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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生命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生命思想是梁漱溟生命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
在梁漱溟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动荡不安，西方文化大量的涌入，传统文化处于没落的阶段。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他的思想一定会受到时代的影响。
所以梁漱溟借鉴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思想，向其中融入唯识学思想和儒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生命”，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于“生命冲动”形成的。
但是不同于柏格森对于宇宙本原的重视，梁漱溟更看重个体宇宙。
他认为在宇宙的事物中，人类是最宝贵的东西，由此他把“生命”下落于人类本体上，提出“生命为体，生活为用”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人类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人类有“人心”，所以进一步提出了“理性为体，理智为用”。
（一）宇宙大生命在本体论上，柏格森提出的“生命冲动”思想被梁漱溟所吸收，同时他还将柏格森所提到的“绵延”和唯识学的概念相对应，形成了自己的本体论思想。
在柏格森看来，一切生命都是由“生命冲动”形成的，在过程中分裂出不同的进化路线，由此形成万事万物。
这里柏格森将“生命冲动”创造万物的过程比作烟花，当升到天空时烟花会炸开并裂成不同的小碎片，随后小碎片又在空中继续分裂炸开。
当“生命冲动”向上运动时，它将产生出有生命的一切事物；当“生命冲动”向下运动时，它将生成出没有生命的一切物质。
梁漱溟十分赞同柏格森的这种比喻并提出自己的“宇宙大生命”概念。
他认为宇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并且是没有边界的。
同时宇宙之中不仅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还包括在这一时空之中存在的一切基本内容。
而宇宙的本体是“生命”，又叫“生活”。
他认为“宇宙”就是“生活”，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别。
宇宙大生命是一种“大意欲”，这种大意欲是人心的自由活动，是一种生命本能的冲动。
他在《人心与人生》中提出：“生命本原非他，即宇宙内有矛盾耳；生命现象非他，即宇宙内在矛盾之争持也。
生物为生命之所寄，乃从而生生不已，新新不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在构建“宇宙本体”时很显然借鉴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不息”的观点。
xx后期文学思想的转变及其现代意义(三)如果说身份角色的转变是梁启超文学思想转化的内因的话，那么外来思想文化的刺激则是导致他变化的外因，而且是直接的原因。
梁氏政治文化思想屡变，在他每一次转变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外来文化刺激的机缘。
但前期的几次变化他都是热情鼓吹和宣传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痛切的批判，而1918年至1920年，他以个人身份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旅欧期间，梁启超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惨况，则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与以前相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他对过去曾经推崇并热情鼓吹过的西方文明，尤其是对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转而倡言以东方文明拯救濒临破产的西方文明。
这种改变是大有深意的。
游历欧洲时，梁启超遍访欧洲文化名人，接触到了不同的哲学思想流派和各种文学观点。
尤其是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接触，对他文学思想发生转变意义重大。
正是受柏氏生命哲学的影响，吸收柏氏哲学的“生命直觉”理论，梁启超确定了他后期文学审美观注重情感研究，在更深层次上以人为本、探究人生问题的思想走向。
柏格森是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他的理论也被称为直觉主义。
柏格森生命哲学作为西方近代唯理主义、科学主义的对立面，否认物质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将世界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一方面是生命，一方面是物质。
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是推动世界的根本力量。
与其二分的世界模式相对应，柏格森哲学将人们的认识区分为理智和直觉。
科学的、理智的认识不能施于生命之上，它只能获得作为假象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对生命的认识，只能依靠本质上与生命同一的非理性的直觉。
柏格森不时涉及文学、艺术、美学等，借以解释他的生命哲学。
他对文艺的看法，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本体论上，柏格森美学把生命冲动高扬到终极本体的地位，认为美是内在生命冲动的感性显现，艺术则通过直觉穿透覆盖在生命本体表层的厚重的物质外壳，直接与生命本体合而为一。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一)一、方法论与哲学观哲学的创造总是伴随着新方法的出现，因此，很多哲学家都很重视方法的问题。
