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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转型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其变革是由内部和外部因素所推动的。
社会转型是这些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关乎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当今的世界中，物质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加和分布、经济政治的变迁以及文化理念的变化等因素都在推动着社会转型的进行。
本文将从社会学角度探讨社会转型。
一、社会转型的定义以及类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的结构和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
社会转型具有普遍性和历史性，即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转型而转型的内容则与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相关。
社会转型的类型可以有很多，比如政治转型、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等等。
其中，政治转型包括政治制度的转型、政治观念的转型和政治文化的转型；经济转型包括经济制度的转型、市场化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转型；文化转型则包括意识形态的转型、文化认同的转型以及文化价值的变化等。
二、社会转型的原因社会转型是多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其中主要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与社会本身的结构、性质、规则等有关。
例如，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认知等方面的变革都会促进社会的转型。
另外，社会运动和民间力量的推动也会带来社会的转型。
外部因素主要与全球化、技术革新、国际关系以及风险与安全等方面有关。
例如，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带来的生产、消费和文化资本交流，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带来深远的影响。
此外，新技术的出现也会带动社会形态的变化。
在安全问题方面，社会危机的爆发和紧张局势的出现都会引发社会的转型。
三、社会转型的影响社会转型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领域，社会转型往往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换、家庭结构的变化、人口流动的加剧等影响。
例如，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化程度增加、农村人口减少等社会结构变化成为日益显著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商业和金融等领域业务的创新和推广也对社会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由于自由市场的趋势，国际经济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一趋势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条件的变更，也加速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历史进程。
技术驱动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发展石英【期刊名称】《人文杂志》【年(卷),期】2024()5【摘要】中国社会正经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进而向“信息社会”高级阶段“智能社会”的跨越式双重转型。
这种双重转型具有叠加性和不均衡性特征。
驱动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是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引发社会时空、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变化,动力来源是物理世界“质量—能量—信息”的释放和相互转化。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分别呈现加法效应、乘数效应和指数效应增长。
跨越式双重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重大机遇和历史使命。
社会学学科设置需要面向未来适当拓展,由重预测转向重建构,纳入未来学科,建构智能社会美好生活;社会学研究理念和视角应当有所调整,变居高临下的俯视社会为置身其中的平等参与,注重拓展知识结构,更好发现和回答时代之问;社会学研究方法既要打破数据化实证主义教条,也要跳出数字化工具主义樊篱,回到费孝通“双重性格”理念,科学与人文融合并重,重构多元化的社会学方法体系和学术范式。
【总页数】10页(P21-30)【作者】石英【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0【相关文献】1.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建构(1984-2014)——郑杭生社会学学科建设思想及实践研究2.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溯源--21世纪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管见3.注重学科交叉促进学科发展——关于公安社会学科与公安技术学科协同发展的思考4.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体系——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5.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二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刘 欣本文提出了用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机制的 权力衍生论 。
作者认为,在放权让利的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公共权力除了以再分配权力的形式发挥作用外,其中一部分还衍生成权力精英牟取私利的 寻租能力 ,并以与再分配权力不同的机制对阶层分化产生影响;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市场能力也在阶层分化中起着作用。
因此,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共同构成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
基于此论的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假设,得到2003年取自武汉的抽样调查资料的支持。
研究结果表明,权力衍生论比 权力转移论 和 权力持续论 都能更好地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循环/再生现象。
关键词 权力衍生论 市场转型 分层机制 权力持续 寻租能力 市场能力作者刘欣,1964年生,社会学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
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分层机制的变化,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
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分层机制,在市场转型中是否具有连续性的问题。
相应的问题是,在市场转型中,社会阶层,尤其是精英阶层,是循环的还是再生的。
笔者就这一问题提出一种 权力衍生论 的新解释。
本文旨在阐述权力衍生论的基本解释逻辑,并以2003年取自武汉的抽样调查资料,从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对基于这一理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和讨论。
一、已有研究的理论争辩、含混之处以及本研究的目的对上述问题争论的出发点是泽兰尼对计划经济分层机制的解释。
他认为, 再分配 与 市场 作为两种经济整合制度,会因其所嵌入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同而对不平等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在福利资本主义国家里,市场作为主导性的经济整合制度是阶层分化的主要根源;国家再分配则具有平等化的效应。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里,再分配作为主导性的经济整合制度是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具有市场性质的交易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再分配所导致的不平等。
社会实践中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实践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对社会问题进行观察、研究和实践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变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社会结构对社会变迁的反馈作用。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社会实践中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首先，社会变迁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从而改变了社会的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分布。
