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中的价值标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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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卷第9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3 No.9 2012年9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ep.201230年代周作人个人主义思想的困境林强(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摘 要:30年代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一个复杂的观念综合体,其中有西方个人主义关于人的独立、自由和发展的观念,也有以蔼理斯“中庸”思想为核心的生命本体意识,在时代的作用下二者相互渗透形成了30年代周作人个人主义思想趋向保守的总体特点。
更为内在的问题是,周作人对自我与理性的绝对坚执使他深深陷入了自以为真理的乌托邦心态之中。
关键词:个人主义;中庸;自我;理性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2)09-0040-04一引言五四时期,周作人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诸篇论文奠定新文学人道主义理论基石。
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是以“灵肉一致”的自然人性论为基础,强调 个体生存的自然和精神属性。
他的人道主义逻辑起点首先是“使自己有作人的资格”,然后才能“利己又利他”。
这种人道主义并非“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个性的解放与发展,这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强大的理论武器。
正是这种重视个体尊严、自由与发展的个人主义成为周作人终生持守的信念。
[1]从20年代中后期以后,周作人对群众的狂信和盲从的反感已极为强烈,他建造起十字街头的塔,“想在喧闹中得安全地”,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周作人的个人主义逐渐疏离了群众和现实思想斗争,企图在纯粹的思想自由中“自由而且写意”的活着。
到了1927年,国民党在清党中大肆屠杀革命者和群众,并严格钳制思想言论,这让周作人感觉到思想言论自由之难。
标题:周作人的文学主要观点与人生之旅导语:周作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与文化评论家,他的作品不仅富有情感,还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周作人的文学世界里,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独特观点,感受到他对人性、社会与人生的思考。
本文将以周作人的文学主要观点为线索,带领读者踏上一段丰富多彩的人生之旅。
第一幕:生命的无常与人性的抉择在周作人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与人性的抉择。
他深知人生充满了变数与挑战,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迷茫与坚持之间做出选择。
他在《热风》一文中写道:“生活中有些无法改变的东西,也有些必须抛弃的东西。
”这句话道出了周作人对人性与命运的洞察,他认为人们在面对困境时,应该勇敢地追求真理,选择坚持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
第二幕:儿童与纯真的世界周作人对儿童与纯真的世界有着特殊的情感与观察。
他在《我们仨》中展现了一个小家庭的生活,通过孩子的眼睛,透露出家庭的温暖与悲喜。
他认为儿童是世界上最纯真的存在,他们的天真无邪是一种宝贵的品质。
周作人的作品中常常以儿童的视角来反思成人世界的种种问题,警醒人们要保持纯真的心灵,不被功利与虚伪所腐蚀。
第三幕: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周作人在他的作品中也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有着深刻的触动。
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追求,并不意味着对现代社会的抗拒。
相反,他希望传统文化能够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发挥其独特的魅力与智慧。
他在《西江月·读史》中写道:“欲问世道如何,原来便是人心如何。
”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与反思,启迪人们对现实的认识与思考,以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
第四幕:爱与责任的探索周作人笔下的爱情并非单纯浪漫的描绘,而是包含了责任与牺牲。
他在《父与子》中描写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无私关爱,通过一系列的小故事表达了父爱的伟大与深沉。
周作人认为,爱与责任是互相依存的,只有在承担起责任的同时,才能真正体会到爱的力量与意义。
他通过作品呼吁人们在家庭与社会中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以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周作人早期文学探索对其中晚期文学思想转变的影响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文学评论家、思想家,他曾创作出许多著名的作品,并且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诣。
周作人在其早期文学创作探索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其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深远。
