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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 论文关键字：国家清代清代习惯法习惯法治平治平会与《清代习惯法：国家与社会》读书笔记冯启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本科?一、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习惯法?在这一节，笔者将阐述《清》所呈现的习惯法的社会规范属性、发挥作用的领域、与国家法的分工与断裂。
?（一）法·习惯·习惯法《清》开篇就界定来习惯法的概念：“习惯法乃是这样一套地方性规范，它是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络中被予以实施。
”（p1）?习惯法是“一套地方性规范”（p166），能分配权利与义务、调解利益冲突，这使得习惯法有别于“习惯”；“习惯法并未形诸文字，但并不因此而缺乏效力和确定性”（p166），这使得习惯法能被称之为“法”。
?“就整个习惯法秩序而言，冲突及其解决只是其显现的一个方面、一种方式，在更多情况下，习惯法的有效性体现于乡民循规蹈矩的行为之中。
”（p152）?（二）大传统与小传统：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分工与断裂?为更好地理解习惯法的法律性质，我们首先必须摈弃狭隘的法律观。
“国家法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法律”，“在国家法之外、之下，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它们不但填补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
（p35）?“习惯法乃是不同于国家法的另一种知识传统，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不同的原则”，“与国家法之间既相互渗透、配合，又彼此抵触、冲突的复杂关系。
”（P1）?让我们首先来看“分工”，这源自于国家法在民事领域的欠缺。
?“‘分工’意味着国家对于民间各种交易习惯一定程度的放任，以及它鼓励民间调处的政策。
”“意味着习惯法与国家法制实施社会控制过程中的互相配合。
”“主要建立在习惯法基础上的乡村社会-经济秩序同时也是国家统治的基础。
”（p129）?“通常，学者们论及习惯法（当然包括且事实上经常就是清代习惯法），辄简单视之为今人所谓民法的对应物。
对黄宗羲法律思想的几点认识作者：晋龙涛来源：《商情》2009年第03期【摘要】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对于“君”、“一家之法”进行最为猛烈抨击的，典型代表人物当属黄宗羲，批判的同时，他对于未来社会法律制度提出了许多构想。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仍然没有脱离“士大夫”立场，而是固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
因此，其构想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关键词】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法律思想一、《明夷待访录》所体现的法律思想《明夷待访录》是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法律思想的代表作。
其法律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一为对君主专制体制下法律的批判；二为对大同社会下法律制度的构想。
（一）对君主专制体制下法律的批判1.对于“君”及“一家之法”的批判。
在清王朝覆灭之前，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的父权制家长式的统治，也既是“家天下”。
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是维护帝王统治的合法性。
这种法律和西方那种分权制衡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差别，因此，往往会导致帝王本人的权力极度膨胀，并使其滥用手中的各种权力，而葬送自己的“家业”，遂被另一姓氏王朝所代替的可悲结局。
黄宗羲经历了明、清两个王朝的交替，在总结明王朝及以前历代王朝覆灭原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末然以为之法。
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即是说“君”为天下之大害，“君”所立之法为“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
在黄宗羲看来，最初的君是为天下服务的，一心为公，法也如此；而后世之“君”却拿天下服务自己，立“一家之法”，导致生灵涂炭，祸害天下，而且与此同时，也往往葬送了自己的王朝。
所以说，“君”为天下之大害，“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
黄宗羲没有对“君”作出分类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他那里，为天下之大害的“君”为“后世之君”，也即是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君”。
