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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世说新语》成书的社会氛围魏晋名士风流被后人不断搜集整理是《世说新语》得以成书的材料源泉，但《世说新语》之所以能够在刘宋时期编纂结集，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刘宋时期从皇室到文人阶层的兴趣习好和社会风气。
而这些习好和风气正是刘宋时人与魏晋名士的心有灵犀之处。
一、作为刘宋王朝的皇室成员，刘义庆及所属的刘宋王朝对文章著述的喜好是整个南朝时期文学兴盛发达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彭城刘氏虽然行伍出身，门第不显，但却一直推重文学。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称：“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
孝武多才，英采云构。
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
”[i]受此风气影响，刘宋王朝各宗室藩王多有文采出众者。
如南平王刘休铄、建平王刘弘及其子景素、庐陵王刘爱真、江夏王刘义恭、始兴王刘濬[ii]，包括临川王刘义庆等，都以爱好文义著称。
《隋书·经籍志》别集类著录《宋武帝集》十二卷、《宋文帝集》七卷、《宋孝武帝集》二十五卷、《宋长沙王道怜集》十卷、《宋临川王义庆集》八卷、《宋江夏王义恭集》十一卷、《宋南平王铄集》五卷等。
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别集类也著录《刘道规集》四卷、《刘义欣集》十卷、《刘义宗集》十二卷和《刘义季集》十卷等。
因此刘师培说：“宋代文学之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
”[iii] 刘宋王朝出身微寒而注重文义，与晋宋之交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及其社会影响有密切关系。
罗宗强先生在谈到元嘉时期上层社会的权利格局变化及其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时认为当时上层社会一个重要的心态变化，就是东晋王谢等大族因已经失去以往的至尊权力而感到伤感和悲哀，“不仅谢氏一门如此，其它高门世族，也同样感受到最初到来的衰败的气息。
他们也同样在位尊望重的外表下，面对日渐衰败的现实。
他们的愿望与能力，已不再是拥有中枢实权，而是自保家门而已”[iv]笔者以为这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新上台的刘宋家族则恰恰相反，他们拥有的是权力，而缺少的则是门第和文化上的至尊和垄断地位。
第25卷第3期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 ol.25N o.3 2005年8月 Journal of Y ancheng T eachers C ollege (Humanities &S ocial Sciences ) Aug.2005[收稿日期]2005-06-03[作者简介]宁稼雨(1954- ),男,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古代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
从《世说新语》看人物品藻活动的内涵变异宁稼雨(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的分析,探讨汉魏时期人物品藻价值取向的演变。
其发展轨迹明显地是由道德伦理转向政治才能,进而再转向审美的判断。
【关键词】《世说新语》;人物品藻;内涵;变异【中图分类号】I207.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5)03-0048-07 魏晋士人的人物品藻活动及其与《世说新语》的关系向为学界同仁所关注,近年来又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活动对于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发展演变的贡献。
这些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但人物品藻活动何以由政治人才选拔的例行渠道变而为传统审美意识发展演变的载体,其间起决定作用的杠杆是什么,却是人们言未尽意的地方。
本文认为,魏晋时期门阀士族与皇权之间在政治上的对峙关系中士族一边的逐渐看长,直至形成门阀政治的局面,使士族自身社会地位和许多士族文人身份角色发生很大变化,由此导致了人物品藻活动逐渐脱离了它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
《世说新语》正是这一变异的形象而生动的写照。
作为一般性的人物评价,在中国古已有之。
但其间价值取向的演变发展轨迹明显地是由道德伦理转向政治才能,进而再转向审美的判断。
从《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看魏晋的理想人格张成【摘要】《世说新语》是汉魏六朝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志人小说,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间大量名士的逸闻轶事和清谈风貌。
其中《识鉴》、《赏誉》、《品藻》等人物品藻内容生动地表现出魏晋士人对理想人格的赞美和欣赏,集中体现在：重德行,推崇品格高洁;重才能,赞誉政治才华和艺术才情;重情感,突显率性真意;重神韵,追求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
