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投资公开课文字版(未删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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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革命林毅夫•我们为何要反思发展经济学•我们为何要反思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为何要反思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革命•我们为何要反思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结语I.我们为何要反思发展经济学我们为什么要反思?经济学理论解释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引领经济政策或决策以达到预期反思失败失败发展理论急需反思发展经济学 1.0版结构主义关注市场失效问题:进口替代策略结果惨淡发展经济学 2.0版新自由主义关注政府失效问题:华盛顿共识迷失的二十年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亚洲四小龙的成功: 出口导向中国,越南,毛里求斯:转轨经济中的双轨制遵循主流理论的不成功,成功的违反主流理论:反思发展经济学世界银行与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东亚奇迹》出口导向且支持市场经济的政府《增长报告》(i)开放;(ii)宏观稳定;(iii)高储蓄率,高投资率(iv)有效市场;《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长》世上没有万能药•世界银行是前两版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到2008年–从低收入跨过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13个,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或石油生产国–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在实践过程中,世界银行也不断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反思II.新结构经济学•但不是回归到《国富论》书中,亚当·斯密根据其研究所提出的观点•但不是回归到《国富论》书中,亚当·斯密根据其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应回归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即《国家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但不是回归到《国富论》书中,亚当·斯密根据其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应回归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即《国家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之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进展,绝大多数是根据这种方法的研究得来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发展经济学是研究收入增长和相关问题的理论•高速持久的收入增长是现代才有的现象•现代的经济增长其本质是一个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不断的结构变化过程,包括提高生产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其决定因素,也就是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的决定因素•我为何将此研究方法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依惯例,它的名字应该是结构经济学•多出的那个“新”字是为了把它和结构主义区分开来•核心假说。
1.1抄底高盛:投资绝不仅是恐惧中贪婪2018年10月的一个周日,巴菲特在奥马哈的家中接到了高盛副董事长拜伦·特洛特的电话,他跟巴菲特一样,也是老实巴交的美国中西部人。
说实话,他是那一刻巴菲特唯一真正信任的投资银行家。
他来电很简单,他希望巴菲特在大崩溃中投资高盛,他甚至向巴菲特透露,政府正在推动高盛并购美联银行。
这是在暗示巴菲特,你买了高盛,实在是捡了个大便宜。
可是巴菲特摇摇头说,拜伦,这是不可能的,美国财政部官员都曾有过这两家公司的任职经历,考虑到避嫌,政府是不可能为这两家公司的并购提供交易资金的。
你看,关键问题上,巴菲特一点儿也不含糊,他的投资从来不依靠内幕信息,事实上,这不是巴菲特第一次拒绝华尔街。
早在2008年3月28日,雷曼兄弟的CEO迪克·福尔德就给巴菲特抛来了橄榄枝,希望他能给雷曼提供救助资金。
此刻,正在享受樱桃可乐的巴菲特很快提议,他有兴趣投资红利为9%的雷曼优先股和40美元行权价的认股权证。
用这种方式来投资,就像购买了一个可转债。
平时,稳赚每年9%的高额股息,同时,如果市场大涨,涨到40美元上方,巴菲特可以把优先股转成普通股一笔卖掉,当然,涨得越多,他赚得越多,这真的是一个攻守兼备的好买卖。
可是,雷曼却认为这样干,巴菲特占了大便宜,他拒绝了巴菲特开出的条件。
经过反复的拉锯,巴菲特也毫不让步,最后,雷曼在其他金融机构那儿获得了资金。
但是,他却没有得到来自巴菲特声誉的价值。
后面的故事很快急转直下,雷曼的股价跌到只有1美元,很快这家百年投行顷刻倒塌瓦解。
华尔街开始意识到,资金并不是救援的全部。
比金子更宝贵的是信心,比信心更珍贵的是你的信誉和声誉。
巴菲特一生最为珍视的就是他的信誉,信用评级堪比美国财政部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是巴菲特商业模式最强大的护城河之一。
而那些被巴菲特所投资的公司,也因为得到了这种强大的信用保证和品牌背书,也都得到了很多隐形的商业优势。
详解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因为我们现在要在引进结构以后把它模型确实是不容易的。
你说王勇花了几年?他刚和我做的时候比现在年轻多了。
还有邢海青教授也是好几年,我看他也是两鬓越来越白了。
(付才辉:老师我要辞职)你不用辞职,我给你买染发剂。
”“新结构经济学中心还希望推广应用。
我一向是行动主义者,我受王阳明影响太大了: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
我如果认为这样是对的,我们就要这样去做,而且做得必须产生我当时认出来的结果,那这样才能说,我当时的认识是正确的。
”“诺奖我觉得沿着新结构经济学去研究,可能不是一个诺奖,可能是三个五个,甚至十个诺奖。
但是我知道不会是我得到,肯定是在你们这一代或是在你们下一代。
”正文我特别高兴。
总结其实是很难做的,因为这四天的时间讨论的东西非常丰富。
所以呢,每个人心里其实都会有总结,我就从回答浙江大学的沈璐敏同学的疑问开始作为一个切入点,是不是在研究当中放进了结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
我的看法不是。
因为我对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也就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这才叫新结构经济学。
如果你的研究不是去研究结构是怎么决定的,是怎么演变的,也就是没有把结构内生化,即使你放进结构,那你也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它还不是新结构经济学。
