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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现状分析及对策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过了以往，纷纷加大了在教育方面的投入。
我们知道：衡量一国的财政教育支出水平主要有教育支出规模和结构两个指标。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偏低、结构也不太合理。
人们一般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比较各个国家教育支出的相对规模和衡量各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
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党中央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的战略发展目标。
现在已经是2006年，分析我国1993-2002十年的财政教育支出相关指标可以看出实际情况离目标相距甚远。
虽然从96年开始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开始缓慢上升，但是如果从计划应投资金与实际所投资金方面分析，2000-2002年全国计划投入的教育资金为11662.938亿元，实际投入的教育资金为9192.98亿元。
这就意味着三年间政府欠下的短缺额达到了2469.958亿元，无形中使我国几亿贫困儿童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
根据对40个国家90年代初的情况分析，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在15%以下、20%、30-40%、40-50%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应达到2%、3%、4-5%、5-6%。
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还严重偏低。
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达到3.6%，而我国仅为2.41%，比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水平。
从人均教育支出角度来看，我国的人均教育支出非常低。
以1993年数据为例，世界人均教育支出为22.9美元，发达国家为108.9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3美元，不发达国家为8美元，我国为10.77美元，仅略高于不发达国家，是发达国家的1/10。
作者简介：刘皇（1985－），女，湖南长沙人，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财政与税收管理，参与安宁市“十二五”规划财政税收部分的研究；田贵贤（1982－），男，河北石家庄人，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地方性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及证券投资方面；郑继承（1984－），男，湖北秭归人，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财税方面，参与云南省财政厅财源建设相关研究。
《经济问题探索》2011年第4期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实证分析刘皇，田贵贤，郑继承（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昆明650000）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财政理论的探讨和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迁的回顾，在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支出规模研究的基础上，采用1979－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 曲线关系，进一步估算出我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对我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Armey 曲线；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经济增长一、引言现代财政理论与实践证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根据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乘数效应推动经济增长，但这种作用由于挤出效应而被减弱。
因此，确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对决策者做出明智的财政政策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图1Armey曲线目前，估计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主要基于两种方法：一种是在线性模型框架下，利用巴罗的政府支出自然效率条件，即公共服务的边际产出为1，建立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另一种是从非线性角度，利用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规模的凹函数关系，构造方程进行估计，其中以Armey 提出的“Armey 曲线”最具总结性和政策指导性。
根据Armey （1995）曲线：财政支出规模较小时，对产出的增强效应占主导地位，此时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当规模达到某一临界点（如图1的A 点）之后，产出的增强效应递减，进一步扩大规模就会阻碍产出增加。
Richard K.Vedder and lowell E.Gallaway （1998）利用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的凹函数对美国（1947－1887）、加拿大（1926－1988）、丹麦（1854－1988）、意大利（1862－1988）、瑞典（1881－1988）、英国（1830－1988）估计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分别是17.45%、21.45%、26.8%、24.45%、18.65%、17.67%。
对于在我国是否存在Armey 曲线，国内研究存在分歧。
钟正生和饶晓辉（2006）运用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指出我国1978－2004年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Armey 曲线关系，此期间我国经济增长是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原因，但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却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杨苜和刘淼（2008）以Ram 的理论模型为基础，通过Hansen 的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得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 曲线关系，并运用我国1991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三季度的数据估算出我国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16.57%。
杨友才和赖敏晖（2009）基于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 曲线关系，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存在门槛效应，并估算出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为11.6%。
77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我国1979－2009年的政府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财政支出规模的变迁财政支出规模反映的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支配使用的社会资源量，主要用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来衡量。
相对量指标用财政支出占GDP 或GNP 的比重来表示。
本文选取相对量指标来衡量财政支出规模。
图2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动趋势图3我国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在改革开之后的30年间，我国财政支出的规模总体上呈现先抑后扬的变化轨迹，这种变化趋势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征。