%Enjoying the most achievement in the novels on people in the period of Han,Wei and Six Dynasties,Shi Shuo Xin Yu records many famous people＇s anecdotes and their ideal talks in Wei and Jin Dynasty.Some parts in Shi Shuo Xin Yu,such as Shi Bie,Shang Yu and Pin Zao,represent the admiration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ideal personality,which emphasizes noble morality,outstanding political and artistic talent,frankness and pursuit of the highest level of personality ideals.【期刊名称】《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00)005【总页数】5页(P52-56)【关键词】《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理想人格【作者】张成【作者单位】徽商职业学院基础部,安徽合肥23002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2南朝刘宋宗室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汉魏六朝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志人小说，主要记载汉末、三国至两晋时期士族阶层的言行风貌和琐语轶事，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浅析《世说新语》对《人物志》中人物品评理论的运用
《世说新语》和《人物志》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有权威性的文学作品，他们在传承晋文化的同时，也为後世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本文着重分析了《世说新语》对《人物志》中人物品评理论的运用。
第一部分：《世说新语》对《人物志》中人物品评理论的概述
《世说新语》是其晋之子孙综合的一部品评人物史料集子，它把《人物志》晋代显贵人物的服饰，作为评价他们的标准，以此概括他们可为人物评价的品质。
《世说新语》是晋代社会价值观念和人物品评理论的完美结合，从史学角度看，它在人物评价中表达了社会的文化思想。
第二部分：《世说新语》对《人物志》中人物的评价
《世说新语》对《人物志》中人物的评价，大多以服饰为标准，既提倡贵族应严谨奢华，又给普通人民一定限度；当贵族服饰不严谨，或穿于普通人民，则被认为是“不应”的。
通过服饰，可以表达人物的内在精神特质，可以借鉴其人物品评理论。
第三部分：《世说新语》对《人物志》中人物品评理论的运用
在《世说新语》中，有不少把人物服饰和其人品相联系的描写，例如《世说新语宋先生》中的“宋先生的服饰不合时宜，但其风度却是一尘不变”，暗示了人们应当有深刻的文化认识，尊重与文化相联的人物应具有的品质。
《世说新语》对《人物志》的重要参考价值，在于它把社会价值观和人物品评理论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套新的、
独具特色的人物考察方法。
结语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传承晋文化的权威史料，从《世说新语》对《人物志》中人物品评理论的运用可以看到，它以特有的文化背景对传统文化模式进行了有价值的改造，它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史料，为学者研究文化、历史和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资料。
宁稼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饮酒文化的内涵嬗变（文摘版）本文认为，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时期，饮酒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基本走向是社会和群体意志的色彩逐渐淡化，而个人和个体意愿的色彩却不断强化。
具体来说，与先秦两汉时期的饮酒活动相比，魏晋时期文人饮酒的变化轨迹是，其一，从祭祀天神，企图与神灵对话的宗教性目的，变而为超越宗教神学目的，成为文人进入自己理想的自由精神境界的导引性媒体；其二，从周代礼制统治的一部分，强调社会的尊卑秩序和伦理精神，变而为部分文人反对司马氏政权以礼教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反对社会对个体的禁锢与束缚，宣扬反礼教思想的重要行动；其三，从养生（包括养老和养病）的初衷，变而为文人不顾养生的不利后果，纵欲放诞，及时行乐的手段和内容；其四，从西周时期的政治领袖人物对其社会政治作用的担忧，变而为回避政治，逃避现实的有效借口。
所有这些，不仅使魏晋文人的社会生活增加了极大的个体色彩和人文精神，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古代饮酒文化的走向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而所有这些内容，在号称魏晋“名士底教科书”的《世说新语》一书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反映。
一．从社会的宗教神灵崇拜到个体的逍遥境界如果说殷人以祭祀为目的的饮酒与西周以礼制为目的的饮酒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的话，那就在于殷人的以酒祭祀神灵，目的在于借自己与神灵的亲昵关系来告诉民众自己是神灵的佑护者，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而周人则借助饮酒这一祭祀神灵的形式来为自己的礼制统治来服务。
二者尽管角度不同，但在让饮酒为其政治统治服务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到了东汉后期，随着封建政权的分崩离析，那种统治者借饮酒所维护的政治统治已经渐趋瓦解。
饮酒的社会性功用的根基已经彻底动摇。
与此同时，士族的力量的不断强大，使得他们的个体意识也不断增强。
他们把不仅把饮酒作为其贵族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努力从中去寻找更高层次的从属于个体的精神追求。
这一精神追求的理性源泉来自他们玄学思想中对《庄子》“逍遥”境界的理解。
从《世说新语》看人物品藻活动的内涵变异
宁稼雨
【期刊名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5(025)003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的分析,探讨汉魏时期人物品藻价值取向的演变.其发展轨迹明显地是由道德伦理转向政治才能,进而再转向审美的判断.
