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日本文学翻译的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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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
即使后来的逐渐暗淡也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
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
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
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
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
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
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
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
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
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
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
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
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
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
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
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
鲁迅弟弟周作人为啥能成为汉奸?除了本人性格外,还和一个女人有关!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
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
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
周作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汉奸?除了本人性格外,其实还和一个女人有关!(周作人)1885年1月,周作人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
周作人和各个鲁迅一样,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
1901年,受国内新学风潮影响,周作人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1906年,周作人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日本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鲁迅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
1911年,周作人从日本回中国。
1912年,他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
(周作人)周作文在散文方面的造诣非常高。
周作人一生当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
钱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着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它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
收稿日期:2020-08-11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域外乡愁小说在1930年代前后的译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的发生研究”(15BZW137)作者简介:李婷婷(1993-),女,山西临汾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摘要:周作人自1921年开始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诗歌,且对俳句诗人小林一茶尤为关注。
考察周作人对小林一茶的译介可见,小林一茶对人性本真的追求以及其对生命苦涩的体悟都对周作人影响至深。
这种跨文化的情思相通,不仅促使周作人的心境和思想发生转变,而且直接影响了他同期“美文”概念的提出及对其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周作人;小林一茶;译介;苦涩;真味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699(2020)06-0082-07DOI :10.3969/j.issn.1671-3699.2020.06.017周作人倾心于日本的诗歌,特别是俳句、川柳等民俗气息浓厚的小诗,他曾译介过许多日本诗歌,并撰写了相关论文。
在他后期创作的成熟的恬淡美文中,不难发现日本诗歌的影子,这些美文作品语言简明质朴,含义隽永,还有一丝化不开的“苦涩”味,开启了闲适散文之先河。
阅读周作人作品时,读者可以发现江户时期的日本俳句诗人小林一茶格外受到周作人青睐,小林一茶的名字及作品被周作人提及、引用的频率很高,非常引人注目。
在追求人性本真和体悟生命苦涩这两方面,周作人的散文与小林一茶的俳句在气质上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即弥漫在作品中的“苦涩的真味”。
这也是周作人在后期所提出的“真实简明”的美文创作原则的审美实践。
