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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中日两国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日本文学脱胎于中国文学。
中国文化给了日本文学丰富的营养。
而历史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的维新志士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列强的距离，为“师夷长以制夷”，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起初以翻译政治、自然科学为主，后来在梁启超的倡导之下，文学翻译也发展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日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翻译日本文学，或者通过日语转译西方文学成为一种风潮。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掀开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崭新一页。
分为三个时期：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远在三四百年前，我国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日本考》一书的“歌谣”部分，刊载了日本短歌39首，为明代李言恭、郑杰编纂。
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显然并不具有自觉的意义。
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翻译则有着极为鲜明的自觉意义。
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主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
之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评论小说的文章也纷纷问世。
据记载，“当时翻译压倒了创作，影响了创作，翻译与创作的比例为二比一”。
此外，他翻译的《经国美谈》也曾引领潮流一时。
这也是篇政治小说，它叙述了古希腊的爱国历史故事，因为与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相配合，所以很受当时青年的欢迎。
要评价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上的功劳，可引当时吴趼人的话为证：“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因此，若论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近代历程，梁启超当为第一人。
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七辑上刊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节目调查表》也值得一提。
文中指出该年出版的日本小说有八种，这也应该算是日本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的源头。
叶渭渠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翻译在中国当代译坛上，作为学者型翻译家叶渭渠教授，自20世纪70年月到21世纪初在日本文学的翻译与讨论领域始终笔耕不辍且硕果累累，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讨论领域的传播和接受做出重要贡献，并被日本《图书新闻》称作“中国的日本文学最先的领悟者和阐释者”。
【关键词】叶渭渠日本文学翻译家川端康成一1929年诞生于广东的叶渭渠，其童稚教育启蒙开头于南洋的一所旧式私塾，后就读于越南西贡堤岸知用中学。
1952年6月叶他怀揣一颗报效祖国之心经香港回国并将燕园北大作为第一个憧憬的神圣殿堂，就读于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
叶渭渠曾回忆自己尽管“在班上成果平平”，但是“对文学课老师刘振瀛先生讲授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的幽默的笑，却认仔细真地听，认仔细真地领悟，大大激发了我学文学的热忱，提高了我的文学素养，为我后来从事日本文学翻译与讨论打下了虽是初步的、但也是重要一步的基础。
”①高校毕业后被安排到当时的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做秘书的叶渭渠虽然没有能够从事他所憧憬的日本文学讨论，但在从事对日文化沟通工作中，却与很多日本作家、评论家如加藤周一、山崎丰子、有吉佐和子、松本清张、野间宏、小田切秀雄、长谷川泉等开头了亲密交往，并着手翻译、撰写一些介绍日本文学的书籍和文章。
特殊是此时的中国译坛1954年全国翻译工会议召开后呈现出勃勃生气，一些在20－30年月就活跃在译坛上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丰子恺、楼适夷、周作人、钱稻孙等和涌现出的一批译坛新秀如刘振瀛、文洁若等共同努力使日本文学的翻译进入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富强阶段。
这对年轻的叶渭渠自然是一种鼓舞，他乐观利用业余时间预备资料，加强文艺理论学习，为选择讨论课题和方向做预备。
可是不久开头的“文化大革命”将他全家下放到河南信阳干校务农。
当面对将来脑中绝不存回京再做学问的念头时，1972年中日邦交关系的正常化却给了他们回京的机会，叶渭渠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
中日文学对译（原创版）目录1.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背景2.中日文学对译的现状3.中日文学对译的困难与挑战4.中日文学对译的重要性5.未来中日文学对译的发展趋势和建议正文【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背景】中日两国文学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
自那时以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就从未间断，尤其是在文学领域，相互翻译和传播对方的文学作品，对两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中国的《论语》、《道德经》等经典著作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日本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等作品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日文学对译的现状】随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日文学对译的工作也日益受到重视。
目前，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并得到了中国读者的喜爱。