1996年我国财政支出降到历史最低点，在GDP 中的比重只有11.15%，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财政支出规模变动经历了四个明显的阶段，其中，1992—1996年为支出规模紧缩阶段，1998—2002年为支出规模扩张阶段，2003－2007年我国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在17.8%和18.7%之间，2008－2009年为支出规模扩张阶段。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了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热情，使1992年的经济增长了14.2%，1993年经济增长13.9%，经济出现过热的情况，我国开始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使1993－1996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回落了1个百分点；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1998年中央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并于2000年收到初步成效，经济增长率由下滑转为上升；在扩大内需取得显著效果后，我国适时的将财政政策由积极转为平稳，2003－2007我国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2008年下半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蔓延到全球，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国及时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遏制了经济的快速下滑。
三、我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计量分析（一）模型设定本文利用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规模的凹函数关系，构造如下计量模型：X t =α+β1*G t +β2*G 2t +μt（t =1979，1980， (2009)（1）其中，X t =（GDP t －GDP t －1）/GDP t －1，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Gt 代表财政支出规模。
系数β1度量财政支出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预期符号为正；系数β2度量伴随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任何负面影响，预期符号为负。
另外，考虑到产出可能会受到其他如技术进步、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在式（1）中加入t 项，以反映产出随时间而变化的趋势。
（二）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本文所使用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单位均为亿元。
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所有数据均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GDP 平减指数进行调整，将其转化为实际值。
①（三）实证检验采用Eviews6.0对方程（1）进行回归，为了克服自相关和序列相关性，在方程中加入AR 和MA 项进行矫正，所得到的回归方程为：X =－34.57418+5.932613*G －0.155005*G 2－0.410908*T +［AR （6）=－0.506618，MA （7）=0.977407］（－3.947254）（5.275772）（－4.660382）（－4.599156）（－8.386237）（81.45870）调整后的R 2=0.782974F 统计量=18.31715（P =0.000001） D.W =2.17904487①GDP 平减指数的计算公式为：（GDPt /GDPtindex ）*（GDP1978index /GDP1978）通过模型系数可以看出，模型拟合程度比较高；从各变量的t统计量来看，各变量的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检验，即各变量系数均不为零；F统计量的P值为0.000001小于0.05，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方程显著。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有效性，下面对模型残差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
表1模型的残差检验结果检验方法统计量P值检验方法统计量5%的χ2正态性检验Jarque－Bera检验0.49370.7813序列相关性检验LM检验10.937212.5916平稳性检验ADF检验－4.29240.0022异方差检验White检验7.037011.0705注：LM检验P=6，White检验选择无交叉项由表1可知：正态性检验中，Jarque－Bera检验统计量的p值为0.7813，这个p值比较高，不能拒绝正态性假定；平稳性检验中，ADF检验统计量值为－4.2924，P值为0.0022小于0.05，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故残差序列平稳；序列相关性检验中，LM统计量为10.9372，异方差检验中，White检验的统计量值为7.0370，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未超过相应自由度的χ2值，表明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和异方差。
通过上面的检验，证明了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能够比较准确的反应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系数β1和β2的符号也与理论所预测的一致。
这就说明了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曲线关系。
因此我们能找出曲线的拐点，即求方程（1）取最大值时G的取值，对方程求导：dX/dG=β1+2β2，令其等于0，则G最优=－（β1/2β2）。
因此，根据回归结果推导出我国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为19.14%。
四、结论本文利用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规模的凹函数关系构建计量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Armey曲线在我国是存在的，我国存在最优的财政支出规模。
通过模型，估算出我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19.14%。
即财政支出规模小于19.14%时，扩大政府支出的规模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支出规模大于19.14%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减弱。
第二，从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变迁可知，2002年到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都非常接近于最优水平，也就是说此期间的财政支出规模能够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实际上这段期间我国经济确实处于持续稳定的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率从2002年的9.09%增长到2007年的14.17%。
第三，本文的实证结果还可以用来评价我国财政政策实施的效果。
为防止经济过热而实施的紧缩的财政政策实现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为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而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了国内的有效需求，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由此可见，我国财政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显著。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使2008年和2009年的财政支出规模都超过了最优规模的水平，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应该立即减少财政支出规模呢？笔者认为，不但不应减少，还应维持一段时间的适度扩张。
这是由我国当前面临的特殊的经济环境决定的。
当前中央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仅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更是为了实现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
此次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立足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需求，以政府投资引导社会投资，促进社会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推进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出与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政策比较吻合，在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前提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具有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