本文主要探讨周作人早期文学探索对其中晚期文学思想转变的影响,主要从以下9个方面进行分析:一、周作人早期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以及其对于其思想转变的影响。
二、周作人对于古代文化的关注及其对于文学创作的启示。
三、周作人对于现代文学的思考与探索及其对于其晚期思想的形成。
四、周作人在文学评论方面的研究及对于其文学思想的提升。
五、周作人在文化探讨方面的研究及其对于思想观念的转变。
六、周作人对于传统美学的认识及其对于美学观念的转变。
七、周作人对于艺术创作的思考及其对于艺术观念的转变。
八、周作人对于人文主义的思考及其对于其思想体系的完善。
九、周作人的思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其对于当代文化的启示。
总的来说,周作人在其早期文学创作探索中,勇于探索,不断的吸收和发扬中外文化的优秀成果,这对于其晚期文学思想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他的创作不仅在音韵、文辞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而且在文学思想方面也进行了很大的改变,使得其思想呈现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因此,周作人的文学创作探索对于其晚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部分。
1. 周作人早期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以及其对于其思想转变的影响在其早期文学创作中,周作人主要以小说为主要形式,包括《猫城记》、《亚细亚的孩子》等,其创作以自然主义为主,透过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揭示,探讨人性、社会道德等问题,在表达自我情感的同时,进行了批判现实的价值观。
这些早期作品成为其思想转变的起点,周作人在其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文学的各种冲击,也根据实践的理性思考和创作的经验,不断关注和调整自己的人生观、文学观。
这对于其后期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周作人文学观周作人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散文家,对于文学有着独特的见解和独到的思考。
他的文学观体现了对于人性、生活和艺术的深刻思考,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周作人认为艺术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艺术应该服务于人民的需要,传递真实的情感和思想。
他强调作家应当关注社会的问题,关注人民的疾苦和渴望,通过文学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他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唤起他们对于现实的关注和思考。
二、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周作人非常注重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真实感。
他认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真实的,与读者的生活和经验相符合。
他主张作家应该尽力去观察和描绘真实的人性和世界,以便读者能够从作品中找到共鸣。
他认为真实感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只有通过真实的描写和情感表达,作品才能被读者真正理解和接纳。
三、人性的关怀与审视周作人对于人性有着深刻的关怀和审视。
他认为文学是人类心灵的抒发和反映,通过文学作品来呈现人性的复杂和多变。
他主张作家应当从人性出发来观察和刻画人物,通过对人性的揭示和反思来引起读者对于人性的思考。
他相信文学有着唤醒人们良知的力量,通过对人性的审视和反思,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局限性。
四、艺术的自由和创新周作人认为艺术无拘无束,应该有自由的发挥和创新的空间。
他鼓励作家要敢于突破传统和陈规,勇于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和创作形式。
他认为文学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只有敢于创新,才能够让文学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总结起来,周作人的文学观强调艺术与现实的关联,真实性的追求,人性的关怀和审视,以及艺术的自由和创新。
他的文学观念对于我们理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通过深入研究和解读周作人的作品,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文学的本质和要义,进而更好地欣赏和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和魅力。
冷题研究霪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 O U R N A L O F H E B E I PO L Y T E C H N I C C O L L E G E 第8卷第4期2008年8月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对周作人人性观的再认识胡勇(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江门529000)【摘要】周作人从生物学的角度切入,对人的动物性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个性进行研究和探索,为正确认识人的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他站在个人主义的视点上,试图模糊和消解国家、民族、阶级等观念以及为调整这些社会关系而产生的各种规范、准则和价值观,这是极端错误的。
他留给后人教O JI和思索是异常深刻的。
【关键词】周作人;人的动物性;个人主义;“消解”倾向【中图分类号]G6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017(2008)04—0100—03在。
