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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语系假设摘要：汉藏语系是有数百种有亲缘关系语言的总称，它的研究发端于十八世纪末，经过许多代境内外学者的不断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许多重大分歧，中国是汉藏语系语言分布的故乡，理应对汉藏语系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简要回顾了汉藏语系研究的历史经过，介绍了中国学者目前开展的一些工作，期望在本世纪为推动汉藏语系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汉藏语系；假设；历史比较研究一、汉藏语系研究的历史沿革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是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发凡于十八世纪，当时首先提出的是“印欧语假设”。
英国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发现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古代英语等在形态和动词词根方面有明显的一致性，他假设这些语言来源于同一个母语，经过长期的分化以后，形成不同的语言。
其后丹麦的语言学家拉斯克(Rosmus Rask)在研究北欧日耳曼诸语言时，发现它们与希腊语、拉丁语之间有明显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
到1822年，德国的格里姆(Jacob Grimm)发现日耳曼语辅音大转移的规则，被语言学界称为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
他在语言比较中发现的9条规律后，又发现这些规律主要有3组例外现象。
格里姆之后的一些语言学家对这些例外现象进行了攻关，其中较有名的是罗德纳(C.lottner)、格拉斯曼(Hermann Grassmann)和维尔纳(Karl Vetoer)，他们对一些例外现象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他们的成就引起了学术界巨大的兴趣，并且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历史比较法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汉藏语系概念的提出要晚于印欧语系，大概是十九世纪初。
汉藏语系的语言虽然主要分布在中国，或者说是由中国这块土地上迁移并扩展出去的，但它从提出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跨国界的学科。
开始人们对这个语系的概念并不清晰，有人叫它印度支那语系，有人叫它东南亚语系等等。
研究领域也仅仅是一些汉藏语系语言关系的个别问题的讨论，包括东亚地区的一些语言。
（原载《民族语文》2002年5期）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刘丹青一、语序类型学的重要参项当代语言类型学的目的不仅是要将众多的语言划成数量有限的类型，更重要的是要在研究语言的差异中发现人类语言的内在共性，服务于揭示人类物种共性的更大目标。
本文就想以语序类型学为背景，对照一下汉藏语言中的一些语序现象，讨论哪些课题具有类型学意义，值得我们去深入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为人类语言共性的研究作出汉藏语言学应有的贡献，也以此促进汉藏语言句法研究特别是语序研究的不断深化。
本文所说的汉藏语言取国内通行的广义理解，即包括汉语、藏缅语、壮侗语和苗瑶语。
这只是为了方便，并不表明作者赞同或不赞同将后两个语族归入汉藏语系。
为什么共性研究和类型研究关系最密切？语言类型之所以能独立于谱系、地域而存在，就因为一种语言具有特点A经常也具有特点B乃至特点C。
这样就会有很多同源或不同源、相邻或不相邻的语言共同具有ABC，构成一种类型，与拥有特点DEF的语言构成类型的差别。
为什么有A的也会有B、C？这背后便是语言共性在起作用。
所以通过语言类型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发现语言共性，进而引导学者去解释共性。
语序类型学的参项就是语序在不同语言间可以表现出结构差别的某种关系或范畴，如动宾结构关系可以有VO和OV两种语序表现，动宾关系就是一种参项。
并非所有的参项具有同等的类型学价值。
假如通过一种参项的语序可以多多少少预测其他结构的语序，比如动宾结构取VO语序的语言通常领属定语在后，通常使用前置词，等等，乃至可据以划分类型，那么这种参项就是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研究中价值较高的参项。
我们把当代语序类型学比较重要的参项分为下面几个大类：(一)具有语序蕴涵性（单向）或和谐性（双向）的参项。
假如含一种结构的AB语序意味着另一种结构会是CD语序，这便是蕴涵性；假如有CD语序的语言也意味着有AB语序，则AB语序和CD语序就形成和谐关系。
