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

#专题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X)))回应黄宗智先生1美2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提要:本文对江南农业和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者收入提出了新的估计,并与同时期的英格兰进行了比较,充分证明了5大分流6一书提出的观点。

本文也加强了5大分流6中关于长江三角洲妇女在手工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的作用的论点,表明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起点进行分析并得出同样的答案,证明了黄宗智1990年著作中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依据了一系列概念错误和统计错误;当统计方面的问题得到纠正后,黄的证据实际上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因而,对于近世中国最发达地区的经济能力的水平和趋势,本文给出了比以前更大的确定性,扩展了对16)18世纪欧亚大陆一些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的理解,如手工业的发展、劳动的密集度、对劳动及消费的新的/现代0观念的发展,以及在农业竭力供养水平空前的人口、而很多区域可耕地接近极限时,农业强化带来的成就和问题。

本文综合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论述范围远远超过5大分流6一书,包括对现代早期欧洲工作模式及时间利用方面的变化的研究和对德川时期日本的研究,这使我们得以把近世江南放在一个符合全球历史的背景中,而不是衡量它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根本不同的当代世界的标准。

关键词:中国欧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比较历史批评为推动学术讨论提供了机会,感谢5历史研究6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愿意尽可能通过介绍一些新的论据和资料使讨论进一步深化。

然而,在讨论中重复5大分流:欧洲,中国X我衷心感谢那些阅读了本文草稿或部分草稿的人,他们大多给予了简短的评论:康文林(Cameron Camp2 bell)、舍曼#科克伦(Sher man Cochr an)、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蒂莫西#吉内恩(Timothy Guin2 nane)、盖尔#赫舍特(Gail Hershat ter)、李中清(James Lee)、彼得#林德尔特(Peter Lindert)、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Marks)、冯#格拉恩(Richard Von Glahn)、安#沃尔特纳(Ann Waltner)、王丰(Wang Feng)和王国斌(R.Bin Wong);还要感谢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简#德夫里斯(Jan D eVrie)、加里#哈米尔顿(Gar y Hamilton)和张丽(Zhang Li)允许我引用他们未出版的著作,当然,任何错误都由我个人负责。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和我的思考（1)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的讨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史坛引人注目的事情。

国内外许多学者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这一讨论。

我的发言仅对“中国经济史论坛”有关讨论情况作简要的介绍，并谈谈我的一些思考。

一、“再评价”讨论的背景、缘起和特点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由京内外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研讨方式。

它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93年。

“文革”结束后史学界一度把经济史作为史学发展的突破口，经济史受到空前的重视。

建国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

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

为了推动讨论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从1993年开始，以“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主题，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学术研讨会。

1997年，在林甘泉、方行、宁可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正式组成“中国经济史论坛”。

论坛规模不大，但议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参加会议的有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大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也很投入，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问题，使得研讨会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论坛已经分别丁2001年12月、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

实际上，与此有关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1993年对黄宗智学术理论的讨论和199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

不得要领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与黄宗智、李伯重、彭慕兰商榷许平中时间：2005年02月05日作者：许平中来源：史学评论网摘要：一些学者把明清江南经济与英国经济进行比较，力图找到近代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欧的原因。

但学者们对明清江南经济究竟“是什么”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黄宗智认为江南经济在人口压力下出现了“内卷化”；李伯重认为江南经济存在斯密型增长但未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彭慕兰则干脆认为到1800年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差，英国之所以产生工业革命只是由于英国煤矿离工业区较近并且向新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

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理性选择的结果。

西欧气候复杂，产品差异大，各地又有水路通航，适合发展商品市场，市场的发展又带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兴起。

本文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欧，在于二者大不相同的地理条件。

中国文明本部东西方向气候相同导致产品基本相同无交换必要，南北方向无通航河流导致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进行交换，比调整产品结构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代价，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缺乏市场盈利的刺激，农民也只能够自给自足，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于传统状态。

明清江南虽然出现了分工协作的手工业生产，但由于市场盈利潜力不大，不能刺激技术创新，所以不可能自发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

学者们大都没有搞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所以其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争论都是不得要领的。

