人不努力造成了产出波动，工人就有了偷懒的动机。
这时，厂商便需要使用与产出挂钩的工资契约来鼓舞工人多努力。
我们第一讨论线性奖金，即比例分成的工资契约。
工资包括差不多工资β和奖金ω。
企业j 中工人的奖金采取下面的形式：因此不同企业的工人获得奖金的机会均等。
在如此的假设下，工人就业于哪个企业是无差异的。
因此，假设2中的第四点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