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论的转向论

摘要：中国新时期文论有两次比较重要的转向，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极左时期浓厚的政治附庸性转向对文学形式美的诉求；第二次是在90年代初期，泛文学观念产生，走向“大众文化”时代。

两次转向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原因。

认为，面对大众文化的全面兴盛，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失去了理论表述力，恢复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合法性将是文学的一个必然策略。

关键词：新时期；文艺理论；审美意识形态；文化工业时代当代文论的“新时期”定义是在一个具有强烈的政治语境中开始使用的。

文艺理论家们在获得解放后，急切地需要通过以命名的仪式来与噩梦般的岁月告别，也迫切地需要文论随之变革。

1978年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使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来界定文革后的文化现状，基于此而生的文艺理论也与过去有了不同。

笔者认为，这种不同是通过两次比较重要的转向来实现的：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极左时期的文学的政治附庸性转向对文学的形式美的诉求；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泛文学观念产生。

1、社会的发展使新时期文论转向成为必然极左时期，文学一度成为了政治的附庸。

改革开放，给经历了几十年思想封闭的中国人以直接面对西方文艺思潮的机会，于是，西方现代派文艺作品以及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创作界和理论界成为热门话题。

解放思想，拨乱反正，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不管是创作还是理论，都呈现出空前的活力。

先是在小说界，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出现，对在政治旋涡中被扭曲和淹没了的人性进行反省和重塑。

这些作品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了已经厌倦了紧张的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

评论家们也就文艺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正确开展文艺的理论批评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学创作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影响与流毒，文学评论要防“左”也要防“右”。

李剑的评论文章——《歌德与“缺德”》，对“伤痕文学”作了显然不合时宜的批判，他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

在当年极“左”路线急需清算、“伤痕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李剑的这种“异论”引来了“百家争鸣”。

正当读者陷于一片意识的泥淖中的时候，以王蒙为代表的意识流开启了学习西方现代派艺术形式的先声。

马原、洪峰、余华、孙甘露、格非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裹挟着西方现代小说技巧冲击着传统的小说接受模式。

这些小说因叙述技巧的反传统和叙述者的“肆意妄为”而被视为一种“非常规”的东西。

评论家王冀邢先生说：“这里的非常规是指它不讲究真实，不讲究生活中常规的真实。

我们不要多余的东西，那种貌似生活，貌似自然的真实，其实是一种貌合神离的东西。

”对意识流小说的赏析，增添了独立思考的氛围，加快了思想解放的步伐。

在诗歌界，首先是“归来”的诗人吟唱精神枷锁解除后的感性愉悦，接着是朦胧诗人塑造民族理想的精神表述，然后是第三代诗人以诗歌的名义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

在深圳举行的“现代诗群大展”中，从名目众多的流派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诗人们的自由而张扬的艺术个性。

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本体理论是关注的中心。

曾经流行的理论话语有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

这种当时在西方已经属于过时的理论，对于刚刚经历了政治旋涡的撕心裂肺的折磨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来说却是一片象牙塔。

因而当时这种形式主义文论的引进和流行，从深层次来说，它也是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的。

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始终与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对于以反映论为基础的认识论文学本质理论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警惕。

所以，无论是创作和理论，这个时期的文艺都对形式的探索表现出浓厚的热情。

美学家阿多诺说：“形式本身是一种具有破坏作用的抗议。

”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赋予了艺术形式的革命性。

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往往都是从表现方式的解放上开始的，因此阿多诺说，表现形式的解放是所有现代艺术的温床。

形式是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的，对传统形式的解构，体现知识分子立言的权力，也为他们曾经的失落和受到的伤害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