【总页数】7页(P48-54)
【作者】宁稼雨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7
【相关文献】
1.从"芙蓉出水"释《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美 [J], 冯羽柔
2.从裴启《语林》看人物品藻的内涵演变 [J], 姜广振
3.天人相映与传神写照
——《世说新语》中"人物品藻"的审美趣味 [J], 李一鸣
4.论《世说新语·容止》中人物品藻的审美内涵 [J], 高瑜
5.《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的客观性探析 [J], 王旭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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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古代文学】宁稼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的嬗变摘要：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从正始到东晋，老庄“物我两冥”思想、郭象的“独化玄冥”说和佛教“入不二法门”思想对士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的嬗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世说新语》物我两冥独化玄冥不二法门嬗变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特殊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于是非泯灭，物我齐一思潮的一致热衷和普遍追求。
然而从《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正始至西晋时期士人体认和追求的，是从老庄的齐物我、泯是非思想到郭象的以“无心而付之天下”的独化玄冥说；而东晋士人所奉行的，却是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张湛的“贵虚”说，特别是佛教《维摩诘经》中“入不二法门”思想的影响。
老庄的齐物我、泯是非思想使正始文人在残酷的政治漩涡中退避三舍，以麻木的逍遥取代对现实的执着；郭象的独化玄冥说为政失准的、士无特操的西晋君臣提供了理论的遮羞布；而张湛的“贵虚”论到维摩的“入不二法门”思想则为已经执掌大权，却又不肯放弃自由和潇洒生活的东晋士族提供了最为彻底和最为深刻的人生哲理。
1．老庄的是非泯绝观与正始文人的逍遥境界东汉王朝的覆亡解体，使中国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这场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伴随汉代皇权的覆亡，使本来已经相对稳定的势统与道统的关系产生重组的必要[1]。
对于势统一方来说（如曹魏及司马氏），既需要在世人面前证明自己的权威，又要尽量使之与自己合作；对于道统一方来说，既要在新的皇权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和独立性，又要尽量求得皇权的佑护。
在曹魏政权向司马氏政权更迭过程中的正始年间，道统与势统之间关系的对抗性要大于和谐性。
其原因除了双方各自对于即将形成的新的道统与势统的关系格局缺乏准备因而难以适应外，当时代表士人主流的何晏、王弼到嵇康、阮籍基本上属于处于衰势的曹魏一派，而作为皇权上升势力的司马氏家族虽然有锺会、何曾一类文人的支持，但这些人并非士人主流，所以正始时期司马氏与士人主流大致呈对立的态势[2]。
宁稼雨：从《世说新语》看人物品藻活动的内涵变异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的分析，探讨汉魏时期人物品藻价值取向的演变发展轨迹明显地是由道德伦理转向政治才能，进而再转向审美的判断。
关键词：《世说新语》人物品藻内涵变异魏晋士人的人物品藻活动及其与《世说新语》的关系向为学界同仁所关注[1]，近年来又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活动对于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发展演变的贡献[2]。
这些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但人物品藻活动何以由政治人才选拔的例行渠道变而为传统审美意识发展演变的载体，其间起决定作用的杠杆是什么，却是人们言未尽意的地方。
本文认为，魏晋时期门阀士族与皇权之间在政治上的对峙关系中士族一边的逐渐看长，直至形成门阀政治的局面，使士族自身社会地位和许多士族文人身份角色发生很大变化，由此导致了人物品藻活动逐渐脱离了它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
《世说新语》正是这一变异的形象而生动的写照。
作为一般性的人物评价，在中国古已有之。
但其间价值取向的演变发展轨迹明显地是由道德伦理转向政治才能，进而再转向审美的判断。
一、东汉注重德行的品题标准《世说新语》所收最早一篇故事为《贤媛》篇秦末陈婴母辞婴为主事。
其后西汉故事也屈指可计。
大多数为东汉至东晋间士人言行。
