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译语考——兼论元明与朝鲜时代译语之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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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116作者简介:葛平平(1990),女,江苏东海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㊂① 事大主义(朝鲜语:)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 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㊂第20卷第3期2018年6月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 S h e n y a n g 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V o l .20,N o .3J u n .2018文章编号:2095-5464(2018)03-0322-06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文献考述及比较以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朝鲜和日本为例葛平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摘 要:以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朝鲜和日本为例,探讨了近代历史上,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发展情况㊂认为朝鲜王朝的汉语教科书数量相对较少,并且种类局限于会话课本;而同时期的日本江户和明治时代的汉语教科书数量繁多,种类丰富,包括汉语综合课本㊁汉语会话课本㊁汉语语法语音汉字课本㊁汉语文化阅读课本㊁汉语方言课本和辞典类课本,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汉语教科书编写系统㊂关 键 词: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朝鲜时代;江户明治时代中图分类号:G 255 文献标志码:A东亚文化圈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在语言㊁文字㊁文学㊁儒学㊁汉传佛教等领域密切联系㊂ 东亚文化圈立根于魏晋,形成于隋唐,衰落于近代[1]㊂初期和中期的东亚文化圈以中原文化为中心,文化传播主要以汉字和汉语为媒介㊂文化传播的方式依赖于以文字形式呈现的书籍文献,而汉语学习离不开以汉字编写的汉语教科书的指导㊂ 域外汉籍,主要指域外所藏中国古籍(包括域外刻本),以及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典籍 [2]㊂域外汉语教科书主要指域外人士编写的供域外人士学习汉语的汉文材料㊂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主要是指朝鲜王朝和江户明治时代日本编写的一系列汉语教科书㊂域外汉语教科书在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产生,是记载当时中国文化形态㊁社会生活㊁语言特征等内容的重要资料,考察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发展情况对研究汉语传播及对外汉语教学具有重要价值㊂近20年来,随着域外汉语教科书相关材料的发现和影印出版,学界开始关注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朝鲜和日本的汉语教科书发展情况,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㊂研究内容涉及朝鲜和日本汉语教科书的版本㊁种类㊁内容㊁特点㊁价值及其对两国汉语教育的影响等方面(汪维辉[3]㊁汪维辉[4]㊁李无未[5]㊁张美兰[6]);也有研究者通过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观察中国与朝鲜经济㊁文化交流情况(王振忠[7])㊂研究成果颇丰,但研究中也存在明显不足:关于朝鲜和日本汉语教科书中的内容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㊂学者们大多关注对朝鲜和日本一些主要汉语教科书的体例㊁内容㊁语言㊁文学㊁文化等相关问题的独立研究,对东亚范围内域外汉语教科书的系统考述及比较十分缺乏㊂本文旨在对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包括朝鲜时代,日本江户㊁明治时代)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的种类㊁内容㊁体例㊁语言现象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考述和比较研究㊂一、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朝鲜王朝时期(1392 1910年)奉行 事大 ①政策,与中国交往密切,因而学习汉语也成为当时朝鲜半岛的重要任务㊂朝鲜时代,官方及民间编纂和使用过的汉语教科书有10余种,包括‘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华音启蒙“‘你呢贵姓㊃学清“‘中华正音(骑着一匹)“‘象院题语“‘官话略抄“和‘汉语官话“等㊂近年来出版影印的朝鲜汉语教科书以丛刊为主,如‘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㊂另外,一些大型丛书中也部分收录了‘老乞大“和‘朴通事“㊂1.