就像拿个比喻讲,今天金刻羽教授,她是有结构的,她假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跟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不一样。
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新结构经济学?不是,因为她没有把结构内生化,她是把结构假定作为出发点来研究的。
我是强调必须把结构内生化,也必须把结构的演化内生化。
当然我这个定义是比较窄的,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定义是有目的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在经济学里面当然有人去研究结构的内生化,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几种方式。
比如说用技术偏向性,就是Acemoglu的论文;也有用家庭偏好的差异性,来推导出不同的结构,把结构内生化;但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要素禀赋跟它的结构来内生产业结构。
林毅夫广州论坛演讲文字实录非常感谢陈部长的介绍,也非常感谢王校长助理对我在学术界做的一点事情的肯定,更感谢今天下午在春节来临之前,我知道不管是在学术单位、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界,都是最繁忙的时候,大家抽一个下午的时间来参加今天的广州讲坛。
我内心是非常高兴陈部长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尤其他刚刚讲了那么多好话,就让我想起小时候我母亲也经常会赞扬我,但是我知道我母亲每次赞扬我都是希望我努力工作,所以我将陈部长和王珺王教授赞扬的话,当做是对我的勉励,希望我的工作做的更好。
中国经济这几年在国际上确实受到很多关注,从我自己亲自参与的,比如说像在去年11月13日,我应邀到日本去参加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会。
是由日本跟美国商业联合会召开的年会,这个商业联合会基本上没有学者参加,参加的都是美国在财富五百强里最大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以及日本也是财富五百强最大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现在日本和美国是全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这么一个商业联合会,也可以说是聚集了现在执世界经济牛耳的一批人。
这个商业联合会从二次大战之后就成立了,每年轮流在东京、华盛顿召开年会,在他们将近五十年年会的历史中,去年是第一次破天荒在年会上讨论第三国经济,讨论的是中国经济。
我很荣幸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应邀在年会的第一天第一个大会上,跟他们介绍了中国经济。
因为他们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他们来讲是关键,怎么样来了解中国经济,对这些世界财富五百强的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去年12月我在北京也参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会议,前面讲了日本和美国最大经济国家中的最大公司。
今年拉丁美洲到北京来开了一个拉丁美洲商业联合会年会,讨论的题目是中国的崛起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一般觉得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相距甚远,而且拉丁美洲国家目前相对来说,是中等发达国家,小经济体为多。
但是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专程到北京来召开年会,当然我很高兴,自己作为中国经济学家应邀在第一天第一个大会上发言,谈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林毅夫在马歇尔讲座的演讲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愿望实现快速发展并赶上发达国家,这个愿望是很崇高的。
然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能认识到,发达国家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一现象本身是内生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的差异并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
因此,这些国家往往在要素禀赋结构很低的情况下,追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这样,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
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AD)下,虽然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快速地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却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推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往往会变成内向型经济:一方面,优先发展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本应进口,但却自己发展,因而进口下降;另一方面,国内资源有限,若这些有限的资源被用来发展优先发展产业,则那些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的产业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因而出口下降。
相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口增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获得更多资源,从而增加出口,因而,国家的外向性程度就会高于推行赶超战略时的程度。
有一种看法指出,外向性越高的国家发展绩效越好,但这一看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造成该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外向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此,最佳的外向性程度亦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而非越高越好。
第二,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能难以很好地利用后发优势。
(1)在推行赶超战略时,需要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而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当家技术,因而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获得,即便能够获得,也需要付出高额代价,故其技术引进面临困难。
