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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北人》的文学评论专业：汉语言师范一班姓名：程稳学号：130211102世上有许多作品由于不同的原因可以轰传一时，但能够被公认对下一代作家有普遍的熏陶意义，并长久被人们虔诚记忆的作品却很少很少，《台北人》显然已成为其中的一部。
白先勇，回族，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生于广西桂林，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
他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获得了极高的荣誉。
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以其含蓄隽永的风格留给作者以无限瞎想和深思，文章成功地从度叙事策略和象征手法两个方面阐释了其作品的含蓄美。
在叙事手法上，白先勇习惯用旁观式的叙述角度和沉着理智的叙述语言；在艺术手法上白先勇偏爱象征手法，他的作品暗藏着一个象征系谱，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其作品含蓄的艺术特征，给人以美的享受。
中国文学传统的一大特点便是在审美趣味上讲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曲折幽深，追求隐秘和深邃的含蓄之美，从而给人无限的遐想和沉思的空间。
白先勇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长期浸染，对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含蓄特征有着深切的了解，他从中感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他也自觉地追求含蓄的艺术境界。
与此同时，海外留学的背景又使他有机会接触吸收到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精华，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运用进去，从《台北人》中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含蓄的印记，下面我从三个方面简要说说该部作品的含蓄美：第一方面，旁观式的叙述角度。
白先勇深受英国文学评论家帕西卢波克的《小说技巧》的影响，“希望故事尽可能由故事本身来讲，而不要过多的加以叙述和解释”他的小说善于根据主题的需要来选择和确立不同的叙述角度，但总体而言这些叙述角度都是旁观式的，注意与人物保持距离，这就避免了作者的介入，在含而不露中透使读者对作品进行体味和思考。
他习惯采用旁观式的第三人称叙述，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隐身式叙述，即传统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但他又有别于传统，是一种全知但是无主观倾向的叙事角度。
这种中性的角度特能营造历史真实的生动氛围，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他隐去了作者的立场，却拉近了读者和作品人物的距离，相比于传统，它更能给人以亲切感，更容易让读者在不经意间接受作者流露出的感情。
《白先勇·台北人》原文主题赏析概要文学名作《白先勇·台北人》原文|主题|赏析|概要作者简介白先勇，广西桂林人。
1937年7月11日生。
父亲白崇禧是 ... 高级将领。
他自幼受父母宠爱，在家里娇生惯养;但当他七八岁时，却染上了肺结核，被隔离在他家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
那段时间，他家的一位“火头军”讲的《说唐》，便成为他病中寂寞生活的最大安慰。
这位“火头军”是他开始受中国传统小说熏陶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从此，他迷上了小说，在他整个小学、中学生涯中，除了学校，他还有一个小说世界。
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以及巴金的《家》、《春》、《秋》等 ... 新文学作品都给了他影响。
抗战胜利，他随父母从重庆迁居到南京、上海，解放战争后期去香港，后迁居台湾省。
台北建国中学毕业后，入台南的成功大学念了一年的水利系，又考进台湾省大学外文系。
1958年，他在台湾省大学外文系读完一年级，就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紧接着又发表了《入院》和《闷雷》。
1960年，他读三年级时，和同班同学王文兴、欧阳子和陈若曦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他自编自写，陆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
1961年，他大学毕业。