朝鲜时代汉语会话教科书(1)‘老乞大“4种版本㊂‘老乞大“和‘朴事通“编成于高丽末期,是整个朝鲜时代最重要的两种汉语口语教科书㊂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乞大“不断修订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北方汉语口语的变化,各种版本的‘老乞大“反映了近代汉语的历史变迁㊂现存的‘老乞大“版本较多,主要版本包括迄今发现的最早版本‘原本老乞大“(成书年代推测为1418 1450年),以及‘翻译老乞大“(1507-1517年)㊁‘老乞大谚解“(1670年前后)㊁‘老乞大新释“(1761年)㊁‘重刊老乞大谚解“(1795年)㊂‘原本老乞大“‘老乞大新释“整体为1册,‘老乞大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则分为上㊁下两卷㊂‘原本老乞大“的 语言与传世的版本存在明显的差异,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8]4 ㊂但4种版本的‘老乞大“皆为对话体,内容主要涉及商贸主题,生活气息浓厚㊂(2)‘朴通事“版本及与‘老乞大“比较㊂目前所见的‘朴通事“主要有3种版本,崔世珍作的‘翻译朴通事“(1517年),目前只保留了上卷;‘朴通事谚解“(1677年)上㊁中㊁下3卷,以及‘朴通事新译“(1765年)㊂‘朴通事“和‘老乞大“是姊妹篇,两书编写体例相同,都采用对话体,注重教材的实用性㊂ 会话课本‘老乞大“‘朴通事“的语言跟直讲体十分接近,比直讲体还要口语化,更能反映当时北方汉语口语的真实面貌㊂ [9]‘老乞大“与‘朴通事“相比取材范围更广,涉及经济㊁风俗和文学等各个方面㊂在词汇量和内容上难度较大,对话内容常以 常言 和古语结束,旨在育人㊂ ‘老乞大“大致相当于初㊁中级汉语会话课本,而‘朴通事“则是高级汉语会话课本 [8]208㊂(3)‘训世评话“㊂‘训世评话“成书于1937年,是朝鲜时代重要的汉语教科书,其现存刊本为1518年的江陵木板本,分为上㊁下两卷,现藏于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㊂‘训世评话“的编写体例明显区别于其他两种汉语教科书㊂它以文白对照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上的传说和故事,取材广泛,涉及‘孟子“‘礼记“‘史记“‘后汉书“‘三国志“‘笑林“‘搜神记“等中国古代经史子集㊂(4)‘华音启蒙“与‘你呢贵姓㊃学清“㊂‘华音启蒙“和‘你呢贵姓㊃学清“是朝鲜时代后期的商务汉语会话课本,采用带有浓厚东北方言特色的口语体㊂书中出现较多东北方言词, 咳(还)㊁增(挣)钱㊁一塘(趟)㊁够(勾) ㊂具体如 光 说作寡 : 寡下个大雪该(咳?)倒不要紧,又刮一场大风(‘华音启蒙“)㊂ 不筭粮食,寡吃穿使用的打得一块算起来吗?著个三百来银子 ㊂‘华音启蒙“中将 喝 说成 哈 : 老爷哈不哈酒呢? 其中 哈不哈 带有东北方言动词 哈 ,同时该句也使用了东北方言极性问的原型形式 V P(动词)-N e g (不)-V P(动词)? [10]㊂方言是一个言语社区中的通用语言,东北方言在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的普遍使用反映了当时朝鲜与东北地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密切交往㊂此外,两书开篇附有中国的千字文㊁百家姓㊁天干地支㊁二十八星宿和算术等基本文化常识㊂(5)‘中华正音(骑着一匹)“系列㊂‘中华正音“大概是朝鲜时代后期对口语教科书的通称,其含义相当于 标准汉语 [11]233㊂现藏于韩国顺天大学图书馆的‘中华正音“抄本共34页,内容跟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所藏的‘骑着一匹“相同,但篇幅比‘骑着一匹“多出约3000余字,有近20000字,是目前所见‘骑着一匹“3种抄本中篇幅最长㊁内容最完整的一种,‘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简称(续编))称其为 顺天本 [11]25㊂顺天本在每句的句末都加上了近代朝鲜语的词尾和助词,利于加强对会话的理解㊂目前所见的其他几个抄本分别为:日本驹泽大学濯足文库收藏‘中华正音“抄本一册,此版本最短,不到5000字;‘骑着一匹“抄本两册,现藏于高丽大学六堂文库,该抄本分上下两册,共23000多字㊂另外还存在两种‘中华正音“抄本,但它们和‘骑着一匹“内容完全不同,实际上是其他两种书㊂‘中华正音(骑着一匹)“系列抄本是汉语会话课本,以北方汉语口语为基础,带有浓厚的东北方言特色,生活气息浓郁,反映了近代中朝关系㊁边境贸易和经济社会面貌等状态㊂2.朝鲜时代汉语文化知识教科书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以会话课本为主,综合性课本㊁语法语音汉字课本㊁文化知识阅读课本㊁辞典类课本几乎没有,只在少数汉语教科书中包含一些中国文化知识㊂‘象院题语“是朝鲜时期供赴京使随行翻译官使用的,内容包括中国风土㊁礼仪㊁习俗㊁制度等基本知识,相当于小百科实用手册㊂‘汉谈官话“主要按部类收集了一些常用的词汇和句子,大致分为 人事官职部㊁天文部㊁地理部㊁时令部㊁服饰部㊁器具部㊁身体部㊁寒暄部㊁动静部㊁一字部㊁不字部㊁长语类 等18类[11]283㊂例如323第3期葛平平: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文献考述及比较人事官职部(附品级)的词语有 皇上㊁阁老㊁尚书㊁钦差大人㊁侍郎㊁秀才㊁在下 等,但也包括 老人家㊁偏房㊁小娘㊁娘们㊁出嫁 等词语㊂可见此书的分类标准并不清晰,也只是一个大概区分㊂寒暄部收录了日常交际中雅俗会话用语,包括的词语有 咱们初会㊁贵姓㊁多大年纪㊁尊名㊁几位哥兄㊁请坐㊁贵庚 等㊂这两部汉语教科书是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为数不多的介绍中国文化知识的两部教材㊂二、日本江户明治时代汉语教科书江户和明治时代,日本国内的汉语教科书在种类和数量方面都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朝鲜㊂目前影印出版的日本汉语教科书大型丛书有‘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㊂1.