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的破裂 讲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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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分析一下三大阵营促进国共合作的动机。
之所以要分析动机,因为隐患、祸根都是最初埋下的了。
首先分析一下国民党:1、借苏维埃之手整顿党内风纪民国期间,孙中山受到三方面问题的折磨:外国帝国主义、党内纷争和国内冲突。
他发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辉煌成就倍加令人鼓舞,苏维埃的友好示意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教人欢欣振奋。
正如他将俄国的成功归于良好的党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孙中山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纪律窳败、组织松散及思想灌输不力。
孙中山急于采取苏维埃的成功模式来改组国民党,并且为其国民革命寻求苏维埃的援助。
2、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各种叛乱,例如陈炯明军事政变,南方督军公开阻挠。
同时西方支持军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曾经贷款给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英国公使向袁世凯提供军火,阻挠孙中山、黄兴在香港登岸。
3、孙中山的理想主义孙中山希望将中共包含的劳工、年轻一代的新鲜血液注入国民党。
并且认为两党都有着反帝反军阀的共同目标。
他认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有权参加其国民革命。
当然,孙也认为这样可以拉近和苏维埃的关系,从而削弱苏维埃对于军阀的支持。
苏维埃的动机:1、借国民党之手发展中共影响力1922.8.12共产国际派遣了越飞来中国,精心策划『苏维埃—国民党—共产党』合作的基础。
1923.1.12,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派遣经验丰富的外交家鲍罗廷来中国,帮助孙改组国民党;另外,派遣格林来帮助训练一支党的军队。
同年蒋介石前往苏维埃学习军事体制思想、纪律方法,三个月后回国负责创办黄埔军校。
2、为了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内部瓦解国民党)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共产党的动机:苏维埃大佬叫我这么干TAT中共真的不太想这么干,因为:1、担心国民党腐化共产党陈独秀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命令,因为他担心国民党会对中国共产党中的工人农民党员产生腐化影响。
陈评论道:『只不过是因为第三国际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才勉强承认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的必要性。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深析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建立民主阶级联合统一战线的主张。
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
1924年1月,国名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阐释了“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但是随着北伐的进军,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及孙中山的逝世,以蒋介石,季戴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和“新军阀”势力,在1927年后加紧反革命扩张公开打出反共旗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国共合作的破裂有以下原因:一、国共两党的阶级性质和对革命目标的根本分歧第一次国共双方走向合作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辛亥革命失败,军阀混战,弱小的国共两党只有联合才能取得更大的影响力。
但是由于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所以从根本上是对立的。
所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采取的不是“联合”,而是所谓的“容纳”,孙中山在1924年7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就声明:“本党肌肤有中国革命之使命,既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
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唯以其言论言论能否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整肃纪律”,总之孙中山不允许共产党“自树一帜,与国民党争衡”;“若共产党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孙中山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和防范心理明确显示了国共合作的不可持续。
二、新生的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幼稚性和对革命的高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新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集团,其幼稚性很多,主要体现在1、对于自身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不成熟,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与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经验;2、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分析不够,低估了政治形势的复杂,所以没有把握时局,并且对于革命的难度预计严重不足。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原因摘要: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北伐战争时期,其破裂的原因众说纷纭。
本文主要介绍了几种主要的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国共合作失败共产国际矛盾分歧声势浩大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在蒋介石和汪精卫接连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之后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由多个方面,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共和国民党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合作过,或者说在合作过程中存在众多分歧与矛盾,最终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
一、国内矛盾的激化国民党在1924年至1926年对农民运动的支持,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广东的地主阶层大多是支持陈炯明的。
但北伐的革命风暴席卷湖南、湖北、江西后,这一地区大多数军官被吸收到了革命军中,一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除非培训了很多农民鼓动员的共产党同意取消土地革命(此前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工作一直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
1927年4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立了成员包括毛泽东和谭平山两名共产党员在内的五人中央土地委员会,毛泽东为组长。
