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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字本位”思想的理论和应用作者：梁莹来源：《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8年第02期摘要：徐通锵先生在上个世纪末提出了“字”本位理论，认为“字”是语言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
此理论对汉语研究、计算语言学研究和对外汉语研究都有重大影响。
关键词：字本位汉语梁代刘勰言：“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
”“字”一直是汉语的基本单位。
直至清代，《马氏文通》依然以“字”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
章锡琛在为《马氏文通校注》(1954年中华书局出版)作注释时说道：“本书分别词性，皆以‘字’为本位。
”虽然《马氏文通》的“字”，事实上是以词为本位，但马建忠的观点在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的同时，仍然承袭了古代语言学的一贯传统。
因此，《马氏文通》可以看作是汉语语法研究由传统“字本位”思想向西方“词本位”思想的一种过渡。
随后，现代汉语研究都以“词本位”为主导，认为语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词。
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丁声树、吕叔湘、朱德熙等人引进了新的语法单位，如词素、语素、短语等语法单位，并进入研究视野。
20世纪70年代，朱德熙提出了“词组本位”，黎锦熙提出了“句本位”。
对于词组或短语是否能看作一个语法单位，目前仍有争论。
到90年代末，徐通锵先生在《语言论》(1997年)中正式提出了“字本位”的观点，这一理论在重新回到传统汉语语言学观点的同时，又有许多创新。
一、字本位理论的核心概要汉语语言学一直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
但是西方语言学理论，大都是建立在印欧语言的基础上，这就使得我们在研究汉语时习惯用印欧语的思维、眼光和分析方法来看待汉语。
印欧语是以词为本位，然而汉语与印欧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汉语有其独特的特点，如果依然沿袭西方语言学的思路，在现今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及其应用时，就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
吕叔湘先生后来曾对汉语中的“词本位”产生过怀疑，他在《语文常谈》中认为，对于印欧语来说，词为基本语法单位是非常明显的，“汉语恰恰相反，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字群是词组。
论“字”对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影响0．引言“字”在汉语中有两个意义：第一是方块字的意思，这里的“字”是文字学的单位；第二是指汉语中可从语音、语义、语法（至少是构词法）角度来分析的一个单位。
在下面的讨论中，如无特殊的说明，“字”都取第二个意义。
当然，这一意义上的“字”与汉字是密切相关的。
下文我们将谈到，汉字对汉语语素单音节特点的形成和存续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现今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以西方语言为基础而形成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中，没有“字”这一级单位，也没有“字”的概念。
然而对于汉语来说，“字”却是确确实实的存在，是绕不过、躲不开的事实。
“字”在汉语中，已超出了文字学的概念。
在分析汉语的语义和语法时，以及在做中文的信息处理时，都不能无视“字”这一单位的存在。
（赵元任，1968，1975；吕叔湘，1980；孔宪中，1992；徐通锵，1998）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字”是单音节的“字”。
１．音节、语素、“字”语言底层最小的单位是单个的音素，即元音或辅音，然后音素构成音节，音节构成语素，语素构成词，词构成短语，短语构成句子，……，如此层层组合，直到最高层次的单位--语篇。
在这个从下到上的层次结构中，意义最初从音节这个层次进入，也就是说，音节以下的语言单位不具备语义，开始附着语义的最小单位一般是音节，当人们约定俗成把音节用于指称某个事物时，音节就有了意义。
具有意义的音节或音节组合叫做语素。
语素是语言中承载意义的最小单位。
语素是构词的单位，也称为词素。
（Bolinger, 1981：52）现代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双音节以上的语素数量不多，可列举无遗。