1963年他到美国依阿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创作研究。
在那里，他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小说技巧的基本训练。
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任教。
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长篇小说《孽子》等。
内容概要此集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每篇都能独立存在，但它们又共有某些相同点，互相串联成一组系列。
第一篇《永远的尹雪艳》，女主人公尹雪艳总也不老。
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
但她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
尹雪艳在台北仁爱路四段的高级住宅区里购置了一座新公馆。
她的新公馆很快地便成为她旧朋新知的聚会所。
《台北人》女性形象探析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以细腻的笔法深入女性内心深处，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
本文通过对作品中众多女性与生存环境的探析，展现其别样的悲剧生活境遇和命运图景，从而感悟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
标签：女性形象;生活境遇;悲剧命运白先勇的《台北人》，作为当代杰出的华语小说作品，以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一批大陆上流社会人物来到台湾后的生活情景。
作者将小说集命名《台北人》，寓意非凡，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群客居的“台北人”悲怆失望的心境与命运，表现出一种“今不如昔”“前景迷茫”的感伤意味。
一、命运的无奈选择和失败抗争《永远的尹雪艳》，作为开篇之作，表现了《台北人》这部小说集的总体价值取向。
尹雪艳作为嫁入上流社会风尘女子，其容颜似乎永不衰老，总以“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示人，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也正因如此，她从来不必为生活而苦恼，自始至终都有各色男人为其豪掷钱财，甚至抛妻弃子。
这一个个为她争斗、与她结合的王贵生、洪处长、徐壮图们，最终都落得“轻者家败、重者人亡”的下场。
她好比破坏家庭的“红颜祸水”，却如“冰雪化成的精灵”，超越了时间的界限，“总也不老”;也超脱了空间的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有“ 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随风飘荡”，“踏着她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
[1]尹雪艳依靠男性，不带真情地一步步走入上层社会，金钱、名誉、地位一步步抬升，但与她结合的人都最终走向败亡，这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
同时，她自身也成为这种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自始至终都无法获得男性的同等地位，找到女性真正的价值，这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无奈的命运。
一个个家庭的兴盛衰亡都是命中注定，即使百般摆脱命运捉弄，与命运抗争，终究归于失败。
因此她就如幽灵一般，以一种冥冥之中的强大力量告诉我们：唯有命运才是真正的永恒，人们所热切追求的欲望、名誉、地位、金钱不过是过眼浮云，从而奠定了整部作品的悲剧基调。
白先勇《台北人》小说系列的创作特色如下是有关白先勇《台北人》小说系列的创作特色：《台北人》是当代作家白先勇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录14篇短篇小说，描写了台湾各阶层人物在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生转变，具有历史兴衰和人世苍凉之感。
小说描写的幅面很广，能够使读者看到社会之“众生相”，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其创作特色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
其一、小说中含有明显的历史叙事，题材具有历史性，且充满“今”与“昔”的强烈对比。
作者抛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手法，将这些历史淡化成背景式的呈现，如上海百乐门舞厅，桂林东水门外的花桥荣记，且他们的身上有着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现实生活。
但他们的过去与现在已经迥然不同，用过去之兴反衬今日之衰。