《大学问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阅读记录目录一、内容描述 (2)1.1 背景介绍 (3)1.2 研究目的 (3)二、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历史回顾 (4)2.1 古代民事法律实践概述 (5)2.2 近现代民事法律实践的发展 (6)2.2.1 清末民初的民事法律实践 (7)2.2.2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事法律实践 (8)三、现代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特点 (10)3.1 法律体系的完善 (11)3.2 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 (12)3.3 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14)四、案例分析 (15)4.1 典型民事纠纷案件分析 (16)4.1.1 案例一 (17)4.1.2 案例二 (18)4.1.3 案例三 (20)4.2 案例启示与反思 (21)五、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挑战与对策 (23)5.1 挑战分析 (24)5.1.1 法律适用难题 (26)5.1.2 民事司法资源不足 (27)5.1.3 民事法律意识薄弱 (28)5.2 对策建议 (30)5.2.1 加强法律教育 (31)5.2.2 完善民事司法制度 (32)5.2.3 提高民事法律意识 (33)六、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民事法律实践 (34)6.1 国际比较研究 (35)6.2 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借鉴意义 (37)七、结论 (39)7.1 研究总结 (40)7.2 研究展望 (41)一、内容描述《大学问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一书深入探讨了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脉络。
作者通过对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历史梳理，揭示了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民事法律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特点与变迁。
本书内容丰富，涵盖了民事法律制度的起源、发展、变革以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等方面。
书中首先回顾了古代中国的民事法律实践，包括封建社会的家族法、地方法规以及民间习惯等，展现了民事法律在传统社会中的独特作用。
随后，作者聚焦于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民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过程，详细分析了民事法律体系的构建、立法实践、司法改革等方面的成就与挑战。
专题三法律与教化【要点总结】一、古代中西方的法律特点1.古代中国的法律特点(1)君主高于法律：奴隶社会，统治者的“命令”即法律;封建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
(2)礼法结合：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地位，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
(3)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各种特权。
(4)诸法合体：中国古代法律具有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特点。
2.古代西方的法律特点(1)以罗马法为基石。
强调保护私有财产和法律面前公民平等，更多调整的是公民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交往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
(2)以权利为轴心。
这是因为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
这种法带有国家强制力和镇压的职能，但它也是确定和保护社会不同阶层权利的手段。
(3)法的内容既反映奴隶主与奴隶两大阶级的根本对立，又调整着自由民内部的关系。
(4)法律文化传统上是私法文化，民法和商法发达。
【提分训练】1.法家的主要代表，大都出身儒家，李悝、吴起等受教于子夏，李斯、韩非等从学于荀子，法家与儒家有着近乎相同的理论背景，所使用术语、典故大都相同，只是两者的目的和方案存在不同，法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学说中强制性因素的极致发挥。
下列对此解释最为合理的是( )A.中华文化主张和而不同B.礼法之争在思想界的体现C.社会变革推动理论创新D.民本思想转化为政治实践2.西汉初期，汉朝继承秦法中的“生分”政策，夫妻子组成的核心家庭中的妻子（母亲）对家庭财产拥有一定的支配权。
西汉中期，汉律将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视为“盗窃”，并作为休妻的原则。
这一变化( )A.旨在保护家庭私有财产B.表明儒家伦理不断强化C.凸显汉律礼法结合特点D.促使儒学开始融入生活3.下表是关于唐代法律案件的相关记载。
这说明唐朝( )C.国家专注儒学的教化功能D.道德品质是选官的重要标准4.宋代《吕氏乡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教化影响，但终两宋之世，乡约的推行均未形成大的气候。
黄宗智｜“实践社会科学：国家与社会和个人之间”专题导言【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图片来源：旅图资讯网。