例如，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民逐渐成为工人，而工人阶级逐渐崛起。
这种变迁不仅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影响了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
其次，社会结构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反馈作用。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组织、机构和角色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的稳定性和秩序，同时也限制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例如，在一个封建社会中，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变革变得困难，因为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使得统治阶级对变革持保守态度。
然而，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社会变迁也会随之而来。
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被推翻，从而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革。
此外，社会实践中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也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
社会实践是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实践过程，通过社会实践，人们可以改变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变迁。
例如，在社会实践中，人们通过参与社会运动、倡导社会公正等方式，推动社会变革。
同时，社会结构也会影响社会实践的方式和效果。
例如，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选举和参政议政等方式参与社会实践，而在一个专制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实践受到限制。
最后，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分析需要综合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
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都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和工具来分析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例如，社会学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和统计数据来研究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变迁的影响。
经济学可以通过分析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变化来研究社会结构的变迁。
新经济社会学视野下中国市场的结构解读周卫嘉（天津理工大学 社会学系，天津 ３００３８４）［摘 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型。
文章解读了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市场的结构特征。
与西方国家的稳定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不同，我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
我国政府在市场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建构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我国市场场域的生成是建构在社会网络关系基础之上的，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自身的再生产。
笔者解析了关于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关键词］市场；市场结构；社会网络；场域［ＤＯＩ］１０ １３９３９／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ｓｃ ２０１７ ０２ ０２３１ 背 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致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主流经济学很早就意识到离开制度分析，西方经济学难以担当起解释中国现实的重任。
在过去的２０多年里，西方有大量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对应用社会学的方法开展市场过程的研究进行了界定。
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什么是市场？国家建构和市场建构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弗雷格斯坦，２００８）如何对人和不确定的环境进行管理以创造市场的稳定性等。
弗雷格斯坦提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和持续的推动作用；治理各种交易的有效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缺少基本的政治制衡力量来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不被那些既掌控着政府又控制着企业的人所汲取。
”（弗雷格斯坦，２００８）如果弗雷格斯坦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推进改革开放释放市场力量的政策范式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是否说明我国有一种内生的文化模式或制衡力量在支撑着市场的稳定性的达成和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呢？我国市场内部的行动者用以创造和稳定他们居于其中的方式是什么？市场场域中的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创建并实现稳定的？这些问题需要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把社会关系、权利、意义作为解释的核心要素对市场提出一种替代经济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
中国社会学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1989年，即改革开放10周年之时，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情况，笔者曾著文做了这样的分析：经过十年的艰辛创业与探索，经过十年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同命运，共呼吸，中国社会学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一方面社会学本身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正对我国社会生活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为我国社会学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得到社会各界、社会科学各科的广泛的承认，社会学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学也和经济学等一样，对改革和开放的事业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成熟度还是不高的。
社会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尚需继以时日，尚有不小的差距。
当时，笔者在该文还提出：对于尚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在理论上处理好下述三个关系是至为重要的。
这就是：第一，处理好社会学与转型社会的关系；第二，处理好社会学内部一些重要的理论关系；第三，处理好社会学界内部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
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学成熟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由笔者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xx）》，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各章对社会学不同领域所取得进展的梳理，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篇总论主要围绕几个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学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与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从而表明它确实日趋成熟了。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