其二、小说对于灵肉之争的描写和隐现的生死观的描写。
在《台北人》中“灵”是爱情、理想、精神，而肉是性欲、肉体、现实。
比如《花桥荣记》中卢先生来台多年却仍惦记自己桂林的未婚妻罗家姑娘，这是他心中理想爱情的象征，是他的“灵”。
有着这份期盼，他在艰辛痛苦的现实生活中积极生活，然而当他的钱被骗走，再也无法与罗家姑娘重逢时，他的“灵”迅速颓败了，“肉”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与一个唯肉无灵的洗衣妇阿春厮混，沉溺于性欲的发泄，当他连丑陋的现在都抓不住时，他的生命也走到重点，前期的卢先生是鲜活的，后期的卢先生却是一具尸体，行尸走肉。
其三、小说中隐现的文化乡愁，《台北人》中每篇作品都充满着浓厚的乡愁，比如小说中的尹雪艳是一个能够让漂泊者引起乡愁并消解乡愁的对象。
作者由于自身经历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产生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和归属的焦虑，而《台北人》是作者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作者通过这种文化书写来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
总而言之，《台北人》以随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的民国遗民作为描写对象，涵盖各个社会阶层，同过对他们的描写与刻画，抒写对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体现了作为“台北人”的归属焦虑，小说借鉴了《红楼梦》和西方戏剧的表现形式，语言优美，艺术成就较高。
终于得偿所愿的看了白先勇的《台北人》，初看各个短篇的荡漾心境，随着一个个故事的曲伸延展，慢慢变得淡然而冷漠，这冷漠中又夹杂着对世事的愤恨和对悲欢离合的怅然所失。
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各个饱含了崎岖的人生经历，似乎每个人的身上都背负着隐形的重担，过往的青春，流光了力气和勇敢，靠卑躬屈膝的偷生度日。
那些小人物或者大人物们，在我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面前，娓娓颂着一曲曲哀歌。
然而白先勇之所以成为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正是因为他善于把握每个人物的个性伸缩。
他太用心，太细心，对情节设定有着让人叹为观止的控制力，精微周到的铺陈每个人物命运的前后左右。
就像花光年华偷窥一个人的生活一样，那么巨细靡遗，那么明察秋毫，跨越时光空间的阻隔，将那些陈年旧事，以特殊的视野展现在我们面前。
看这本书，就是看一幅幅展现在眼前的旧时画卷，人物刻画活灵活现、入木三分，情节跌宕起伏。
正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不想过多的讨论白先勇的身世，喜欢他的人，一定都对他有或多或少的了解。
而那些了解又会让人对他有所偏见。
我根本无所谓一个人的性取向或者其他什么，经历太多的人情世故，只会让人对周遭的一切丧失耐心，无所谓无关紧要，一切是非曲直都是浮云。
所以白先勇在我面前，脱去光环和光鲜的外衣，只跟我讲着一个个发生在台北的故事的寻常人。
他一边讲着故事，还一边悠悠哼两句小调，我被他的悲悯情怀所折服，禁不住跟着悲从中来。
有些人，他们太擅长演绎。
提笔练就万丈激情，面子上却依然淡定从容。
就像张爱玲，把那些男欢女爱、世事动荡都写得可歌可泣，仿佛人生在世，非要倾国倾城不可。
这样白玫瑰红玫瑰的作乱的还有李碧华，她一部《青蛇》将几千年来两姐妹的恩怨情仇尽情倾诉，将那许仙拉下好人牌位。
即便如此，她还觉得不够，她还要《胭脂扣》，还要《霸王别姬》，她觉得人生在世，就是要分离，若相爱却不能魂断天涯沦落人，又怎么能刻骨铭心。
她把个爱恨写得像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不能碰一下。
白先勇，顶顶六尺男儿身，却也有上两位女先生的细腻独到，任你二位辛辣尖酸，任你二位看破看不破，他都不管，他只管沉浸在自己的笔头里，写另一些不同的刻薄的话。
关于《台北人》的文学评论第一篇：关于《台北人》的文学评论关于《台北人》的文学评论专业：汉语言师范一班姓名：程稳学号：130211102世上有许多作品由于不同的原因可以轰传一时，但能够被公认对下一代作家有普遍的熏陶意义，并长久被人们虔诚记忆的作品却很少很少，《台北人》显然已成为其中的一部。
白先勇，回族，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生于广西桂林，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
他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获得了极高的荣誉。
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以其含蓄隽永的风格留给作者以无限瞎想和深思，文章成功地从度叙事策略和象征手法两个方面阐释了其作品的含蓄美。