日本江户时代汉语教科书江户时代(1603 1867年)大致相当于中国清代,当时的日本汉语教科书以唐话课本为主,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以普通汉语学习者为对象发行的汉语教科书,这可以说是日本汉语教科书真正意义上的发端[12];二是唐通事①教育子弟学习汉语所用的家传性质教科书,这是日本汉语教科书的重要源头之一[13]㊂江户时代的汉语口语教科书主要有‘唐话纂要“(1716年)㊁‘唐译便览“(1726年)㊁‘唐语便用“(1726年)㊁‘唐音雅俗语类“(1726年)㊁‘汉语跬步“(编年不详)等㊂江户时代汉语教科书反映出当时日本国内称汉语为 唐话 或 唐语 ,即相对于文言的汉语口语㊂江户时代编写的汉语教科书是为了适应当时中日贸易往来和汉语口语学习的需要,内容依据当时中国通行的南京官话,选取汉语常用词㊁短语㊁惯用语㊁日常口语对话和小曲为材料,同时用片假名注音释义,主题涉及请客㊁婚姻㊁天气㊁生意等,体现了教材编写的实用性㊂‘唐话纂要“是日本现存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教科书,主要选取汉语中的二字话㊁三字话㊁四字话㊁五字话㊁六字话㊁常言和长短句㊂ 二字话 如太平㊁享福㊁快乐㊁快活㊁爽快,主要涉及到双音节汉语词; 三字话 如有才华㊁善诗文㊁真正妙㊁爱读书,主要是汉语三字短语; 四字话 如今日何往㊁许久不见㊁且请少坐,主要为日常用语; 五字话 六字话 如 今日天色好! 今朝天气不好㊂ 主要以汉语日常交际对话为教学内容; 常言 多为民间谚语,如 平常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㊂ 长短句 则采用对话形式,内容长短不一㊂此后,江户时代编写的汉语教科书‘唐语便览“‘唐语便用“‘唐音雅俗语类“‘汉语跬步“和明治时期的‘雅俗清韩通语“也延续‘唐话纂要“的体例,但在具体内容和分类上有所调整㊂‘唐语便览“和‘唐语便用“为了满足日常口语对话教学的需要,选取了大量当时汉语口语对话和长短杂语材料,突出教学重点和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对目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材编写仍有借鉴意义㊂‘唐音雅俗语类“选取当时常用的雅语和俗语作为汉语教学内容,口语教学凸显实用性,雅语教学凸显文化性,因而是汉语语言教学和中华文化教学的结合㊂‘汉语跬步“收录的主要是南京官话方言词,也是日本汉语教科书由南京官话转向北京官话发展过程中最后一部南京官话教材㊂此书注重词语的分类设置,同时向动词类㊁虚词类拓展,逐步趋向实用性㊁系统性和趣味性㊂2.日本明治时代汉语教科书明治时代(1868 1912年),日本汉语教科书种类繁多,编制几乎形成体系化,具有较高的通识性㊁专业性和技能性㊂依据不同的教育教学目标,汉语教科书形成了综合知识㊁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和辞书相结合的编写体系㊂‘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中收录的明治时代的汉语教科书多达318种,包括综合课本㊁会话课本㊁文法课本㊁语音课本㊁文字课本㊁时文课本㊁方言课本,以及辞典类汉语教科书等[14]㊂‘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中收录的明治汉语教科书有119种,分为7大类,即明治一般课本㊁明治语法语音文字课本㊁明治会话课本㊁明治时文课本㊁明治方言课本㊁明治文化阅读课本和明治字词典类课本[15]㊂明治时代汉语教科书采用的汉语从南京官话转向北京官话㊂(1)明治一般课本㊂明治一般课本主要有‘亚细亚语言集㊃支那官话部“‘燕语启蒙“‘清语教科书“‘支那语“‘清语读本“‘官话篇“‘急就官话篇“‘新编中等清语教科书“‘清语正规“‘日清商业作文及会话“‘现代支那语学“等㊂这些汉语教科书适用于普通汉语教学,包含语音㊁文字㊁词汇㊁句型㊁会话㊁篇章㊁汉日互译练习等多项语言技能训练内容,具有极强的综合性㊂(2)明治汉语语法语音汉字课本㊂明治汉语单项技能训练教科书主要涉及语音㊁语法㊁口语会423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①唐通事是指从事日中等国文化㊁贸易交流的翻译官员㊂话㊁阅读㊁文字等听说读写语言技能㊂这些教科书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体系相对完整㊂明治汉语语法教科书主要有‘虚字解“‘支那文典“‘大清文典“‘支那语助词用法“‘官话文法“‘支那语文法“‘文法应用东文汉译规范“和‘支那语动词形容词用法“等,该类教科书具体介绍了汉语虚词㊁助词㊁动词㊁形容词和其他语法知识,反映了明治时代学者对汉语虚词和实词的认识和研究成果㊂针对汉语语音学习,日本学者也相继编纂了一系列汉语语音和发音教科书,如‘支那音独案内“‘日清字音鉴“‘支那语教科书㊃发音篇“‘北京官话声音谱“等,主要针对汉语声母㊁韵母㊁声调等发音问题㊂汉字教科书有‘汉字学阶梯“‘支那文字史“‘日清韩三国千字文“‘汉字原理“等,旨在帮助日本国内的汉语学习者了解汉字知识,从而更好地掌握和书写汉字㊂(3)明治汉语会话课本㊂明治会话课本以 会话中心主义 为编写理念,以汉语官话口语会话为教学内容,主要教材有‘官话指南“‘日汉英语言合璧“‘日清会话“‘自迩集平仄篇四声联珠“‘旅行必用日韩清对话自在“‘兵事要语日清会话“‘北京官话谈论新篇“‘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北京官话日清商业会话“‘二十世纪清语读本“等㊂明治时代,日本不仅对汉语官话的学习十分重视,还十分关注中国各地方言㊂编纂的汉语方言教科书有‘粤东俗字便蒙解“‘支那南部会话“‘台湾会话编“‘台湾日用土语集“‘上海语独案内“‘沪语便商“等,涉及南部方言㊁粤语㊁上海话㊁台湾土语等方言的学习,体现了明治时代日本当局对汉语方言学习的关注和重视㊂(4)明治汉语文化阅读课本㊂明治文化阅读课本主要有‘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现今支那言语风俗独案内“‘支那语教科书㊃北京风土篇“‘北京官话清国民俗生产问答“‘北京官话中外蒙求“和‘普通官话新华言集“等㊂这一类汉语教科书主要介绍中国的社会风俗和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涉及言语㊁时令㊁天文㊁地理㊁器用㊁官制㊁伦理㊁教育㊁婚丧嫁娶㊁饮食等诸多方面,因而这些教科书兼具语言和文化教学功能㊂‘言文对照北京纪闻“‘京话萃选“和‘普通官话