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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论翻译-论翻译中的语境篡谋(三)文化语境的篡谋文化语境主要指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知识信仰、风俗习惯、历史事件、行为准则等构成人们心理空间的意识形态体系或精神氛围，发表论文它在话语交际中起宏观定向的作用脚丫代写网翻译过程中，“译者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时政治、思想意识、经济、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
”(李运兴，2000：122)文化篡谋在不同时期人们对“翻译伦理”的认识和表述上非常明显。
张培基、喻云根等在《英汉翻译教程》(1980年出版、2000年重印)一文中强调，译者的第一素养是“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深入理解原作的内容。
”立场、观点不同，译者的理解和分析就有差别，采取的方法必然影响原著的实现。
翻译历史表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可能要求极端的方法操纵原著。
中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一本翻译教材在谈到翻译时虽然强调“信”是翻译的首要标准，却似乎自相矛盾地提出另一条准则，即，翻译活动必须服从译语文化的要求。
二、结语研究翻译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固守抽象的“忠实”，仅停留于文本内部的语言转换考察翻译的本质。
我们必须返回翻译活动的具体语境，从其源头追索“忠实”可实现的基本条件。
如果我们放弃传统的二元结构而采用动态多元的模式研究语境和翻译的关系，我们就能避免理论研究中西西弗斯的尴尬，开拓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1]李云兴.语篇翻译引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2]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人文网络言语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成林，周明.劳伦斯文集[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萧立明.新译学论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1.[5]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6]Bassnett-MacGuire, Susan and André Lefevere, eds., Introduction: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C]. Landon: Casell, 1990.[7]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8]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9]Loh Dian-yang. Translation: It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M]. Beijing: Shidai Press, 1959.[10]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11]Hatim, Basil and Ian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2]Nord, Christ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M]. 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 1997.[13]Lemke, J. L. “Ideology,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Notion of Register” in J. D. Benson et al (eds.). Systemic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 vol. 1[C]. Norwood: Ablex, 1985.[14]Sebeok, T. A. (ed.)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vols 1-3[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86.[15]Lefevere, André. “Transaltion: 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in Sussan Bassnett-Macguire and André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C]. London: Casell, 1990.[16]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London: Routledge, 1993.[17]Paz, Octavio.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Letters,” in Rainer Schulter and John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on to Derrida[C]. Chicago: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18]van Dijk. Text and context [A]. In Explorations in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C]. London: Longman, 2004.摘要：语境是交际者对话语活动赖以发生的社会情境的主观建构，它存在于认知心理系统，作为情境和言说的中介发生作用。
156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利时裔美籍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担任翻译和比较文学教授，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领域影响重大的理论家。
勒菲弗尔于1992年出版《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并于前言部分正式提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一种改写，改写即操纵。
勒菲弗尔“操纵论”的提出，正式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勒菲弗尔“操纵论”与传统的中国译论具有重大差异，在中国翻译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但国内译界对“操纵论”的研究和思考，意见不一。
最为突出的一个分歧点在于，国内学者对于改写的操控因素究竟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还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没有统一的答案。
本文从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出发，解析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勒菲弗尔“操纵论”操控因素研究的分歧。
一、勒菲弗尔“操纵论”操控因素研究勒菲弗尔“操纵论”为我国翻译实践及理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文化视角。
但从国内学者的论文来看，研究者在应用勒菲弗尔“操纵论”解析翻译实践和翻译现象时，在操控因素这一点上，意见不一。