在叙事手法上，白先勇习惯用旁观式的叙述角度和沉着理智的叙述语言；在艺术手法上白先勇偏爱象征手法，他的作品暗藏着一个象征系谱，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其作品含蓄的艺术特征，给人以美的享受。
中国文学传统的一大特点便是在审美趣味上讲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曲折幽深，追求隐秘和深邃的含蓄之美，从而给人无限的遐想和沉思的空间。
白先勇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长期浸染，对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含蓄特征有着深切的了解，他从中感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他也自觉地追求含蓄的艺术境界。
与此同时，海外留学的背景又使他有机会接触吸收到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精华，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运用进去，从《台北人》中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含蓄的印记，下面我从三个方面简要说说该部作品的含蓄美：第一方面，旁观式的叙述角度。
白先勇深受英国文学评论家帕西卢波克的《小说技巧》的影响，“希望故事尽可能由故事本身来讲，而不要过多的加以叙述和解释”他的小说善于根据主题的需要来选择和确立不同的叙述角度，但总体而言这些叙述角度都是旁观式的，注意与人物保持距离，这就避免了作者的介入，在含而不露中透使读者对作品进行体味和思考。
他习惯采用旁观式的第三人称叙述，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隐身式叙述，即传统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但他又有别于传统，是一种全知但是无主观倾向的叙事角度。
人生之殇————浅析《台北人》中的悲剧艺术中文1001 赵茹1012030121台北人的扉页上是唐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似乎在开篇就透露出了一种人世苍凉与物是人非的感慨。
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晚年失意的军人还是家族没落的贵族亦或是曾经辉煌的交际花，他们的人生都渲染着一抹浓重的悲剧色彩。
他们曾经的辉煌与现下的落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给人无法言喻的悲凉和无奈之感。
小说之中还对他们精神的失落和对人生的苦苦追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社会政治突变带来的人生没落或者是生命麻木带来的悲惨结局，无论是那种境遇都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夕阳西下、秋风凄紧的人生画面。
晚年失落的军人是作者在小说中极力塑造的一类人物形象。
白先勇本人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后，他对老一辈军人的晚年失意之殇有着深刻的体会。
他凭借自己的细致观察与模糊记忆，用笔勾画出了父辈曾经的辉煌与晚年的落寞。
作者笔下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生之殇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
小说中的《国丧》、《岁初》、《梁父吟》等都刻画了失意军人的凄凉晚景。
作为国内战争的失败者国民党军队不得不退居台湾，这对于一生驰骋疆场的军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耻辱。
这些曾经辉煌战场的英雄败居于台湾，面对政治生活的突变，他们感到人生的惶恐与手足无措；面对台湾本土的文化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他们显得格格不入；面对往昔的叱咤疆场于现今的巨大落差，他们感到无奈和惋惜。
于是他们总是活在过去的回忆中，在对过去美好的追忆中寻得一点人生的安慰，并且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
在对过去的追忆中还流露出一种浓浓的乡愁在内。
他们作为从大陆迁台的外省人，在大陆有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青春，大陆也就寄予了他们浓浓的不舍与眷恋，他们的根在大陆。
《国丧》一文中借朴公和雷委员之口从侧面描写了孟养的狂狷和刚烈。
又从朴公之口回忆了当年孟养、朴公等三人参加武昌起义的豪壮场景，孟养由当年武昌起义时在黄鹤楼上高呼“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的豪狂青年到晚年的孤独凄凉。
028《名家名作》·评论［摘 要］ 《台北人》主要讲述了台湾社会生活中几个典型的大陆人的传奇故事，故事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生命在“边缘情境”中面对存在的抉择。