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研发等途径获得技术并建立起先进产业,由于建立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效率很低,能够创造的剩余很少。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技术仍在不断进步,若发展中国家要维持赶超战略,就必须继续投入资本,通过研发或引进机器设备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而这在经济剩余量少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
解读中国经济课程大纲林毅夫本课将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一般理论,并以此理论来分析中国长期的兴衰,以及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课程将着重讨论:1、为何我国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文明鼎盛,而到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2、为何我国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3、为何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然而却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地区差距扩大、腐败现象蔓延、国际收支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进行改革才能取得稳定、健康、快速、和谐的发长?4、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阴影不散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应该怎样应对才能趋利避害?5、我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是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资本账户是否应该开放、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等。
这门课的教材为: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主要参考教材为: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中信出版社,2012.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林毅夫,《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的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1版。
本课程有两次考试,期中考日期为4月24日,期中考的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30%;期末考日期为6月12日,期末考占50%。
课程共4次平时作业,共占总成绩20%。
此外,本课还设置论文竞赛、课程讨论两项课程活动,活动优秀者除可获得任课教师亲自颁发的奖励外,还可在既有的课程总成绩上获得最高5分的直接加分奖励。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2)[译者说明]2012年9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应邀到南京农业大学作题为《解读中国经济》的学术报告。
林教授兼任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此次学术报告既是南京农业大学110周年校庆活动重大内容之一,也是经济管理学院名家讲坛系列讲座之一。
精彩的学术报告获得广大师生的热烈反响。
为了进一步传播林毅夫教授的学术思想,主办方根据报告录音整理了一份记录稿,希望经林教授审定后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
林教授提出,由于报告的内容主要取自收集在邹至庄主编《Handbook on Chinese Economy 》的一书中(尚未出版),建议我们直接把该文翻译成中文发表。
我们欣然接受林毅夫教授的建议,十分感谢林教授对南京农业大学和本刊的支持。
原文没有摘要和关键词。
翻译中如有错误或不妥之处由译者负责,预先向林教授和广大读者致意。
解读中国经济*林毅夫(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在超过1000年的前现代化时期,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即使到了19世纪,中国仍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 的计算,1820年中国GDP 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见图1)。
但是,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迅速崛起,而中国则不断下滑;随着经济衰落,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节节失败并沦落为半殖民地,20个国家在开放的港口城市获得各种治外法权。
中国不仅被外国人控制了海关收入,而且被迫割让领土给英国、日本和俄罗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精英们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伴一样努力奋斗,力图使中国重新成为受人尊敬的强大国家,但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中国GDP 的份额缩减为全球的5%,并且长期停留在这一低水平上,直至1979年(见图1)。
数据来源: Maddison ,2010.图1 中国GDP 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命运。
一、引言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焦点。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经济活动,基础设施投资成为2009年以及2010年各国财政刺激计划中最大的支出。
基础设施项目被普遍认为是新增就业和为提高今后和增长水平奠定基础的关键。
然而,近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就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作的大量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并非完全一致。
总的来说,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基础设施的投入将会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或者正相关的推动作用。
强调,在一般的投资之前,一个社会应具备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积累。
随后姆里纳尔·达塔·乔德赫里对罗森斯坦·罗丹的“平衡增长大推进”理论评价时,特别强调了大国的区域差异对基础设施投资布局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中的许多不可控因素给基础设施投资测定带来许多困难。