这类参项有：VO-OV，前置词-后置词，介词短语和核心动词的相对语序（在后置词语言中就指后置词或称格助词短语和核心动词的语序），领属语和核心名词的语序，比较句中形容词、比较基准和比较标记的相对语序，方式状语和动词的语序（如“慢慢走”，walk slowly），助动词和主要动词的语序，等等。
羌语支在汉藏语系中的价值探讨论文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包括羌语、嘉戎语、尔龚语、拉坞戎语、普米语、木雅语、扎巴语、却域语、贵琼语、尔苏语、史兴语、纳木依语等活着的语言及其文献语言西夏语，有的语言还有差异很大的方言，如羌语、嘉戎语、木雅语、尔龚语、尔苏语、普米语。
这些语言的方言，在境外一些学者看来，似乎都是不同的语言。
例如羌语分南北两个方言12个土语；嘉戎语分东部、北部和西北部3个方言；木雅语分东部和西部两个方言；尔龚语分道孚、丹巴和壤塘3个方言；尔苏语分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方言；普米语分南部和北部两个方言。
羌语支语言在汉藏语系中是一支比较保守的语言，也是保留古老面貌比较多的一些语言。
这个语支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的西北部，沿六江流域的河谷[1]，由北到南的狭长地带。
这个地区现在被学术界称为“藏彝走廊”[2]或民族走廊[3]，是近20年来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考古学、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羌语支语言的调查研究，始于19世纪，首先报导这一带语言的是西方传教士或探险者。
20世纪以来，语言学者开始系统记录部分羌语支语言，主要集中在羌和嘉戎两种语言上，对其他语言也稍有报导。
20世纪40年代，对上述语言的调查研究进入深入记录阶段，报导的文章也日渐多了起来。
深入调查研究羌语支语言，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
主要集中在羌语、嘉戎语和普米语上，每种语言各记录15-35个点，每个点记录了丰富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资料。
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展了除上述3种语言以外的羌语支语言识别和调查研究，陆续公布了这三种语言的词汇、语音和语法资料，进行了初步比较研究。
目前羌语支的所有语言的基本描写研究已经大体完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和《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已经对每一种羌语支语言都有一个基本特点的描述，有的语言还分析了它们的方言资料，如羌语、普米语有“简志”，还有方言专著；嘉戎语、拉坞戎语有不同方言描述的专著，而且已经出版；扎巴语、贵琼语已经出版描写性专著，一般都有25万字左右；木雅语、尔苏语、史兴语、却域语、尔龚语等已经有专著的初稿，即将在年内或稍后定稿出版。
对于语词的构成,学者们往往从语义和语法的角度进行分析,以声音为载体的语言,语词在生成过程中除了受到语法语义的制约外,还要受到语音的制约并遵循一定的韵律和谐规律。
在汉藏语系诸语言中普遍存在由四个音节构成的语言单位,我们称之为四音格词,其突出特点是音节间具有语音重叠的关系。
汉语中的四字结构多是由语法和语义构成,但也有一部分四字结构是在一定语音制约模式下形成的。
四音格词已经成为汉藏语系语言区别于其它语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学界一般认为四音格词不是原始汉藏语保留下来的,而是在分化之后语言各自产生的,但它们却表现出共同的语音特征。
一方面,四音格词可以看作单音节为共性特征下的汉藏语系语言呈现出的共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它们遵循了语音构成中相同的和谐规律。
本文通过具体的语料归纳汉藏语系语言四音格词的语音模式,并分析探究每种语音模式遵循的语音和谐规律。
一、四音格词的界定及本文研究的对象四音格词与之相关的术语还有四字格、四字词、四音格的提法。
这些术语都是指由四个音节组成的语言单位,并作为一个整体高频地出现在语句中,但不同学者对这些术语内涵的认定存在差异。
首先对四字结构这一语言现象进行关注的是陆志韦先生,他在《汉语的并列四字格》[1]以及专著《汉语的构词法》[2]66中都讨论了四字格的问题,认为汉语的四字格既是构词格,又是造句格,即四字格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语。
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中也提到四字格,认为四字格主要指固定语:“四音节的音流,是汉语固定语最多见的语音形式。
传统上称为四字格。
”[3]171-172刘叔新的四字格主要指成语。
之后,有学者将新的语言学理论引入四字结构的研究中,如冯胜利在《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中运用韵律理论解释汉语的四字格,指出汉语的四字格是汉语韵律构词系统的产物。