目前学界关于域外作家对周作人影响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还未给予小林一茶足够的重视。
1921年正是周作人思想陷入矛盾痛苦的时期,这一时段前后,周作人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很大转向。
本文以周作人在1921年时对小林一茶的译介为线索,以期管窥周作人思想变化的深层原由。
周作人的翻译理论及其翻译实践作者:于小植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2年第9期作者简介:于小植(1978—),女,吉林长春人。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于小植(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北京 100083)摘要:周作人是伟大的翻译家,他从20世纪初提起译笔到文革前夕最后搁笔,前后历时60余年。
周作人在翻译中追求“调和”,他提倡使用白话文,但并不将古文一棒打死,而是主张兼顾信达雅,不拘骈散。
他提倡引入域外的新鲜血液,但拒绝将外国人名或者学术名词直接放入译文中的极端做法。
周作人在翻译理论和躬身实践两个方面一直做着调和古今、融汇中西的努力,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周作人;翻译;调和古今;融汇中西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9—0122—02周作人在文学创作中追求“调和”,在文学翻译中也一直做着兼顾古今、融汇中西方文化的努力。
1951年6月15日《翻译通报》第2卷第6期上,周作人发表了《翻译四题》,谈了“直接译与间接译”、“直译与意译”、“古文与白话”和“韵文与散文”四个问题。
在对待“古文与白话”问题的看法上体现了周作人调和白话文与古文的理想。
他认为:如果是为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须得用白话文,只是似乎缺少点雅。
虽然白话文也自行其雅,但一般不当它为雅,反以为是俗。
如果是为自己而翻译,那么雅便特别要紧,并且只有用文言才能极容易达到。
周作人提倡的翻译方法是:“利用骈散夹杂的文体,伸缩比较自由,不至于为格调所拘牵,非增减字句不能成章,而且这种文体看去也有色泽,因近雅而似达,所以易于讨好。
”[1]尽管周作人提倡使用白话文翻译,但也未将文言文体一棒打死,他委婉地表示为了实现“雅”,文言文体在翻译中也是有一定的艺术生命力的。
对于诗歌,周作人也不反对把外国诗歌译成中国旧诗,他自己在翻译时将诗歌译成白话体散文,是因为他认为还没有有韵的白话这种文体,所以没法用韵文译;要是用旧诗形式译,容易译好,但对于读者是否便利,对于原文是否体裁相合,是很有问题的。
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点【摘要】:散文家周作人,性情较平和,除抗争小品文外,不少是包含着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在二十年代中散文创作上取得较大成功。
对于散文创作而言,周作人的散文“为现代散文创造了一种平和冲淡的风格”。
可以说平和冲淡是周作人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的或者说是努力靠近的创作方向和心境。
他的文章无论是随笔还是文理评论都有着心平气和说理的特点,确实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
但他的平淡,不是不用技巧,相反倒是匠心独运,只是不露痕迹而已。
然而周作人终究还是一个复杂的人。
在其不少文章里面都寄托着正统的思想,却并不是一味的平淡无味,这些虚实,抒情性的散文不仅仅在描述真实的生活还临摹了真实生活的美与丑。
还有不少正经之作,内容相当严肃与凌厉。
【关键词】:周作人散文艺术特征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
他最早准确地意识到新文学的本质,那就是“人的文学”,将新文学的“人性”与旧文学的“非人性”区别开来。
他最自觉地意识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他的《美文》实际上表达了这个意思。
因为大多数议论性的文章并不属于文学,只有那种具有艺术性质的议论性文章即美文才能算是文学,将文学与非文学作了区分。
并且他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的个体性质,他在《个性的文学》指出了文学的个性特征,将千文一面的文学和独一无二的文学作了区别。
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文学确有精密周严的考虑,这在五四时代是罕见的。
即使后来的逐渐暗淡也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
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
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
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
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简析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主张周作人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建设,他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和他的社会理想,他想通过文学把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主要是社会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要以严肃的,而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为人们展示理想的生活,促进健全发展.要求文学中能够写出人性,文学内容的革新变得重要起来,毫无疑问,中国长久的礼教的束缚下,文学内容多是陈腐的,也是这些礼教的再现,缺乏人性的.因此,内容的革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其实质是人性的,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界提供了理论基础.周作人还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强调“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他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把文学革命从偏重语言文字的变革推向思想内容的革新,对新文学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一、“人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人学”是周作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