日本学者南亮进认为,基础设施可以称为社会间接,其核心是交通运输和通信,是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初始条件。
世界银行的《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以“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为题,考察了基础设施与发展的关系。
报告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具有重大影响。
美国1949-1985年公共投资的为0.39,公共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对美国和日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这两个国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地区人均产出增长有积极作用。
当然,基础设施的种类和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2.政府基础设施的投入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
基础设施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仅仅是通向经济增长结局的一种手段。
公共投资资本尽管具有正面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很微不足道的。
3.政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非常复杂,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调关系,而是一种倒u型关系。
具有生产性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则有着持久和显著的作用,其作用方向取决于公共支出规模的大小。
2007年11月05日 08:12 文汇报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林毅夫教授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的讲演讲演者小传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有著作10余本,其中《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与《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分别获1992及200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00年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
1997年被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授予约翰·克劳夫爵士奖。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马歇尔讲座(MARSHALL LECTURES)今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做2007-2008年度的讲演。
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立者、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名字命名的。
马歇尔于18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学院,从1885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第一任的经济学讲座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
“马歇尔讲座”始于1946年,该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包括G·缪达尔、庇古、T·帕森斯、雷蒙·阿隆、库兹涅茨、索罗、阿罗、卢卡斯、阿马蒂亚·森、斯蒂格利茨等,其中的14位在后来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教授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马歇尔讲座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来这里讲演对我来说是特别荣幸。
我1984年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卢卡斯也被邀请去做“马歇尔讲座”。
《解读中国经济》读书笔记胡勋锋第一讲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从生产函数的角度主要决定于以下几个方面:•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产业结构•技术: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技术是一种关于怎样组织各种投入要素生产某种产品的知识•制度对实践操作意义最大的就是技术:•土地、自然资源基本上是给定不变的•劳动力增长相对缓慢•如果技术不进步,即使资本积累速度非常快,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也会不断下降,只有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技术变迁会在不同方面改变经济基础,从而进一步会对制度的完善有所要求技术创新是指在下一次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效率比现在高,不一定要求使用最新的技术产品创新,新的不同的产品出现,取代旧的落后的产品流程创新,即产品不发生变化,但以成本更低、更有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技术变迁或创新都主要有自主研发(R&D)和从国外引进两种机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引进技术优于自主研发:•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后发优势)•“亚洲四小龙”奇迹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东亚经济体善于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引进技术的成本低,技术变迁速度快,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之后的发展战略类似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所以中国应有潜力再维持20年8%的增长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收入不平等及城乡差距扩大•资源利用无效率及环境不平衡•外部失衡(中国贸易盈余攀升,美国贸易赤字增加)及货币升值•腐败问题•教育问题•求量大于求质•社会发展滞后、技术能力不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挑战加剧、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第二讲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成就•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纸张和印刷术让欧洲走出黑暗时代火药打破了封建贵族的城堡,打通了统一的全国市场罗盘成就了“地理大发现”纸张和印刷术加速了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市场经济一度发达: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赫克曼北大演讲)时间:2020年08月03日编稿:作者三第一篇: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赫克曼北大演讲)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全文)2003年12月22日 09:14 詹姆斯·赫克曼教授简历詹姆斯-J-赫克曼,1944年生于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市。