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本文是“实践社会科学：国家与社会和个人之间”专题的六篇论文的综合性讨论，包括对各篇论文的简单总结和介绍。
文章选自2018年6月16日—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召开的论文工作坊。
六篇文章都采用了可以称作“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分别探讨了村庄治理问题，商会、未成年人（犯罪）法和离婚法的司法实践，据此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概括；最后是乡村血亲-姻亲“亲属关系”网络的实践中的变与不变。
六篇文章都从关于实践的经验证据出发，论证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进而探讨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
【关键词】桂华赵珊景风华赵刘洋王庆明本文是“实践社会科学：国家与社会和个人之间”专题的六篇论文的综合性讨论，包括对各篇论文的简单总结和介绍。
文章选自2018年6月16日—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召开的论文工作坊。
此六篇文章的共同点是从实际运作出发，依据来自诉讼案件档案和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试图建立符合中国实践经验的分析概念。
本专题讨论的主题“实践社会科学”所指的正是这样的研究进路和方法。
在这样的研究中，主流西方理论的预期所起的作用绝对不是为这些文章提供答案，而只是提出问题，凭借经验证据而对其做出取舍、对话、修改、推进。
六篇文章论证的首先是中国经验与西方主流理论预期的不同，而后从那里出发来探寻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创新性概括。
这样的研究进路应该区别于从西方主流理论出发，搜集“证据”来“证实”或“阐释”某个理论，实际上基本多是由其主导的研究。
前者会看到中国诸多的“悖论”实际，并带有一定的分析／理论层面上的创新，后者则多把中国的不同实际硬塞进西方的认识框架来理解。
一、村庄治理（一）黄宗智：《国家与村社的二元合一治理：华北与江南地区的百年回顾与展望》黄宗智（2019）通过历史回顾来论析今天中国农村社区面临的危机，论证中国国家与村社的关系是“悖论”的，需要对现有理论重新思考。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内容提要】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
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
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
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关键词】国家治理帝国逻辑非正式制度黄宗羲定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国家建设经过了从全能国家、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放权搞活等多种形态的沧桑之变，其变化之大、速度之快，常常使得身居其中的人们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把握。
然而，其间的反复曲折，从收权与放权间的上下浮动到经济领先与政治教化间的左右摇摆，去而复来，似曾相识。
从中国大历史的脉络中来俯瞰人民共和国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21世纪的当代中国正在其深长的历史轮辙中识别着路径方向。
这一观察也启示着我们，细心解读中华帝国的历史遗产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国家转型过程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本文试图从中华帝国的历史脉络上重新审视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在展开下面的讨论之前，首先需要澄清本文使用的“帝国”这一概念的蕴意。
在当代思潮中，“帝国”一词常常与强权侵略、殖民统治相联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色彩。
但本文的用法与此不同。
史学家伯班克和库柏（Burbank & Cooper，2010）曾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讨论了“帝国”的概念。
他们指出，帝国架构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其中囊括不同的种族、文化、区域，因此有利于发展包容性治理模式。
在世界史上，帝国一度是古代文明的主要组织形式，如中华、罗马、蒙古、奥斯曼等帝国形态曾经极大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梁慧星：中国民法学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目次引言一、中国民法学的诞生与前期发展（1900－1949）二、中国民法学的“转向”、“停滞”与“死亡”（1949－1977）三、中国民法学的“重生”与发展（1978－）四、中国民法学的进步五、关系中国民法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结语引言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民法学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讲中国民法学，当然离不开中国民法。