五四’启蒙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都意识到了。
人’的问题的重要性。
他们从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思想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出发,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人的本质和价值、自由和平等、人格和尊严、个性和共性等等方面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和阐述。
但是,他们对人的内涵的理解却是肤浅或模糊的。
如果不能科学地认识人的问题,由对人进而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思考,那么,。
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能就会因内涵不清而导致方向不明,失去奋斗的目标,陷入。
无物之阵”。
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巨子之一周作人对人的概念重新加以审视、界定和思考,追本溯源。
他提出新文学应该是。
人的文学”的口号,明确了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内容,构成新文化运动的逻辑起点,成为反封建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
正如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所说:。
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含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人的文学”。
在。
人的文学”的统一旗帜下,新文化阵营中的各路将帅,对封建专制思想的顽固堡垒,从不同战线、侧面,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民间视角研究摘要:“五四”时期,民间文学被知识分子当作文化改良和文学变革的资源,周作人从“文艺”和“学术”的双重视角对民间文化和文学进行了关照,形成了他对民间文学的独特认知与论述。
本文从周作人民间视角产生的原因和他对民间神话、宗教、歌谣研究内容的梳理中探析“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知。
关键词:周作人民间文学民间视角一、周作人民间视角的生发(一)故乡遗风遗俗的熏陶周作人的民间文学、文化研究与其成长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他生活在越文化的中心地绍兴,从小受到浓厚的乡风遗俗的熏陶。
周作人在其文中记载:“儿时听过蛇郎、螺女、老虎外婆之类的故事,唱过‘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之类的儿歌[1]”,看过道士炼度的“戏剧似的演出”。
[2]他的祖父也时常会背些《西游》《封神》那样的“大头天话”给周作人听……故乡生活经验不仅形成他对风土物产的特别兴趣,也使他领略了民间文化的广博丰富,为他研究民间文化奠定了扎实基础,准备了充足资料。
(二)日本和西方文明素养的汲取1906年,周作人留学日本,在学习日本文化的同时,他自觉地汲取西洋文明的素养。
周作人曾翻译介绍国外民俗学研究的现状和有关民俗学的理论观点,包括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英国民俗学家安德鲁朗的民俗学方法和神话学观点、英国神话学者哈理孙女士的神话学文章等。
《我的杂学(七)》中写道“这里边,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
”[3]如果说此前周作人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兴趣是完全出于个人情趣,而经过以人类学、希腊神话为主的西方文明的润泽后,他对民间文化就发生了一种审视的理趣,并从此开始进入了有理可循的研究状态。
二、周作人民间视角的“文艺”维度(一)周作人民间视角“文艺”维度产生根源关于民间文学“文艺”维度研究的意义,周作人认为:“若更以文史家言治童话者,当于文章原起亦得会益。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价值解读周作人,浙江绍兴人,生于1885年1月,逝于1967年5月。
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思想家,是中国民俗学的开拓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优秀代表。
他强调在儿童教育中坚持以儿童为生命主体的“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这一观念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推动力。
目前在教育界,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受到了教育者的广泛关注,周作人的“儿童为本位”的教育观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对于儿童人格健全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体现出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特性文化价值。
本文针对周作人的文学价值做出了详细的论述。
一、理性批判价值心理学家对“理性”这一概念做出了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方面是相对于感性认识这一概念的对立面,理性认识意义上的“理性。
另一方面就是从启蒙思想意义上的“理性”,是相对于对某种权威、宗教或者学说的盲目信仰。
理性是反对封建迷信,打倒腐朽势力的有力武器。
理性和启蒙、批判紧密相连的,所以具有现代价值的儿童文学观必然跟传统的文学馆有着天壤之别,原先的成人优先、群体优先、教化优先的教育理论完全不适合现代价值的文学观。
所以教育者就要凭借理性的批判力量重新评判传统中最大价1/ 4值的东西,履行“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的实践主张。