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刚刚开始接触社会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危亡的现实威胁,并由此产生了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周作人也在积极思考着振兴民族的道路问题。
同时,作为东方古老封建大国的知识分子,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栽害人性、否定个体价值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渴求着人性的全面解放和发展。
1908年前后,以《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文言论文的公开发表为标志,周作人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
论林纾与周氏兄弟的翻译模式叶依群【摘要】Lin Shu and Zhou Brothers(Lu Xu and Zhou Zuoren)are major translato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In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novels,each of their distinct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modes is a distinctive phenomenon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 China.Lin Shu applied the single mode of interpreting and recording due to his cooperation with interpreters,while Zhou Brothers adopted multi-modes,among which the principal one is translating and polishing.Their respective cooperation modes have bred their unique traits in translation:Lin Shu is dependent on his interpreters and there exists errors in the translation;Zhou Brothers can translate independently and als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ir strongpoints.Socio-cultural factors are discussed and comments are made on their translation modes.Although they cooperate and translate in different ways,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works can't be ignored.%林纾和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是晚清主要的翻译家,在对域外小说的译介中,他们各自的翻译合作模式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都是较为独特的现象.林纾与众多的口译者合作,其模式为单一的口译加笔录;而周氏兄弟的合作则呈现多种模式,其中最主要的是主译加润色.通过对他们翻译合作模式的考察,分析各自的特点———林纾模式对口译者的依赖及译文讹误现象,周氏兄弟在独立翻译能力下取长补短的合作等,进而探究不同模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并进行评述.尽管他们的翻译模式各异,但对晚清翻译文学的贡献却是不容忽视的.【期刊名称】《浙江科技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0)002【总页数】7页(P108-114)【关键词】林纾;周氏兄弟;合作翻译;翻译模式【作者】叶依群【作者单位】浙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杭州31002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59林纾(1852—1924年)和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都是成就卓著的翻译家。
品位•经典丈艺评论论周作人“杂学”知识结构——解读《我的杂学》O薛婷婷(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041000)【摘要】周作人的"杂学”体系构成多元化知识结构,也对“五四时期”现代文学转型做出巨大贡献。
《我的杂学》涉猎的学科多达18种,扼要而全面地介绍了他的多元知识建构过程,阐述心得和体会,建构了在中土、东洋、西洋三方面文化影响下的现代知识结构。
梳理周作人的“杂学”知识结构,不仅是对多元化知识建构的历史回顾,对当今社会人类读书方法也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周作人;“杂学”知识结构;《我的杂学》1943年周作人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离职,文学创作再次转为他的生活重心。