曾就读于科罗拉多学院数学系。
197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任教,从1995年起,赫克曼在芝加哥大学获任亨利-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
赫克曼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内容涉及诸如社会项目评估、非延续挑选和纵向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模式、劳工市场经济学以及收入分配的模式挑选等等。
2000年以他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荣获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我今天是感到特殊兴奋的介绍我自己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候的一位老师,詹姆斯·赫克曼,詹姆斯·赫克曼教授1944年出生与芝加哥附近,197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1973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我到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是1982年,当时他到芝加哥大学工作也正好前后十年,那时候他虽然是芝加哥大学里面一个比较年轻的教授,可是我们同学之间都已经知道他一定会拿到诺贝尔奖,然后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第一年、第二年工作真是非常努力,没有白天,没有黑夜,但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是说,当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知道,赫克曼教授都还在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更努力的工作。
那我想这就以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请赫克曼教授来跟我们谈谈《人力资本投资和中国经济进展》,让我们邀请赫克曼教授。
赫克曼:谢谢大家对我的介绍,我今天很高兴能来到北大,能有机会谈谈我对于现阶段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理解。
我预备谈谈中国的现象,由于中国的变化很快,以及数据结构不是很清楚,我们对于中国政策的理解是很有限的。
我想从我的亲身经历开始讲起。
我上次来中国是2001年,那是2001年6月我接受邀请,参加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关于西部资本市场的研讨会,作为会议的参与者,我惊奇地发觉与会者对于建立资本市场很感兴趣,他们很重视实物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股权市场和金融业等等。
林毅夫投资公开课资料一、第一节1、授课非常高兴有机会阐述我对经济发展以及中国未来前景的一些看法,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不管在国际经济还是国内经济方面都有一些突出问题,引起不少争议。
其中一个观点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都是投资的比重比较高,这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错误的,中国应该走上一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她唯一可持续的动力是投资(国家增长可持续的动力是投资)。
如果改为以投资拉动增长,开始的时候或许可以实现几年的增长,但不是可持续的,可能会带来危机。
国内对我这个看法有争议,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一直在倡导发展经济学必须反思,应该将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但是现在反过来看,少数在转型过程当中,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像中国、柬埔寨、越南,推行的恰恰是当时被认为最糟的渐进的双轨制的经济。
而且实际上这种渐进的双轨制最早推行的不是中国,是70年代的小岛国毛里求斯。
原来被认为最糟的双轨制为什么取得的发展绩效又是最好的呢,因为双轨制一方面在继续给结构主义所形成的那些大产业,在结构转型过程中给他们必要的保护补贴,保持经济稳定,第二方面,又放开在原来的经济结构上受到抑制的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进入跟政府在企业进入上面的因势利导,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按照这种方式就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
稳定跟快速发展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双轨制在中国的改革确实是中国在过去这三十多年平均每年都能够达到9.8%的增长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但是双轨制的改革也带来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收入分配越来越恶化,以及腐败、贪污的情形也越来越普及化,为什么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产生这些问题呢,因为双轨制,前面谈到,为了给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这些大型的国企及后来民企一些必要的保护性补贴,我们就保留了很多扭曲跟干预,这里面包括比如说资源,按照宪法,资源都是国家的,但是资源开采权是企业的,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资源税费是低到接近免费的地步,(过度补贴导致贫富分化),因此能拿到资源开采权的马上就拿到很多财富的转移,那当然是收入、分配不均很主要的来源。
林毅夫投资公开课资料一、第一节1、授课非常高兴有机会阐述我对经济发展以及中国未来前景的一些看法,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不管在国际经济还是国内经济方面都有一些突出问题,引起不少争议。
其中一个观点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都是投资的比重比较高,这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错误的,中国应该走上一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她唯一可持续的动力是投资(国家增长可持续的动力是投资)。