同时，一些中国文学作品也被翻译成日文，对日本文学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日文学对译的困难与挑战】尽管中日文学对译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实际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首先，中日两国的语言差异较大，翻译过程中需要克服语言障碍。
其次，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也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困难。
此外，翻译人员的素质和数量也是影响中日文学对译质量的重要因素。
【中日文学对译的重要性】中日文学对译对于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翻译和传播对方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丰富本国文学市场，还可以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
同时，文学对译还可以促进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未来中日文学对译的发展趋势和建议】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未来中日文学对译的发展前景广阔。
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
20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发展，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文化体验，也加深了对日本文化的了解。
自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前后有500余部日本文学作品进入中国市场。
《周刊少年》创刊后，漫画就成为了中国观众接触的最重要外国文学
形式。
它的受欢迎程度在中国较为发达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天
津等，已经不可思议。
日本漫画带给年轻一代读者新兴文化内涵，对
他们对文化消费也发生了重大影响。
后来，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秋叶原康正为代表的日本小说家，
特别是现代杰作家在中国读者当中开始带动了大量翻译文学创作，而
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芥川龙之介和川端康成的作品。
这些作品尤其
深入人心，被称为“史上最棒两个翻译作家”，2010年的《寒蝉鸣泣
之时》也是一部风靡一时流行的日本翻译作品。
不仅是小说，在20世纪中国，日本诗歌、散文、剧本也被广泛
翻译。
从山本耀司创作的《庄子·外篇》到小岩井孝司著作的《七人
の男》，再到昭和时期知名喜剧作家若草照夫的《男の娘》，极大地
丰富了中国读者的文学阅读体验。
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发展，对中国读者的文学史和文化消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今天，满贯翻译作品已经成为了
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为广大读者带来了多面的见解和新的思维方式。
正是这种“文学之间”的高可攀阔，使中国文化更新、更深入地受众
了更多丰富多彩的对日文化理解。
书讯：王向远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王向远
著《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
英溪
【期刊名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年(卷),期】2002()2
【总页数】1页(P190-190)
【作者】英溪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
【相关文献】
1.一部新视点观照下的当代文学史著——评王庆生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J], 叶澜涛
2.地方文学史研究的创新之作──评王齐洲、王泽龙著《湖北文学史》 [J], 邓莹辉
3.评王钟陵著《中国中古诗歌史》——兼谈文学史著作编写方法论问题 [J], 徐宗文
4.文学史的译介模式与内生模式
——中国的日本文学史译介及对日本文学史的建构 [J], 郭尔雅
5.书讯：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J], 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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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方法作者：宋嘉朱丹来源：《现代交际》2018年第19期摘要：翻译是一种文学作品再次创作，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考验翻译者的语言功底，还要考验译者的文化底蕴。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之前要对作品背景和语言文化背景做充分的学习和探索。
通过中文来翻译日本文学作品实质是进行语言的转换，文脉决定了文本的含义，对此，在深入理解原本的文脉之后才能作出完美的翻译，虽然中国文字和日本文字具有共通点，但是民族意识和文化背景差异明显，语言表达的方法和习惯都是译者不能忽视的，本文以《源氏物语》为例子，探究翻译日文文学作品的方法。
关键词：日本文学翻译方法源氏物语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9-0088-02《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文学史上的最高造诣，我国学者对《源氏物语》有着大量的研究和讨论，每个阶段都有许多关于《源氏物语》的研究报告和论文。
本书总共五十四贴，包含大量的人物和和歌，因此对《源氏物语》的翻译需要译者具有大量的日本文化基韵。
在我国有多部译本，其中由林文月和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最为流行。
本文基于国内外对林文月和丰子恺的翻译研究报告，对二人的译文风格进行分析和比较。
一、多种翻译本的比较《源氏物语》的语法词汇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相识，与现代白话文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我国已经有十几版翻译本，其中林文月和丰子恺的翻译作品得到广泛的好评与认可。
（1）翻译者的背景比较。
丰子恺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他在漫画和散文方面造诣匪浅，年青在日本时受到人本的古代语言的吸引，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其散文独具一格，对中外文学都有着较大影响。
主要作品有《艺术趣味》《白鹅》《无用之美》《缘缘堂随笔》等。
是著名的画家、散文家、教育家、翻译家和音乐家。
林文月于1933年出生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小时候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一直到1946年回到台湾，才开始接受中文教育，是一位研究者、文学创作者、翻译者，在三个领域都有着杰出表现。