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一、单选题（题数：单选题（题数：505050，共，共，共 50.0 50.0 50.0 分）分）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认为，解决不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还是要靠（）。
（长治久安》认为，解决不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还是要靠（）。
（1.01.0分）分）1.0 1.0 1.0 分分A 、政府B 、社会C 、法治D 、群众我的答案：我的答案：C C2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的社会群体特征不包括（）。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的社会群体特征不包括（）。
（1.01.0分）分）1.0 1.0 1.0 分分A 、有将近一半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B 、更为彻底地接受了都市生活方式C 、社会关系逐渐由同学同事网络转向亲属老乡网络D 、自身的发展定位主要放置在城市我的答案：我的答案：C C3社会学导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严复译介了以下那本书（）（社会学导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严复译介了以下那本书（）（1.01.0分）分）1.0 1.0 1.0 分分A 、《群学肄言》B 、《社会学导论》C 、《共同体与社会》D 、《社会学研究》我的答案：我的答案：D D4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不包括（）。
（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不包括（）。
（1.01.0分）分）1.0 1.0 1.0 分分A 、政治层面的农村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的问题B 、经济层面的农村发展问题，包括贫困问题的解决C 、制度层面的以农民为本位的问题、制度层面的以农民为本位的问题D 、社会层面的人口与劳动问题、社会层面的人口与劳动问题我的答案：我的答案：C C5与农村社区相比，都市生活的特点不包括（）。
（与农村社区相比，都市生活的特点不包括（）。
（1.01.0分）分）1.0 1.0 1.0 分分A 、生活更加丰富和复杂、生活更加丰富和复杂B 、陌生人的社会，事本主义、陌生人的社会，事本主义C 、文化更为异质化、文化更为异质化D 、个人主义、个体自主性更弱、个人主义、个体自主性更弱我的答案：我的答案：D D6泰坦尼克号上，二等舱乘客的幸存率是三等舱乘客的（）。
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1孙立平提要：“市场转型理论”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所关心的主要是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
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
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
第四，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
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
本文以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性研究为基础，提出一种“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的研究路径。
这种研究路径所强调的是面对市场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对市场转型中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来实现对市场转型的新的理解。
这种路径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并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互相对立的视角。
关键词：市场转型实践过程机制与技术实践逻辑过程—事件分析本文旨在概括分析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市场转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对这种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
本文将表明，要深入研究这场市场转型的逻辑和机制，就需要深入到这个过程的实践层面。
而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恰恰为分析市场转型过程提供了一个极为合适的案例。
一、社会科学的“黑色星期五”与新的理论探求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苏东和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在从根本上改变着这1本文中许多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与沈原博士和郭于华教授的讨论。
在2001年12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中国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中国研究：问题与方法”研讨会和2002年1月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的“华人社会研究：理论与方法”研讨会上，作者发表了本文中的基本观点。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的刘新博士、叶文欣教授，台湾东海大学的陈介玄教授、赵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也夫教授，南开大学的关信平教授，清华大学的李强、郭于华教授和沈原博士均提出过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些社会的基本面貌。
对于这样一场变革的研究，也许会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的源泉，就如同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成为几个世纪前许多社会科学学科的诞生和学科化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那样（孙立平，1995）。
然而，令人多少有些令人难堪的是，在这场大的变革发生的前夕，整个社会科学界对于这场变革几乎完全缺乏敏感和预见。
政治学仍然在以这些社会的稳定性为前提，研究着这些社会的那些具体的政治问题；在80年代之前，经济学一直在夸张着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经济的能力；社会学所面对的几乎完全是西方式的问题，而对处于变革前夜的这些社会很少关注。
可以说，80年代以来发生在苏东和中国的这场巨大社会变革，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有人将其称之为社会科学的“黑色星期五”（Siegel,1998）。
社会科学之所以对这样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缺少敏感和预见，与当时占据社会科学支配地位的有关主流理论范式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这场社会变革发生之前，支配西方社会科学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的，主要是极权主义和现代化两种理论范式。
80年代以来发生在苏东和中国的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使得极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因为，在面对原苏联、东欧和中国自改革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时, 这些理论范式明显缺少解释力。
按照极权主义的理论逻辑，在极权主义体制建立之后，极权主义逻辑会得到不断强化，而很难发生朝着其他方向的变迁。
而80年代以来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变表明，这些社会并不是在进一步地强化所谓的极权主义因素, 而是已经开始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按照现代化的逻辑, 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其精英是否具有现代性的价值, 而在现实中发生的，则是如何在组织上和制度上重构其经济和社会。
概括地说，80年代以来苏东和中国所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已经使极权主义和现代化的理论范式面临着空前的挑战（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1989）。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探索新的理论范式的工作开始了。
新的理论范式的目标是，既能够对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重新进行解释，又能够面对80年代以来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变。