汉语具有语素单音节的特点，绝大多数汉语研究者对此都不持异议。
（赵元任，1968；朱德熙，1985；张永言，1988；杜永道，1992；吕叔湘，1996）汉语具有意义的音节是带声调的音节。
脱离语境和没有上下文的单音节有时具有不止一个的备选义，亦即有可能等同于多个语素，但在具体的使用中，一个音节通常等同于一个语素。
关于汉语句法分析中语义特征分析法的两点思考一、语义特征分析法的运用要建立在变换分析法的基础之上。
二、语义特征不只是唯一，从认知的角度进行语义特征的提取可操作性更强，更容易得出有价值的语义特征。
陆俭明先生在他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一书中较为详尽的介绍了句法分析方法中的“语义特征分析法”，为句法分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极大丰富了句法分析的手段。
然笔者在学习和运用该方法的过程中，觉得有一些方面的阐述欠清晰或是值得商榷，为此笔者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以期更好地深化对语义特征分析法的认识。
一、语义特征分析法的运用要建立在变换分析法的基础之上陆先生曾指出“任何理论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
局限性不能理解为缺点。
所谓局限性，是说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越出了它所能解决的范围，就无能为力了。
”变换分析法在句法分析中的“适用范围”就在于分化同形结构，揭示句法结构内部实词与实词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
例如对于同形句式（指词类序列、内部层次构造和句法结构关系都相同的句式）A:“戏台上摆鲜花着”和B:“戏台上演着京戏”，遵循“平行性原则”，通过进行变换分析（形成变换矩阵、同义变换），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这两类同形句式在语义结构上是不同的，即A：“戏台上”指明“鲜花”存在的场所，表示“静态、存在”的语法意义；B：“戏台上”指明“演京戏”这一活动进行的场所，表示“动态、活动”的语法意义。
变换分析法的局限只是在于它对这种“揭示出来的不同”无法进行解释，而这种不同是语义结构内部词的语义特征不同所造成的。
因此，语义特征分析法弥补了变换分析法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语义特征分析法更是在变换分析法基础上的深入和发展，即要先运用变换分析法揭示出句法结构内部实词与实词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的不同，进而通过对语义特征的提取来解释语义结构关系不同的根本原因。
是一种“揭示—解释”的过程。
语法学中所讲的某一小类实词的“语义特征是指该小类实词所特有的、能对其所在的句法格式起制约作用的、并足以区别于其他小类实词的语义内涵或者说语义要素。
语法分析的五个本位观评析现代汉语语法分析的五种本位观“本位”的意义提出“本位”的学者们的出发点主要是：以语法中的某一单位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该基础单位的研究来解释其它各级语法单位。
其它各级语法单位的解释都建立在对基础单位研究的理论基础上。
作为基础研究的单位就取得了研究“本体”的地位。
作为“本体”的研究对象，在理论上要求应该尽可能地与其他研究对象保持内部结构的一致性，或者该基础单位的某一属性或功能可以和其它语法单位保持一致，使得其它语法单位能够通过对该基础单位的解释而得到本质上的解释。
在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几种本位观及明确提出研究本位理论的代表人物分别是：1）马建忠的“词本位”；2）黎锦熙的“句本位”；3）朱德熙的“词组本位”；4）徐通锵的“字本位”；5）邢福义的“小句本位”。
1.马建忠的“词本位”马建忠是中国历史上建立严格意义上的汉语语法理论的第一人。
其《马氏文通》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开创中国语法学理论的意义。
但是，《马氏文通》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模仿西方传统语法的理论模式建立起来的。
这一理论系统的基本特征便是词本位。
《马氏文通》并没有声明它的语法本位观念，说它是“词类定位”，乃后人对其语法体系的一种认识。
词本位的观念在西方语言学研究中产生，是相当自然的结果。
拉丁语的基本特征便是，词在形态上有严格的标记或变化标记。
首先所有的词类都可以根据是否有形态变化分为两类，有形态变化的是实词，没有形态变化的是虚词；再在有形态变化的词类中将能够变格的分为一类，将能够变位的分为一类，既能变格又能变位分为一种。
在能够变格的词类中，又可以根据其句法功能，分为名词和形容词。
所有的这些有形态变化的词都有特定的句法功能，它们的句法功能就是通过它自身的形态变化来实现的。
因此，在这些有丰富的形态变化的语言中，只要了解词的形态变化规则，也就能了解它们的句法功能。