关键词：内卷化斯密型增长地理条件商品市场历史反差不得要领前些时，我从王家范先生的批评文章“ 《〈大分流〉与中国历史重估》”中了解到，美国学者彭慕兰认为，直到1800年，英国的英格兰与中国的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差别不大，只是由于英格兰具有适合开采利用的煤矿以及北美殖民地缓解了人口压力，才使得的英国产生了工业革命，此后东西方才分道扬镳了。

说实话，光从彭慕兰的这一结论我已断言，《大分流》一书并不具有研究价值，如果为了消遣去阅读它，那对我的意志力也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黄宗智提要: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新著《大分岔》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观点,即欧洲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

由于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

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

关键词:内卷发展大分岔中西比较18世纪彭慕兰认为,欧洲的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the great div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

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都与欧洲了无差异。

易言之,与过去20年来的学术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情况相比, 1800年以前欧洲的发展要远为低下,同期的中国也更少内卷化。

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

在他看来,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主·149·在此我谨向下列同人致以谢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斯蒂芬·哈勒尔(Stevan Harrell)、艾仁民(Chris Isett)、李放春、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苏成捷(Matthew Sommer)、张家炎、Journal ofAsian Studies的三位审稿人(罗威廉[William Rowe]和两位匿名评论人),以及特别是白凯(KathrynBernhardt)、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夏明方。

如何理解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和实践黄宗智内卷和彭慕兰分岔之争述评20世纪中叶以来，对如何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在西方汉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

由于中国在20世纪以前基本是农业社会，因此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也主要是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认识，对此西方汉学界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最新的解释是彭慕兰所提出的分岔论，在他看来，18世纪以前的中国（江南）农业与欧洲（英格兰）基本相似，江南甚至不少地方领先，只是约1800年后才出现根本性的分岔，主要原因则是英国能从美洲殖民地得到大量原材料及英国国内有容易开采、接近的煤矿（而江南均没有）。

此说法在不少方面对既有的学术成果进行挑战，最重要的即是认为18世纪江南不存在黄宗智所说的内卷现象，从而从根本上否认黄宗智内卷化理论的成立。

对此黄宗智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年5月号发表长篇书评阐述自己的观点，彭慕兰亦予长篇回应。

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

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

下面即简要综述各人的主要观点，然后是笔者的几点评论。

一、讨论会主要观点综述此次讨论会虽然是围绕18世纪中（江南）西（英格兰）是内卷还是发展的分歧展开，但会上双方争论的实际是两个分开的议题，即一、从总体上综合讨论18世纪英格兰（欧洲）与江南（中国）两个经济体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分岔，亦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还是在劳动生产率、人均产量、劳动分工、收入与消费等方面均基本相似或甚至江南更为领先？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彭慕兰与杰克·戈德斯通重点讨论的即是此一议题；二、中（江南）西（欧洲）人口行为的差别。

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20世纪中叶以来，对如何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在西方汉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

由于中国在20世纪以前基本是农业社会，因此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也主要是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认识，对此西方汉学界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最新的解释是彭慕兰所提出的分岔论，在他看来，18世纪以前的中国(江南)农业与欧洲(英格兰)基本相似，江南甚至不少地方领先，只是约1800年后才出现根本性的分岔，主要原因则是英国能从美洲殖民地得到大量原材料及英国国内有容易开采、接近的煤矿(而江南均没有)。

此说法在不少方面对既有的学术成果进行挑战，最重要的即是认为18世纪江南不存在黄宗智所说的内卷现象，从而从根本上否认黄宗智内卷化理论的成立。

对此黄宗智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TheJournalofAsianStudies)2002年5月号发表长篇书评阐述自己的观点，彭慕兰亦予长篇回应。

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

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

下面即简要综述各人的主要观点，然后是笔者的几点评论。

1一、讨论会主要观点综述此次讨论会虽然是围绕18世纪中(江南)西(英格兰)是内卷还是发展的分歧展开，但会上双方争论的实际是两个分开的议题，即一、从总体上综合讨论18世纪英格兰(欧洲)与江南(中国)两个经济体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分岔，亦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还是在劳动生产率、人均产量、劳动分工、收入与消费等方面均基本相似或甚至江南更为领先,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彭慕兰与杰克?戈德斯通重点讨论的即是此一议题;二、中(江南)西(欧洲)人口行为的差别。