中国著名翻译家中国著名翻译家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拥有众多优秀翻译家的国家。
他们通过翻译，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将世界的先进文化引入中国。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位中国著名的翻译家。
许渊冲，中国翻译界的泰斗级人物之一，擅长翻译英美文学作品。
他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忠实于原著，力求将作者的思想、风格、语言精确地传达给读者。
他翻译的《骆驼祥子》、《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高度赞誉。
施蛰存，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擅长翻译俄国文学作品。
他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作品成功地引入中国，通过翻译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杨宪益，中国翻译界的重要人物，曾任中国外文局局长。
他翻译的《雾都孤儿》、《哈士奇儿》、《挪威的森林》等作品广受赞誉，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
魏德昭，中国著名的英文翻译家和作家，以翻译英语犯罪小说而闻名。
他主要翻译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包括《东方快车谋杀案》、《无人生还》等经典作品。
他的翻译作品精确传达了原著的悬疑和惊悚感，使读者深入体验到英国侦探小说的魅力。
莫言，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
他擅长翻译日本文学作品，包括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等作品。
他以其精湛的翻译技巧和对作品深刻的理解，成功地将日本文学的思想和情感传达给中国读者。
这些著名翻译家通过翻译，架起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文化桥梁。
他们将外国文学艺术作品引入中国，丰富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体验，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全球。
他们的翻译作品不仅是对原著的忠实再现，更是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推动力量。
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推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也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林少华翻译的好吗摘要：一、林少华翻译简介二、林少华翻译作品特点三、林少华翻译的争议与评价四、总结：林少华翻译的价值与影响正文：一、林少华翻译简介林少华，原名林克，出生于1941年，是我国著名的日文翻译家。
他长期致力于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译介了大量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翻译作品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形式，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二、林少华翻译作品特点1.忠实原意：林少华的翻译秉持着忠实原意的原则，力求将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完整地传达给读者。
在翻译过程中，他注重对原文语境的理解，力求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风格和氛围。
2.语言优美：林少华的翻译作品语言流畅、优美，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他善于运用汉语的表达技巧，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3.文化传递：在翻译过程中，林少华注重文化差异的处理，力求在译文中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
他对中日文化有着深厚的了解，能够巧妙地解决文化冲突，使译文更加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三、林少华翻译的争议与评价尽管林少华的翻译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部分人认为，他在翻译过程中过于注重语言的美感，有时会牺牲原文的忠实性。
此外，也有人认为他在处理文化差异时，过于迎合中国读者的口味，有时会使译文失去原文的特色。
然而，总的来说，林少华的翻译作品得到了业界和读者的好评。
他的翻译不仅丰富了我国文学翻译的宝库，也为中日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
四、总结：林少华翻译的价值与影响林少华的翻译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他凭借精湛的翻译技艺，为我国读者呈现了大量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
尽管他的翻译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他在翻译领域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中日两国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日本文学脱胎于中国文学。
中国文化给了日本文学丰富的营养。
而历史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的维新志士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列强的距离，为“师夷长以制夷”，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起初以翻译政治、自然科学为主，后来在梁启超的倡导之下，文学翻译也发展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日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翻译日本文学，或者通过日语转译西方文学成为一种风潮。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掀开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崭新一页。
分为三个时期：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远在三四百年前，我国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日本考》一书的“歌谣”部分，刊载了日本短歌39首，为明代李言恭、郑杰编纂。