1944年恰逢周作人60周岁,同时担任伪《华北新报》协会理事,在个人和工作的双重动机下,周作人对一生的读书经历做出了梳理,撰写了《我的杂学》,文章涵盖了古典文学、佛教文化、外国翻译小说、希腊神话、民俗学、妖术史、儿童文学、浮世绘、性的心理、文化人类学、川柳等十八类学科,它们是周作人的文学思想的知识之源,共同构成了周作人“杂学”式的知识结构——以非正统的中土文学为根本,西洋文化知识为主,寄托情感的日本文化为辅的多元化知识结构。
这种现代化的知识结构不仅影响了周作人的思想,对五四时期新文学建设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一、"杂学”知识结构形成原因周作人的知识建构过程与生活经历息息相关。
1893年周作人祖父因科举案入狱,周作人和鲁迅被送往皇甫庄外婆家避难,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毛诗品物图考》,对自然名物的图非常喜欢。
止庵在《周作人传》里提到:“以后他爱读此类书籍,如陆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陈渓子《花镜》等;由此培养起对于自然名物的兴趣,而这也影响到他的思想。
”⑴因为对自然名物的兴趣,逐渐引发了周作人对生物学以及人类学的学习与关注。
周作人一直关注人类命运,他不仅探索人类文化之源,而且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发现了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联系,这些不断地影响他的思想。
周作人早期文艺批评评价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使他成为五四时期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新民主主义论》)能够代表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的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胡适,因为他最早发表了《文学改良诌议》一文,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
然而,周作人要比胡适深刻得多,他很早就看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局限性,而提出必须进行思想革命的问题。
1919年3月,他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指出:“中国人如不真正‘洗心革面’的改悔,将就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多下来”。
在此前后,他写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新文学的要求》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思想革命的问题,他在《人的文学》中指出:“?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价值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周作人是以翻译家、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散文家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
他的文学思想不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接受西方各种思想,纵观周作人数个文学活动,他的文艺思想是一个庞杂的体系。
他于1941年作的自序《书房一角》中说:“我写文章始于己已(1905)已36年了。
这期间可以分为三载,其一是己已?,多翻译各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二十年之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
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得当,古人云‘祸从口出’,我写文章向来不例外,但这三期尤为甚”。
他对自己的文学活动进行了分期,并进行简单的剖白。
他在给孙伏园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思想说得更明白清楚:“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
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悉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算是乡间的杂货,或者世间未来就没有思想上的同道也未可知”。
日本文学作品翻译之我见说到文学翻译,不管是资深的翻译家,亦或者资深老练的文学家,都经常说,文学翻译是翻译中最有技术含量的一项。
不同国家有着其不同的文化,而不同文化蕴涵的历史和风俗对于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这一点上,没有深厚对于文学作品本国文化的认识的情况下,在翻译上就容易出现不搭边的误译或者大量的不必要的加译。
这些,都会导致读者的阅读出现问题。
中国有影响力的日本文学翻译家很多,比如有鲁迅、周作人、钱稻孙、丰子恺、刘振赢、叶渭渠等先生。
他们都为此探索付出了巨大努力,为后辈树立了楷模。
看他们的翻译,很难说有什么倾向性。
即便就二者孰优孰劣进行争论,也不外乎是为了更好地“达意”和“传神”而已。
那么,如何达到:“传神”和“达意”呢?当然,文学作品翻译要做的是第一就是“达意”。
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不要有太多的枝节的删减或者增加。
我们举个例子:風太はみかんの房についた白い筋を、面倒そうに一つ一つとっている。
直译是“风太将橘子上的白筋,显得很费事似的一丝一丝揪下来”。
这个就不符合汉语的习惯了。
汉语不会说:“显得很费事似的一丝一丝揪下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采用“反译”手法。
翻译成:“风太将橘子上的白筋,一丝一丝地揪下来,也不嫌麻烦”。
一来加强语气,二来更符合汉语习惯。
这样就显得好多了。
完全达到“达意”这样的需求。
也不会造成读者的困扰。
那如何完成“传神”呢?这个显然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方可。