这正是人物品藻的标准从道德转向才能，再转向审美的时期。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世说新语》中均有涉及，但内容最多，编者最为欣赏的还是体现士族自身观念意志的审美性人物品藻。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品评古已有之，但作为狭义上特指的汉魏时期人物品评，是从东汉郭泰开始的[3]。
原因在于郭泰摈弃和汰除了传统观人术中的卜相成分，开始根据统治者求贤的道德标准对人的道德善恶与否进行评论，从而把人物品评从传统的相术中分离出来[4]。
开始他对于人物的品评多从道德伦理方面着眼：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
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
”奋衣而去。
自后宾客绝百所日。
（《世说新语·规箴》）显而易见，郭泰是根据孔子对丧礼的礼节要求来评价陈纪的。
书中《德行》篇许多东汉人故事多本此价值取向。
如“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钟君至德可帅”，陈长文和陈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
尤为著名的是荀巨伯代友人命的故事：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
”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
”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
”遂班师而还，一郡并获全。
（《世说新语·德行》）这里不仅肯定了荀巨伯的德行，就连贼的相谓之语也是荀巨伯德行感化的结果。
正如宋人刘辰翁所评：“巨伯固高，此贼亦入‘德行’之选矣！”《赏誉》篇中也不乏这样的故事。
如“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若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等。
从这些故事中均可以看到东汉时期以德为上的人物品评标准。
不过这类故事毕竟有限，它很快为体现“唯才是举”思想的注重才能的标准所取代。
二、汉末魏初注重才能的品藻标准随着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和“唯才是举”思想的渗透，人物品藻活动的标准很快开始体现出以才代德的趋势：司马文王问武陔：“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
”（《世说新语·品藻》）陈群、陈泰父子可谓汉魏、魏晋之交逆行篡位者的帮凶和见证人。
但二人留给后人的名声却迥然有别。
在曹丕称帝之前，陈群本来与华歆等人累表劝进，毫无忠节可言。
可一旦曹丕登基，陈群却作出怀恋先朝而面有戚容的样子。
当曹丕问他：“朕应天受命，卿何以不乐？”陈群竟然恬不知耻地说：“臣与华歆，服膺先朝。
今虽欣圣化，犹义形于色。
”（《世说新语·方正》）“义形于色”用的是春秋宋国孔父为国君殇公而死的典故[5]。
陈群苟且偷生，丧尽廉耻，反要以孔父大义形象自居，故而招来千古骂名。
宋代洪迈曾义愤填膺地叱责道：“夫曹氏篡汉，忠臣义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纵力不能讨，忍复仕其朝为公卿乎？歆、群为一世之贤，所立不过如是。
……盖自党锢祸起，天下贤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尽，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风不竞，悲夫！”[1]（卷十“杨彪陈群”条）清人李慈铭也说：“陈群自比孔父义形于色。
可谓不识羞耻，颜孔厚矣！”[2]（p.239）陈群之所以如此顾及忠节名声，盖因东汉以来尚励名节风气所致[6]。
这也就是武陔评价他“以天下声教为己任”的含义（尽管所谓“声教”的内涵是何等虚伪）。
无独有偶，陈群之子陈泰又适逢司马昭代魏的过程始末。
不过这次陈泰却没有像他老子那样虚伪，而是赤膊上阵，直接出面为司马昭出谋划策：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
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
”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
”（《世说新语·方正》）贾充杀死高贵乡公，显然是司马昭求之不得的事情。
司马昭在遇到这种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征询陈泰的意见，可见陈泰在其手下位置的重要。
对于司马昭来说，像陈泰这样关键时刻能够为自己出谋划策，比起陈泰的老子那番虚伪而令人作呕的道德表演来说还是实用得多。
这也正是武陔认为他在“明练简至，立功立事”方面超过他老子的地方[7]。
从这番比较当中可以看出曹魏时期的人物品评标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正因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开始由德行转向才能，所以以才能见长者往往更加得到世人的青睐：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
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
（《世说新语·品藻》）以年齿而论，诸葛兄弟三人应当是瑾在前，亮在次，诞最后。
但所谓“龙、虎、狗”的排列显然是着眼于才能，尤其是诸葛亮的过人才能。
而诸葛诞本以忠烈著称，故而为其身居“狗”位而抱不平者不乏其人。
胡应麟云：“汉末，诸葛氏分处三国，并著忠诚。