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显然并不具有自觉的意义。
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翻译则有着极为鲜明的自觉意义。
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主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
之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评论小说的文章也纷纷问世。
据记载，“当时翻译压倒了创作，影响了创作，翻译与创作的比例为二比一”。
此外，他翻译的《经国美谈》也曾引领潮流一时。
这也是篇政治小说，它叙述了古希腊的爱国历史故事，因为与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相配合，所以很受当时青年的欢迎。
要评价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上的功劳，可引当时吴趼人的话为证：“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因此，若论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近代历程，梁启超当为第一人。
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七辑上刊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节目调查表》也值得一提。
文中指出该年出版的日本小说有八种，这也应该算是日本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的源头。
林纾、魏易合译的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颇有影响，被称为“家庭小说”的代表。
小说批判了歧视妇女的封建观念，也触及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因而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短期内曾数次再版。
大量的翻译作品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虽然这股风一开始吹进来时便夹杂着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并不妨碍翻译文学前进的脚步。
它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也开拓了国人的思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了一场漂亮的“准备战”。
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此时期的新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和通过日语转译的欧美文学，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大大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
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状况大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译作大量出现。
厨川白村、武者小路实笃、秋田雨雀、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菊池宽、小川未明、藏原惟人、小泉八云、林房雄、本间久违、宫岛新三郎共15位作家在20年代至30年代被翻译的作品达五种以上。
这其中又以厨川白村和武者小路实笃为最多。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
（二）文学理论翻译繁荣。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丰子恺也译过此书)、《出了象牙塔之后》，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与性欲》、《病的性欲与文学》，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新村》、《思想革命》，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谢六逸翻译的松村武雄的《文艺与性爱》等。
这些理论既作为中国的借鉴，也用以指导现实。
（三）众多中国作家参与翻译活动。
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未名社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
这些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均积极参与翻译，也熟谙日本文学，为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开辟了坚实的阵地。
除了翻译日本文学，他们还通过日语转译俄国文学、欧美文学作品。
周氏兄弟的翻译：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剧作、小说和文艺理论。
厨川白村、鹤见佑辅的理论翻译得最多。
作品则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夏目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和《阿未的死》，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复仇的话》等。
五四时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亦包含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等不同形式的文学著作。
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除了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外，重点是翻译“白桦派”的理论。
这其中主要以《思想革命》、《旧日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为代表。
与这种文艺理论指导相适应，周作人大量译介了白桦派作家的作品。
例如：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清兵卫与壶卢》，武者小路实笃的《一日里的一休和尚》、《某夫妇》、《婴儿屠杀中的小事件》、《武者小路实笃集》等。
另外他还翻译了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石川啄木的《两条四痕》。
他与鲁迅合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内收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等15位作家30篇作品)。
其他作家的翻译：文学理论方面有：罗迪先译《近代文学十讲》(厨川白村)，李达发译《日本文坛之现状》(宫岛新三)，樊仲云译《文艺思潮论》(厨川白村)，徐祖正译《爱与认识的出路——失了恋的人的道路》(仓田百三)。