由于共产党在该小组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制定了一部体现无产阶级性质的土地法草案,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
该草案规定“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
这个文件最为关键的就是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如何界定,五人小组没在草案中写入他们小范围讨论时的界定标准:“有地三十亩以上的富农、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均是反革命。
”虽然后来这一草案向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妥协,但在执行过程中就不可能控制住局面,农民们简单而粗暴的采取“没收一切土地的措施”,并且以暴力反抗租税。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的一些党员犯了左倾激进主义错误,在执行这一法案时过快过急,甚至使用暴力,造成了大地主阶级的反弹。
又由于配合大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兴起,工人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抵制资本家的剥削,要求制定劳工法案。
这就严重影响到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他们不再像革命早期那样热切的支持大革命,相反却越发表现出他们的不满。
第1卷第2期南京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No.2 1999年6月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Jun.1999文章编号:1008-603X(1999)02-0014-04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探究杨贵昌(南京邮电学院社科部,江苏南京210003)摘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是必然的,其因在于:这是一次地位上不平等、力量上不平衡的合作;合作是国民党、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三方面各自不同的策略方针所促成的;孙中山的过早去世和北伐战争的迅速胜利;不利的国际环境。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对这一必然性缺乏认识。
关键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必然性中图分类号:K26216文献标识码:A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
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必然性的研究,因而也就难以准确地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的失误。
本文试图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必然性作一剖析,以就教于读者。
为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是必然的呢?原因如下:一、合作双方在地位上不平等、力量上不平衡第一次国共合作可以说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手促成的。
他在1921年下半年与孙中山会谈几次后,先后向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提出国共实行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等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一建议持反对态度。
他们只同意党外合作,不同意加入国民党。
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马林的意见,指示中国共产党在保持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必须加入国民党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
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孙中山的态度有关联。
因为孙中山虽同意国共合作,但只同意党内合作,即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坚持这一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国共两党在资历、力量和在人民中的影响都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因此两党在合作中的地位也不应是平等的。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收稿日期5两党实行党内合作是唯一途径。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深析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在反对封建军阀的道路上苦斗着。
但无论是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还是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都遭到失败。
这使孙中山处于极度苦闷之中,他对“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状况痛心疾首。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在共产国际的倡导下,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联合共产党,改变脱离群众、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的道路。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战线的主张。
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讨论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正式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
8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知识,经充分讨论决定,在国民党改组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
次年6月,中共三大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孙中山接受了中共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同意国共合作,欢迎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加入。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但随着北伐的进军、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孙中山的逝世,以蒋介石、季戴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和“新军阀”势力,在1927年后加紧反革命扩张,公开打出反共旗帜,在各地接连制造反革命叛变事件。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宣告这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
国共合作在当时,如果可以正常发展下去,对抗日战争必然会起着积极的影响,但我们慢慢分析就会发现,国共合作的解体,是必然,绝非偶然一、国共两党的阶级性质和革命目标的根本分歧这一次国共双方能走向合作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
今天要讲的是国共合作的破裂,(在黑板上写:国共合作的破裂,国民革命内部的危机)北伐在军事上越是接近胜利,国民革命内部的危机就越是严重。
终于围绕以下的问题爆发了冲突,(写迁都之争)一个问题就是迁都之争,追随鲍罗廷支持汪精卫的国民党人,他是主张迁都武汉的,而蒋介石主张迁都南昌,因为南昌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的驻地,这是一点。