新华言集“的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㊁经济㊁民俗㊁文化等各个方面㊂其中‘京话萃选“是日本高级阶段汉语学习者的报刊阅读教材㊂‘燕语生意筋络“‘生财大道“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做生意及经济相关的基本知识㊂(5)明治汉语辞典课本㊂日本明治时代编写了较多字辞典课本,主要有‘英华学术辞书“‘日汉辞汇“‘和汉雅俗伊吕波辞典“‘汉语英译辞典“‘北京官话常言用例“‘对译清语活法“‘日华会话辞典“‘日清言语异同辨“‘日华语学辞林“‘日华新辞典“㊂这些汉语辞典涉及到日汉词汇互译互解㊁汉语官话常用词汇㊁会话常用词汇㊁日语和汉语之间语言异同辨析等,反映了日本学者对汉语研究的纵向深入与横向对比研究的成果㊂三、朝鲜和日本汉语教科书比较朝鲜王朝时期的汉语教科书以汉语会话课本为主,极少涉及语法㊁语音㊁汉字等专项语言技能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及民俗知识的介绍㊂朝鲜会话课本的主题主要是关于日常生活和商贸㊂日本自江户时代以来,汉语教科书种类较多,分为汉语综合课本㊁汉语会话课本㊁汉语语法课本㊁汉语语音课本㊁汉字课本㊁时文阅读课本和辞典课本等㊂朝鲜时代的朝鲜和江户时代的日本汉语教科书的简要比较见表1㊂表1朝鲜(朝鲜时代)和日本(江户时代)汉语教科书比较类型书名形式体例朝鲜会话课本‘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华音启蒙“‘你呢贵姓㊃学清“‘中华正音“‘骑着一匹“‘华音撮要“对话口语教科书,注重实用性朝鲜其他课本‘象院题语“‘汉谈官话“词汇㊁句子汉语词汇㊁句子㊁中国文化知识教科书江户唐话课本‘唐话纂要“‘唐语便览“‘唐语便用“‘唐音雅俗语类“‘汉语跬步“‘雅俗清韩通语“二字话㊁三字话㊁四字话㊁五字话㊁六字话㊁常言㊁长短句口语教科书,注重实用性江户语音汉字会话课本‘经学字海便览“‘唐诗选唐音“‘小孩儿“‘闹理闹“‘官话纂“‘养儿子“语类㊁诗歌㊁规范㊁故事㊁对话文字㊁语音㊁礼仪㊁规范日常对话专门教科书朝鲜时代的朝鲜和江户明治时代的日本汉语教科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㊂1.数量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只有10余种,而江户和明治时代的日本汉语教科书数量则较多㊂据六角恒广统计,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多达318种,再523第3期葛平平: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文献考述及比较加上江户时期的汉语教科书,日本江户㊁明治时代的汉语教科书有330余种㊂相对于朝鲜,虽然日本汉语教科书编写时间起步较晚,但江户明治时代的汉语教科书编写事业发展迅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大致同时期朝鲜汉语教科书的规模㊂2.体例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以对话为主,只有极少数汉语教科书以词汇和句子作为编写形式㊂而日本江户时代的汉语教科书以二字句㊁三字句㊁四字句㊁五字句㊁六字句㊁常言和长短句为主要编写形式,也存在较多以语类㊁诗歌㊁故事等形式编写的汉语教科书㊂明治时期,日本汉语教科书内容更是丰富多样,综合课本包括字词㊁对话㊁段落㊁讲解及汉日翻译练习等㊂此外还有大量以语法㊁语音㊁汉字和时文阅读等为内容的单项汉语技能训练课本,以及共查阅参考的汉语词汇㊁语法工具书㊂3.种类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以会话课本为主,包括‘老乞大“‘朴通事“等系列汉语教科书;关于汉语语法㊁语音㊁汉字和中国文化风俗的教科书则极少,只有少数汉语教科书涉及汉语词汇㊁句子和风俗文化,如‘象院题语“和‘汉谈官话“㊂日本江户明治时代的汉语教科书种类齐全,包括综合课本㊁会话课本㊁文法课本㊁语音课本㊁文字课本㊁时文课本㊁方言课本,以及辞典类汉语教科书等㊂李无未所编的‘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收录的明治一般课本有25种,如‘亚细亚语言集㊃支那官话部“‘清语教科书“‘急就官话篇“等㊂明治语法语音汉字课本有27种,如‘虚字解“‘官话文法“和‘支那语动词形容词用法“等㊂明治会话课本有22种,如‘官话指南“‘北京官话日清商业会话“等㊂明治时文课本有9种,如‘清国时文辑要“和‘中国商业用文“等㊂明治方言课本涉及沪语(上海语)㊁粤语㊁南部方言㊁台湾土语等汉语方言,如‘粤东俗字便蒙解“‘台湾会话编“‘沪语便商“等㊂明治文化课本有10种,涉及到中国的政治㊁经济㊁地理㊁文化㊁风土㊁人情等,如‘言文对照北京纪闻“‘京话萃选“‘生财大道“等㊂明治字辞典课本有10种,辞书的编写反映了日本汉语研究成果的丰富性㊂如‘英华学术辞书“‘日汉辞汇“‘汉语英译辞典“等㊂可见,日本江户明治时代的汉语教科书种类也远比同时期的朝鲜丰富㊂域外汉语教科书是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宝贵材料㊂通过对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的考述和比较,可清晰地认识大致同时期的朝鲜和日本汉语教科书在语言㊁数量㊁体例和种类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及区别,同时也能通过分析域外汉语教科书的编写内容和语言特点发现近代汉语的发展变化㊂另外,通过对朝鲜(朝鲜时代)和日本(江户明治时代)的汉语教科书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的发展存在明显不平衡情况㊂虽然朝鲜汉语教科书编写起步较早,但总体来说发展迟缓,主要局限在汉语会话课本的编写上,导致朝鲜汉语教科书规模较小㊂而日本江户明治时代的汉语教科书无论在数量㊁种类㊁体例和编写的完备程度上都远超于同时期的朝鲜,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㊂参考文献:[1]李铭娜,武振玉.东亚文化圈的形成㊁衰退与重建:以汉字的地位变迁为视角[J].东北亚论坛,2011,20(5):117122.