而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在这一方面就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文化为,臣以君为纲、子以父为纲、妻以夫为纲,在这种理论下,儿童没有任何尊严和权利。
成人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约束儿童,这使周作人认识到,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观念带有强烈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制约着儿童的健康成长。
他呼吁要教育者把儿童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来看待,把儿童真正当成儿童来看待,坚持教育以儿童为本位。
这些观点通过《新青年》的影响而迅速传播,形成教育界的一种共识。
二、精神自由价值自由这是个让世上所有人都非常渴望的东西,世界各国的好多思想家都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角度对自由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浅谈周作人“人的文学”【内容摘要】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是一位具有重要和特殊地位的文学家、思想家。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投敌叛国,他成了人所不齿的民族罪人,而被文学史遗忘几近半个世纪。
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禁区逐渐被打破,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重又获得了公允得当的评价。
本文通过对周作人在“五四”前后文学思想的描述,对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文学思想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
“人学”理论体系是周作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
随着周作人“人学”理论体系的不断调整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也日渐成熟完善。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存在。
我们应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之进行全面深入的理性分析,对他在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做出正确评价,并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周作人;文学思想;“人的文学”引言周作人(1885-1967)是开创中国现代小品文的一代宗师,新文学运动的翻译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是对新文学理论建设有巨大贡献的理论家。
周作人曾经参与领导过文学研究会的活动,首倡“人的文学”,确立了“五四文学”启蒙的理论纲领。
在革命文学兴起后,周作人又推崇晚明小品,主张“性灵说”,反对“载道”的文学观,多次提出“文学无用论”,这使得他的文学观点成为现代文学史中一个集聚着巨大矛盾的重大问题。
因此,要全面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就无法忽略周作人的存在。
但长期以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对他不是绕过不提就是进行批判,而且偏于政治与道德评价的研究视角,无法将周作人的政治观与其文学观分开来进行讨论,有意忽略取消了对他文学理论与创作应有地位与贡献的肯定。
当然,周作人在政治上的附逆变节行为是不容掩饰的,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周作人是作为思想型的文学家毕其一生的,对其文学思想的探讨应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角度出发,既要认清他的思想局限性,也要发现其中的合理成分和进步意义,并予以充分的肯定,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
周作人研究中的价值标准问题王福湘 内容摘要:在周作人的研究中,对他总的历史地位评价上,对他附逆的原因及性质,中后期散文的思想情调与艺术水准,以及对他与鲁迅关系的分析及人生态度的比较上,发表了很多不顾事实过分赞誉以至颠倒是非的文章,反映了评判的价值标准的偏颇、模糊和混乱。
关键词:周作人 评价 价值标准 美学观点 历史观点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近二十年呈现出价值标准日趋多样的发展态势。
这是可喜的现象,显示着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冲决长期以来极“左”思想的禁锢,努力重造真正的“百家争鸣”。
突出表现之一是对周作人研究的全面进展和与此同时存在的严重分歧。
周作人不但由于在“五四”时期对“人的文学”的首倡之功和在散文等诸多领域开拓的业绩,而且因其特殊的人生道路及后期与兄长鲁迅的巨大反差而具有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
研究者们充分肯定了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的功绩,创作和翻译的成就,在中国新文学史乃至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先驱者地位,批判了他的附逆思想和行为,评析了他一生的是非功过,并且探讨了他复杂矛盾的心路历程,总结出许多富有启示性哲理性现实性的历史教训,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长足的进步。
但在对周作人的总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上,在对他附逆的原因及性质的评述上,在对他中后期散文的思想情调与艺术水准的评价上,在对周作人与鲁迅关系的分析及人生态度的比较上,也发表了很多不顾事实过分赞誉以至颠倒是非的文章。