所以，在西方传统语法理论中，“词法”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评析现代汉语语法分析的五种本位观“本位”的意义提出“本位”的学者们的出发点主要是：以语法中的某一单位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该基础单位的研究来解释其它各级语法单位。
其它各级语法单位的解释都建立在对基础单位研究的理论基础上。
作为基础研究的单位就取得了研究“本体”的地位。
作为“本体”的研究对象，在理论上要求应该尽可能地与其他研究对象保持内部结构的一致性，或者该基础单位的某一属性或功能可以和其它语法单位保持一致，使得其它语法单位能够通过对该基础单位的解释而得到本质上的解释。
在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几种本位观及明确提出研究本位理论的代表人物分别是：1）马建忠的“词本位”；2）黎锦熙的“句本位”；3）朱德熙的“词组本位”；4）徐通锵的“字本位”；5）邢福义的“小句本位”。
1.马建忠的“词本位”马建忠是中国历史上建立严格意义上的汉语语法理论的第一人。
其《马氏文通》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开创中国语法学理论的意义。
但是，《马氏文通》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模仿西方传统语法的理论模式建立起来的。
这一理论系统的基本特征便是词本位。
《马氏文通》并没有声明它的语法本位观念，说它是“词类定位”，乃后人对其语法体系的一种认识。
词本位的观念在西方语言学研究中产生，是相当自然的结果。
拉丁语的基本特征便是，词在形态上有严格的标记或变化标记。
首先所有的词类都可以根据是否有形态变化分为两类，有形态变化的是实词，没有形态变化的是虚词；再在有形态变化的词类中将能够变格的分为一类，将能够变位的分为一类，既能变格又能变位分为一种。
在能够变格的词类中，又可以根据其句法功能，分为名词和形容词。
所有的这些有形态变化的词都有特定的句法功能，它们的句法功能就是通过它自身的形态变化来实现的。
因此，在这些有丰富的形态变化的语言中，只要了解词的形态变化规则，也就能了解它们的句法功能。
所以，在西方传统语法理论中，“词法”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马氏文通》以词类（字类）为纲来建立它的语法系统，洋洋十卷，除《正名》一卷外，八卷讲“字”，一卷论“句读”。
2、黄伯荣主编《现代汉语》教材里在讲到短语和句子时都强调“句调”或“语调”的作用，即“句调”或“语调”是句子与短语、词区分的标志，为什么？的确“句调”或“语调”是句子与短语、词区分的标志。
将语调做为句子的基本特征是将现代语言学思想引入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体现。
传统语法区别句子的公认标准是主语、谓语两个成分俱全、语义完整。
而五十年代出版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要把语调作为判断句子的一个基本标准。
之后朱德熙先生从理论进一步论述，说明语调是判断句子的最重要的标准。
他认为汉语语法的一大特点是汉语词、短语、句子的结构是基本一致的，汉语的短语和句子之间是一种实现关系，而印欧语中短语和句子之间是一种组合关系。
汉语中短语和句子的实现关系的手段是语调，一个短语加上语调就是句子，一个句子去掉语调就是短语。
这正是汉语语法的特点所决定的。
我有一篇文章《汉语语法学句子观的发展》（《延安大学学报》94年4期）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可以参阅。
3、请问不能构成“把”字句、“被”字句的动词有哪些？不能作谓语中心构成“把”字句、“被”字句的动词有：A、不及物动词。
B、表示判断、能愿、状态等非动作动词。
C、某些表示心理活动或感知的动词，如“知道”。
D、某些只能带处所宾语的趋向动词，如：走、到。
4、请问“词类划分标准有哪些？具体如何运用？”。
一般来说，词类划分的标准有三个方面：（1）语法功能：词与词的组合能力A、词在句子里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
比如：名词充当主语、动词充当谓语等。
B、实词与另一实词的组合能力。
包括这一类能不能跟另一类组合，用什么方式组合，组合之后发生什么样的关系等。
比如：名词可以受数量词修饰，不能受副词修饰，名词和动词组合，一般名词在前、动词在后，构成主谓关系，而动词在前、名词在后，构成动宾关系。
区别词和名词组合，只能区别词在前、名词在后，构成偏正关系。
C、虚词依附实词和短语的能力。
包括虚词与什么实词结合，表示什么语法意义。
字本位理论一什么是字本位？本位，泛指事物的基础或计算标准。
在语言学中，指的是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徐通锵先生在《语言论》一书中指出: “本位，这是研究语言结构的理论核心，牵一发动全身。
如果能正确地把握语言结构的本位,就有可能为深入地分析语言结构的规律，顺利地解决有关问题的争论开辟前进的道路。