[2]金程宇.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㊃人文科学㊃社会科学),2010,47(3):111124.[3]汪维辉,朴在渊,姚伟嘉.会话书 ‘骑着一匹“系列 研究[J].中文学术前沿,2012(2):101118.[4]汪维辉.‘汉语㊃华语抄略“札记[J].中文学术前沿,2014(1):7182.[5]李无未.‘汉文典“:清末中日文言语法谱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4(6):12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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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化史上,东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长期以来,东亚各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离不开兼通双方语言或多种语言的翻译人材。
“象胥”、“译”、“典客”、“舌人”、“译官”、“译语”、“通事”等,均指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交往时,负责传译的人员。
同样,口译人员也普遍存在于东亚诸族中。
东亚诸族中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日本也使用“译语”这一术语。
考诸文献“译语”这一术语,在东亚诸国史籍中含义有三,一是指充当翻译的口译人员;二是指翻译之事;三是指互译语言[1]。
唐代,大量日本人进入中原学习,日本人习称遣唐使时代。
这一时期,日本、渤海、新罗等东亚国家的职官制度深受唐制影响。
政府中亦设有“译语”之职。
到了元明时期,随着编撰“至元译语”、“华夷译语”等多种对译辞书的出现,“译语”作为口译人员的涵义逐渐消失,只保留了互译之事和对译语汇这两种意义。
但同一时期的高丽则不同,据《高丽史》记载,在高丽“译语”仍指口译人员。
朝鲜王朝受明、清影响较深,也编撰了许多他国语和朝鲜谚文对译语汇。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中国和朝鲜半岛为中心,考就东亚“译语”自唐宋、高丽时期主要指口译人员,到元明朝鲜时代,主要用来指他国语和本国语的对译语汇的演变过程。
一“译语”一词的由来“译语”作为口译官,在东亚诸国中普遍存在,考究其渊源是十分重要的。
(一)《礼记·王制》篇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2]。
这是中国最早有关口译人员称呼的记载。
由此可知,周与四夷交往时,对通东、南、西、北四方周边民族语言的人员有不同称谓。
孔颖达疏解释“其通传东方语官,谓之寄,言传寄外内言语,其通传南方语官,谓之象者,言放象外内言。
其通传西方语官,谓之狄鞮者,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
其通传北方语官,谓之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
我们无法确定孔颖达上述解释的根据所在。
“亚洲/东亚史的研究方法”(复旦大学.2018年春季学期)【说明】本学期的这一博士生课程,主要围绕的是“亚洲”(东亚)、“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问题,通过十单元,结合若干具体历史案例,讨论亚洲史(东亚史)研究的立场、理论和方法。
本课程的计划和要求:(1)教师讲授与课堂讨论各占一半,每位选修者需要准备一次课堂发言,所有选修者均需要参加讨论。
(2)请注意课程大纲所开列之参考论著及文献,要求选修者尽可能阅读(至少大体浏览或选择其中部分精读),以便加深对课程之理解。
(3)选修者在学期中,需交一篇亚洲/东亚史相关论著的书评或读书札记(1000-2000字,评论书目另发)及一篇本课程内容讨论(1000字,围绕本课程内容的讨论,即讨论课中本人的发言大纲),学期末需交一篇2000-3000字的报告,两者各占分数的50%。
第一单元:导论:东亚/亚洲史的可能性【如何处理区域史、国别史和全球史之间的关系?】【阅读论著】葛兆光《結論:预流、立场与方法》,载《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
葛兆光《借邻居的眼睛重新打量东亚与中国——有关中国大陆朝鲜燕行文献研究的评述与思考》,载《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
葛兆光《一国史与东亚史》,载《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16年冬季号。
黄俊杰《作为区域史的东亚文化交流史——问题意识与研究主题》,载《台大历史学报》43期,2009年6月。
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英文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中文本,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特别注意作为“导论”的费正清《一种初步的构想》。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三联书店,2010。
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
罗兹.墨菲《东亚史》(林震中译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第三版,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十五章《东亚地区帝国的复兴》、第二十七章《东亚的传统与机遇》。
古代朝鲜人汉字汉语学习的历时考察作者:季莉君来源:《教育教学论坛》2014年第41期摘要:本文在前人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着重考察了各个时期朝鲜人的汉字汉语学习问题。
