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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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化”概念辨析3刘世定 邱泽奇3 本文最早是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论文”(2003)印行,用于范围较小的同行之间交换观点和意见。
此后,根据收到的反馈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
在这里,对提出意见的同仁一并致谢。
①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文版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0年,中华书局将这本书收入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但仍然采用了1986的版型。
这里引用的是2000年的版本,在后面的行文中不再进行注解。
②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
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文版于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2000年,中华书局将这本书收入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但仍然采用了1992年的版型。
这里引用的是2000年的版本,在后面的行文中不再进行注解。
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几个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次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内卷化”是其中之一。
这个概念随着黄宗智教授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①(以下简称《华北小农》)的面世而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受到关注,并由于黄教授的另一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②(以下简称《长江三角洲小农》)的出版而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这一概念的使用领域就产业而言已不仅仅用于农业分析,而且伸展到工业分析;就区域而言已不仅仅用于农村研究,而且伸展到城市研究;就组织形态而言已不仅仅用于传统小农经济,而且伸展到其他一些组织如国有企业的分析中(黄平主编,1997;李培林、张翼,2000)。
对于《华北小农》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史学界已经有较为广泛的争论。
就我们粗略的了解,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史实的厘清和史料的运用;(2)对农业生产相关比率的计算与判断,如劳动生产率;(3)人口数量的计算与判断;(4)比较问题,如与18世纪英国农业的比较;以及(5)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工业(王国斌,1998;李伯重,2000;黄宗智,2002;彭慕兰,2003)。
农村社会学重点整word名词解释1.农村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是通过农村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化与其行为来研究农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与其特殊规律性的科学。
2.农村社会网络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概念,是指由农村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农村社会就是由相互交织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一个大系统。
3.农村社会组织是农村中为完成特定的社会目标,执行特定的社会职能并根据一定的规章、程序而进展活动的人群共同体;是农村社会从无序到有序开展的一种状态和过程,是一定社会成员所采取的某种社会生活方式。
4.农村社会流动是指农村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
它既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地位的变动,也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社会角色的转换。
5.社会控制广义的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体系运用社会规以与与之相应的手段与方式,对社会成员〔包括社会个体、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的社会行为与其价值观念进展指导和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展调节和制约的过程。
狭义的社会控制是指预防和限制越轨或越轨行为的进展,惩罚和教育社会越轨行为的进展的过程。
6.农村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因各种原因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农村社会成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或服务支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的制度。
7.农村城市化是指农业人口脱离农业,逐步向城镇集中,从而使城镇人口和非农业产值比重逐渐增大的过程,也是由传统农村社会的存在形态向现代城市社会的存在形态变迁的过程8.城乡融合就是指在科学技术开展的带动下,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开展,城乡社区之间的本质差异逐渐消失,最终融为一体的状态和过程。
简短回答1.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方******【实证主义方******,非实证主义方******,马克思主义方******。
〕实证主义方******孔德1.相社会与自然的同构性,认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没有根本区别,社会开展过程在本质上与生物开展过程一样,只不过更为复杂而已。
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最近读了黄宗智先生写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作者利用在华北平原33个自然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和清代刑科档案,分析了近数百年来华北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演变型式。
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和规范认识危机问题,这应当是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过去的研究:近代农村演变的古典型式是英国模式(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而农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现代化)。
而中国近代农村演变则是在小农经济范围内的进展,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而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小农经济。
对中国农村演变型式的研究:(1)形式主义学者强调人口压力,采用博塞拉普模式(强调人口增长是农业集约化发展的主要动力);(2)中国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强调生产关系,主要分析模式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帝国主义入侵之前,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萌芽;而帝国主义的入侵,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将中国历史置于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3)实体主义学派主要是蔡雅诺夫模式,认为农场家庭经济的请况随家中消费者与劳动者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升降。
在亚当斯密,马克思等经典理论的指导下,在西方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参照下,人们自然而然的以西方标准评价中国的经济历程,然而经济史的内容是异常复杂的,因此就产生了黄宗智所说的“悖论”。
面对悖论,一部分学者坚信经典理论的正确性;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比较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黄宗智的卓越之处就在于把人为认定的事实之间的矛盾还原为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矛盾。