”而且，本位论不仅是语言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它在语言教学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赵敏在《“字本位”教学法新理念与汉语教材的编写》一文中曾论述过本位论的应用作用。
她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本位论”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对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确认，二是教学方法。
而教学法势必以确认基本结构为前提。
本位的确立，是语言研究和教学基础问题，以什么为本位，直接影响了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研究方向。
字本位，人们将以字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语言研究思路称为“字本位”。
“字本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郭绍虞写于1938年的《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一文,以“字本位的书面语”与“词本位的口头语”相对。
近二十年来,由于人们越来越感到现行的语言理论难以有效地分析汉语的结构,于是探究原因,重新提出“字本位”的问题,不过它不限于书面语,而是指称以字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以“字”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字本位”理论与现在通行的以“词”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语言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因而必然会产生尖锐的冲突。
徐通锵在《字本位和语言研究》中就说到：“词”是印欧系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汉语的“词”是从西方语言学中输入的一种语言结构单位,其内涵与“字”有重要的区别。
我们为什么要弃“词”而选“字”,倡导“字本位”呢? 就是由于“词”是一种舶来品,在汉语中没有“根”,而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字是汉语的载体,而且也是汉文化的“根”,因而需要以“字”这个“纲”为基础探索汉语的结构规律、演变规律、习得机制、学习规律和运用规律,不然就难以有效地实现语言研究的预期目标,找到普遍有效的规律。
丰老师留作业在论文最后一页“字”本位观和语义句法论李葆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中国语言学界多元理论和方法并存局面中，徐通锵先生创立的语言理论别开生面。
基于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和结构的开放性，倡导汉语语义句法论，基于“字”是汉语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的基本结构单位，确立汉语研究“字”本位观，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进展。
第一节以字为本和以义为法一、汉语结构的基本单位是“字”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确定直接涉及语法结构研究方向。
1991年，徐通锵先生在《语义句法刍议》中，首次讨论了语义句法的理论背景和语言结构基础，虽然当时仍以“词”为基本单位，但已强调汉语音节构造规则在汉语结构单位构成中的特殊作用。
在“音节”作用的启示下，发现了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
1992年，在《在“结合”的道路上摸索前进》中提出：汉语的基本结构格局隐含在传统所说的“字”中，“字”所代表的语言现象是汉语的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的交汇点，隐含着‘一个音节•一个概念•一个词’的结构关联。
汉语的句法结构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
传统的汉语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是基于“字”的分析。
随后徐通锵先生（1994a，1994 b）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进一步阐述了汉语研究的“字本位”观。
1997年《语言论》的出版，其副标题“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显示出“字”本位观和语义句法理论与“语义型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
语言的理据性表现在哪一层次，该层次就会成为这一语言的研究重点。
