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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的文章学理论及借鉴意义周虹（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一、创作宗旨：文以明道，经世致用章学诚的文章及其写作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
“文章”二字在章学诚的著作中几乎随处可见。
章学诚认为，写文章必须首先明确写作目的和宗旨。
他多次在文章中直接使用了“宗旨”一词，这在古代是很了不起的。
他说，古代经典文章“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
他批评当时许多作文之士，“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尽无谓”，“求其所以为言者，宗旨茫然也”。
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特别是当时的乾嘉考据学完全是“不求宗旨”、脱离实际的无用之学：“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
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
”在《诗话》中，他又批评“诗话论诗，全失宗旨”。
章学诚所反复强调的文章写作“宗旨”，概括起来就是“明道经世”四个字，即文以明道，经世致用。
章学诚所言文章创作要探求的“道”，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变化发展之道。
他专作《原道》上中下三篇文章，反复阐述“道不离器”“义理不可空言”。
在《匡谬》中，他甚至提出了“盈天地间惟万物”的著名唯物论观点。
正是从“道不离器”的哲学思想出发，章学诚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六经皆史”理论，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未尝离事而言理”。
写文章搞创作，就是要探求蕴藏在万事万物之中的“道”，“求其是”，“思其所以然”。
《原道（上）》云：“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
”《答沈枫墀论学》又云：“文求是而学思其所以然。
”《与史余村简》也说：“文求其是耳。
”《朱陆》则反复强调：“学求其是”“实,学求是”。
章学诚所言文章创作要探求的“道”，更是指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有补于世”、可以“救世扶偏”的具体方略。
《与史余村》指出：“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俗嫌》又说：“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
曾国潘家训：一生明道经世，宁静致远作者：来源：《家人》2019年第01期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曾国藩是一个传奇，而他的家族同样传奇。
两百多年来，曾氏后裔有成就的多达240余人，大多成为了学术、科技、文化领域的精英，构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华夏望族。
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俗语也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
然而，曾氏家族绵延十代，代代都人才辈出，至今没有出现过败家子，堪称中国家族史上的奇观。
那么，这其中的奥秘究竟在哪里呢？答案就在曾国藩家风里，曾国藩除了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他还是一个优秀卓越的家长，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家庭具有高度责任心，一生修家书近1500封，对曾氏后人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入睡越来越晚的现代人来说，早起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但曾国藩家族家风的一大特色，便是规定必须高度重视早起。
说起早起，曾氏家族有着悠久的传统。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年轻时是一个“浪子”，爱好声色犬马，性情懒惰，“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太阳晒屁股了，他还在呼呼大睡。
长辈们讥讽他是浮薄浪儿，将成为败家子。
一语刺醒浪子心，曾玉屏从此“立起自责”，悔过自新，“终身未明而起”，开山垦荒，凿石决壤，连通成片十数畛，成为立家基业。
并且，他还总结出“八字三不信”治家口诀，成为曾氏家族的传家宝。
“书蔬鱼猪扫”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扫地，为居家之事;“早”是清早起床，“考”是重视祭祀祖先，“宝”是亲邻睦友。
到了曾国藩，他也把早起当成自己修身养性、锻炼意志的重要生活习惯，终身躬身践行。
在祖父治家“八诀”的基础上，他扩充提出了八本家训：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居家以不晏起为本”，早起同样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清朝顾炎武对家、国、天下的思想-政治思想史论文-政治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有亡国，有亡天下。
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於率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日知录》作为顾炎武的重要代表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顾炎武全部的学术、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
其卷十七中对于亡国亡天下保国保天下之阐述更是集中体现了顾氏对家、国、天下的思想。
