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一次合作_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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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一、国共合作1、国共合作的条件与方针(1)条件:①必要性——中共在二七罢工中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
②可能性——国民党是比较真正的民主派,孙中山欢迎中共与其合作。
③重要外因——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
(2)方针:①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中共合作,改组国民党。
②共产党:召开中共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3)合作方式: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合作方式——组织形式(中国国民党)——领导权保持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帮助国民党改组成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4)局限:没有提出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2、实现——国民党“一大”(1)时间:1924年初。
地点:广州(2)议题:国民党改组问题(3)内容:提出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毛泽东分析:第一,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都是民主革命新时期的产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
第二,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实质内容,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升华,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要求,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革命的真实反映。
第三,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相互依托,但不可混为一谈。
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纲领,三大政策是具体方针。
没有三大政策,就无从体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担负的新责任;没有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则不可能形成思想体系,无法在民主革命实践中充分发挥其效能。
第四,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新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谋求中国独立富强的精神,“联俄”“联共”是反帝的必然;新“民权主义”期盼的是中国国民的真正自由平等和人权,即“唤起民众”。
中国是农业大国,“唤起民众”必然唤醒工农,“扶助农工”实际上是新“民生主义”的具体实施。
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首次建立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
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我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
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
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
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
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
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
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作者:姚金果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2年第07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起到了决定和推动的作用。
在第一次合作前期,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和维经斯基在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以陈独秀为领导的共产党人在面对共产国际的意见分歧时,他的立场是什么呢?一、国际命令:加入国民党1922年12月20日左右,马林再次回到莫斯科。
他发现,在他离开莫斯科的这几个月,共产国际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意见已经占了上风。
尤其是当他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一秘密决议之后,更是坐立不安,当即要求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申明自己的看法。
12月29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马林作了长篇发言。
他汇报了自这年8月回到上海后的工作,并向共产国际领导人表明:在国共合作上,中共领导人已经统一了认识,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
他介绍了国民党的情况,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先进性”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说: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绝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
我认为,这个团体完全有理由说,共产主义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能得到发展。
[1]马林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一阵议论,有赞成的,也有表示反对的。
维经斯基是反对最激烈的人之一,他认为马林低估了中共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完全有能力独立展开工作。
会上发生的争论一直难以平息,因此也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
于是,会上决定成立一个临时的“中国委员会”,吸收马林、维经斯基参加,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指示。
会后,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在共产国际内部又进行了多次争论,布哈林根据争论的结果起草了一个提纲。
1923年1月6日,在讨论布哈林提纲的会议上,马林和维经斯基再次发生争论。
马林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为了说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有充分的行动自由,马林举了《向导》周报的例子。
第一次国共合作〔摘要〕大革命时期,许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中,不乏有人曾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含其前身)在历史上有过组织联系或个人交往。
但是,这部分同志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并非是孙中山“招回旧部”,而是严格执行了中共相关决议的结果。
而孙中山之所以如此决策,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
〔关键词〕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跨党党员一、何谓“新鲜血液”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是在国共党内合作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但是,众所周知,这一合作形式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受到诸多方面的干扰甚至破坏。
面对纷纷争议,孙中山在回答宋庆龄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曾深刻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那么,这里的新鲜血液指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指的是共产党员,或者更精确一点说,是指跨党党员.但是,弄清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新鲜血液”的“新”在什么地方,这就又必须首先认真考察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实际状况。
就当时而言,“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然而,它又是一个成分芜杂、组织松散的党。
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后,成员虽有所增加,但指导思想、政治纲领和组织纪律均存在着严重缺陷,党员“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真正为本党主义去奋斗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做不上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甚至“从前曾为民国打过江山的健儿,现在亦变为背党降北的叛徒”。
对此,孙中山深感痛心。
在武力护法屡次受挫的惨痛教训中,他逐渐萌生了变“军队战胜”为“党人战胜”的决心,并逐步坚定了自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
但是,国民党的现状无疑是其实现奋斗目标的巨大阻碍。
因此,他迫切需要“以俄为师”,“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以“重组本党,严格训练党员之思想与行动,使全体党员共负革命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