汉语中没有与西方式word相当的“词”，汉语的理据性表现在“字”上，必须基于“字”层次寻求汉语的结构规则。
徐通锵先生强调：汉语是一种语义型语言，它的结构单位“字”，没有形态的变化，在造句的时候不受形态变化的牵制，因而没有印欧语类型的那种构词法和造句法。
汉语的编码机制与印欧语不同。
印欧语的最小书写单位是字母，最小听觉单位是音节，最小结构单位是具有形态变化的word。
印欧语的音节并非自足性语言单位，音节与语义之间没有理据联系，只有彼此组合起来才构成语言单位。
而汉语的最小单位是音节与语义一体化的“字”，音节与语义之间具有理据联系，可以直接进入编码过程。
汉语编码机制的理据性，通过汉语基本单位“字”在结构上的理据性以及直觉性、联想性和系统性原则表现出来。
基于这些理论前提，徐通锵先生分析了汉语单“字”编码格局向两字组逐步过渡的机制，揭示了两字组中“字”与“字”之间的组合规则。
汉语“字”的结构基础是1，即：1个字＝l个音节×1个概念汉语字义的结构常数也是为1，即：1个字义＝l个义类×1个义象以上公式概括了汉语“字”义的编码规则基于单音节，而依据取象临摹原则形成。
但是，面对一些难以直接取象临摹的对象，“1个字＝l个音节×1个概念”的功能负荷达到极限，从而势必出现表示一个含义的两字组，实现了从类、象合一的单字编码到类、象互补的双字编码的转移。
两字组中的“字”与“字”的组合模式，包括向心构辞和离心构辞两种。
向心构辞法是核心字在后，前字描述核心字的语义特征；离心构辞法是核心字在前，后字衬托前字的语义功能。
核心字表义类，即语义范围；相配字表义象，即语义特征。
例如：向心字组：感谢酬谢答谢道谢多谢致谢离心字组：谢客谢罪谢意谢世谢绝谢幕由此形成了以核心字为参照点的语义构辞法。
义类和义象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同一个字作为核心字可前可后。
这两种不同组合模式构造的字组，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核心的系族或义场。
这两种组合模式包含着汉语句法的两种语义机制：限定关系和支配关系，汉语的“因字而生句”的第一步就是基于语义展开的。
继《语言论》之后，徐通锵先生又发表了《说“字”——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鉴别与语言理论建设》（1998b）、《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该以“字”的研究为基础》（1998c）、《“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1999a）、《“字”和汉语的语义句法》（1999b）、《说“本位”》（2000）、《“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结构原理》（2001b）等论文。
从不同方面进而论述了确定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标准、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探讨了“字本位”与语言理论建设的关系。
汉语语法学虽然袭用了西方的word，但基于汉语语感难免令人生疑。
首先对之质疑的是吕叔湘（1964）：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
作为汉语结构语法学的开创者，赵元任1968年始就此问题发表过看法，在《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1975）中专门讨论：在说英语的人谈到wo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
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word相同，甚至连近乎相近也谈不上。
也许，按西方语法学的眼光分析汉语并规定像“词”这样的单位可能有用，然而：但这不是汉人想问题的方式，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
徐通锵先生在提出“字”本位之初并没有看到赵元任的论述，在以后的论著中时引“权威说”以作为“字本位”的论据之一。
另外，在根本不了解赵元任以及徐通锵观点的情况下，王艾录（《汉语语法类型管窥》，1987《理论学刊》第4期）、汪平（《字本位语法》，1992手稿；《苏州方言语法引论》，1997）也先后探讨过汉语研究的“字本位”。
由此可见，“字本位”的提出具有必然性。
二、汉语语句的构造法则是“义”1991年，徐通锵先生在《语义句法刍议》中，已提出基于“话题一说明”框架的语义句法研究思路。
1997年，在《有定性范畴和语言的语法研究——语义句法再说》中，强调语法研究应以有定性范畴为关键。
与屈折语的有定性范畴在谓语动词不同，汉语的有定性范畴在句首话题。
因此应当围绕这种有定性范畴，以“话题－说明”为框架展开汉语语义句法研究。
在《语言论》（1997）中，徐通锵先生探讨了语言结构的一般原理和汉语结构的特殊原理，讨论了汉“字”的语义结构和语义构辞，阐述了语义句法的结构单位、结构框架和语义范畴。
一方面，汉语社团的思维方式是“比类取象”、“立象以尽意”，导致汉语句子结构呈现出开放性。
一方面，语言的本质结构是非线性结构，在语言结构成分之间起作用的是“结构关联”。