也从另一个角度明确的表明了顾氏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层思考与探索。
一、国仇家恨17 世纪的中华大地上,正是暴雨肆虐. 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刚刚了一如僵尸般的明王朝，随之又迎来了满清蛮夷的统治。
神州处处是凄凉，人人俱哀愁。
黄梨洲口中的地解正是如此！为何在中国历史上再平凡不过的朝代鼎革到明清更替成为了文人口中的天地崩裂呢？更是衍生出了一群独特的明遗民士群？这一切，除了明清易代所带来的人事创伤外，更因明清易代直接的后果就是满族入主中原。
这在深信夷夏大防的汉族士人不仅意味着汉族正统的丢失，更是象征着中华文化因夷族的践踏而有毁灭之危。
传统儒家学者与明代遗民的双重身份的顾炎武自然亦是夷夏大防的守护者，明清易代给他的一方面是国破家亡的人间惨剧，另一方面更是净胜上的传统的。
首先，明王朝的覆灭与夷族统治的芒刺在心。
1 4 年,顺治元年十月顺治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位，称大清祗荷天眷，以顺民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告天祭地，改元称号，意在向天下郑重昭示，清朝之得统乃蒙天眷佑，顺天应人。
自此开始，清朝的正式确立宣告了明王朝依然成为历史。
正如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要经历人事的冲刷与百姓的灾祸一般，清朝的建立亦是在无数的鲜血与牺牲之中，无一阶层可幸免。
可是，为何独独清的建立在广大士人阶层激起如此大的反抗？甚至于产生了阶层中遗民与贰臣的长达几百年之久？这一切，都要归咎于满族入主中原，的易主发生在汉族与非我族类的满族之间，这就挑战了汉族士大夫的夷夏之防，不仅仅是政权上的交易，更像是文化上的、道统上的一记响亮耳光。
论经世致用的法律意义经世致用思想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持久力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之际，社会转型的这个时期，显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要探究经世致用的法律意义，我们就必须先理解经世致用的理论内涵。
从最早的孔子开始，便有了经世致用思想的雏形，孔子提倡积极入世，时刻关注现实生活，国事民瘼，这正正是经世致用的体现。
到了明清时期，顾炎武明确提出：“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 以救世也。
”意思是做学问，研究理论，其目的是为了“明道救世”、“明道救人”，即经世致用。
同时期的黄宗羲也是再三强调“经世应务”的思想。
他们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和注重证据的治学方法，影响了清代后来的很多改革思想家，成为龚自珍、魏源、沈家本、康有为等人改革图志、变法修礼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辞源》里对“经世”的解释是：治理世事;对“致用”的解释是：尽其所用。
而在《辞海》中对“经世致用”的解释是：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
因此，我们可以对经世致用理解为：关注现实，面对社会矛盾，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运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
而运用在法律方面，则要求法学和法律都应针对现实，面对社会矛盾，以运用法律来解决问题。
理解了经世致用的内涵，那么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法律方面有何意义呢？本人认为，可以分为在当时的法律意义，和当今的法律意义。
经世致用在明清时期的法律意义，又主要体现在于经世致用的思想促进了各种立法原则、思想的提出，各种变法思想的出现和实行，具有先进意思的“法”的概念、法律起源的解释的提出，推动了法理学研究的进展，法学事业的进展和法制的改革这些方面。
经世致用的核心是关注现实，运用所学解决现实问题。
面对封建制度衰落、君主专制极端强化、政治腐败的现状，资本主义产生与成长的契机，在社会动荡，封建腐朽的大环境下，各种立法思想，立法原则相继出现。
黄宗羲提出立“天下之法“，去”一家之法“的呼声，主张实现“法治”经济立法方面明确提出“工商皆本”；顾炎武提出“立众治之法，以礼为先，疏法剩刑”；王夫之提出“必循天下之公”的立法原则。
明道与经世作者：姜海军蒲清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2期〔摘要〕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
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关键词〕江藩；汉学师承记；清代学术；乾嘉考据学〔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2-0067-05《汉学师承记》原名《国朝汉学师承记》，今天诸版本皆删“国朝”二字，清江藩撰。
全书共《记》八卷，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卷。
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原籍安徽旌德，后迁至江苏甘泉（江苏扬州）。
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终年71岁。
一生未获功名，虽颠沛流离，却好学不倦，著述颇丰。
曾先后师从皆为惠栋弟子的余萧客、江声。
江藩淹贯经史，博通群籍，于经学、史学、辞章、考据等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于嘉庆十五年（1810）始撰《汉学师承记》，十七年成稿，二十三年得两广总督阮元的资助刊行。
全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汇编了自清初黄宗羲、顾炎武，下迄嘉庆时期尚健在的顾广圻、刘逢禄、王引之、王念孙等人，构建了清代经学研究者的学术师承、渊源、成就的大体框架；在《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对六经传承谱系进行梳理，远绍汉世儒林，近承清代汉学。