举个例子来说:仙人みたいに見えなくもない苦労の味がある容貌なのに。
这句话直接翻译可以翻译为:“不乏仙人般历尽艰辛的相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翻译后的文字显得非常的干枯无味道。
所以我们将它进行修改一下,改为:“别看他长着一副仙风道骨般饱经风霜的相貌。
”这样译成四字成语,不但言简意赅,而且加强了讥讽的效果。
而“仙风道骨”对于道教发源地中国来说,是民众耳熟能详的形象。
这样,就可以达到“传神”的效果。
老子《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以淡写浓,深情难负——试论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中的故乡情思李玮含 南京师范大学摘 要:周作人《故乡的野菜》是其闲适派小品文的代表作。
周作人以三种野菜勾勒故乡风俗画,寄托怀乡之情。
《故乡的野菜》不仅秉承了周作人冲淡平和的闲适派笔法,更体现了周作人身上儒道融合的精神内核。
在表达故乡情思、江南况味之外,也流露了周作人身上的物哀情结。
关键词:冲淡平和;儒道精神;物哀[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19-01谈起故乡,几乎是每个游子都会眷恋回首,寄托深情的精神避难之所。
在五四时期动荡流离的时代背景下,理所当然催发了作家的怀乡之情。
在异彩纷呈的怀乡之作中,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以其以淡写浓的深情,历经历史的淘洗,留存在文学史的橱窗里。
《故乡的野菜》作为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文,寥寥千字,写故乡的三种野菜: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这些扎根于故乡土壤的植物,散发着浓烈的乡土气息,让异乡游子念念不忘。
周作人通过对野菜的描摹,从童谣民谣,到古书辞典,旁征博引,乡野的朴拙风趣一览无遗,沉甸甸的乡情从而浮上了表面。
周作人作为五四一代的文人,承接中国古典文人的特质,在“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的文人雅趣之外,更有着扎根于乡土的“俗趣”。
他身上存在的并不是有距离感的文人气质,而是亲近民心,具有闲散醇厚的风味。
在他的散文中,不拘泥于文字的繁复程度,而以率性随意,平易真挚的笔法顺应自然,随意尽心。
性情所致,便宕开一笔,写写民歌童谣,无所拘羁。
他以随意自然写散文,不同于徐志摩的浪漫飘逸,也不同于朱自清的清幽与细致,而是冲淡平和、宁静质朴,他的乡愁是豁达的,情感表达含蓄内敛,却又在细枝末节上体现出感伤与迷惘。
绵密的故乡情思与惆怅惋惜交织在一起,增强了行文的丰富与深沉的厚度。
因而,周作人的散文看似是淡,实则是浓,冷中有热。
周作人写故乡,不以秾丽优美的文风取胜,不以缜密精巧的结构取胜,而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取胜。
[复习]周作人《乌篷船》赏析《乌篷船》一、周作人及其散文是一位在我国现代散文创作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散文家。
他的散文不仅数量相当多,而且独具风格。
周作人创作的散文,无论是读书札记、文艺评论,还是以草木虫鱼、风俗人情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小品文,都能把自己的个性精神溶入作品之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周作人重要的散文集有《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等。
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他留在北平。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
沦陷时期著作结集有《药堂语录》、《甘口苦口》、《立春以前》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
1949年1月保释出狱。
“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
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
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
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周作人的散文中令人感不到汹涌澎湃的感情波涛,感不到有不可遏抑的憎爱激流。
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怀时,好象总是经过了一种艺术的淡化处理,从而将蕴蓄于中的激情舒缓的、有节制的、隐而不显、含而不露的表现出来,因而给人一种熨贴、宁静、幽远、质朴的美感。
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周作人的散文在用笔上从容不迫,流转自如,似名士清淡,娓娓到来,无所拘束。
乍读,似构思不那么精到,结构不那么严谨,细细品味又觉其实作者是有着精巧用心的:虽飘逸而自有定格,虽洒脱而不得枝蔓。
因而,读他的散文,有和与老朋友无拘无束闲谈的感觉。
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周作人的散文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具有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无论记叙性的文字、议论性的篇章、还是讽刺性的杂文,写得不板滞,有趣味。
文中有时庄中有谐,有时谐中有庄,有时又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
Vol.33No.10Oct.2012第33卷第10期2012年10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ChifengUniversity(Soc.Sci)周作人先后学过英文、古英文、日文、古日文、希腊文、古希腊文、俄文、世界语和梵文。
他一生共翻译和介绍了154位作家的326种作品,分属22个国家。