个体生命所遭遇的“边缘情境”，一方面揭示了台北独特的社会空间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表现了人类在普遍生存困境下的精神诉求。
白先勇书写“边缘情境”，不仅形成了成熟的个人风格，实现了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同时还产生了独特的悲剧美学。
［关 键 词］ 白先勇；《台北人》；边缘情境；悲剧“边缘情境”与悲剧美学——白先勇《台北人》新论乔 琦《台北人》是白先勇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创作的14篇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国共内战后从大陆来到台北的群体中几类典型人物的传奇故事。
文章通过“边缘情境”的视角，结合人学理论剖析当时的边缘化现象并解读其携带的独特色彩，根据个体生命在“边缘情境”下的各种生存抉择，发掘其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一、“台北人”的“边缘情境”“边缘情境”（Grenzsituation）是指人的一种存在状态，这一概念源自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台北”代表着“台北人”各自的人生和命运，或者说是存在之所，是遭遇“边缘情境”的个体生命的必要场景。
“台北人”遭遇各种重大变故，难以融入正常的生存秩序，陷入了“边缘情境”，或以放纵进行逃避，或成为麻木的回忆者，又或选择犯罪和死亡。
这些抉择难免会使人处于迷失状态，甚至不得不面对更深层次的“边缘情境”。
雅斯贝尔斯指出，面对“边缘情境”，人类常“通过闭上双眼或漠视它们存在的方式来逃避它们”①。
一些“台北人”遭遇“边缘情境”后，选择不作任何反应，以情感的放纵和颓废呈现一种逃避的状态。
朱青在郭轸机毁人亡后，难以维持生存，只能放纵自我，一直笑着像失去了情感一般麻木。
逃避是她遭遇“边缘情境”的自我保护，但这并非是意识到存在困境而对情境进行利用的努力，只是权宜之计，缺乏合理性，自然也就无法获得超越和再生。
第13卷第3期 青岛教育学院学报 Vol.13No.32000年9月 Journal of Qingdao Education College Sep.,2000“大陆情结”的艺术审视与展现———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赏析陈祥泰(青岛教育学院中文系,山东青岛266071)摘要:本文对台湾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进行了分析评论,指出这部作品所塑造的“台北人”形象,在历史变动与人生际遇中,在生存危机与精神磨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大陆情结”。
这“大陆情结”的具体内容是亲情、友情、怀土恋乡之情以及这里面所包含的今昔之感、故国之思,也有某些女性形象身上所体现的精神的扭曲和畸变。
另外,也分析了这部作品所具有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融合的特色。
关键词:“大陆情结”;人生际遇;精神磨难;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中图分类号:I207.427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1008-276X(2000)03-0026-05台湾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台湾、认识台湾人的窗口,而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台北人》收有白先勇六十年代创作的十四篇短篇小说。
这些小说所塑造的“台北人”形象大都是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的崩溃从大陆流落到台北去的,大都有对台北和大陆的今昔对比、今不如昔的乡愁乡思,这就形成了他们的“大陆情结”。
这种“大陆情结”是对大陆的魂绕梦牵、深深眷恋的感情,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迷茫与虚无、心理上的失衡与失落。
这两者的交融形成《台北人》特有的意蕴和魅力,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寻求正确的阐释。
一、历史变动与人生际遇《台北人》中所塑造的“台北人”形象大都和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溃退到台湾的历史变动相联系。
但作者没有选取政治视角,也没有采用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人为中心,紧紧抓住人的命运的大起大落,在人生际遇中寄托人生变迁的深沉感慨,表现“台北人”的“大陆情结”。
一千四百年前的刘勰说过:“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