如果改为以投资拉动增长,开始的时候或许可以实现几年的增长,但不是可持续的,可能会带来危机。
国内对我这个看法有争议,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一直在倡导发展经济学必须反思,应该将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但是现在反过来看,少数在转型过程当中,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像中国、柬埔寨、越南,推行的恰恰是当时被认为最糟的渐进的双轨制的经济。
而且实际上这种渐进的双轨制最早推行的不是中国,是70年代的小岛国毛里求斯。
原来被认为最糟的双轨制为什么取得的发展绩效又是最好的呢,因为双轨制一方面在继续给结构主义所形成的那些大产业,在结构转型过程中给他们必要的保护补贴,保持经济稳定,第二方面,又放开在原来的经济结构上受到抑制的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进入跟政府在企业进入上面的因势利导,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按照这种方式就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
稳定跟快速发展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双轨制在中国的改革确实是中国在过去这三十多年平均每年都能够达到9.8%的增长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但是双轨制的改革也带来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收入分配越来越恶化,以及腐败、贪污的情形也越来越普及化,为什么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产生这些问题呢,因为双轨制,前面谈到,为了给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这些大型的国企及后来民企一些必要的保护性补贴,我们就保留了很多扭曲跟干预,这里面包括比如说资源,按照宪法,资源都是国家的,但是资源开采权是企业的,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资源税费是低到接近免费的地步,(过度补贴导致贫富分化),因此能拿到资源开采权的马上就拿到很多财富的转移,那当然是收入、分配不均很主要的来源。
为了能拿到资源开采权,就有很多贿赂、寻租的行为,如果我们真正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那就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要解决腐败的现象,而它釜底抽薪的方式是什么,釜底抽薪的方式,我们这种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这些扭曲消除掉,2012年的时候我国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中等以上国家,资本已经不是那么短缺了,原来很多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实际上已经符合我们比较优势,比如汽车产业,现在除了军工国防这些资本极端密集的产业确实还需要国家保护补贴以外,我想大部分产业已经是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如果再继续给保护性补贴,那是锦上添花,但带来的结果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觉得到了可以改的时候。
我们虽然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我们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还很大,那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基本上跟日本50年代初跟美国的差距是一样的。
跟亚洲四小龙里面的新加坡在60年代中期跟,台湾和韩国在70年代初期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一样的。
如果它们利用跟发达国家产业技术这个差距的后发优势,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实现20年8%到9%的增长,这个后发优势代表我们应该有20年左右8%快速增长的潜力,它们实现了就代表有这个可能,那我想这个潜力应该有8%。
既然有8%的发展潜力,那么大家为什么会有点怀疑呢,主要原因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连续13各季度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节节下滑,国内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体制机制的问题造成的,那么中国只有改体制改机制改增长方式才能扭转这个经济发展的趋势。
我个人认为从2010年开始的这13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下滑主要是国际周期的外因造成的。
展望未来,我们有8%的增长潜力,要挖掘这个潜力一方面要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结构,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但是在体制机制的改革过程当中,既然有周期性的外因造成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那我们还是应该政府发挥发周期的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必须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它必须是一投资为载体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互动:问题一:请问您担任世行行长的时候年薪是多少?答:比我女儿低一点。
问题二:我现在手里有很多钱,但不知道要往哪里投,请指点。
答:这个决定于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的钱都存在银行里。
作为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关心的是世界经济,怎么能够走出这场金融经济危机,我关心的是发展中国家这些低收入的群体怎么能够有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水平能够不断提高。
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建议他们把钱投到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那些建设上面去。
吉姆罗杰斯:我认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农业非常值得投资,中国的旅游业也是,城市间的航线开发很值得投资,邻国俄罗斯也很值得投资,我对很多投资领域都很有兴趣,比如污染治理,中国的污染很严重,中国在污染治理上的花费很多,其实在中国很多领域投资都能赚钱。
答:那这个基本上市英雄所见略同,因为环保也是基础设施的一种表现,也是我们经济增长的瓶颈,但是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也很差,那些投资,只要项目选择好它的投资回报和经济回报的效率都非常高。
问题四:如果中国经济一直都能保持在8%的增长速度,那国内的贫富分化会不会更加地严重。