(写共产党组织了工农运动)第二点就是共产党组织了工农运动,极大地冲击着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
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力量,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一些势力集团在蒋介石的周围,羽翼丰满的蒋介石更加坚定了反共的决心。
于是蒋介石发动了政变。
(写国共合作的破灭,四一二反动政变)大家看这张照片(四一二政变),这就是四一二政变。
1927年4月12号蒋介石使用惯用的伎俩先让清洪帮对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然后以调节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武器,逮捕抵抗工人,第二天又向游行的工人扫射,然后以清党为名大规模的搜杀共产党人及群众。
这是四一二时期蒋介石下令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队部的图片,这有一小段四一二反动政变的录像。
那么7月15号,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召开中央会议,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先后有26000名共产党员被杀害,有31万名群众被杀害,这可以算是我们党遭受的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大家看这就是李大钊。
那么李大钊领导了当时北方的群众运动,后来遭到北洋军阀的通缉,他的北方的领导机构就迁到了苏联大使馆。
27年的4月6号张作霖派人搜查大使馆,抓捕了很多人。
28号李大钊被杀害,当时只有38岁。
我们都很了解他,他是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的人,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27年5月6日的《申报》报道了当时执刑的这种情况李大钊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为什么国共合作会破裂?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又有哪些呢?(写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我想这个因素是比较多的,(写国共两党的分歧)一方面是由于两党的利益取向和政治意向的不同,刚刚说了对反帝反封的理解,这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共产党缺乏经验,陈独秀放弃领导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共产党处于幼年阶段,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包括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也负有一定责任;(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孙中山等主张国共合作的人物去世)第三个原因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第四个原因就是孙中山、廖仲恺这些主张国共合作的中坚人物先后去世;(帝国主义的干涉)第五点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
大致说来有这样几个因素,下面我们就着重分析其中两点。
我们说国共合作破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那么从共产党这个方面来说,(画五角星)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因为在陈独秀看来,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在这场革命中是当然的领导。
他在这样一些文章,比如说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样一些文章里边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做了基本的分析。
他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也就是他所说的二次革命论,毛泽东后来就批评说,国共合作以来,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里去,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主动放弃了领导权。
大家看下面这段话,这是胡乔木讲的,我个人认为它分析的很透彻。
胡乔木说,陈独秀是一个书生,,缺乏政治经验,他在整个大革命期间,迷信群众运动,这跟他的二次革命论有关系。
但是他是完全幻想的,认为只要有群众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就行了。
这种思潮有相当的代表性,这种思潮在共产党中的作用,就是在应该取得胜利的时候不敢胜利,不想胜利。
如果胜利了,感到没有办法,所以,军队不要,政权也不要,就专搞群众运动。
这段话是胡乔木在谈中国党史时说的,之后他还说,共产党是把大革命发动起来了,但是不能领导,没有政治经验、没有政治胆量,胜利逼到面前来了,反而退却了。
蒋介石在同共产党斗争时,搞赌博冒险,开始时是比较心虚的,他的力量是一步一步在冒险得手中增长的。
每前进一步,成功了,力量就增加一些,我觉得这两段话说的非常好。
事实正是如此,在北伐的准备阶段,共产党有三次让步,第一次是政治上的让步,是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的时候,在二大上,广东的同志提出要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当时二大代表里左派是占多数的,也就是说,实行这个计划是有保证的,但是党中央没有同意,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国民党二大选举的时候右派在国民党中执委占了多数,蒋介石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这是第一次政治上的让步;第二次是军事上的让步,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我们知道第一军之外的各军部都想反击蒋介石,但是党中央采取了妥协的方针,让党员退出了第一军,辞退了部分的苏联顾问,其实当时的蒋介石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公开分裂,因为他后来在中山舰事件后也承认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过于仓促;第三次让步就是党务让步,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了限制,像毛泽东、林伯渠等等都失去了国民党中央部长的职务。
那么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兵力仍然是占少数的,而且,所有的群众运动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果有正确的方针政策,打垮蒋介石还是有可能的,这是在北伐阶段我们有三次让步,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几次反共的活动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
正像胡乔木说的,蒋介石搞赌博么,一步一步,每走一步力量就增加一些,那么在北伐出师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就是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就这个问题,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开会,张国焘代理主席说。
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所以后来周恩来回忆在北伐中我们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
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的地位提高。
说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其实,这些都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
(画五角星)那么,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些档案解密。