”[1]对“台北人”,我们当然难“见其面”,但通过《台北人》这部作品我们却可以“见其心”。
这“心”就是“大陆情结”中所包含的亲情、友情、怀乡恋土之情。
首先是亲情。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写了一个有钱人家的男工人王雄“原是湖南乡下种田的,打日本抽壮丁给抽了出来”,[2]没想到一混多少年过去了,他来到台北。
而家里还有个老娘,有个定亲的“妹仔”。
他是那么憨厚、纯朴,“一经还保持着一种赤子的天真”,“喜怒哀乐,就好象金门岛上的烈日海风一般,那么原始,那么直接。
”[3]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因为和主人家的小姐、女佣人的小小纠葛而投海自杀了。
这使我们想到他对亲情的执着追求。
因为追求之切,才产生失望之深,从而导致了他的自杀。
他生前全力浇灌的杜鹃花“一球堆着一球,一片卷起一片,全然爆放开了。
好象一腔按捺不住的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洒得一园子斑斑收稿日期:2000-07-05作者简介:陈祥泰(1942-),男,山东平度人,副教授。
青岛教育学院学报 2000年第3期点点都是血红血红的,”[4]这是他热烈的生命之火的象征,也是他强烈的思亲之情的象征。
其次是友情。
《岁除》中写一个四川老兵,一个伙夫头赖鸣升虽已经年逾花甲却仍然孤身一人,在年除夕时找老友守岁喝酒。
他参加过北伐,投身过抗日,在台儿庄之战留下碗口大的圆疤……然而他做梦都想不到会成为孤独的漂泊异乡的人!他感叹“这几十年打滚翻身,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经过?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罢咧。
”[5]在怀士恋乡的失落和悲凄中含有多么深沉的对友情的珍惜和留恋啊!另有《国葬》写一个陆军一级上将李浩然去世了,他当年的副长官、老副官对他的情深义重。
多年的战火硝烟、生死与共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而他们的友情是和今昔之感、故国之思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他们“大陆情结”的表现。
再次是怀土恋乡之情。
这是“台北人”今昔之感、故国之思的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他们“大陆情结”最突出的表现。
《梁文吟》中写一个总司令王孟养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后来叱咤风云,步步高升,但最终也流落到台北。
临终时他留下话来:“日后能回大陆,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
”[6]这就像“西天的一扶落照,血红一般,冷凝在那里。
”[7]这似乎让我们看到他戍马一生、不忘家乡的那颗“血红”的心!这种怀土恋乡之情与他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活相比衬,显得凝重、悲壮,有一种凄艳之美。
《思旧赋》里面写的李宅里的长官当年在南京是何等“轰轰烈烈的日子”!在台北却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小姐不争气,长官要出家”,[8]唯一的一个少爷还是个“傻子”……在人生的凄苦和辛酸中包含着深沉的怀土恋乡之情。
《冬夜》中写分别了二十年的两个教授重逢后的一夕长谈。
他们回忆了共同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壮举,回想起青年时代的美好爱情,真是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对青春年华的怀念,对往昔生活的留恋,同样是怀土恋乡之情的表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花桥荣记》里面写的卢生的命运。
一个知礼识数、非常规矩的读书人,一心痴恋着自己家乡桂林的未婚妻。
只因为想通过香港的“黄牛”把他的未婚妻带入境,自己辛辛苦苦攒了十五年的血汗钱竟让他表哥吞掉了。
从此他自暴自弃,性情乖戾,很快地悄悄死了。
他的命运让我们看到“台北人”的怀土恋乡之情沦肌浃髓,这是他们生命的维系啊!总之,《台北人》思想内容的重要方面是在历史变动与人生际遇中审视和展现了“台北人”的“大陆情结”。
这实际上是“台北人”在文化上“寻根”、“认根”、“归根”的愿望和要求的反映。
这让我们看到民族文化之根的传承性、深潜性和弥漫性,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血脉。
二、生存危机与精神磨难历史变动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际遇,也造成了一些人的心灵震荡,精神磨难,产生了一些人的精神扭曲和畸变,这在一些女性身上表现得更突出、更沉重。
《台北人》中以女性形象为主的小说只有六篇,但却独具异彩。
波涛汹勇的海峡和白云苍狗的岁月使“台北人”中的一些女性繁华已逝,青春不再,现实多艰,命运难测,因而她们经受的心灵震荡、精神磨难就更多一些。