对于这种新的理论探索，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科尔奈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表现在, 扎实的经验研究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意识到“短缺经济”这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经济现象所具有的深厚理论内涵，并在其背后发现了“软预算约束”这一独特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
“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成为科尔奈经济学理论的两块重要基石。
同时，他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中的同一种机制（软预算约束）先是促成了迅速的经济增长, 然后又造成周期性的经济短缺, 并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科尔奈理论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对于“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这些独特经济现象和运作机制的发现，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
正如斯达克和倪志伟指出的, 科尔奈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是, 他实际上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再生产的制度机制”进行了分析。
像“短缺”和“软预算约束”这样的概念, 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运作过程是极为重要的。
更进一步的，科尔奈的理论, 不仅提出了一种富有解释力的模式, 而且其本身是高度形式化(formalization)的，这样，就将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现象的研究，引入到了主流经济学当中（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1989）。
如果说科尔奈所面对的是改革前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的话，那么作为布达佩斯学派另一主将的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家撒列尼(Ivan Szelenyi)（也正是由于科尔奈和撒列尼以及斯达克等人的卓越的工作，人们开始将其称之为布达佩斯学派），则开始正面面对东欧的市场转型及其社会后果。
在撒列尼的市场转型理论中，核心的问题是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elites）转换问题。
撒列尼拒绝人们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的看法。
他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在工资收入方面是相当平均主义的，但在住房和其他社会福利方面则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撒列尼对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贡献就在于, 他认为, 在不平等是由市场造成的社会中, 由国家进行的再分配会降低不平等的程度；而在再分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 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只有依靠更多的市场机制。
倪志伟则将撒列尼的再分配经济的概念和基本假设加以扩展, 从而形成了市场过渡理论（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倪志伟认为, 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将会导致权力和特权的转移, 即从再分配阶级手中转移到直接生产者手中。
因此，在对苏东和中国市场转型过程进行的最初研究中，基本都肯定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Nee,1989，1991）。
正是这一点，招致了学术界对“市场转型理论”的广泛批评，后来的许多经验性研究都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
与之相联系的是市场转型过程中和转型后社会的精英形成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向市场转型对利益关系和分层结构的影响，会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中精英的形成和继替的模式上。
而对精英形成和继替模式的分析，又直接涉及到向市场转型过程对机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
也就是说，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会给哪些人提供机会，使之成为社会精英？有关精英更替模式的研究和争论，最初是在东欧学者中间展开的。
其中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改革之前的干部在向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命运，是随着权力的丧失而导致社会地位的下降，还是利用原来掌握的权力和其他的社会资源以更方便地获取市场中的机会？换言之，原来的干部地位使他们在市场机会面前是否具有一种优势的地位？匈牙利的汉吉斯(Elemer Hankiss)在《东欧的替代道路》一书中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一下子消失。
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propertied class)(Hankiss, 1989)。
波兰的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在《中断的过程》一书中，则用另一套语言表达了同一个过程。
他认为，东欧正在经历一场“政治资本主义”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典型特点是，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Staniszkis, 1991)。
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就精英的主体而言，在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即由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
但人还是那些人。
对上述这种关于精英替代的理论模式，撒列尼等人将其称之为精英再生产理论(theory of elite reproduction)。
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更加强调的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以及同样的一些人由一种精英向另一种精英的转化。
与精英再生产理论相对应的、撒列尼将其称之为精英循环理论(theory of elite circulation)。
与精英再生产理论不同，精英循环理论强调的不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而是精英的断裂。
布达佩斯学派新近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伊亚尔（Gil Eyal）、撒列尼等人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一书的出版。
也正是因这本书和斯达克等人的《后社会主义之路》的出版，“布达佩斯学派”得以命名并为学术界所接受。
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这本重要的著作中，其理论的视野已经由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精英形成问题转向整个社会的形态（后共产主义或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形成过程，并力图将对这种社会形态的研究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联系起来。
在他们看来，对古典资本主义的研究诞生了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他们对中欧地区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则形成了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他们认为，新古典社会学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挑战是在于，在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分析的古典资本主义那里，私人资本和拥有私人资本的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必要前提。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以私人资本和拥有私人资本的资本家为基础的社会。
这构成了古典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
而他们则是在面对一种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他们所研究的中欧地区，是一种在市场机制引入之前不存在私人所有者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技术-知识精英采纳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转型策略----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
正是这样的一种转型过程为“新古典社会学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