古代朝鲜人最先接触的是汉字和汉语书面语的学习,后来在对华外交和经济文化交流中逐渐感受到口语的重要性,遂又开始了汉语口语的学习。
直到李朝前期,朝鲜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文言并重、兼有官学(成均馆、学堂、乡校),私学(书堂、书院),汉语口语(司译院、译学院),质正官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汉字汉语教学体系。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字学习;汉语学习中图分类号:H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1-0073-03一、序言中国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
汉字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它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身处“汉字文化圈”的东亚诸国中,朝鲜半岛受汉文化的影响可谓最为深远。
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国内已有不少的专家学者都有所论及。
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着重考察各个时期朝鲜半岛的古人们是如何学习汉字汉语的问题。
二、统一新罗时期公元675年,新罗在中国唐朝的帮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于神文王二年(682年)效仿唐朝设立了国学,后又于景德王六年(747年)在国学分设了博士、助教。
新罗的国学将《论语》和《孝经》定为必修课,并按照主修课目的不同,将教学科目分为《礼记》和《周易》、《左传》和《毛诗》、《尚书》和《文选》三科。
国学招收的学生都是16~30岁的贵族子弟,且学习年限为9年。
公元788年,新罗效仿唐朝设立了与汉字汉文教育制度相衔接的读书三品科,开始实行科举制度。
《唐会要》卷三五有载:“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
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
朝鲜馆译语
《朝鲜馆译语》是明代会同馆编纂的汉朝对译词书,亦称《华夷译语·朝鲜馆译语》。
该书主要记录了当时的朝鲜语词汇,是研究古代朝鲜语的重要资料。
关于《朝鲜馆译语》的版本,据日本人石田千之助调查,主要有以下8种:
1. 莫理逊所藏明抄本(现存伦敦大学);
2. 近滕守重传本,见于所著《近滕正斋全集》,卷三;
3. 松泽老泉传本,见于所著《汇刻书目外集》;
4. 河内法国远东学院藏本;
5. 稻叶君山藏本;
6. 水户彰考馆藏本;
7. 清人王闻远传本,见于所著《孝慈堂书目》中的《十国译语》;
8. 阿波文库本。
朝鲜司译院“汉学”研究朝鲜司译院“汉学”研究【内容提要】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其中“汉学”的地位非常重要。
朝鲜司译院汉语教学非常重视发音的正确性。
汉学以《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直解小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为教科书。
A Study on the “Han xue ”of the Korean Si Yi YuanAbstract : Chinese , Mongolian , Japanese and Jurchen-Manchu School of the Korean Si Yi Yuan , The “Han Xue”is very important .it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ronounce nicety chinese.in Korean SI YI Yuan . In Si Yi Yuan Laokida , Piaotongshi , Wulunquanbei , Zhijiexiaoxue , Lunyu , mengzhi , Zhongyong , Daxue as text books for Han Xue .国内学者有关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汉语教学、所用教科书等问题的研究论着较少。
相对来说,韩国和日本学者早已有所研究。
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在《朝鲜语学史》[1]一书第五章“支那语学”中,对汉语研究史、汉语辞书、汉语读本、通汉语的学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的《朝鲜日、汉、满、蒙语读本》一文,对司译院“汉学”的读本及其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
韩国学者姜信沆的《韩国的译学》一书,对朝鲜司译院“汉学”通事、所用书籍等进行了研究。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朝鲜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的主要教材。
此二书不仅是研究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的重要史料,对元明时期汉语音韵史、元明时期与高丽、朝鲜的贸易往来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
编辑。
在世界文化史上,东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长期以来,东亚各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离不开兼通双方语言或多种语言的翻译人材。
“象胥”、“译”、“典客”、“舌人”、“译官”、“译语”、“通事”等,均指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交往时,负责传译的人员。