无论中国民法或者中国民法学，均非中国本土所产，而是20世纪初从西方继受而来。
在大陆法系民法学的话语系统中，所谓“继受”一语，特指一个民族、国家自主决定、采用某个外国的法律制度，为其所有、为其所用。
“继受”一语，与所谓“法律移植”的区别，在于强调“继受”国的“自主性”。
因此，我们常说德国继受罗马法、日本继受德国法，而不说美国继受英国法、新西兰继受英国法。
中国民法学者习惯于使用“继受”一语的理由在此。
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在面临被外国列强肢解瓜分的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民族复兴而继受外国民法。
因继受外国民法而在中国创立了一个崭新的民法体系和民法学科，使中国的民法和民法理论与国际接轨成为可能。
当年从德国民法继受而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已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已经融入中国社会之中，成为中国立法、司法、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成为中国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基础。
关于中国历史上继受外国法，台湾著名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说，“充分显示一个古老民族如何在外来压力下，毅然决定抛弃固有传统法制，继受西洋法学思潮，以求生存的决心、挣扎及奋斗！”法制史学者杨鸿烈先生说，民国时期的立法，“不过是完成清代的未竟之业而也！” [1]今天中国民法学界所从事的民法立法和民法理论研究，何常不是以清末继受外国法为开端的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继续？！我的报告分为五个部分：一、中国民法学的诞生与前期发展（1900－1949）；二、中国民法学的“转向”、“停滞”与“死亡”（1950－1977）；三、中国民法学的“重生”与发展（1978－）；四、中国民法学的进步；五、关系中国民法学进一步发展的几个问题。
2024年全国统一高考语文试卷（新课标Ⅱ卷）第I卷（选择题）请点击修改第I卷的文字说明一、选择题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1899年发觉的殷墟甲骨文，是近代中国史料“四大发觉”之一。
殷墟甲骨文内容丰富，甲骨刻辞大多是占卜的记录，但占卜的范围很广，涉及祭祀、征伐、农业，田猎、气象、疾病等等，能够在确定程度上反映商代的社会生活。
从目前的发掘状况看，甲骨文不止出现在殷墟，在北京、山西、陕西、山东、湖北，______________宁夏都发觉了刻有卜辞的甲骨。
殷墟甲骨文年头最早，数量最多。
但它不是当时唯一的文字。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有“典”“册” “聿(笔)”这样的文字，说明殷人祖先常规的书写材料是简册，书写工具是毛笔。
只是用竹木做成的简册___________腐烂，似乎无法在北方的地下长期保存，所以至今___________没有发觉商代的竹简。
从出土材料看，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丁以后才出现的，而商代早期、中期的青铜器上已有少量铭文。
（），甲骨文字体简化较多。
对于文字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基本都已出现，已经说明它是成熟的文字。
文字本质上是记录语言的，___________受书写材质和体裁所限，甲骨文不能全面记录当时的语言现象，但是已经能够反映汉语的基本语法、词汇系统，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A．以及简单尚且然而B．乃至简单仍旧虽然C．以及易于仍旧然而D．乃至易于尚且虽然2．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连接最恰当的一项是（）A．由于相较于铸造的青铜器铭文，用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比较困难B．用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比较困难，这是相较于铸造青铜器铭文而言的C．由于用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比较困难，所以相较于铸造的青铜器铭文D．用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相较于铸造青铜器铭文而言，比较困难3．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A．就文字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基本都已出现，已经说明它是成熟的文字。
2023～2024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重点校联考高三语文第Ⅰ卷（共33分）一、（9分，每小题3分）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水墨画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其在文化精神上融会了诗词、绘画、书法等艺术，追求____________的效果：在艺术形式上巧妙运用写意，将笔墨意趣发挥到极致。
在被引入动画制作中后，水墨画轻灵优雅的画面使动画片的艺术格调有了重大的突破，现代动画也获得了“似与不似之间”的美学奥蕴。
水墨画讲究____________，此亦是水墨动画片意境的结构特征。