此书是一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如阮元所云“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
”[1]（1）一此书是江藩晚年的一部著作，“多取材于当时诸家碑状传记，删汰剪裁，错讹丛出”。
①故有注家多人对其纠谬驳正。
在书撰成之后，后世学者对其多持批评意见，主要在于江藩以“汉学”作为书名，心存轩轾，扬汉抑宋，谨守门户。
如同时代的龚自珍对此就有异议，曾遗书以为书名不妥，主张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并举出十个理由，强调“本朝自有学，非汉学。
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
”①江藩却固执己见，没有接受龚的意见，②今人张舜徽也说：“始乾嘉诸经师宗尚古注，精研许、郑，亦特以求是而已，初未尝树一汉学之帜以炫异于世也。
其标立名义，且述为专书以张之者，则自藩始。
”③后世学者对此也多有评议。
另外，《汉学师承记》的出现也使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明朗化，尤其是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与江藩针锋相对，并借此对汉学派学者大张挞伐。
实际上这些只是皮相之见，从江藩所撰全书的特点来看，他采用了寓作于编的方式，其编撰用意并不尽在此，在他为《汉学师承记》所做的自序中有所表露，亦即他对满清统治下文化学术的繁荣持深深的肯定和认同。
在序中他认为三代礼乐兴隆，一坏于秦之焚书，而复振于汉；再坏于晋之清谈，唐虽有所成绩，但也是“弃尊彝而宝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砾”，而“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迨有甚焉”，总而言之，在江藩看来，清朝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鼎盛时期，如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卷首中所言：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诂训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
元明以来，此道益晦。
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
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
江藩在极力贬低宋明道学使得圣人之道衰微的同时，却盛赞清代尤其乾隆年间为儒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吴派、皖派的学术领袖三惠、戴震及其弟子们。
这种表彰，其实蕴含着一种深意：一方面藉此来推尊、标榜清代学术之昌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汉学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这种心态更是体现了江藩对清廷统治的文化认同及合法性认同。
这种观念在《汉学师承记》中多有体现，如云：我世祖章皇帝握贞符，膺图簶，拨乱反正，伐罪吊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
顺治十三年，敕大学士传以渐撰《易经通注》，以《永乐大全》繁冗芜陋，刊其舛讹，补其阙漏，勒为是书，颁之学官。
[1]（2）圣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遗孽，亲征西番，戡定三番，永清六合，然万机之暇，栖身坟典，悦志艺文，阐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线九章之术，天亶睿智，典学宏深，尹古以来，所未有也。
[1]（2）高宗纯皇帝御极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则耆定十全，文德则旁敷四海，富既舆地乎侔訾，贵乃于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
……我皇上诞敷文教，敦尚经术，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
天下之众，向风随流，耸然兴道而迁义，家怀克让之风，人诵康哉之咏，猗欤伟欤，何其盛也。
[1]（3）惟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慕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弦歌在野，担簦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可谓千载一时矣。
[1]（4）在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充斥着江藩对满清诸帝文治武功的鼓吹，体现出他对清廷统治的强烈认同感，就此而言，江藩异于清初以来汉族儒士大夫对满清政权的排斥或不合作。
江藩的这种心态，表明了自清初以来，清朝诸帝基于道、学、政，对中原汉地统治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清代中后期有了结果。
当然，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对中原的有效统治，并赢得了江藩等汉儒的高度认同，与中原汉族儒士大夫的推动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清建国后，李光地等理学名臣就极力迎合统治者，并鼓动清帝将道统、治统合而为一，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道统与治统的合一，才能接续尧舜以来汉族内圣外王的统治理念，才能有效地统治中原汉地，才能最终赢得中原汉儒的政治认同，如其所谓：观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
孟子续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
此道与治出于一者也。
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