同样,口译人员也普遍存在于东亚诸族中。
东亚诸族中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日本也使用“译语”这一术语。
考诸文献“译语”这一术语,在东亚诸国史籍中含义有三,一是指充当翻译的口译人员;二是指翻译之事;三是指互译语言[1]。
唐代,大量日本人进入中原学习,日本人习称遣唐使时代。
这一时期,日本、渤海、新罗等东亚国家的职官制度深受唐制影响。
政府中亦设有“译语”之职。
到了元明时期,随着编撰“至元译语”、“华夷译语”等多种对译辞书的出现,“译语”作为口译人员的涵义逐渐消失,只保留了互译之事和对译语汇这两种意义。
但同一时期的高丽则不同,据《高丽史》记载,在高丽“译语”仍指口译人员。
朝鲜王朝受明、清影响较深,也编撰了许多他国语和朝鲜谚文对译语汇。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中国和朝鲜半岛为中心,考就东亚“译语”自唐宋、高丽时期主要指口译人员,到元明朝鲜时代,主要用来指他国语和本国语的对译语汇的演变过程。
一“译语”一词的由来“译语”作为口译官,在东亚诸国中普遍存在,考究其渊源是十分重要的。
(一)《礼记·王制》篇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2]。
这是中国最早有关口译人员称呼的记载。
由此可知,周与四夷交往时,对通东、南、西、北四方周边民族语言的人员有不同称谓。
孔颖达疏解释“其通传东方语官,谓之寄,言传寄外内言语,其通传南方语官,谓之象者,言放象外内言。
其通传西方语官,谓之狄鞮者,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
其通传北方语官,谓之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
我们无法确定孔颖达上述解释的根据所在。
实际上,上述对翻译人员的四种称呼“寄”、“象”、“狄鞮”与“译”很有可能是不同语言中对译者的称谓。
与本文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上述四种称谓中的“译”。
《说文解字》解释“译”为“传译四夷之言者”[3]。
据孔颖达疏和《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从狭义角度来讲,“译”指通传北方语官;从广义上来说,又指“传译四夷之言者”。
当两个相距遥远的民族交往时,往往不能找到通双方语言的人员,不得不借助第三种语言,故有“九译”和“重译”之说。
是指进行几道翻译之事,形象的说,就是先将a民族的语言翻译成b民族语言,再将b民族语言翻译成c民族语言,最终达到译成汉语的目的[4]。
《尚书》记载“远方重译而至七十六国”[5]。
《尚书》大传记载:“周成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贡白雉”[6]。
《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7]。
越裳在交趾之南,与汉地相距遥远,语言不通,所以与中原只能“重译”往来。
汉武帝时,平南越置交趾郡。
但是,“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8]。
《尚书》大传与《册府元龟》的记载,内容方面基本相同,只是“三象胥重译”和“重九译”这几个字上的差别。
“象胥”是周官称谓,即上述《礼记·王制》中四方翻译称谓中译南方语言之“象”。
据《礼记》记载“此官正为象者,周始有越重译而来献,是因通言语之官为象胥。
谞谓象之有才知者也”[9]。
《周礼》记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10] 《史记三家注》有“重九译”[11]的记载,《史记》正义解释为“重重九遍译语而致”(《史记》正义是唐人张守节所作,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
在唐朝时期,译语除了指口译人员之外,已经有了指翻译之事和互译语汇这两个含义。
(二)从明人文集中对不同民族、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的命名,体现出“译语”一词的由来与《礼记·王制》篇的记载有关。
明代吴人慎懋赏所撰《四夷广记》[12]中,收入了十三种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
例如,东夷有日本寄语、朝鲜寄语、琉球寄语、瓜哇寄语、满剌加寄语;北狄有鞑靼译语、女直译语;西夷中有榜葛剌译语、安南国译语、还有未标明的对译语汇,但一看便知,是回回馆译语,有波斯文原文和汉字音译及汉译;南夷有占城象语、暹罗象语、真腊象语。
这一命名与《华夷译语》中诸蕃语言和汉语对译语汇之命名有所不同。
大体上是以东、南、西、北四方不同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分为寄语、译语、象语三种。
但是,其中北方和西方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均称为译语;东方(东夷)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称为寄语;南方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称为象语;这一命名应出自《礼记·王制》篇“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的记载。
二译语的设置“译语”始设的具体年代,尚不清楚。
唐宋、日本、新罗、渤海、高丽,都设“译语”,作为口译人员。
(一)唐宋译语唐与中亚诸国、西域、日本、新罗等周边民族、国家之间,有着频繁的往来。
唐朝在相应机构设置了专门的翻译,当时被称为“译语人”,鸿胪寺设有译语人[13]。
唐朝还在中书省下设“蕃书译语”[14]。
据《唐六典》记载:“鸿胪寺译语并记二十人”[15]。
《新唐书》记载,中书省有“蕃书译语十人”[16]。
这是唐朝在中央机构所设置的翻译人员。
除了中央机构设有译语之外,民间也有译语进行翻译活动。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及《李文饶文集》中,多处可见有关译语人的记载。