水墨动画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水墨画元素，清新的水墨韵味始终烘托着____________的画面，带给观众一股强烈的“中国风”。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水墨动画制作技术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结合立体影像技术创作的立体水墨动画精品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其引入电影语言，注入大量现代元素，叙事更____________，画面视觉冲击力更强，声画效果更完美。
无论在历史角度看或者在现实角度看，水墨动画都是一朵中国动画电影里的璀璨奇葩。
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A．浑然一体虚实相生精美绝伦流畅B．浑然一体虚实结合精美绝伦流利C．水乳交融虚实结合美不胜收流畅D．水乳交融虚实相生美不胜收流利2．文中画线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正确的一项是A．无论在历史角度看或者在现实角度看，水墨动画都是中国动画电影里的一朵璀璨奇葩。
B．无论从历史角度看或者从现实角度看，水墨动画都是一朵中国动画电影里的璀璨奇葩。
C．无论在历史角度看还是在现实角度看，水墨动画都是一朵中国动画电影里的璀璨奇葩。
D．无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现实角度看，水墨动画都是中国动画电影里的一朵璀璨奇葩。
3．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A．编年体是中国史书的一种编写体例，按时间顺序记述史实。
例如《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都是编年体史书。
B．“萃父子兄弟于一门，八家唐宋占三席；悟骈散诗词之特征，千变纵横识共源”这副对联写的是北宋散文家苏洵、苏轼和苏辙。
2004年第6卷第1期 巢湖学院学报 No.1.,Vol.6.2004总第64期 JournêlofChêohucollege GenerêlSeriêlNo.64
收稿日期:2003-10-11 作者简介:边树政(1976-),男,山东淄博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1级研究生。
探索历史的真迹———评黄宗智《清代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边树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清代民法为任何一个对法制史有所涉猎的人所熟悉,但人们大都是从清代官方的表达中对它加以了解的。美国学者黄宗智在《清代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中,从几个方面论证了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清代官方表达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即实践与表达的背离。这使读者们不得不努力追忆以往所读过的清代官方表达与前人著说,与黄先生的观点做一番对照,以探求历史的真迹。关键词:表达; 实践; 背离; 真迹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68(2004)01-0109-04TheExplorationoftheTruthofHistory———AppraisingtheBooklaw,SocietyandCultureinQingDinasty:theExpressionandPracticeofCivilLawofHuangZongZhiBIANShu-zheng(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Abstrêct:CivillawofQingDinastyisknownwellbyeveryonewhoisfamiliarwiththehis-toryoflegalsystem.Buttheymostlycomprehenditinlinewithofficialexpression.AmericanscholarHuangZongZhiinthebooklaw,societyandcultureinQingDinasty:theexpressionandpracticeofcivillaw,fromseveralaspectsexpoundedandprovedtheconsiderablediffer-encebetweentheactualoperationoflawsystemandtheofficialexpressioninQingDinasty,justastheseperationbetweenpracticeandexpression.Thisforcereaderstorecollecttheoffi-cialexpressionofQingDinastyandthepredecessors'worksandmakeacontrastwiththeviewpointofMrHuang,inordertoseekthetruthofhistory.Keywords:Expression;Fact;Seperation;Truth
黄宗智著的《清代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译本再版书于2001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该书原为英文著作,第一版中译本的书名为《民事审判与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译本的问世在中国影响颇大。黄宗智对大家来说都比较熟悉,他作为一名专门研究中国史的美籍学者,在研究领域的建树令任何一位了解他的人由衷敬佩。他以前的著作主要是《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正是这两本书使他的名字在中国史学界广为人知。本书是他的又一本力作,是作者在法制史方面的一个新尝试,因为与作者以前所熟悉的历史资料大异其趣,所以写作起来颇有难度。作者在该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可谓论据充分,引证翔实。他特别注重原始资料,主要引用了地方诉讼档案,包括清代四川巴县、顺天府宝坻县,以及台湾淡水分府和新竹县的档案。