……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生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
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
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起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
④于是在李光地等汉儒的鼓动下，清朝确立了“崇儒重道” 的基本国策和独尊理学的文化政策。
由于清统治者出于实用而尊崇理学，使得理学成为高居庙堂之上的幌子，其理论的发展不能随时而更新，以致陷入僵化。
乾隆初年，“究心、理学者盖鲜”，“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
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①，“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
”②可以说，在乾隆时期，从事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注解、考据的研究成为一种风尚，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③汉学考据蔚为一代风气。
江藩作为传统儒士大夫，以明道、传道为己任，认同汉学，并将汉学视为儒学正统，并撰写《汉学师承记》弘扬这种学术风气。
如其在《汉学师承记》卷首中说道：“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
”江藩此言，体现了他作为传统士人深深的责任意识和对立言不朽的追求，更是在认同清朝统治观念下的一种具体实践。
二《汉学师承记》是江藩基于传统儒士明道、传道以备经世致用的理念而作，他通过寓作于编的方式充分展现传统儒士的身份意识。
在这部书中，江藩处处体现了他对汉学的尊崇，对清廷统治的文化认同，极力以一个清廷的护卫者的形象出现。
首先，江藩撰写此书，所用材料多取自于当时诸家碑状传记，与己意相左者，就对之进行删汰剪裁，曲从己意。
他甚至改动他人已有的墓志传记，比如王昶曾经为朱筠写《墓志》为：“君少英敏，博闻宏览，于学无所不通，解经宗郑、孔，而兼取宋元诸儒之说。
”但是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改为：“先生博闻宏览，于学无所不通。
说经宗汉儒，不取宋元诸家之说。
”[1]（68）在这部书中，江藩为了宣扬汉学，不惜改动将朱筠“兼取宋元诸儒之说”改为“不取宋元诸儒之说”，两者意义完全相反，旨趣也大变。
对此漆永祥教授就考证分析说：江氏此数句，采自王昶《墓表》，然曲改其意，王昶《墓表》：“君少英敏，博闻宏览，于学无所不通，解经宗郑、孔，而兼取宋元诸儒之说。
”王氏语为“兼取宋元诸儒之说”，江改为“不取宋元诸家之说”，可谓相差悬远矣。
④漆教授认为江藩由于对宋元学者通过义理解经非常反感，就擅自将朱筠“兼采”改为“不取”，意思完全相反，“相差悬远”。
江藩的这种做法，体现了对汉学的推崇，而对宋明理学的排斥。
在他看来，只有汉学才是圣人之道，才是可以用以经世致用的学问，而宋学“析理至微”，空言无用，如其所云：“盖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于虚而无涯涘，斯乃贤者过之之病，《中庸》之所以为难能也。
儒生读圣人书，期于明道，明道在于修身，无他，身体力行而已，岂徒以口舌争哉？”[2]（1）另外，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人物的选编原则上，注重纯粹汉学之儒，对兼采汉宋之学的儒学基本不取。
如其所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固不著录”。
这样一来，江藩《汉学师承记》甚至将开启清代汉学风气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排斥在外，而取有一孔之见的武亿、徐复、李钟泗等人，以光表汉学。
之所以不取顾炎武、黄宗羲，江藩解释说：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
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
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1]（135）江藩认为，之所以不取他们二人，就是因为黄宗羲、顾炎武尽管都强调实践，与宋学立异，但却都对宋学有一定的认可，观点上“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非真正汉学之儒。
另外，黄宗羲、顾炎武曾经极力抗拒清朝的统治，“甲申乙酉之变，二君策名于波浪砾滩之上，窜身于榛莽穷谷之中，不顺天命，强挽人心，发蛙龟之怒，奋螳螂之臂，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未有不败者矣！”[1]（135）江藩认为清朝入主中原之际，顾、黄二人“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与清廷对抗。
从整个行文措辞来看，此时的江藩俨然是站在清廷的立场上在言说，以维护清廷的统治。
当然，江藩对顾、黄二人在学术上的成就并没有否定，如认为“宗羲之学出于蕺山，虽姚江之派，然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不恣言心性，堕入禅门，乃姚江之诤子也。
”[1]（128）并在其《经师经义目录》中著录顾炎武的汉学研究著述多部。
此外，从江藩撰述此书所选择的人物来看，首卷主记阎若璩、胡渭二人，是因为两人对清代汉学研究的开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卷二、卷三记载吴派的主要学者，卷五、卷六记载皖派的主要学者，卷七主要是扬州学派的学者，虽然清代学派的划分肇始于近人章太炎，⑤但在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的人物编排上已经体现了这种学派观念，可以说成为以地域划分清代学派的滥觞。
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大体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分列，彼此之间有前后相继的关系，“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