虽然有研究者对此一再提出尖锐批评,然而这类严肃批评的声音却被淹没在有增无已的赞美的声浪中,甚至连专业的文摘和复印、转载类刊物也置若罔闻,造成了学术及舆论上的误导。
这反映出学术界和出版界一些人在面对周作人这样极为矛盾又颇有声望的历史人物时,其评判的价值标准的偏颇、模糊和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
本文即从价值标准的角度略表驳诘之意,聊发一家之言。
无论是对当前文艺现象的批评还是对历史文化人物的研究,批评者和研究者都有自己认定的价值标准。
有人习惯说“圈子”,据说周作人研究也有圈内圈外之分,“圈子”也就是标准。
鲁迅说得好:“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
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
”“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¹自从破除了“政治标准第一”的框框(亦即“圈子”)之后,各种外来的新潮的批评方法和流派在中国大陆的文坛上如走马灯一般变换交替,但归根到底,谁也取代不了恩格斯所说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即“最高的标准”。
道理很简单, 作者:王福湘 广东肇庆西江大学 副教授因为用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进行价值判断,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发明,乃是千百年来文明人类从事文学创作和理论活动的根本规律。
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而在于所用的是怎样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即作为价值标准的具体内涵。
这里合规律的历史观点比较容易界定,就是正视历史,实事求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考察其对象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过程中的性质、作用和地位。
以此为标准具有比较明显的客观性,可以由人类社会的实践检验其是非真伪。
周作人研究中出现的不正常倾向,其思想实质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观,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现实,消解周作人其人其文的具体社会历史内容,过分追求形而上的时空超越,不惜违背甚至抹杀历史的真实,将周作人逆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潮流而动附敌叛国的罪行一笔勾销,把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劫难和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及终于赢得的胜利看得毫无意义。
不过,在更多的时候,某些研究者干脆避而不谈历史,只是高张审美大旗,把他们的“审美标准”当成了征服读者和学界的法宝,周作人则被描绘成一个“美”不胜收的高雅之极的文化形象。
因此,有必要对“美学观点”作一点辨析,免得它被用来吓唬不会谈美学的普通老百姓。
诚然,美和审美都含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个体差异性,但是,人类在长期审美实践中形成的审美标准,又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和群体的共同性。
尤其是涉及社会性审美对象的领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美学观点不尽相同,其审美标准不能不带有自己的特色。
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不仅不同于自然界,而且在所有艺术中是最富于社会历史和思想内容的。
文学的美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美,把文学审美归结为单纯的形式审美显然不能体现文学的本质。
很早就发展了农业文明、建立起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把“尽善尽美”作为艺术批评的最高标准,在对文学和文人的评价中,越来越把审美标准和道德价值联系在一起,特别重视文品和人品的关系,强调“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已经形成深厚的优良的传统,而爱国主义就是审美、道德和历史三者合一的传统价值观最基础的内涵。
这也是从屈原到鲁迅历代伟大爱国文人被后人景仰学习的根本原因。
反之,多方开脱周作人的附逆的罪过,无限制地抬高他的成就和地位,甚至全盘肯定他的人生道路,正是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淡化和颠覆爱国主义价值标准必然产生的迷误。
爱国主义淡化的理论表现是以人类意识淡化民族意识,把爱国主义界定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以至情绪,因而在价值取向上无足称道。
这一界定并不科学,至少是缺乏具体分析的。
社会心理学认为,爱国主义属于文明人高级情感中的道德感范畴,是一种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带有较多的认知性、评价性,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包含较多理性成分的社会感情。
在不同时代和社会群体中,爱国主义可以具有不同的内容,不能一概而论。
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和民族所奉行的爱国主义,实质上是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把爱国主义演绎为国粹主义,鼓吹和实行闭关锁国仇外排外,是另一种形式的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
把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宣扬爱国就要爱统治者,甚至倒过来爱统治者就是爱国,则是“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
凡此种种,我们当然反对。