·109·另外作者还引用了一些民国时期的诉讼档案,以用来与清朝的诉讼档案作一番对比。作者还引用了满铁的调查资料,就目前来说,国内学者对该调查资料的引用还不多。满铁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缺陷虽多,满铁调查仍不失为现存有关河北、山东自然村庄的资料中最详细、最精确的材料”[1]。作者不仅参阅了该调查资料,还与当年参与满铁调查的有关人员做了交谈,充分了解当时的情景,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作者对学术的执著与求实精神。该书主要是围绕着清代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而展开。包括导论在内,全文共分为九个章节,对清代民法的表达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的阐析。在导论中,作者指出了本书的出发点即这样一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新近开放的法律案件可以印证清代国家对它自己法律制度的表达?”并简要对所引用的档案资料以及“民事法律”和“民事审判”两个概念的使用做了介绍。在第二章中,作者根据资料描述了近代华北村庄的纠纷和诉讼,主要有家庭纠纷和诉讼(包括分家、婚姻介绍、继承、养赡)、邻里纠纷和诉讼、契约纠纷和诉讼(包括钱债、土地买卖),以及其他的纠纷和诉讼。作者还对村庄诉讼和县法庭记录做出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本章的研究显示民事案件是地方法庭受理案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与清代官方所宣传的不同。第三章主要讲述的是近代华北农村的民间调解。作者认为前一章中的纠纷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因契约责任而引起的纠纷,通常由中间人进行调节;另一种是家庭和邻里纠纷,通常由族长或社区领袖来调解。作者还分析了调解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民间调解的滥用和民间调解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了各种诉讼纠纷和民间调解之后,作者随后在第四章中参照资料分析了作为处理纠纷的正式系统———大清律例与州县审判,包括土地、债务、婚姻、继承等一系列案件。作者在第五章中提出一个崭新的观点。他认为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第三领域,并对这一领域做出了深刻分析。第六章中作者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时空的不同,把清代民事调判制度划分为两种型式,即:宝坻—巴县型式;淡水—新竹型式,并对这两种型式作了深刻阐释,指出了两种型式之间的差别。第七章的主要内容是对诉讼规模、费用和各种策略的分析。作者认为诉讼费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高。清代审判制度既令人生畏又非高不可就,既重道德说教又讲究实际。事实上,大量平民百姓为了解决纠纷和保护自身权益而打官司。第八章讲的主要是从县官“手册”的内容来看清代的民事调判。作者认为,州县官们的活动,受到道德文化和实用文化的双重影响,两种文化矛盾结合,作者称之为“实用道德主义”。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根据韦伯关于“实体理性”的第三范畴提示,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来更好地概括清代法律制度的真相。这九章内容紧密联系,前后衔接紧凑,给读者描绘了一幅关于清代法制(民法)表达与实践过程的清晰画面。正是从这些内容中作者得出结论说清代民法的表达与实际运行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提出的那样,“清代法庭是不是真的很少审理民事纠纷?好人是不是不打官司,而法律诉讼的增多只是由于奸诈之徒和邪恶的衙门胥吏的无中生有,挑唆渔利?县官是不是偏向道德训诫而非法律条文,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他是否更像一个调停者,而不像一个法官?”对这些问题的肯定回答都是清代官方对自己法律制度的表达。作者认为正是这些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它的看法。不可否认,由于缺乏资料,不论是西方学者、日本学者,还是中国学者,相当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受这种官方表达的摆布,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上述观点。作者从原始档案中认识到这一点,试图在该书中用法律的实践来检验它的官方表达,以此来弄清清代法律制度的真正面目,探索一下历史的真迹,还历史一份真实。在此笔者择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谈一下,以引起大家的共鸣。首先看一下“清代法庭是不是真的很少审理民事纠纷”这一命题。所有对中国法制史有所涉猎的人都知道,根据前人研究,中国古代法中刑民不分,民法隐含于刑法之中,法律对民事纠纷根本漠不关心,清代也不例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对于清代官方来说,它主要关心的是行政和刑事,民事诉讼被认定和解释为琐细地干挠,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这类诉讼的根本不存在。