即他注意到了把经济现象割裂为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的方法无助于接近事实真相,而是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结构功能意义上的整体来把握,这种重视整体的区域实证研究,使他意识到基于西方模式的理论无法概括中国的历史实际。
于是他围绕“过密化”这一中心概念,构建了一个独到的分析模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农业经济为“缺乏有效制度创新增长”,正是由于在制度方面没发展出适当的模式。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论一、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探究产业过密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二、企业经济危机与“规范认识危机”论:寻求合适的危机管理模式三、过密化所引发的企业经济危机: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四、危机管理中的主动与被动:以企业为例五、企业经济危机的防范:从危机意识到危机预防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探究产业过密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几年,随着全球范围内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许多刚进入现代化阶段的经济体在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产业的过密化问题。
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
黄宗智在其关于“过密化”理论的研究中,认为产业过密化是产生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条件。
产业过密化不仅会导致资源和环境的极度浪费,还会引起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的不平衡,从而降低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发展水平。
因此,对于一个欲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必须谨慎处理产业过密化的问题,加以处置。
企业经济危机与“规范认识危机”论:寻求合适的危机管理模式企业经济危机的产生往往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规范认识危机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黄宗智认为企业危机的产生无法避免,但危机管理可以被规范和控制。
企业危机管理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规范管理和决策水平。
因此,在规范认识危机的基础之上,企业应当积极参与危机管理,及时监测各种风险的存在,调整自身发展战略,在不断完善自身风险管理体系的同时,寻求合适的危机管理模式。
过密化所引发的企业经济危机: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黄宗智认为如果产业过密化不得到有效的控制,很难避免企业经济危机的产生。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经济实体不仅面临着过密化的问题,还存在着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需求下降,技术创新的乏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经济危机的爆发是时常存在的。
因此,企业管理需要在加强危机预警的基础上,适时采取对策,从而避免或者减轻企业经济危机的影响。
文 史 哲JOU R NA L O F L IT ERA T U R E,HIST O RY A ND PHIL O SO PHY 2003年第2期(总第275期)N o.2,2003(Serial N o.275)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沈 颂 金(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北京100088) 摘 要: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
胡绳195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
“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
“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这其实是误解。
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
“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
“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
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
“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关键词:顾颉刚;古史辨;走出疑古时代;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2-0019-06 2001年12月24日上午,我们一行六人按照事先约定时间,来到林甘泉先生家中,就“古史辨”及其相关问题对林先生做了一次极有意义的访谈。
林先生的谈话涉及现代学术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使我们深受启发,获益良多。
事后,我们据录音和笔记将访谈内容整理出来,呈林先生审阅时,又增加了部分内容。
现发表出来,以飨关心“古史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读者。
问:林先生,进人新世纪以来,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对过去100年的学术发展做一番回顾和总结。
“古史辨”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疑古思潮,怀疑古史,考辨伪书,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尤其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曾在学术界引起—场大争论。
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研究述评饶旭鹏【摘要】农户经济理论是农村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研究历史悠久、学派众多并互有采借.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大力缩小城乡差距的今天,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批判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国内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兼顾各理论流派的理论争论与交锋,结合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国情,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其对中国研究的意义与局限,以期为农户经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期刊名称】《江汉论坛》【年(卷),期】2011(000)004【总页数】6页(P43-48)【关键词】小农经济;道义小农;理性小农;农场户理论【作者】饶旭鹏【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5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301斯密和马克思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学术传统:斯密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马克思则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改造,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在农户经济理论上,斯密和马克思尽管着眼点不同,但对其发展趋势的判断则比较一致,都认为市场化和商品化会导致小农经济的衰落和消亡,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取代。
斯密非常重视农业,把农业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但是,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没有自耕小农制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下,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个人理性经济行为会导致社会分工、生产的专业化和市场的扩张,并最终推动经济的增长。