答:首先,他没有完全听清楚,我讲的是增长的潜力是有8%,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的前提是要继续深化我们市场体制的改革,继续坚持我们的改革开放,而且在经济发展中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那么同时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如果这些条件都俱全的话,那么即使达不到8%,那也可能是7.5%或7%,即使是7%的增长,从世界的标准来看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
问题五:这样一个理论,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会不会质疑你?答:我不是一个乐观的经济学家,我是一个客观的经济学家。
所谓客观的经济学家,他是机遇跟挑战同时看到,然后希望创造条件来克服挑战,来掌握这个机遇。
问题六:很多企业家觉得,如果我引进了外资,或者说是引进了外来的投资,常常会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就是我不能自己做主了。
答:我想很多东西都是有成本跟收益的,这算是成本之一。
你自己越接近世界前沿科技,当然到那时候你自己积累的资本也比较多,自己的自主权也会比较多。
问题七:东亚的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有利有弊,如何去兴利去弊。
答:首先我不主张用政府主导,我讲的是因势利导。
从二战到现在有13个经济共同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这13个经济共同体当中有8个是欧洲周边的,跟原来发达经济体工业发达国家差距就不大的,有5是东亚的,日本跟亚洲四小龙一个我们中国的台湾。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8%的潜力挖掘出来的话,到2020年,我们很可能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那么这样讲起来的话,东亚经济体这种一方面靠市场,第二方面靠政府因势利导的发展模式从绩效来看是好的。
问题八:这其中投资扮演什么角色?答:你要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其依赖的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
问题九:投资历来在我们建设中,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效益低,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虽然民企的情况会好一些。
刚才我不太同意说消费不可能起到投资的主导作用,因为到一定时候,投资没有什么东西可投的话完全靠创新。
创新本身并不是那么容易。
答:我觉得这个可以是有争议的,我前面讲消费并不是不重要,但是消费不能作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为即使是发达国家,除非其收入水平不希望继续提高,如果希望继续提高,其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不断提高,而消费是没有办法拉动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的。
所以发达国家如果放弃投资,改成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前几年是可行的,实际上它俩是辩证过程。
问题十:没有消费拉动就没有投资动力,反过来,没有投资就没有实现消费的途径,它俩是相辅相成的。
刚才说在发达国家,消费提出需求去刺激投资,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要投资去刺激消费去满足消费。
答:消费是家庭自己的决策,如果收入水平提高则自然会消费多,如果收入水平低,消费只能借钱,因此,投资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增加收入,有了收入以后自然会有消费需求,但是有个过剩。
问题十一:假如生产一亿台彩电,只能消费5000万台,所以要创新,拿新产品来吸引大家消费。
现在很多人有钱,但是没地方消费,就想投资。
答:投资结构跟投资效率的问题而不是说投资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投资我说比重不会占的那么大。
问题十二:我预计到2018年,由于近期投资压力比较大,只有8%的的增长率,可能我认为只到2020年,七八年就够了,您说二十年,我们的意见不一样,因为我们基础设施满足后,真正需要投资的就是制造业。
但制造业又处于一个全球过剩的阶段。
主持人:关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要持续地有增长的话,它的动力到底来自于哪里我们再来听一下林老师的这堂课。
授课:我在几个场合谈到,应该恢复到亚当斯密,但是当我说回归到亚当斯密的时候,我不是说回归到《国富论》,我是说要回归到亚当斯密在研究《国富论》所用的方法,我们是希望一个国家能够长期稳定持续的发展,那如果要了解发展经济学,那我们就应该先了解发展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发展当然是一个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又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力水平为什么能够不断提高,当然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是经济发展的本质。
为什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有那么大的差异,不同的要素禀赋机构就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经济它按照它的比较优势区发展的话,那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有最大的竞争力就能够占领最大的市场,积累创造最大的利润以及剩余。
那你怎么样说按照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变成企业家在技术跟产业选择的自发的一个行为呢?那这里面必须有一个制度,即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因此我们讲起来的话,成功的国家,它必然是一市场经济为基础或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除了市场之外还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呢,因为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不断变迁的过程。
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机构和技术结构就要从资源密集型变成资本相对密集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才能够帮助随着规模生产扩大以后市场范围扩大,它所需要的这种交通运输以减低交易成本,那么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金融也必须能够跟他相适应,能够动员越来越多的资金来投资来分散风险。
这些结构的变迁都不是单个企业家自己能做的,必须由政府来帮忙协调。
不同的企业家来进行这方面的改善或是由政府来直接提供这些法治、基础设施等等的完善,因此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它也必然是要一个有为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