所以在它的表达中很少提及民事诉讼,要不就是宣称这类案件很少。然而,作者通过研究第一手资料,却发现与官方表达的相反,民事案件事实上·110·占了州县法庭承办案件的三分之一。与不理民事的说法相反,清代地方法庭实际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在民事案件上。对一个地方的大多数居民来说,民事案件比刑事案件更重要也更常见。清代官方关于对民事纠纷漠不关心的表达到底有几分可信度?这值得读者们的深思。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方志、族谱和档案,发现正如黄宗智所说的那样,清代地方法庭处理了大量的民事纠纷。其次笔者想谈一下“好人是不是不打官司,而法律诉讼的增多只是由于奸诈之徒和邪恶的衙门胥吏的无中生有、挑唆渔利”这一问题。在以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中,不论是中日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大部分都认为好人是不轻易打官司的,这与清代官方所表达的相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有一个专题是谈“无讼”的,他认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2]一些清代方志、族谱中也规定族人不得随意打官司,违者严加处罚。如道光江苏润城《全城章氏宗谱》这样写道:“族众有争议事,领到祠堂由户长判处,倘不经祠处断竟自讼者,鸣族攻之,虽有理亦不予之分剖也。”(江西南昌魏氏宗族提及:“族内纷争,不得径往府县诳告滋蔓,如不经投族而妄告官府者,先罚银一两入祠,方依理公断。”(由于官方的宣传以及家法族规的规定,普通人普遍对打官司心存畏怯,有了纠纷一般通过民间调解来解决,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轻易涉讼的。以往官方表达给人的印象是:一旦进入公堂,诉讼人不可避免会面对一群凶神恶煞般的衙役和令人悚立的刑具,而且官方的原则是“不论对错各打五十大板”。最重要的是打官司会花费当事人的大量金钱与时间,并且打官司会将原本属于家族或乡里的矛盾冲突诉诸于外部社会,这会损害他们一直珍视的名誉。所有的原因结合在一起令他们对打官司望而却步。而官方把诉讼增多的原因归之于奸诈之徒和邪恶的衙门胥吏的无中生有,挑唆渔利。作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用资料论证了不像官方宣传和前人研究的那样,并非那些坏人投诉以及衙蠹滑吏们的挑唆使诉讼增多,涉及诉讼的大部分人是为了维护自权益的普通平民。作者通过分析诉讼的规模、费用、程序来指明有关衙门胥吏在收费时敲诈肆意敲诈的传统以及诉讼费用高的惊人的说法值得推敲。作者认为一般的诉讼费用都在合理的限度之内,这就是大量小民为各种民事而打官司的原因。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衙门内的腐败现象不可能排除,讼棍和衙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讼的增长,但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到处泛滥。笔者对黄宗智的这一观点深表赞同,以前的官方宣传与学术研究可能误导了大家,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再来看一下“县官是不是偏向道德训诫而非法律条文,在审判民事案件时他是否更像一个调停者,而不像一个法官”这一问题。传统法律史研究领域里,认为中国是一个“礼法”社会,讲究的是“仁治”。著名的法律史专家梁治平在《礼法文化》一文中提及,“把我们由人类学和社会学立场叫做中国古代法的东西称之为`礼法'更合适些。”(地方官在处理案件时,往往是凭自己的意愿做行政处理,以调停为主,抱着息事宁人的姿态,贯彻的是“情、理、法”,而不是死板地依据律例进行判决。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在《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一文中这样提到:“笔者在一定程度上查阅了清代包括审判在内的有关一般民政的史料文献后,注意到当时的人士在处理公务之际、考虑作为自己判断指针的时候,时常在用语中将`情'、`礼'、`法'三者相提并论。”(在官方表达中,州县官为任一方,是替皇上办事的,这类官方表达也强化了县官凭自己的意念对纠纷做行政处理的形象。但是与官方表达以及前人研究有所不同,作者在对案件记录仔细审查中却发现县官们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事实上是严格按照清律的规定行事的。他们确实按照统治思想的要求采用庭外的社区和宗族调解,但是一旦诉讼案件无法在庭外和解而进入正式的法庭审理,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按照《大清律例》来审判,也就是说他们是以法官而非调停者的身份来行事。作者对此做出了解释:一方面,县官是皇帝的代言人和地方百姓的父母官。的确,他像皇帝一样,在地方上行使着绝对和不可分割的权力,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他更明显的可以独断专行。但另一方面,县官又处在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官僚系统的底层,这个官僚系统有着一整套行为则例及报告和审查制度。在司法领域里,他的行为还进一步受到成文法律的制约,这里面既有原则性的律文,又有实践性的条例。在实践中,县官只是个下级官僚,它必须在已确立的制度中循规蹈矩,以免危及自己的仕途。作者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