所谓“结构关联”，《语义句法刍议》有过说明：结构成分或结构子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衡，彼此组成一种组织有序、协同配合的函数关系，使语言能够根据交际的需要而自发地进行自我调整。
在《语言论》（1997：90）中进一步强调：“依存”和“制衡”指各个结构项在语言运转、演变中的相互制约作用。
如果说，语言系统的结构是一个常数，那么它的各个结构项就是相互制衡的变数，以与常数保持函数式的相互制衡的关系。
语义句法结构单位的序列为“字、辞、字块、读、句”。
“字”是基本结构单位，“辞”是语义功能相当于“字”的固定字组。
“字块”是大于辞的结构单位，是根据交际需要临时组织起来的字组（相当于语句生成中的语义块），是“字”、辞进入句法结构的必经途径。
“读”是比块大、语义未完而在语音上可作短暂停顿的结构单位。
“句”是能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结构单位。
从宽泛、模糊的字义到具体的句义要通过字义组合来实现。
单字的字义犹如一个浮现着很多语义因子的独特义场，借助这些因子的触角去勾联其他义场的语义因子而相互组合，使若隐若现的语义因子具体化为语义特性。
字义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每一个“字”都有可能以它为核心组成一系列字组：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其他字义的组配揭示其可能具有的语义特征；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语义特征去限制其他的字义，使其转化为具体意义。
在语义句法系统中，可以离散/连续、定量/变量、肯定/否定、有定/无定等几对语义句法范畴为标准，对结构单位进行语义分类。
同时可以就字块分析的形式标准和组合规律，对一些基本句式加以解释。
与西方语言的形态标准不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的分类是语义标准。
首先划分出实字和虚字，然后将实字区别为离散性单位和连续性单位。
依据否定方式，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能受“没”否定而不能受“不”否定的具有离散性；第二组，既能受“没”否定又能用“不”否定的兼有离散和连续性，根据受“没 /不”否定的频度和自然度分为A（“没 /不”）、B（“不/没”）两类；第三组，只能受“不”而不能受“没”否定的具有连续性。
第一组相当于名词，第二组A多相当于动词，第二组B和第三组相当形容词。
但是，语义句法只考虑“字”的语义分类，而不考虑语法分类。
根据“话题－说明”框架，只有离散性特征的一类称之为“名字”，而有连续性特征的一类称之为“动字”。
离散与连续的两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随着语法分析的细化，基于离散/连续，“字”的语义分类可以再继续下去。
如果说离散/连续是从质的方面考察结构单位的性质，那么定量/变量则是从量的方面去认识结构单位的特点。
可以自由地用“数量字”称数的结构单位的量，是可变的、不确定的变量；不能自由地用“数量字”称数的结构单位的量，是确定的、不可变的定量。
在离散/连续的连续统中，每一类字都可以放到“量”的体系中去认识。
例如：“高、低、大、小、干净、漂亮”，可用表程度的连续量来修饰，因此其量是可变的。
“粉（色）、中、疑难、雪亮”等，不可用表程度的连续量来修饰，因此其量是确定的。
定量与变量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
“离散/连续”、“定量/变量”，这两对语义范畴是语义句法的结构基础。
据此可以进一步讨论“肯定/否定”、“有定/无定”。
肯定/否定着眼于主观对客观的态度，其语义基础是仍然是量，即量大的事物倾向于肯定，量小的事物倾向于否定，中量的事物肯定倾向与否定倾向相当。
例如，语义量程度极低的“挂齿”只用于否定结构；语义量程度极高的“倾诉”只用于肯定结构；语义量程度居中的“谈论”可以自由地用肯定结构和否定结构。
有定/无定是与句法结构框架紧密联系的一对范畴。
有定性的语义特征包括：离散性、定指性和定量性。
“话题”是有定的，其所指能与现实中的特定现象联系起来，而“说明”则是无定的。
处于句首的“话题”必定具有离散、定指、定量的有定性特征。
利用以上范畴给“字”语义分类，不是在双轨制条件下的分类，不必考虑与传统句子成分的对应关系。
1997年以后，徐通锵先生又发表了《自动和使动》（1998a）、《“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1999a）、《汉语的特点与语言共性的研究》（1999c）、《“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结构原理》（2001b）、《思维方式与语法研究的方法论》（2004）等论文，进一步丰富了语义句法的理论和方法。
在《“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1999）中，徐通锵先生基于字组中两类字的语义组合方式，探讨了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