这种增长方式被称为“‘斯密型’增长”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只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马克思指出,在小农经济中,“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
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
”②恩格斯则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
”③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必将发生内部分化,从而产生一个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依靠雇佣劳动为生的无产阶级,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只能被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农场所取代。
中国小农经济的评判尺度——评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一、关于中国小农经济评判尺度的探讨中国小农经济是指以私人占有、极少使用雇佣劳动力、单一种植业或畜牧业为主要营生的农业经济形态。
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是一般农业形态所能比拟。
同时,它也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例如资金进入不足、缺乏规模效益等。
在评判小农经济时,我们需要以实效为标准,同时遵循公平、可持续、协调发展等原则。
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及其影响1.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假设,农业发展必须根据自身的资源和环境特征来制定相应的政策,避免过分增加土地利用密度,造成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同时可以重视农村社区的自我管理作用。
2. 虽然有争议,黄宗智对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他的理论强调了土地的保护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有助于平衡经济和生态发展的关系。
3. 然而,这一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对小农经济来说,土地增加和利用密度提高都是重要的手段和目标。
其次,过于强调环境要求,有可能压缩农业发展与生产能力的空间。
三、小农经济的优缺点分析1. 经济优点小农经济通过集约化经营,提高产出效率,成本和经营风险也得到控制。
通过建立稳定的家族经济,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从而改善生活质量和增强稳定性。
2. 经济缺点在市场化进程中,小农经济往往难以跟随和适应变化。
由于规模小,生产力低,缺乏规模效应,难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另外,由于缺乏先进技术、人才和资金,难以提高质量和标准。
3. 社会和环境优点小农经济在农村社区中常形成集体的社会资本,也有助于大众的社会稳定与平衡发展。
此外,小农经济经营方式受制于有限的土地、水资源,要注重环境保护,也能够将环境危机最小化。
4. 社会和环境缺点虽然小农经济对土地和水资源比较谨慎,但是其规模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使得它的污染传染效应难以避免。
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地区的小农经济可能会导致土地过度使用和过度垦殖,从而引发地面水资源的大量外流。
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修改——对清代中国内卷化的经济学解释作者杜车别一、对黄宗智理论的简单介绍[1]黄宗智曾经指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内,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还是西方的“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规范信念,也即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商品化导致近代化。
所以主张中国停滞的一方,竭力论证中国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不发达,而强调中国自身发展进步的一方,则找出种种事实证据说明明清时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而在黄宗智看来,恰恰是这个争辩双方都默认的规范信念本身缺乏足够根据。
他在文章[2]中前后提出了如下几个“悖论现象”,来验证他对传统理论中规范信念的质疑第一是“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第二是“产量增长”,但同时却“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第三是“城市工业化”,但却“没有乡村发展”,“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这点里的城市工业化黄宗智也主要是指19世纪后的中国)第四是“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第五是“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同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的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第六是“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却“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3]黄宗智对所谓悖论现象的解释是“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
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
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和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首先应该承认黄宗智提出的这些所谓的悖论现象如果不纠缠于某些某些名词术语的歪曲使用(比如“自然经济”),那么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用这些“悖论现象”来验证他对“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信念”的质疑也是有力的。
但是不得不指出,他在提出这些“悖论现象”的时候,本身就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明清合论”,在黄宗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是把明清连在一起说而不加区分,在他的观点中,明清这两个朝代统治下的中国似乎是本质相同,连续发展,一脉相承的社会,这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约定俗成的一个命题。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按照黄宗智对“规范信念”的定义,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明清合论”是一个比“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更大的“规范信念”,如果说后者毕竟不是被所有的研究者认同,那么前者却被所有的主流研究者当成了一个类似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无须探讨不容质疑的前提。
黄宗智在证明那些悖论现象确实存在的时候所依据的事实绝大部分都是清朝的事实,而他在下结论的时候的,却又无一例外的把结论不适当的推广到整个明清时期,而不给出更具体分析与证明。
似乎他认为既然清朝时期是如此,那么明朝当然就更是如此,这种想当然的谬误一定程度上导致黄宗智尽管已经对传统的理论观念提出质疑,但最终还是没有能打破窠臼,走出一条新路来。
如果要对黄宗智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其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过密化”也称“内卷化”(involution)。
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的商品化之所以无法导致近代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
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
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
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
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
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