向达先生指出:“李文饶集多记载唐会昌初年译语人诸事,在京回鹘译语人,屡及石姓译人,谓为‘皆是回鹘种类’”[17]。
唐朝译语,主要由居住在中原的藩、胡人来充当。
在唐以前,已有西域人入居中原。
《后汉书》记载“蛮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鸿胪寺也”[18]。
黎虎认为唐代从中央到地方机构之译语人,多以“昭武九姓”胡人来充任,是因为他们兼通胡汉语言[19]。
《唐会要》记载:“永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中书令褚遂良。
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20]。
史诃担应是当时担任中书译语的中亚史国(今kesh sahr-i-sabz)胡人。
在唐朝,中亚、西域使臣、僧侣、商人往来频繁,他们中间有些人能通诸族语言,常成为现成的口译人员。
关于唐朝政府对译语人素质方面的要求,学者观点不同。
塞诺认为唐朝对译语的要求不高,不要求懂得文字,能懂胡、藩等少数民族语言、而又能通汉语者,可担任译语。
并提出唐朝译语,年龄限在15-20岁,无定数,有专职和兼职人员[21]。
其依据当是《新唐书》所记载“鸿胪译语,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22]。
马国荣则认为唐朝政府对译语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
各边州郡县开设了一些译语学校和短期训练班,培养和选拔更多的翻译人才。
译语人,基本上都是由熟悉汉文化和精通汉语,并长期生活在唐朝的蕃客所担任[23]。
他的依据是“其边州令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意”[24]。
由于译语者,多非汉人,故有时亦存在获取朝廷信任的问题。
例如,李德裕《论译语人状》记载“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
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
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
未审可否”[25]。
这是说,译语石佛庆与回鹘关系密切。
在担任口译时,唐朝方面不利于回鹘的言行不但可能不翻译出来,而且可能私下为回鹘通风报信,故希望有非回鹘亲族的译语在场监督。
石佛庆当为中亚石国(今塔什干)胡人。
向达先生认为其流寓长安应在文宗、武宗之际[26]。
历代以来,译者地位并不高,自明成祖开始,方准许译者参加科试。
译语也不例外,地位并不高。
《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敕。
鸿胪当司官吏以下,各施问籍出入,其译语掌客出入客馆者,于长官下状牒馆门,然后与监门相兼出入”[27]。
《新唐书》“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28]。
黎虎认为唐译语人的地位不得超过七品以下的典客、署令[29]。
宋朝与契丹、女真、蒙古、党项等北方民族时战时和,须有翻译人员。
宋朝亦在四方贡奉使下设置译语通事,皆是为国外或少数民族传译而建置[30]。
据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译者”条“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西方蛮徭谓之蒲义,皆译之名也”[31]。
宋、辽、金时期,均设立通事人员。
姚从吾先生认为“舌人改称通事,大概在唐代末叶,或辽宋初年。
南宋以后,始废舌人、译者,专称通事”[32]。
《宋史》记载“四夷有译语、通事、书状、换医、十券头、首领、部署、子弟之名,贡奉使有庭头、子将、推船、防授之名,职掌有傔”[33]。
这里,译语、通事同时出现,可以看出,宋、辽、金以后,通事作为口译官在北方较为普遍使用的情况下,译语并没有被通事一词所取代。
(二)日本、新罗译语日本、新罗与唐朝有着频繁的外交关系。
日本、新罗多次派使团到唐朝。
译语应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日本、新罗等地。
日本派往唐朝的僧侣、留学生中就有译语。
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派往唐朝的留学生八人中有“奈罗译语惠明”[34]。
根据日本延历寺所藏最澄入唐求法时的台州公验,日本求法僧最澄入唐求法,随行人员中有“译语僧义真”,驹井义明认为义真是“通译”[35],即口译人员。
日本派往唐朝使团中所出现的译语,应是随行翻译人员。
关于朝鲜半岛三国时代译语的情况,朝鲜方面的史料记载非常缺乏。
据《三国史记》记载:“史台。
掌习诸译语”[36]。
这里,译语应是指对本国语和外国语的翻译之事或指翻译语汇。
不是指口译官。
这一史料证明,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已出现了学习各国语言的情况,而且,由史台掌管此事。
其目的应该是为从事翻译而学习外国语。
关于新罗译语,日本方面的史料多有记载。
正填补了朝鲜方面史料记载之不足。
《日本书纪》记载:“由是天皇诏大伴大连室屋,命东汉直掬以新汉陶部高贵、鞍部坚贵、书部因斯罗我、锦部定安那锦、译语卯安那等迁居于上桃原、下桃园、真神原三所”[37]。
《日本后纪》记载:“六年(815)春正月壬寅,是日停对马使生一员置新罗译语”[38]。
《日本后纪》记载:大宰府报告,西海出现三艘新罗船,因语言不通,消息难以了解,“差新罗译语并军毅等”[39]。
毫无疑问,新罗译语的作用应是消除语言阻隔,传译双方语言。
译语卯安那、新罗译语应是日本方面,懂新罗语的口译人员。
(三)高丽译语《高丽史》中多处出现有关译语的记载,小仓进平早已提出《高丽史》中频繁出现的译语应为口译人员(通译官)[40]。
《高丽史》记载“置司译院,以掌译语”[41],指出在高丽时期,司译院应是掌管译语的机构。
据《高丽史》记载,文宗二十七(宋熙宁六年,1074)年五月,西北方面兵马使报告,请求派乡人来观战,于是遣“定州郎将文选及将校译语等着蕃服与”[42]。
这是说高丽与女真、契丹为东蕃问题争战时,将校译语等穿上蕃服去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