但是，方法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有某种哲学，才有某种方法。
古代哲学并没有单独的方法论。
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有本体论方法，怀疑论哲学有怀疑论的方法，即使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其“本体论证明”的方法，也是以本体存在为前提的。
西方近代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之后，主客体的区分已经完全确立，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突出起来，于是，才有方法论的出现。
逻辑分析便成为重要方法。
现代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的转向”，于是，便有语言分析的方法。
从概念分析到逻辑分析，再到语言分析，构成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方法论传统。
方法论的出现，得益于逻辑的运用。
逻辑成为哲学的重要工具。
就此而言，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重视工具和方法的问题了。
但是，哲学方法论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仍然是近代以后的事。
特别是科学独立发展之后，哲学不再是“科学”，有些哲学家就从方法上思考哲学的问题，使之成为指导科学的“方法”。
这样，哲学就几乎成了方法论。
但是，即使如此，所谓方法论还是围绕认识问题展开的。
只有极少数人将哲学方法变成一种纯粹的技巧。
分析方法的根本特点是理性精神。
而理性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理智能力，能赋予事物以普遍形式。
理性主义哲学运用概念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推理，而经验主义哲学则用实证逻辑，使经验变成逻辑语言可以言说的。
当理性的逻辑方法成为哲学的主要方法之后，其他的方法如直觉等等，则被判定为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
不过，在现代哲学发展中，当“日常语言”进入哲学之后，情况又有新的变化。
当代西方哲学对理性主义方法普遍地进行反思和批判，于是又出现了新的方法。
如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法”，解构主义的“解构法”，解释学的“阐释法”，实用主义的“实验法”，科学哲学中的“证伪法”、“归纳法”、“历史主义方法”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这些方法都是随着新的哲学问题的出现而出现、变化而变化的。
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早期思想的影响侯宾【期刊名称】《皖西学院学报》【年(卷),期】2011(027)006【摘要】梁漱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从他的佛学思想和儒学思想中都可以找到痕迹。
通过对梁漱溟早期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思维始终是梁漱溟思想的根基,他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对柏格森哲学进行解读与吸收。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ang Shu-ming＇s thoughts is influenced by Henri Bergson＇ s Life Philosophy, which we can see in his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thoughts.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 is the base of Liang Shu-ming＇s thoughts. He interpreted and absorbed Henri Bergson＇s Life Philosophy by standing on the sid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总页数】3页(P34-36)【作者】侯宾【作者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广西桂林541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61【相关文献】1.柏格森生命哲学对现代新儒家的影响探析--以梁漱溟为中心 [J], 陈永杰2.柏格森生命哲学对现代新儒家的影响探析——以梁漱溟为中心 [J], 陈永杰;3.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J], 翁芝光4.试论柏格森哲学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影响 [J], 吴汉全5.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J], 翁芝光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梁漱溟的直觉和理性生命哲学思想首先，关于本能。
梁漱溟在人类的认识最初阶段是肯定欲望的重要性，提出人生应该顺着欲望前进，而欲望则是依靠人类的本能产生。
罗素在《社会改造原理》中将欲望和冲动区别对待，但是欲望其本质同样还是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
麦独孤在《社会心理学绪论》中突出强调本能的重要。
早期梁漱溟在讨论人心的问题时最初是围绕着本能和相应不可分割的感情冲动展开的。
将本能看作是人的本性，也叫“直觉”。
在梁漱溟看来，直觉广泛存在于人类个体的生命中，人的内在生命是与外界世界相连接的，而两者的连接物就是直觉。
“我们内里的世界与外界通气的，只有这直觉的窗户”。
在他看来，只有依靠直觉才能达到“天人一体”的生命境界。
他把人性的善归于本能，人性的恶归于理智的方面，即私心人欲。
由此梁漱溟将这些与孔子的“仁”结合起来，认为本能为体，理智为用。