对这些女性形象,如果从人格类型上划分,可分为常态类和变态类两种。
所谓常态类,当然是指能保持正常理性的人。
《游园惊梦》中的钱太太曾是秦淮河畔的名伶。
一曲“游园惊梦”使国民党将领钱鹏志娶了她做填房夫人。
尽管钱鹏志是一个可以做她的爷爷的人,但当年她在南京官场上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体面!然而当钱鹏志去世,她一个人流落台北,生活一落千丈,她不免体味着曲终人散、世态炎凉的孤寂和凄凉。
在一次灯红酒绿的聚会中,她一度神情恍惚,精神错乱,甚至在意识流中产生过“只有那一次的性幻想”,然而她究竟典雅文静,仍然没有失态。
只是在“惊梦”中让我们体会到她难以自抑的“大陆情结”。
《秋2000年第3期 青岛教育学院学报 思》中的华夫人在秋风乍起时看到“那儿株齐腰的白菊花,一团团一簇簇,都吐出拳头大的水晶球子来了,白茸茸的一片,真好象刚落下来的雪花一般”,[9]这使她回想起她作为将军夫人欢庆抗战胜利时的情景。
现在将军已经卧床不起,她也好景不长,就象那菊花“有好些已经烂掉了”。
[10]尽管她不胜今昔之感,故国之思,但究竟也是一个常态人。
这些常态类女性形象,实际上是白先勇笔下的“鲍赛昂夫人”形象。
她们有自己的“大陆情结”,令人同情,但她们悲悼的究竟是“失去的天堂”,她们人生的失落感、幻灭感、悲凉感,有历史的合理性。
所谓变态类是指青春残破、爱情虚无、人格污损、生命摧毁、生活在恶梦中的女性形象。
历史沧桑的压力、生活光怪陆离的诱惑、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给她们带来人生悲剧,而失去精神家园的绝望、生命无抛锚立足之处的茫然,更给她们带来精神磨难。
迷茫和虚无、失衡和失落象浓雾一样弥漫在她们周围,最终她们失却理性控制,非理性肆意泛滥,成为变态人。
象《永远《孤恋花》等篇中塑造的尹雪艳、朱青、金兆丽、娟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一把青》、娟的形象就是变态类的女性形象。
尹雪艳不管是在大陆,还是来到台北,总是风情万种、风光无限,门庭若市,得意非凡。
“在人堆里,象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仕女们的眼睛都一齐冒出火来。
”[11]然而在上海时,一棉纱财阀的少老板为她送了命;在台北,一个新兴的实业巨子也因她而招来杀身之祸。
她竟然还一本正经,若无其事地到这人的灵堂上吊唁一番,随后依然故我,当晚就约好了牌局。
尽管灵魂深处她也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有那么点飘忽的今昔之感、故国之思,但她实际上已经完全商品化了,成了一个“性”的符号,失去了作为人该有的人的本质。
她在一条非理性的精神变态的道路上走得多么远啊!朱青当年在南京时是一个纯朴、善良、腼腆的女孩。
当她和一个飞行员郭轸结婚后,她是那么满足、幸福、一往情深,郭轸在徐州出事后,她悲痛得死去活来,病了许久。
谁知到了台北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唱《东山一把青》,能唱出“那股懒洋洋浪荡劲儿”,她“在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
”[12]更可怕的是当她的新恋人小顾又在飞行中丧命时,她完全象没事人一样!这真让人不可思议。
当然,也许她忘不了大陆上那块灵魂的栖息地,但她究竟也成了一个失去正常人感情的变态人。
金兆丽本来是在上海百乐门时代出过风头的舞女。
来到台北,在“夜巴黎”的风月场中打了二十年的滚。
她趁“徐娘半老”之时,为自己“找到个户头”。
[13]四十岁的女人没有工夫谈恋爱。
四十岁的女人连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
那么四十岁的女人到底要什么呢?[14]原来她要的是她姊妹任黛黛所有的“绸缎庄”,是“让那贫嘴薄古的刁妇也尝尝厉害”。
[15]在她身上,爱情、婚姻、家庭完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了她在风月场中角逐的种种手段的延续。
她也失去了一个女性的正常感情,成了一个变态人。
而娟娟作为一个妓女,不堪蹂躏,以一个柔弱的女子的手杀死了 悍的嫖客柯老雄;自己也疯傻了。
这是以一个妓女的精神崩溃、变态,对色情社会进行的深刻揭露,对妓女制度进行的血泪控诉。
作为这个人间惨剧的见证人“我”本来也是上海万春楼的妓女,但她好象是个文化上“有根”的人,因而她良心未泯,尚能急人所难,见义勇为。
在“我”和娟娟的对比中也让我们体会到“我”的“大陆情结”。
统观这些经历种种精神磨难的女性形象,在她们精神的扭曲、畸变中仍有人性的闪光,而她们至性至情的根底仍然是怀土恋乡的“大陆情结”。
这种“大陆情结”渗透着她们的血泪,燃烧着她们对人生的渴望和追求,成为她们心灵的寄托,生命的归宿。
这比起在人生际遇中表现的亲情、友情、怀土恋乡之情具有更大的艺术穿透力和震撼力。
青岛教育学院学报 2000年第3期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作者白先勇先生原籍江苏南京,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
其父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