李天普、李佳玉提出：“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三大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为英汉互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1]。
程思茜提出：“《哀希腊》的五种译文受到译者所处时期和社会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三种因素的操纵” [2]。
张白桦、胡雅洁提出：“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是一种改写，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三要素的操纵” [3]。
由此可见，李天普和李佳玉，程思茜，张白桦和胡雅洁(2017)都认为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包括三大操控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并以此为基础，探析翻译实践和翻译现象。
与上述观点有别，徐静怡提出：“文章应用勒菲弗尔的操纵论，从意识形态、诗学形态两方面重新评价和审视晚清小说翻译”[4]。
石新华提出：“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意识形态和诗学”[5]。
浅析从目的论角度看《美丽与毁灭》两中译片段的操纵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前言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是一名美国作家，其小说成为“爵士时代”的作品范例。
作为20 世纪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菲茨杰拉德完成了四部小说：《人间天堂》、《美丽与毁灭》、《伟大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
他的作品大都关注青年和前程以及所处时代的绝望。
国外对于菲茨杰拉德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 年代，到80年代达到高潮并持续到90 年代。
关注的对象不仅包括著名的《伟大的盖茨比》，还包括早先被忽略的一些作品，比如《人间天堂》、《美丽与毁灭》和《末代大亨的情缘》。
然而，国内对于菲茨杰拉德的研究起步要晚的多。
直到上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菲茨杰拉德及其作品才在中国大陆出现。
从被彻底否定、到被接受、再到被认可，它经历了一个艰难和漫长的过程。
其中，《美丽与毁灭》在2014年以前大陆鲜有研究，这部小说目前唯一的中文全译本是由吴文娟女士翻译并在2010 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与《伟大的盖茨比》不同的是，《美丽与毁灭》不仅关注了爱情，还关注了婚姻，这在当今中国是两个广为瞩目的话题。
因此，为了帮助国人更好的认识婚姻的真谛以及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保持一份宁静，值得对菲茨杰拉德的《美丽与毁灭》及其中译本进行研究。
本文尝试从目的论角度对该小说两个中译文片段进行对比，分析翻译中存在的操纵。
二、目的理论和操纵理论汉斯·弗米尔在其老师凯瑟琳娜·莱斯提出的目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在翻译理论和实践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而克里斯汀娜·诺德又增加了忠实的原则。
贾斯塔·霍尔兹·曼塔里更指出，目标语的翻译应该符合所有特殊环境和参与者的需求，包括译者、发起人、接收人及诸如时间、地点和中介等条件。
从翻译改写理论评析《七律长征》英译摘要：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认为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方面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起关键作用。
笔者以《七律·长征》的斯诺英译本以及许渊冲英译本，从上述理论出发，剖析两位译者的翻译操控与截然不同的翻译选择。
关键词：翻译改写；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翻译操控一、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勒菲弗尔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中提出“改写”这一概念，并系统地对其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而且“任何的改写，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从而操纵文学在特定的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起作用”[1]。
改写者为了迎合其所处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深思熟虑，并且在翻译过程中会有意无意的对原文内容进行相应的改动[2]。
根据勒菲弗尔〔1994〕的观点，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与选择的操纵因素有三个，即赞助人、赞助人及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赞助人是一种权力主体，是制约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外因。
赞助人通常对“意识形态”而非“诗学”感兴趣，对文学创作、阅读或翻译既能起到促进的作用，也能起到阻碍的作用〔同上：15〕。
王友贵指出，赞助为改写者提供了生活保障和政治庇护，“使其创作或翻译跟当时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并由此“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3]。
二、《七律·长征》的创作背景及分析毛泽东创作《七律·长征》是为了纪念长征的惊险和悲壮以及赞扬红军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七律·长征》句式标准，格律严密，平仄非常工整，而且诗人运用邻韵通押，突破了前人的樊篱。
三、译本分析〔一〕斯诺译本分析在句子结构方面，译文没有遵循原诗结构，采用的是英文自由诗风格。
译者把原诗诗句按照英语语言逻辑进行翻译，适当加上一些表示逻辑关系的衔接词语。
原诗除第七行诗句，其余诗句均有完整的语法结构，译诗一共只有四个完整语法结构的句子。
摘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引发了对翻译理论新的思考。
其中勒菲佛尔的“翻译操控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较为突出。
本文试阐述翻译操纵论的诞生背景和其三大操控因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文化转向、翻译操纵、改写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译学界众多翻译理论家，如詹姆斯.霍姆斯、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等从各自立场出发，强调了翻译活动的文化性。
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
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
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