一方面梁漱溟接受儒学思想，认为“直觉”是“仁”。
他提出：“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
”对于敏锐的定义，梁漱溟举了一个例子，在《论语》上宰我问“三年丧似太久”，孔子回答他讲：“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他说“安”。
听到宰我的回答后，孔子没有明说对于宰我的失望，只是从字里行间中都能感受到孔子对于宰我回答的不满，等到宰我出去以后，孔子叹气道：“予之不仁也！”这个“仁”就完全要在那“安”字上求得。
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于缺少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他就是迟钝的。
那么为什么对待同一桩事情，有人就会恻隐之心，有人就没有恻隐之心，有的人产生羞恶之心，有人就毫无羞恶之心？这些不过都是一种安然不自知罢了。
既然迟钝的直觉是“安”，那么“不安”就变成了敏锐的直觉，所以孔子教人“求仁”。
直觉可以产生人类所有的美德，由此可以说孔子的“仁”产生所有美德。
既然所有美德都是由孔子的“仁”产生，换言之，“仁”就可以代表世间所有的美德。
这里的“仁”学概念在后面被孟子发展成“良知”，随后被王守仁继承和发展，认为“良知”是绝对主体性的，又是客观必然的。
2012年6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咖．2012第3期(总第177期)J OU R N A L OF THE a阶ITm也矾S咖胍OF SOCIAL塔M NO．3(Gel．177)梁激溟的直觉思想探析李继民1，李英敏2(1，2．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宜春336000)摘要：梁漱溟是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其思想中有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直觉”，意义相当复杂，几乎涉及形而上学、认识论、方法论、伦理学等诸多领域。
本文从梁漱溟的主要著作入手，挖掘其中有关直觉的思想，并进行归纳和阐述。
关键词：新儒家；梁漱溟；直觉思想中图分类号：8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2103—0087一04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用，即所谓感觉作用和概念作用者，都非良知”；三是溟，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良知只是一种直觉的知”。
梁漱溟为什么要费力去颇有影响的人物。
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他既解释这个“良知”的概念并把它和“直觉”等同起来重视理论上的研究与创新，又非常重视社会实践活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尤其是王动。
其思想体系滋大，出入乎东西各家。
西方的柏格阳明的心学中，“良知”一直被看作是道德的根源，是森、罗素、叔本华、克鲁泡特金、弗洛伊德等哲学家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源。
王阳心理学家，中国的孔子、孟子、王阳明、佛教唯识宗等明云：“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均在其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留有不同程度的痕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
岂惟草木瓦石为迹。
而对其思想影响最大的还属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
盖天地万物思想和王阳明的心学。
可以说，梁漱溟的个性、思维与人是一体，其发窍最为精处，是人一点灵明。
”u o另方式、行为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都染有“直觉”之色彩。
一方面，“直觉”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里被看作是“人他认为，直觉即良知，是道德的本源；直觉是一种与理的心理本能”、“生命和道德的冲动”、“生命本体”，也性思维截然相反的认识字宙本体和生命的根本方法；即成就道德行为的根源。
直觉和理智概念与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构建作者：李明来源：《学理论·上》2015年第05期摘要：直觉和理智是表现梁漱溟文化哲学的重要概念。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以直觉和理智为基本概念构建起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为现代新儒家奠定了文化哲学基础。
直觉和理智概念地体现了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认识与思考，因此在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本文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为文本基础，以概念分析为基本方法，对直觉和理智概念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试图以此展现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国文化问题与出路的思考。
关键词：直觉；理智；文化观；梁漱溟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67-02梁漱溟（1893—1988）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在五四时期全盘西化思潮席卷中国思想界的文化背景下，梁漱溟于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肯定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引发了思想界的“东西文化论战”，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直觉和理智——梁漱溟构建中西文化观的基础概念《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代表了梁漱溟早期的哲学思想。