文学作品方面有：夏丐尊译《女难》、《夫妇》(国木田独步)、《棉被》(山田花袋)、《秋》(芥川龙之介)；田汉译《菊池宽剧选》、《海之勇敢者》、《屋上的狂人》(菊池宽)、《桃花源》(武者小路实笃)；张资平译《不幸的男子》(武者小路实笃)、短篇小说集《别宴》(谷崎精二等)、《和解》(志贺直哉)、樊仲云译《桃色女郎》、《剧本》(武者小说实笃)；孙百刚译《出家及其弟子》(仓田百三)、《新村》(武者小路实笃)；张定璜译《死及其前后》(有岛武郎)、《殉情诗抄：海边的恋爱，断章》(佐滕春夫)等。
此外，陈嘏发、徐傅霖、陈箸、方光焘、周白棣、章克标、汤鹤逸、许幸之、徐祖、郑伯奇、刘大杰、谢六逸等均有译作面世。
“左联”时期是指从1930年“左联”成立到1937年的抗战开始。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最显著的特色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高度繁荣。
郭沫若曾经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
代表作品有：山田房吉《日本无产文学史的概况》(钱芝君译)、佐藤清《文学及社会及时代精神》(张资平译)、西三郎《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发达》(高纷译)等。
还有关于各种流派的艺术表现方式的理论译作。
例如本田喜代治《写实主义与文学》(侍书行译)、兆村喜八《表现主义的艺术》(张资平译)、荻原蒴太郎的《象征》(孙亻良工译)、宁冈良一《日本之个人主义文学及其渊源》(张资平译)等。
文学作品的翻译内容多样，各种流派的作品均得到译介。
其中主要有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旧恨》(方光焘译)，谷崎润一郎的《恶魔》(查士元译)、《春琴抄》(陆少懿译)，白桦派作家正宗白鸟的《向那里去》(方光焘译)，新现实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程鼎鑫译)，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拿破仑与新癣》(黄源译)，无产阶级文艺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假期》(聂绀驽译)和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章克标译)等。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
他于1928年流亡日本后开始译介日本文学。
在这之前，他主要译介的是德国等其它国家的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
他于1935年翻译了《日本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丰岛与志雄的《工人之子》，小林多喜二的《替市民》，德永直的《“抹杀”不了的情景》，芥川龙之介的《南京之基督》、《密柑》，志贺直哉的《真鹤》、《正义派》等15位作家的19篇小说。
夏衍是现代文学戏剧界的泰斗之一。
他从事文学活动则是从翻译外国文学开始的。
他于1902年留学日本，1927年因参加日本工人左翼文艺运动而被驱逐回国。
译作高尔基的《母亲》代表着他翻译活动的最高成就。
这一社会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夏衍使用两种日文译本翻译出来的。
另外，他还翻译了日本作家的不少作品，如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芥川龙之介的《败北》，金子洋文的《地狱》，藤森成吉的《牺牲》，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从1949年到1966年间，据《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记载，共44位日本作家的75种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内有小说、小说集、诗歌集、民间故事集、文学普及读物等。
大量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和宫本百合子。
1967年至1970年间，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可以说是等于零。
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的《忧国》。
作为被定性为反动作家的三岛由纪夫，此时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现并不作为文学上的研究，而是被定位在军国主义的政治位置上供批判用。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在外地主》和《蟹工船》。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翻译可谓是全方位的翻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众多日本名作，如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周作人、王以铸译《枕草子·徒然草》、申非译《平家物语》、《日本谣曲狂言选》。
另外，还有日本古典诗歌集《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
而以系列的形式系统地翻译日本文学的丛书系列当推1986年出版的《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丛书》的面世。
该丛书由李芒、李德纯、高慧勤主编，于1985年—1988年间由十家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
内有浪漫主义作家森鸥外的《舞姬》；自然主义作家岛崎藤村的《家》，山田花袋的《棉被》，德田秋声和正宗白鸟的合集《战争受害者的悲哀》、《新婚家庭》；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草枕》，石川达三的《爱的终结》，山崎丰子的《女系家族》；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舞女》，佐藤春夫的《更生记》，舟桥圣一的《意中人的胸饰》等十一部。
另外一套集子《日本文学当代丛书》由刘和民主编，共五卷。
第一卷《夕雾楼》，是水上勉等的中篇小说选；第二卷《冰点》，是三浦绫子等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磋跌情》，是石川达三等的长篇小说选；第四卷《砂女》，是安部公房等的中长篇小说选；第五卷《仙惑》，是电影和话剧剧本、诗歌选。
这种以系列形式大规模地译介日本文学的活动在90年代成为主要特点。
90年代日本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最大特点是：翻译文学作品系列化，热点集中，特别是作家个人的作品集系列出版。
1991年日本文学研究出现了三岛由纪夫热。
1995年作家出版社很快出版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
其中包括“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以及《假面自白·潮骚》、《忧国·仲夏之死——短篇小说集》、《爱的饥渴·午后曳航》、《金阁寺》、《阿波罗之杯——散文随笔集》、《弓月奇谈——近代能乐、歌舞伎舞》、《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共11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