我们所主张的爱国主义,是对祖国民族忠诚热爱的思想感情,是为祖国主权进步和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是和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目标一致的。
在中国,这种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传统,最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在二十世纪,它是中国人民英勇牺牲、自强不息、坚持伟大抗战、赢得最后胜利的心理动力,也是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崇高人格的核心。
不少研究者认为周作人代表了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灵追求和悲剧命运,其实大谬不然。
在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以胡适为首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仅文化界的名人就有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等。
尽管与革命政党持不同政见,但爱国乃是他们共同的情操和品格。
周作人附敌之前可以算作其中一个且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当他决心把自己的命运绑在日本军国主义战车上的时候,就已经背叛了自由主义,没有资格再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让周作人代表他们,恰恰玷污了这个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好名声。
事关民族大义,非一般党派纷争,不宜轻描淡写,等闲视之。
人类意识固然应该提倡,民族意识现在也不能削弱。
像周作人那样不爱本民族而侈谈爱人类,不爱祖国而妄称做“世界民”,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如果说“淡化”论者还没有完全否定爱国主义传统的话,那么,有些周作人研究者则走得更远,把传统的价值标准倒了个过,用时下流行的话语就是“颠覆”。
一种颠覆是围绕爱国还是卖国的问题,公开颠覆传统的道德标准,说周作人附逆事敌是对传统的忠孝节义价值观的大胆反叛,是宁肯承担“民族罪人”的后果而以此为一种“更为实际的爱国”,而他附敌前为自己所作的理论准备,即对中国古代忠奸问题的翻案文章,褒扬秦桧,贬抑岳飞、文天祥等,是“突破了伦理道德的束缚,在观念上是又一次革新”º。
这就不仅是否定爱国主义的价值标准,而且要颠倒抗日战争的历史本身。
奇怪的是,如此主观随意性的“研究”,竟然有周作人研究“圈子”中人跑到日本的讲坛上去加以赞许。
套用研究者的话说,其“良苦用心”,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另一种颠覆技巧看来高超得多,干脆抛开爱国卖国的问题,专谈艺术和审美,围绕周作人自己所说的“简单味”与“涩味”或“清淡而腴润”大做解读赏析的文章,说他的“味”只此一家,不但为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及许许多多同时代散文家所不具备,而且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书就是任伪职期间写的《药味集》和《书房一角》,似乎人品的卑劣与文品的高雅可以并行不悖,在外虽是宣传与日寇共存共荣实施奴化教育的汉奸,在家仍是陶然于理想审美境界写作精妙散文的文人。
可惜研究者没有点明,在同时代著名散文家中,投敌叛国的也只有周作人一个,他任伪职时写的散文,的确可以嚼出一股爱国作家当然不可能具备的简单而苦涩的汉奸“味”。
正像日本政府至今仍拒绝就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向受害国家和人民认罪道歉一样,周作人至死都不服罪,他在晚年写了大量文章,充满自我夸饰和辩护之辞,在艺术上则越往后越乏味。
然而,研究者却“从这些没有外在魅力的本色文章中发现了人的魅力”,从而“获得了更为深邃而久远的审美享受”,在散文艺术的天地里“一览众山小”。
这种无以复加的吹捧被“圈内人”推崇为欣赏周作人的“最高层次”»。
可见他们并不单是像赞美皇帝的新衣似地欣赏周作人附逆以后的散文艺术,其主旨恰恰是在赞美周作人这个自愿当汉奸且从不忏悔的无耻文人的“人的魅力”,他们也像是仍然遵循着“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的批评传统,但“人品”的价值标准则从根本上颠倒了。
与某些研究者对周作人散文的偏爱迥然有别,孙犁不止一次表示了鲜明的批判态度。
孙犁不是“周作人研究者”,但是一位道德文章皆为世人敬重的文学家,他的话给了我们更深刻有益的启迪。
他在给贾平凹散文集《月迹》所作的序中如是说:“闲适的散文,也有真假高下之分。
‘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散文,曾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
他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
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
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
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烦絮的、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
他的这些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
”孙犁是真正坚持了“文品出于人品”的价值标准的。
价值标准的颠倒,使有些研究者在把鲁迅和周作人加以比较时得出荒唐得近乎可笑的结论。
一位周作人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后,“知识分子在如何坚持五四传统上开始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以周作人为代表,要求完完全全、一尘不染地坚持五四传统,坚持知识分子的自主意识,凡是妨碍思想自由的就坚决反对;一条以鲁迅为代表,参加到左翼文化阵营中去,一方面不得不有所牺牲,向现实作有分寸的妥协,一方面又坚持斗争,顽强地维护五四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