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化呢?如果用简单的话说就是由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的产量增加,也就是在人口数量增加的推动下劳动生产率下降,边际收益递减下的生产增加,或者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从他自己的陈述来看,所谓过密化或者内卷化的最初含义是在农业上“人口增长推动了种植业的密集化”,而黄宗智对这一概念推广后的含义是,第一“在固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是有极限的”,超过了这个极限就是所谓的过密化,第二,这个概念也可以使用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4]。
其他学者对这一个概念也有比较详细的解说,我不妨引用一下,有助于加深对这个概念的理解黄宗智的过密化概念是“移植了经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s)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时所运用的“农业过密化”理论(也称农业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特点。
这一理论大致上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过密化‟的概念是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增加;第二,…过密化‟的形式主要表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第三,…过密化‟的动力来源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人口的增长推动农业密集化;第四,“过密化”的商品化是非质变性的商品化,它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商品化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五,“过密化”可能带来的发展是有限的,生产越是密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上通过资本化提高生产率的道路。
”[5]“过密化一词,译自英文Involution。
在不少词典上,此词迄今尚无确切的解释。
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提出,始于黄宗智教授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在1986年的中文版中曾译为“内卷”。
而后,在黄宗智教授1990年出版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年中文版)一书中,过密化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过密化,根据黄宗智教授的定义。
是指经济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即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该书第11-12页)。
在他的著作由英文版到中文版的过程中,曾就Involution的译法展开过讨论:“内卷”比较形象地描绘出整个过程的轨迹,但很费解;而“过密化”的译法虽失去了形象描绘。
却道出了整个过程的关键点即劳动的超密度投入”“黄说明了他的理论与吉尔茨的不同之处。
吉尔茨的过密化概念只是单纯地提到了边际报酬的递减,而没有黄更强调的“过密型增长”及“过密型商品化”的内容。
吉尔茨的过密化也局限于水稻经济,而没有扩大到手工业(副业)、旱作农业及经济作物方面(黄1992年中文版第18页)。
把过密化放入商品化的大环境,放入综合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应该说是黄的重要发现。
”[6]“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得益于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的研究,…过密化‟即involution.原译作“内卷化”,后来改译为“过密化”,是吉尔茨在其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ess of Ecological in In-donesia一书中对爪哇稻作农业中由于劳动力过量投入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称谓。
俄国农村问题专家、农民学的重要创始人恰亚诺夫(A·V·Chayanov,亦译蔡雅诺夫)认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家庭农场的要素结合,客观上要求最适度的生产规模。
在人口过剩地区,家庭农场不总是能够从手工业、商业等部门找到多余劳动力的出路。
于是,农场常常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和资本,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虽然它也会增加农业总收入,但必定会降低单位劳动的报酬。
黄宗智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一系列论著,如:《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以下简称《华北》)、《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以下简称《长江》)和《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等,对吉尔茨与恰亚诺夫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延伸,部分学者将其称之为…过密化‟理论。
”[7]从上面这些学者对过密化概念的介绍概括中,我们大致对这个概念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二、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缺陷的分析应该说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对突破传统的观念思想,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其本身也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这里主要说两点:1、倒果为因也就是说在黄宗智看来,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之所以没有象西方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所谓的近代化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谓的过密化。
但是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就不得不提出疑问,如果中国有所谓的过密化,那么西方有没有?如果答案是西方没有,那么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又是什么?如果答案是西方也有过密化,那么很显然把过密化当成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更说不通,过密化本身并不能造成这种结果。
在前者的情况下,所谓的过密化理论没有作出真正原因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把原来的问题包装了一下,用另外的一种形式提了出来。
而如果是后者的情况,那么就更说明所谓的中国的过密化现象持续的存在本身倒不过是中国没有象西方一样走上近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道路的结果,而并非是原因在答案是前者的情况下,黄宗智等人并非没有试图作出更进一步的解释,而这更进一步的解释,实际上仍旧是把问题归结到人口上面,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太多了,所以过密化,而西方人口相对少,所以没有过密化。
但这样的解释还是没有太大说服力,事实上任何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是从少发展到多的,而不可能一开始就多,那为什么中国就比西方更特殊,就一定是从较少的人口发展到过度多的人口,而西方国家则没有如此呢?再进一步说,黄宗智等人自己也察觉这一理论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事实上中国人口在明清交替时期,甚至在清晚期太平天国起义后,都有大幅度的减少,为什么这样大规模的减少,却没有能改变所谓的过密化的状况呢?如庞卓恒所说“把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中国与欧洲人口波动情况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波动次数更多,波幅也更大。
如果按人口剧减有助于恢复人口与耕地之间平衡的理论,明初人口较14世纪中叶剧减30%,较13世纪中叶少50%;清初人口只抵明代峰值的60%,减幅达40%,而在四川那样的地区,减幅甚至达80-90%;那么,至少明初、清初数十年间不会存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以黄宗智教授着重研究过的鲁冀两省为例,1800年时,两省人口总计约5000万,人均耕地4亩;但明初人口总共才约700万,人均耕地近20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