周作人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希腊文学、日本文学以及俄国和欧洲近现代文学三个方面。
希腊文学的翻译以古希腊文学作品为主,约有210万字;日本文学的翻译包括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两部分,约有170万字;俄国及欧洲近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有110万字左右。
三类合计,周作人一生翻译的总量约为490万字,所涉国籍、作者之多,翻译总量之大都是现代翻译家中少有的。
按钟叔河编辑的10卷本《周作人文类编》计算,周作人的创作共有620万字,从量化的角度考察,周作人的翻译和创作几乎是平分秋色的。
1904年,还在南京学堂求学的周作人得到了一本伦敦纽恩斯公司发行的英文插画本《天方夜谭》,他很喜欢,便翻译了其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改名为《侠女奴》发表,这是周作人翻译生涯的开端。
1966年5月31日,《平家物语》第七卷脱稿后,周作人最终放下了译笔,他的翻译生涯前后历时六十余年,可以说文学翻译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开眼看世界”的初期,周作人的思想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因此他以介译他国作品为主;具备了自己稳定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文学理想后,周作人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却仍有欲言却文思不至、想说却不便说的时候,这时他便用翻译“曲折地言说”;政治的原因,周作人晚年已“不便言说”,这时他再次进入了翻译的丰产期,翻译了大量日本、希腊的古典文学作品,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是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的先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及其同时代的文学革命主将,立志变革陈旧的文言文,通过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吸收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新思想、新词汇和精密的语法,以期创造新的文学语言,为新思想找到新的载体。
2012.11学教育78从英文诗歌和日语俳句翻译看诗歌翻译中的律韵与意韵王杏云(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1483)[摘要]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是按原文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是按原文韵律翻译还是按国人作诗习惯译成五言、七言等问题。
本文就以上问题,结合俳句翻译和英诗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主张在翻译上遇到音韵和意蕴难以并取时,采取意韵为先更符合人们的欣赏需求。
[关键词]意韵;一仆二主;俳句;英诗在对国外文学作品做翻译时,尽可能做到贴近创作者的原意,风格也尽可能接近原著者的风格,也就是在意韵上尽可能忠实于原文。
这是很多翻译者非常费工夫也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因为不同的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差别的存在,语言的表达习惯不同,这就使得完全对应原文原意的翻译基本不可能,那么就只有尽可能接近原文。
中国吸收外来文化比较显著的两个时期,一个是汉魏时开始的佛经翻译和近代西方文化的吸收。
文化的吸收必然伴随文献典籍的翻译。
在中国的文字和文学发展过程中,从印度来的佛经对中国起了非常大的影响。
而佛经想要在中国传播,则必须翻译成让中国人易懂的内容。
在印度佛经为方便人们的诵读和记忆,一般都有很强的韵律,而梵文本身属于多音节文字,它的韵律主要通过音步来体现。
特别是需要咏唱的部分,一般会行数固定音步固定,为了方便人们记忆有些地方反复咏唱,类似汉语中的排偶句。
那么对于有韵律的咏诗,在翻译成汉语既要照顾到原来梵文的含义,又能做到汉字与梵文的音节对应才能方便咏唱,这样,就出现为了照顾音节上的对应,出现很多凑字,使得文章看上去繁琐,而且很多梵文的原意都消失了。
所以有鸠摩罗什高僧传本传说:什每为(僧)论西言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约,以入弦为善。
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也就是说,由于语言文字不同,诗歌表达所用的音律,句法构成完全不同,将梵文翻译成汉文,虽然意思表达出来了了,但有嚼人剩饭,令人作呕的感觉。
周作人的散文特点是什么鲁迅在接受别人采访时毫不犹豫地说周作人是中国最好的散文家,由此可见他在散文上的成就非凡。
那么周作人的散文特点是怎样的?下面是店铺为你搜集周作人的散文特点,希望对你有帮助!周作人的散文特点周作人的散文特点,简而言之就是平和冲淡。
散文是周作人最杰出的成就,而平和冲淡则是最独特的周作人的散文特点。
所谓平和冲淡,在周作人的散文里,表现为语言平常,没有做作的腔调也没有华丽的辞藻;题材平常,写的尽是生活中小事;思想平常,写得有趣,绝不晦涩难懂,观者看起来毫不费力,但其实颇有内涵,他称之为“苦味”。
散文常常分为三种类型,记事、抒情、哲理,而周作人的散文可以说平衡地包含了三者,所以出彩。
能够形成周作人散文平和冲淡的特点,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周作人本身的性格就比较内敛,他是一个喜静耐得住寂寞的人;其二,博览群书,尤其是对日本文学的研究颇深,受影响极大。
性格原因不用赘述,周作人曾经被人评价为是他见过认识的文人里看书最多的人。
他喜欢日本尤其是文化,可以说一生自留学以后的五十多年都没有放下过对日本文学的研究。
日本文化里或者说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叫做“物哀”,简单来说就是很生活很平常的东西却包含真情。
这一点在民国时期非常受到中国文人的推崇,周作人绝非其中之一但大概是最得精髓的一位。
周作人是怎么死的周作人的死因是多样的,首先他去世时已经82岁了,年老体弱,也多病。