梁漱溟在书中使用直觉概念来诠释和表征儒家哲学以及中国文化，使用理智概念来诠释和表征西方文化，直觉和理智概念成为梁漱溟诠释中西文化的基础概念。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直觉和理智概念是梁漱溟诠释中西文化、构建中西文化观的重要基础概念。
他使用理智、直觉和现量三个基础概念来诠释西方、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并以此提出了人类文化的三步骤发展说（亦即中西印文化的三期复兴说）。
他阐述说：“照我的意思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1]167。
论柏格森直觉主义对梁漱溟哲学的影响论文导读：柏格森哲学不仅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中对梁漱溟的影响最大。
本文试图简要评介柏格森直觉主义。
柏格森哲学，论柏格森直觉主义对梁漱溟哲学的影响。
关键词：直觉主义，柏格森哲学，梁漱溟柏格森哲学不仅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还渗透到了远在东方的中国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中。
柏格森生命哲学大约是在辛亥革命后期传入我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一道，成为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最大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潮。
中国对柏格森的研究随着1920年《民铎》杂志出版柏格森专号而达到高潮，当时中国的不少的思想家，尤其是新儒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柏格森哲学的影响，其中对梁漱溟的影响最大，柏格森生命哲学成为梁漱溟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
本文试图简要评介柏格森直觉主义，并分析其对梁漱溟哲学的影响及二者的异同。
一、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基本内容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中说，直觉是一种本能。
他给直觉下过几个定义，其中一个是：“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
[1]综合柏格森对直觉的相关论述，可以把他关于直觉的思想归结为以下几个要点：第一，直觉是理智的交融。
柏格森以小说为例说明这一点。
他说：“作家可以给他的主人的性格加上各种各样的特征，可以任其所好地描绘主人的言行举止。
但是，如果我有一刹那能使自己与主人本身同一起来，我就会体验到一种单纯而不可分割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与作家的上述这一切描绘不等值的。
……这个人物是我一下子整个地把握到的。
”[1]实际上，柏格森说的那“入戏”的过程就是直觉过程。
就是说，认识者用心灵去感知对象的内在本质。
对象若是认识者自己（深层意识或人格），直觉就是内省；对象若是外物（包括宇宙整体），直觉就是体会或体验。
直觉是心灵直接接触，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
第二，直觉不使用僵固的、现成的概念，不使用符号。
柏格森认为直觉“是一种单纯而不可分割的感受”，他说，把握小说中主人公自身的过程就是直觉的过程，所把握到的东西就是生命的纯绵延，这种东西不是从外部可以感知的。
语言、概念、逻辑线索等等，把人物的符号交代给你，而直觉则使你切身感受到符号下面涌动的真实生命。
因此，要把握的真正实在是符号所不能给予的，而且直觉的对象是绝对的变易、纯粹的绵延，直觉的结果是与此相一致的一种独特的经验，所有这些也不可能用任何现成的，不变的概念、符号表达出来。
第三，直觉产生于本能。
柏格森认为直觉产生于本能，本能中蕴含着走向直觉的基本要素，直觉从本能那里承袭的东西是生命的本性、有机性、内在性、以及对自身的共鸣，本能从来没有脱离生命。
因此，他完全有可能揭示生命的奥秘。
柏格森指出，“本能是在生命形态的基础上铸成的。
如果说智力是用机械的方式对待一切事物，那么本能则是用有机的方式对待事物。
假如沉眠于本能中的意识觉醒了，假如本能能够激起认识，而不是被怠懈为行动，假如我们能够向本能提问，而本能又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么本能便能够向我们揭示生命最深层的秘密。
”[2]二、梁漱溟对柏格森哲学的认知和吸收梁漱溟接受生命哲学大约是在1916年前后，这个阶段他是把柏格森哲学与佛教哲学作为比较而言的；此后不久，在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梁漱溟把柏格森哲学作为评价世界文化趋势的依据之一；1920年以后，他又开始吸收柏格森哲学的创化论学说，并加以改造，成为了《人心与人生》的基本思想。
梁漱溟第一次谈到柏格森是在《究元决疑论》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柏格森哲学中的“生命”这一概念译作“生活”；将“创化”译作“生成进化”。
在《唯识家与柏格森》一文，他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柏格森哲学和佛教唯识宗进行了比较，指出：唯识学与柏格森哲学两家学说的方法不同就在于，“柏格森的方法排理智而用直觉，而唯识家却排直觉而用理智”，即柏格森的方法是直觉的方法，唯识学的方法是理智的方法。
梁漱溟全面吸收柏格森哲学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扩大了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吸收、改造与利用，全面引进柏格森哲学的基本范畴，如“生命”、“绵延”、“直觉”等等，使之成为他构建自己新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除了受柏格森的生命创化论的影响外，还受叔本华生存意志论的影响，他把不同类型文化的产生归于意欲趋向的不同，从而建立起了以意欲决定生活，生活决定文化为机轴的文化比较图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三大文化路向说”。