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尤其,是对陈独秀的错误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也就是说,共产国际联共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刚才说过,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各国共产党都是他的支部。
我这里有一个统计的资料,从1923年到1927年,这五年的时间里,苏联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议,做出738个决议,无论大事小事都有指示,大事当然是国共合作的问题有指示,小事比方说,你去见蒋介石说什么话都有指示。
可见陈独秀这个总书记当时难当的很。
我们都知道陈独秀当时在党内的威望是非常高的,以他回忆当时党里叫他老头子,中国的列宁。
我们也知道陈独秀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的同乡胡绳说他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十六七岁的时候,反对科举,反对包办婚姻,反对清廷,反军阀,反孔教,反对旧文学,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
在共产党内反对苏联共产国际代表干涉,后来犯了错误拒不检讨错误。
所以胡绳说他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
他个性是非常强的,但是我想说的是,陈独秀也是一个有强烈的正义感,对国家社会有强烈责任感的一个人。
他一生奋斗,多次被捕,他在1919年美洲评论,曾有一篇文章叫《研究室与监狱》,里面有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于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
陈独秀是这样一个人,个性很鲜明的,那么苏共中央用这么多的文件把他捆住,而且还派了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文件的执行,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的帮助我们可以独立干革命,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是个共产党员,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他要服从莫斯科,只能做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人,那么关于这一点,鲍罗廷和维经斯基曾经所过一段话,鲍罗廷曾经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
维经斯基后来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胡乔木关于共产国际这样的组织的弊端也说过这样一段话,胡乔木说,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种组织永远不能搞。
每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是正确还是错误,又都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判断。
这样做的结果。
就是俄国要变成世界的统治者,虽然列宁主观上并不是这样想的,这一段话就是胡乔木说的共产国际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毛泽东也说过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对中国的影响是两头好中间坏。
实际上,国共合作中始终存在着一股暗流反对国共合作,最终导致了破裂,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汪精卫的一段话,汪精卫的这个叙述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汪精卫说,国共两党为国民革命而合作时,可以打一个比喻,如大家共坐一艘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有的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又香港到上海的时候,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国民革命的时候,也是不会有问题,然而到了上海之后,便怎样呢?……一个要驰往天津,一个要驰往日本,如何不生冲突。
所以汪精卫说,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容共之后嘱定分共,是不可免的。
那么处于幼年阶段的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一点,大革命遭遇的这个严重的挫折可以说给共产党人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比如说,1.在党的建设方面,怎么样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看这张表,大革命时期可以说是共产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1921年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53名党员,这53名党员主要都是大学的师生,后来逐渐发展到22年有195人,国共合作前也只有400多人,但是国共合作建立后,慢慢的发展,25年900多人,26年4000多,26年11月1万8千多,到27年四月份的时候将近6万名,而且可以看得出来其中党员的成分发生很大变化,从一开始的知识分子,后来有些工人,24年上半年40%,25年50%,26年70%,到了27年的时候,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只占了19%,军人占了3%,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表格上可以看得出来,从21年到27年,党员扩大了1000多倍,在这将近6万多名党员中我们不要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95%的党员都是在25年后入党的,68%是在26年11月入党的,这样一批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可以说在党内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其中也不乏投机者,因此,怎么样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这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教训,还有一点就是说,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国共合作的破裂,在白色恐怖之下,可以说这是一块试金石,当时的确有很多的党员纷纷退党,李维汉当时就有回忆,当时报纸的中间有很多人宣布退党,这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我们来看一下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13位一大代表的表现如何,(13位一大代表的带来的启示)我觉得这13位一大代表的3种不同的人生道路,或者说人生结局或许会给我们某些启示,第一种是毛泽东,董必武,李达,他们始终坚持信仰,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过,我自从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这个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毛泽东始终站在了革命的潮头,领导了中国革命,那么这五位呢,何叔衡,王尽美,陈潭秋,李汉俊,邓恩铭,他们都是在革命的年代为革命而牺牲的,这是第一种类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类型就是包惠僧,刘仁静,他们,都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动摇脱党,都跑到了敌人的营垒,但是到了晚年有所认识,建国以后回到了人民的行业,第三种类型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周佛海,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是1927年投靠蒋介石,后来当了汉奸,被判死刑,陈公博,也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也被判死刑,张国焘,35年另立中央,38年逃到国民党,79年病死在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