“内卷化”概念辨析3刘世定　邱泽奇3　本文最早是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论文”(2003)印行,用于范围较小的同行之间交换观点和意见。

此后,根据收到的反馈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

在这里,对提出意见的同仁一并致谢。

①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文版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0年,中华书局将这本书收入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但仍然采用了1986的版型。

这里引用的是2000年的版本,在后面的行文中不再进行注解。

②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

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文版于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2000年,中华书局将这本书收入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但仍然采用了1992年的版型。

这里引用的是2000年的版本,在后面的行文中不再进行注解。

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几个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次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内卷化”是其中之一。

这个概念随着黄宗智教授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①(以下简称《华北小农》)的面世而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受到关注,并由于黄教授的另一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②(以下简称《长江三角洲小农》)的出版而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这一概念的使用领域就产业而言已不仅仅用于农业分析,而且伸展到工业分析;就区域而言已不仅仅用于农村研究,而且伸展到城市研究;就组织形态而言已不仅仅用于传统小农经济,而且伸展到其他一些组织如国有企业的分析中(黄平主编,1997;李培林、张翼,2000)。

对于《华北小农》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史学界已经有较为广泛的争论。

就我们粗略的了解,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史实的厘清和史料的运用;(2)对农业生产相关比率的计算与判断,如劳动生产率;(3)人口数量的计算与判断;(4)比较问题,如与18世纪英国农业的比较;以及(5)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工业(王国斌,1998;李伯重,2000;黄宗智,2002;彭慕兰,2003)。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内容摘要：关于“大分流”与中西发展比较研究对18世纪的中国进行重新评价，是近年来欧美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西方学者对18世纪中国评价的分歧有两种观点影响最大：一种观点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史专家彭慕兰为代表，他认为在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不仅没有任何明显的内生优势，而且在许多方面要落后于中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才开始“大分流”，此后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而中国不仅没有类似发现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且中国煤矿也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

另一种观点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史专家黄宗智为代表，他专门撰写题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的长篇学术书评回击彭慕兰书中提出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以江南最为典型)由于人口压力而导致资源紧张，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生产要素来提高产量，导致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但内卷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拥有一定土地的农产可以通过采用内卷的运作方式来提高总产量，由此而得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著名论断。

彭、黄等人都在努力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因而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呼应。

特别是彭慕兰撰著的《大分流》中文译本于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又引起了热烈讨论．关于“大分流”与中西发展比较研究对18世纪的中国进行重新评价，是近年来欧美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西方学者对18世纪中国评价的分歧有两种观点影响最大：一种观点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史专家彭慕兰为代表，他认为在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不仅没有任何明显的内生优势，而且在许多方面要落后于中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才开始“大分流”，此后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而中国不仅没有类似发现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且中国煤矿也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黄 宗 智国内外中国研究领域长时期依赖现代西方的理论而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

作者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理论多从理性人的构造出发，把它作为一切认识的前提。

近年来西方理论界本身已对这种“启蒙现代主义”提出多种质疑。

在社会学领域，布迪厄又提出了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的设想。

它其实接近于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所形成的独特的认识方法：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实践去检验。

排除其伴随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在调查方法上，这个认识传统接近于现代人类学的参与者的观察方法。

在学术上，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样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学。

正是这个传统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关键词：理论、认识方法、实践、悖论、历史作者黄宗智，1940年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研究领域都以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为遗憾。

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文明对本身的认识自成系统，藐视其他文明。

但是到了近现代，这一认识全面解体，逐渐被西方认识所取代。

国内外中国研究也因此普遍从西方理论出发，不少学者甚至把它们硬套于中国实际，结果使相关研究不时走向歧途。

另一方面，反对这种以论带史倾向的学者，或者是提倡本土化的学者，又多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或者干脆认同于传统中国文明。

有的试图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但一般只能说明中国实际不符合西方理论，却不能更进一步地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与之抗衡。

迄至今日，本土化潮流固然相当强盛，但同时又有许多西方理论在中国国内仍被普遍认为是“经典”、“先进”或“前沿”的，是大家都必须与之“接轨”的。

这样，中国研究领域其实正被两种对立所主宰。

一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现在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成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一是与此相关的的理论和经验的对立，等于是把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

所以，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两种对立，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