他从汉藏语系四音格词语音模式及韵律和谐研究李春艳(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天津300354)摘要:以声音为载体的语言,语词在生成过程中除了受到语法语义的制约外,还要遵循韵律的要求。
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一员。
汉藏语系分布于全中国、印度北部地区以及缅甸一带，包括约两百多万种语言及其数倍的方言。
而汉藏缅三种语言则成为此语系的大宗。
属于此语系语言的共同祖先语言，我们称之为“原始汉藏语”。
所谓“同源词”，是指在亲属语言之间音义相同或相近的语词。
实际上，不太可能有音义完全相同的例子，一般的同源词几乎都是音义相近的，而且两者之间常有不同之处，因为两个不同语言之间常有由于“音韵变化”及“词义变化”所产生的“音韵变异”及“词义变异”的现象。
在确定同源词是有两个条件：第一，“音韵对应”的规律性；第二，词义的关联性。
所谓“音韵对应”，就是指的各种亲属语言或方言的词或词汇所构成的各个语音间的一种对应关系。
音韵对应有全部的和局部的之分，全部的音韵对应，是指有关的词或词素在发音上完全相同。
这在任何亲属语言或方言的发展过程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如果音韵对应不够对当，就不能算是同源词；而所谓同源词应有语义上的关联，故语义无关者也不能算是同源词。
开展汉藏语系同源词研究，最根本的是要找出一批不同历史层次的同源词，以证明汉藏语系数百种语言是否有亲缘关系的远近。
经过近百年的研究，由于找到一批同源词，汉语与汉藏语的亲缘关系已经基本确定，虽然这些同源词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但是，汉语、藏缅语之间是否存在同源关系，由于缺乏可信的论证，分歧较大。
区分借词与同源词，是解决分歧的关键所在。
从语言研究角度看，要解决汉藏语言发生学问题，就需要建立大规模的语言资源数据，并采用先进语言资料处理技术才可能进行全面的语言资料分析和研究。
然而，找出一批不同历史层次有语音对应关系的同源词研究难度极大，当前最实用的方法只是利用现有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对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做一些梳理和准备工作。
如建立一个包括有汉语古音构拟和汉语方言、藏缅语族语言、侗台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南岛语族语言、孟高棉语族语言等近400种语言和方言的计算机词汇语音数据库检索系统和数十种重要语言的词典库，为进一步开展同源词研究提供基本资料。
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第一篇：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语言类型学是当代语言学的一门“显学”，但目前还不能说已是汉语语言学中的“显学”。
单从语言学理念来看，类型学应当比形式学派甚至功能学派更具有与汉语语言学的亲和力。
形式学派从语法能力的先天性假说出发，通过假设、演绎和母语者的语感测试来寻求生与俱来的普遍语法。
功能学派则抱有与之对立的基本信念，认为语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满足交际或认知功能的需要，于是以此为出发点，致力从语言的使用或理解规则中去解释语言的结构及其演变。
两者不同程度地带有从假设出发、“主题先行”的特点。
语言类型学则更多保留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经验性学科的特性，注重材料、讲究实证、主张旁征博引、提倡归纳推理，力求以事实说话，在调查之前不假设任何东西。
这本是最容易为中国的语言学家认可的研究方法。
然而事实上，在形式、功能、类型三大当代“显学”中，偏偏是类型学在中国国内最少为人了解。
怪也不怪，这与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些“国情”有深刻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学术包括语言文字之学，素有尊夏贬夷、厚古薄今、重文轻语的传统。
虽然华夏-汉民族数千年来就在众多民族部族的大交融中产生发展，中国也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但在汗牛充栋的传统中文典籍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汉语以外语言文字的记述，更遑论研究了。
不要说非汉族语言，即使是各地的方言，除了作为“匡谬正俗”的对象偶尔一现，也很难引起历朝历代学者们的关注。
也就是说，正统的学术向来缺少对异族语言的兴趣，更没有进行语言比较的传统。
进入现代以来，外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都获得了强大了推动力，这本是孕育跨语言比较的很好时机。
可是，50年代过于追求专业分工的前苏联式教育科研体系，以及语言研究队伍和学术兴趣向普通话的高度集中，又强化固化了不同语种研究队伍间的壁垒，形成了纯粹语种导向的语言研究体系。