晚年周作人据说被发现尿里有血,之后去医院检查,确诊是患了前列腺癌。
另外,因为一生多艰,加上妻子已经病逝,所以周作人当时曾经多次留下遗嘱,他说自己在完成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翻译后,就已经死而无憾了。
因为早年的政治问题,周作人晚年时凄苦的,只能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
而等到文革爆发,他的政治问题给他带来的灾难,不仅仅只是几次抄家,他被赶到一个洗澡间里居住,睡在地板上,只有一个老保姆照料,而且一直被红卫兵监视着,等同日夜囚禁。
当时政府规定他的生活费只有每个月10元,所以他每日三餐都只是玉米面糊糊加点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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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作人日本文学翻译的几个特点
摘要:本文拟从周作人翻译生涯中翻译的“兴趣”,翻译与研究,小品文创作以及文艺观来探讨其日本文学翻译的几个特点。
关键词:兴趣;缺席;“抗战”翻译;学者化;“受命”翻译规矩正式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100-01 一、坚持“兴趣”翻译钱理群说,“对于周作人,他也许并不否认,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积极追求译书的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于一己的兴趣,他是以兴之所至的态度来从事译作,不可能那么严肃认真,也只愿自然、自在地过着消闲的生活。
不愿以任何外在的东西——哪怕是译书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活动——来束缚自己。
” 王向远说,《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中周作人说: “我们拿来当文艺看,也是颇有趣味的东西。
……” “他(《古事记》)还有自己的人情味,他的笔致都有一种润泽,不是干枯粗厉的,这使我最觉得有趣味。
” 二、注意与中国的相关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王向远说,“周作人对于《浮世澡堂》,最看重的乃是其中的“滑稽趣味”。
“……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
”周作人又在《我的杂学·十六》中说:“中国在文学和生活上所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症候,或者这是伪道学所种下的病根欤。
” 周作人在《现代日本小说选》中讲了他不选日本自然主义的理由,在给沈雁冰的一封信中指出:“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
” “在现代中国周作人是最早提倡研究性科学、性心理学和性教育的人之一。
他提倡对于性问题的健康的正常的态度,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义。
因此,对森鸥外《性的生活》的翻译和发表,超出了文学本身的价值。
”只是周作人在1938年译出时用的是英文VITASEXUALIS而非汉语标题,总也考虑了当时的国情,虽然是先进,也总不是“明目张胆”。
三、周作人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者化翻译的特点也值得注意王向远说,“周作人写的许多文章都提到或整段的引用、翻译永井荷风的随笔,周作人自己的小品文,在题材、风格、趣味等方面,是受到了永井荷风的某些影响的。
” “夏目漱石在他的《鸡冠花
序》中……主张文学家在写作上应该有一种闲适、轻松、游戏的心境,这就是有余裕的文学。
周作人在1918年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都对之作了译介,而周作人自己的创作也明显受其影响。
” 四、抗战期间缺席对“侵华文学和在华反战文学”的译介,以周作人翻译“习惯”“爱好”来说,即使不叛变,似乎也不会对日本在华行为批判得多厉害(一)即使在20世纪初“五四”那样“狂飙突进”似的时期,周作人也多是译他感兴趣的短歌、俳句、狂言、小诗及”冲淡”“滑稽”“余裕”等文学。
(二)他本身选择留在北平“护书”而非逃难“曲线救国”的行为就证明其政治上的幼稚,“被(逼)叛变”几乎是一种必然。
(三)这样的翻译并不能充分体现其真正的文化修养和展示其翻译天才、雅味及其大家“风度”。
(四)他早年留学日本的愉悦经历影响其一生的心态,其评论文、译序等都对日本文学文化持尊重、欣赏、赞叹有时甚至是敬仰的态度。
他曾把日本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行》载“我称日本为第二故乡”。
钱理群说,他曾写道“远游不思乡,久客恋异乡。
” “……‘人类文化’概念的形成,使之超越了从一家一乡一国一民族的角度考察文化的局限,对于日本以及日本文化的感情也就由直观的亲切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留学日本和翻译日本文学几乎是一种宿命。
五、解放前(不包括其叛变及坐牢期间)、后翻译的差异显着《知堂序跋》说,在《现代日本小说集序》(1923年)中周作人说:“我们的(翻译的——笔者加)目的是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用什么标准,我不得不声明这是大半以个人的趣味为主。
”而他在《浮世澡堂引言》中所写的可以说是很规矩正式。
六、小结“兴趣型”翻译家周作人,也兼顾当时的国情,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者化的翻译,其文艺观和创作在多方面受到了所译原着及作者的某些影响。
他缺席了“抗战”翻译,在“受命”翻译时显得规矩正式了很多。
参考文献: 周作人着.钟叔河编订.知堂序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王向远着.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钱理群着.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第二版. 周作人着.苦竹杂记.岳麓书社,1987年7月长沙第一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