”1这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视野，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原来的语言对比和价值评判层面转移到对两种文化的关注上来，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这种转向将翻译置于更加广泛的文化语境和研究视域中，人们更加关注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制约翻译的方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传统等问题。
因为任何文学都必须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里，其意义、价值和作用，以及人们的解读和接受，始终会受到一系列关联和参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安德烈.勒菲弗尔在《西方翻译史源流》2一文中就提出了翻译活动中起着影响作用的三个重要的方面：权威、专业知识和信任。
二．翻译中的操纵过去人们认为译者不应在翻译过程中掺入主观思想,要隐藏个性，译文应以原文为依据,再现原著的精神和风韵，做到“忠实”和“对等”。
如德莱顿曾把逐字逐句的翻译比作“戴着镣铐跳舞”；杨绛曾用“一仆二主”形容译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译者即“仆人”不仅要受原著这个“主人”的操纵，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
不过最近20年随着“操纵学派”的崛起，译界许多学者开始注意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对翻译活动的操纵作用。
赫曼斯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
勒菲弗尔进一步指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支配，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提出“翻译即改写”，阐述了“改写”的作用及研究“改写”的原因，这对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定性问题有所启发。
翻译中的操纵因素
作者：李剑月
来源：《群文天地》2008年第12期
二十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派”在欧洲兴起，不同于语言学派，该学派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而且要考虑文化因素。
其中勒菲弗尔是“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
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
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
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
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
在英汉互译中，这“三要素”对于翻译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的操纵
意识形态是指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
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
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交流，也是意识形态的交流，意识形态控制的影响主要在于翻译选材和翻译技法上。
对于翻译选材的控制，在英汉互译中是很多的，例如中国解放前和建国初期的翻译主要是以翻译苏联的文学作品为主的，因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初期，对于这些作品的翻译，可以加强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学习苏联革命中的坚忍不拔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从中汲取思想力量。
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作者是选择归化还是异化，是想把原著的内容完整地展现还是想转变成目的语文化，使读者更易接受。
另外意识形态也影响着翻译内容的删减，和主流或译者意识形态相同的部分将会全面地体现，和主流或译者意识形态不同的部分，将会被删除或者故意漏译。
比如，林纾在翻译小说的时候，为了考虑书的畅销性，对有些重要的部分删除，而且添加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部分。
二、诗学的操纵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
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
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尤其诗歌的翻译，中文诗歌的形式和英文诗歌的形式是不同的，所以在诗歌翻译的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的或者个人的诗学在其中起很大的作用。
如：
A Red Red RoseO, my lu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苏曼殊译：颎颎赤墙靡颎颎赤墙靡,首夏初发苞。
……
周宜乃译：卿若红玫瑰卿若红玫瑰，新绽六月里，……
王佐良译：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
同一篇译作，在形式和语言选择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苏译中形式和汉诗相近，也有很多的生僻字，其意境也和封建时代的怨情诗相同，因为苏是封建时代的人，他的诗学会受到他所在的时代的影响，这就使他选择用生僻字和古诗的形式。
周译中也选择古诗的形式，用词文雅，也用了一些生僻的词，这体现了这个译者的诗学，参看周译的其他诗歌多也是用古诗的形式。
王译用词通俗易懂，形式活泼，提现了王佐良译诗的风格，和他个人的诗学。
三、赞助人的操纵
赞助人是“三要素”中重要的要素，它可以是个别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如宗教团体、政党、皇室、出版商以及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
他们对翻译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对异域思想文化典籍翻译影响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能够促进或阻碍翻译的进程，以及译作所流传的广度。
赞助人可以运用权力以及利用所控制的意识形态对文本的选择在翻译的过程中向译者施加压力。
如果赞助人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就会要求译者翻译能够宣传这一思想的作品。
如晚清时期，面对西方的炮火的攻击，很多有识之士就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主张翻译西方的
书籍，其中很多专门翻译西文的翻译馆成立。
林纾翻译的盛行除了符合民众的意识形态外，和商务印书馆的积极推动和宣传是分不开的。
印书馆直接下订单，看准了通俗小说的畅销，所以就推动了林纾的翻译，如当时侦探小说盛行，林纾就翻译了很多侦探小说。
从以上三要素可以看出，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码转化的过程，更有很多文化因素掺杂其中。
通过对这三要素的了解，我们就懂得了看待一本译作，不能仅仅讨论其是否忠实的反映了原文，更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欣赏译作。
不能单纯地说哪种译作是好译作，而哪种译作偏离了主题，应该将译作置于其诞生的文化和社会大背景下，用历史和文化的观点看待译者是如何改写他们翻译的作品的，这有助于我们对译者和译作做出更公平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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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