不要说汉语、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三大队伍很少有切实的交流，即使在古今汉语之间、普通话和方言之间也缺少实质性的沟通，更谈不上在跨语言基础上对语言共性的追求了。
汉藏语系语言存在句研究“存在”是一切事物的运动方式和表现形态。
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空。
面对纷繁复杂的外在世界,人们需要不断地认识、感知这个世界、这个人类,从而达到认识自己。
而语言就是这种认识、感知的外化形式。
存在句就是以表现事物的存在性为主体的语言形式。
本文以汉语与非汉语相结合,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参阅等研究手段,从存在动词的类别差异、存在句的结构模式、分类、句法和语义、语用以及类型学等多个方面,对汉藏语系各语言及方言的存在句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分析汉藏语存在句的结构模式、类别及各构成要素的句法、语义、语用特点,揭示汉藏语存在句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探寻汉藏语存在动词的演变轨迹。
全文共分九章,各章主要内容分述如下：第一章为绪论。
简要说明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意义和价值、创新点和难点、语料来源和语料搜集情况。
第二章为相关研究综述。
全面梳理迄今为止有关存在句和存在动词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汉语、非汉语存在动词和存在句的相关研究,汉语和其它语言存在句的比较研究等。
汉语存在句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包括存在句的概念、范围、结构和分类等,既有共时平面的比较,也有历时平面的考察,还有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存在句的语义、语用特点等。
汉语存在动词的研究主要见于相关论文或著作,没有专门论述的文章。
民族语存在动词的研究,仅限于藏语、西夏语、哈尼语和羌语等几种语言,其它民族语存在动词的研究散见于各参考语法、语言研究和简志当中,没有专门研究存在句的文章。
汉语和非汉语存在动词、存在句的比较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第三章为汉藏语存在动词研究。
指出汉藏语的存在动词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别。
“有/在”类存在动词不仅单纯表“存在”,而且在藏缅语族的大多数语言里“有/在”同形,在表示不同的语义和范围时有动物和植物、有生命和无生命、固体和液体、可移动和不可移动、客观和抽象等类别差异,而汉语、壮侗语和苗瑶语的“有/在”不同形,没有类别差异,我们称之为典型存在动词；其他类存在动词形式都比较单一,没有类别范畴,我们称之为非典型存在动词。
汉藏语系词汇对比研究汉藏语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之一，包含了许多语言，如汉语、藏语、缅甸语等等。
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各种语言在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点。
本文将通过比较汉藏语系中几种语言的词汇，探讨它们的异同点。
首先，我们来比较汉藏语系中两个最为重要的语言，即汉语和藏语。
汉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语言之一，其词汇量达到了十万以上。
而藏语则是一种在喜马拉雅山区广泛使用的语言，它的语法极其复杂，而其中的词汇却非常纯粹，几乎没有外来词。
在比较汉语和藏语的词汇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词汇来源截然不同。
汉语中许多词汇来源于古代汉字，而藏语则几乎所有的词汇都来源于单词，这使得藏语的词汇非常纯粹，没有太多的变异。
其次，我们来比较汉语和缅甸语。
缅甸语是一种在缅甸南部广泛使用的语言，其特点是语法复杂，而且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掌握。
和汉语相比，缅甸语的词汇量相对较少，但种类非常丰富。
在词汇上，缅甸语往往和印度语、泰语等南亚语言有着相似之处。
最后，我们来比较一下汉语和印度语。
印度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使得印度语的词汇在世界语言中也是一枝独秀。
在词汇方面，印度语经常使用复合词，这使得印度语的词汇量相对汉语而言更加丰富。
此外，印度语中的一些词汇也对汉语产生了影响，如“咖喱”、“香橙”、“卡马克”等。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汉藏语系中各个语言在词汇方面都具有各自的特点。
汉语的词汇量极大，而藏语则非常纯粹，而缅甸语和印度语则在种类和用法上较为独特。
尽管这些语言在词汇方面有着诸多差异，但它们都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