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并自笃论。
至魏乃曲为訾诋，此晋人谀上之词耳。
”[3]（卷十六《史书占毕》）李慈铭甚至认为刘义庆收录这条故事是个错误：“诞名德既重，身为魏死，忠烈凛然，安得致此鄙薄之称？盖缘公休败后，司马之党，造此秽言，诬蔑不经，深堪发指。
承祚之志，世期之注，削而不登，当矣。
临川取之，抑何无识！”[2]（p.248）余嘉锡则认为龙、虎、狗之排列，并无不敬之意[8]。
就实际情况而言，三兄弟能各据一国，以人杰著称，恐怕仍要以才能取胜。
相比之下，还是清人全祖望说得比较客观：“予观东汉之末，东南淑气萃于诸葛一门。
观其兄弟分居三国，世莫有以为猜者，非大英雄不能。
厥后各以功名忠孝表著，而又皆有令嗣，何多材也！”[4]（卷二十八“书诸葛氏家谱后”）由此可见至三国时期人物品藻已将才能置于重要位置。
所以才能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文士传》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飘举。
少与孔融作尔妆之交，时衡未满二十，融已五十。
敬衡才秀，共结殷勤，不能相违。
以建安初北游，或劝其诣京师贵游者，衡怀一刺，遂至漫灭，竟无所诣。
融数与武帝笺，称其才，帝倾心欲见，衡称疾不肯往，而数有言论。
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杀，图欲辱之，乃令录为鼓吏。
”[5]( 《言语》“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条刘注引)《世说新语·言语》载祢衡击鼓骂曹时先为孔融谏救，使曹操“惭而赦之”，以及孔融幼年时以聪慧见赏于李膺等，均属以才能为人所重者。
三、两晋时期以审美为目的的品藻标准正始玄风过后，士族文人的政治热情逐渐淡漠，他们开始从两个方面进行群体人格的建设：在物质生活上，他们拼命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并不惜重金纵欲享乐；在精神生活上，他们则超越现实功利目的的束缚，努力以审美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一切。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首先将“人”这一社会性的动物努力从社会的樊笼和羁缚中分离出来，赋予它以独立的存在价值和审美价值。
正是这种充满创新锐气的建设性努力，才使得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产生了质的飞跃。
这种对于人自身美感和美的价值的关注，才是《世说新语》的编者最为醉心的主题。
不过从曹魏时期以现实政治实用为目的的“唯才是举”的人物品评标准到两晋时期以超功利的审美判断为目的的人物品评标准的转变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界限那么分明。
事实上两者在一段时间内是并存的，有时二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
或许正是在这模糊的过程当中，两晋士人先是借用政治实用才能的“才”的概念作为人物品藻的概念范畴，然后逐渐将其抽换为审美性内涵的“才”，并将抽换后的概念加以肯定，使之成为世人认可的审美概念范畴。
这些过程在《世说新语》的人物品藻故事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正始时期人们理解的“才”的含义主要还是社会参与的能力，如嵇绍的《赵至叙》称赵至“论议清辨，有纵横才”，说的就是一种政治论辩才能。
但也有的比较模糊，如前文称引孔融和曹操对祢衡才能的重视，就不大清楚究竟是政治才能，还是个人才华。
然而至两晋时人们对这种实际政务能力和个人文才的区别就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
有这样一则人们比较熟悉的故事：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
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
（《世说新语·政事》）以往人们引用这条故事只是将其作为批评玄学清谈脱离实际的例证。
实际上它恰恰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实际政务才能与个人文才之间的界限和区别。
这位埋头政务的何充实际上并非没有个人文化才能。
《晋阳秋》云：“何充字次道，庐江人。
思韵淹通，有文义才情。
”[5]（《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刘注引）他只不过是要将二者区分开来而已。
这种界限在西晋时期已经比较明确：太傅府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
（《世说新语·赏誉》）三人的才能是各有侧重的。
所谓刘庆孙（舆）的长才实际是指政务才干。
本条刘孝标注引《晋阳秋》：“太傅将召刘舆，或曰：‘舆，犹腻也，近将污人。
’太傅疑而御之。
舆乃密视天下兵簿，诸屯戍及仓库处所，人谷多少，牛马器械，水陆地形，皆默识之。
是时军国多事，每会议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对，舆便屈指筹计所发兵伏处所、粮禀运转，事无凝滞。
于是太傅遂委仗之。
”而潘滔的大才和裴邈的清才则分别是指才学和性格魅力。
本条刘注引《八王故事》曰：“刘舆才长综核，潘滔以博学为名，裴邈强力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