另一方面，梁漱溟在唯识宗认识论关于“三量”、“现量”、“非量”的理论基础上，又受到柏格森直觉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了他的直觉主义认识论体系。
他对理智和直觉也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分：1．认识对象的不同。
理智认识的对象是外在世界中具体的事物。
梁漱溟主要通过分析和综合对感觉进行加工，得到一种抽象的概念――共相，但是感觉是以具体事物的认识开始的。
只有面对具体的、客观的、静止的事物，理智才能发挥其“简”、“综”的作用，来区别异类，综合异类，得到关于事物的概念。
发表论文，柏格森哲学。
直觉与理智不同，它“所认识的只是一种意味精神、趋势或倾向”，是主观的东西，它包含着主体的意味、感觉、价值等，而非外在世界的具体事物。
直觉认识的这一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道德本性，另一方面是事物的美感。
2．认识方式不同。
梁漱溟认为理智的方法是将被认识的对象与认识的主体对立起来，认识主体独立于对象之外进行客观的观察。
发表论文，柏格森哲学。
理智认识必须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需要进行思考和逻辑的分析，需要对“感觉”进行综合，才能得出事物的“共相”，形成明确的概念；而“直觉只认识无有判断”，不需要逻辑思维，遇事只要“当下随感而言”全凭体悟。
理智认识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由不知最后才到知；而“直觉所得到的意思是一种‘本能的得到’，初度一次就得到如此的意思，圆满具足无少无缺。
”[3]3．认识功能的不同。
梁漱溟认为，理智与直觉的功能是不同的，理智所具有的是完全的认知功能，它所担任的任务，就是对具体、零散的事物进行区别与归类，分析与综合，在殊相中得出其共相来。
理智功能的表现虽然在不同的领域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理智要将认识的对象“打碎、分析来观察。
”理智是将认识对象与认知主体区分开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客观的分析。
发表论文，柏格森哲学。
他认为，直觉有两种功能，认知的功能和道德实践的功能。
前者主要表现在艺术中的美感的认识上，我们从音乐、美食等事物中所得到的美感，即是直觉认知功能的表现。
对梁漱溟来说，直觉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的道德功能。
他认为组成人类全部认识形式的有三种，即感觉、理智和直觉。
这三种不同的认识形式各有其不同的认识对象，对于直觉来说，其认识对象即是充满道德意味的生命本体。
发表论文，柏格森哲学。
三、梁漱溟直觉主义和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异同梁漱溟的直觉主义认识论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影响，因此，二者在有些方面具有相同点，不过，他们也有较大的差别。
从这二者的区别与差异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与中国儒家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两者的根本相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将直觉看作一种同理性认识形式不相容的认识形式，认为世界的本质根本不能靠理性来认识，只能靠神秘的直觉去把握。
他们的差别体现在：梁漱溟强调直觉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的方法，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方法从某种程度上个说，仍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柏格森的直觉是一种“进入”，而梁漱溟直觉是要一种“得到”；他们二人都以生命为直觉的对象，但生命的概念却是大相径庭；梁漱溟由于没有摆脱中国传统伦理本位主义思维模式的束缚，他的直觉与道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正如上文中我们提到的梁漱溟直觉的两种功能，即认知功能和道德实践功能，而且道德实践功能是最重要的功能。
对二者直觉主义的不同特点，下面我们具体展开论述。
在西方哲学中，直觉是对客观外在的一种认识形式而产生和发展的，在近代它又同某些重大的科学发现联系在一起。
因此，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沿袭了西方哲学的这一观点，肯定了直觉和科学的关系，他说：“一种真正直觉的哲学必能实现科学和哲学的这种渴望已久的统一”。
发表论文，柏格森哲学。
同时，他还认为：“直觉是文明的根源，……我们往往把科学的逻辑工具当作科学的直觉。
”[1]从柏格森的著作就可知，科学知识在他哲学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柏格森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柏格森将他的直觉主义方法说成是一种“超越实际目的的方法”。
他认为，直觉的这种超实用性正是为了取得更大的应用。
他说：“只要形而上学使自己摆脱了为实际的使用效果服务的责任，它就可以无限地扩大其研究领域。
它与科学比较时，在效用性和精确性可能丧失，将会在范围与广度上得到补偿。
……形而上学的研究无论如何是始于同实在的连续性和可能性相接触，而这种接触能够具有惊人的使用价值。
”[1]这样，柏格森的形而上学的直觉主义方法，实际上成了一种科学的方法。
然而，梁漱溟认为直觉既是认识生命的唯一方法，又是一种体验精神文化生活的实践的方法，是对价值的追求。
发表论文，柏格森哲学。
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在梁漱溟的思想中是统一的，并且是以对后者的追求为中心内容。
在梁漱溟看来，生命的意义即在于“向上之一念”，其具体的意蕴注重对一种道德生活的永恒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