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体学的语言学派认为：文体即变异。
本文以功能主义目的（Skopostheorie）为理论框架，对世界名著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的两个中译本的文体进行分析和比较，发现由于译者所处时代不同，翻译目的各异，在文体的传译上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
本文的结论是：在文体翻译方面应打破固有的对等观念，代之以译文是否满足特定翻译目的作为评判文体翻译好坏的标准，允许和鼓励不同风格类型译本的存在。
关键词：变异；功能主义；翻译目的；等值；合适翻译一﹑《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文体《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是美国19世纪杰出作家马克·吐温的现实主义代表作。
小说伟大之处在于作者大胆运用了大量美国下层人民的日常用语、俚语、方言土话，包括黑人英语。
作为现实主义的先驱者，马克·吐温这一开创性文风至今还深深影响着美国文学的创作。
美国作家海明威（Earnest Hemingway）称赞说：“所有的现代美国文学源于马克·吐温的一本叫《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小说⋯这是我所拥有的最棒的书”[1] 。
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E.T.Eliot）则评论说：“《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开一代文风，乃英语的一项新的发现”[2]。
说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文体，首先要明确的是文体的定义。
事实上，文体的概念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阐发：它既可指一个时代所流行的风格，比如19 世纪的“现实主义”，也可以指一个作家的独特风格，譬如“莎士比亚风格”。
利奇（G. Leech）和索特（M. Short）在其合著的《英语诗歌的语言学指导》（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1969）一书中则从语言学的角度把文体定义为“对常规的变异”(deviation from norm)，并列出语音变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等八种变异类型[3]。
秦秀白认为“常规”与“变异”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两个概念，并指出：“如果我们把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规则看作是语言的常规，那么违背这些规则的表达方式就是变异”[4]。
“人们既然认为RP(Received Pronunciation)是英国英语的标准发音，那么伦敦方言(Cockney)当然就是对常规的一种变异，…伦敦佬‟的风格自然也体现在这种变异之中”[5]。
由此可见，变异来自于违反语言常规，而文体则产生于变异之中。
经过分析, 我们发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大量出现的黑人英语(BEV)主要在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三方面存在违反标准美国英语(SAE)通用规则的现象，从而构成三个层面的变异，即：语音变异、词汇变异和语法变异。
这三大变异也是《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独特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文体翻译实例分析将在这三个层面上展开。
二﹑功能主义目的论功能主义目的论(Skopostheorie)由德国学者弗米尔（Hans J. Vermeer）等人创立。
目的论主要体现为四大法则和一个标准。
其中，最高的法则是“目的法则”。
目的论认为“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首要原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theprimeprincipledetermininganytranslationprocessisthe purpose (Skopos) of the overall translational action）[6]。
翻译目的的具体化即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理论上由翻译的发起人(initiator)根据自身需要给出，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由发人和译者共同商定[7]。
目的论第二法则是“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
所谓语内连贯是指译文不能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 并且必须在译入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具有意义[8]。
目的论的第三法则是“语际连贯”。
语际连贯指的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连贯性，或者互文性，有点类似传统的“忠实”（fidelity）或者“信”（faithfulness），但是不同的是，语际连贯不是独立的原则，而是受制于“语内连贯”以及“目的法则”。
也就是说，译文忠实的程度和形式既不能影响读者的理解，又不能违背翻译行为的目的[ 9 ] 。
目的论的第四法则是“忠诚法则”（loyalty）。
作为补充性的法则，“忠诚”指的是译者必须有责任心，当好翻译各参与方的协调人。
忠诚法则的提出是为了避免译文受翻译目的的盲目驱使而无限制背离原文[10]。
此外，目的论还提出评价译文质量的标准应该是“合适翻译”(adequa cy)。
合适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传统的“对等”（equivalence）只是合适的一种极端形态。
也就是说只有当翻译目的是为了让译文跟原文具有相同的交际功能时，对等才成为评判翻译好坏的标准。
其他情况下，译文只要符合翻译目的和要求，完成在译入语情境和文化的交际功能，即便不对等，也是成功的翻译[11]。
由于目的论要求译文必须实现其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因此译入语文化的各个因素，比如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都会影响到翻译目的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12]。
在下面的章节里面，我们将通过一些实例，来揭示由张万里和许汝祉分别在1979 年和1998 年翻译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不同版本的翻译目的，以及不同的翻译目的是如何影响译者在文体的翻译上采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
三﹑《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文体的功能主义分析(一) 两个译本的翻译目的和要求诺德(2001)认为，翻译目的体现在翻译要求当中。
完整的翻译要求包括以下元素：1. 文本功能；2. 译文读者；3. 文本接受的时间与地点；4. 文本传播的媒介；5. 文本生产及接受的动机[13]。
下面我们先就前四个因素来比较张万里和许汝祉的不同译本:从上表可以看出，两个译本翻译要求的主要差异在于不同的文本接受时间。
众所周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一切工作都是以革命和政治为中心的。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陈毅在他发表于1962年第１期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讲话中这样讲到：.外语本身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掌握了外语可以把外国人的长处介绍到中国来提高我们中国的经济和文化。
掌握外语就可以把我们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介绍出去，扩大我们的革命影响，加强对帝国主义的打击[14] ⋯⋯”陈毅的这番讲话“在当代的译界很有影响”[15]。
不难理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翻译活动的首要目的是满足革命和政治斗争的需要。
这一点可以在张万里译文的前言中得到印证：“作者自始至终用抒情的笔调，幽默的口吻，把人物的性格，大自然的变化，写得淋漓尽致，又把资产阶级的卑鄙龌龊，好勇斗狠，种种丑态，暴露无遗，更着重抨击了美国的蓄奴制和种族歧视。
”[16]从这番话可以看出，张万里的译本有意识突出政治意义，淡化艺术表现。
而20年后许汝祉译本的功能发生根本性转变：政治方面的意义只字不提，体现诗学价值的黑人土语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译文的卷首，许汝祉这样写到：“吐温在书中采用大量的方言土语是本书的特色之一⋯⋯这大大有利于表现各地的地方色彩和黑人的种族色彩，也大大有利于表现作品中人物的个性化⋯⋯吐温在此书采用方言土语，并为此在卷首发表一个说明，促请读者在开卷之前就注意本书这一特色，其意义非同一般，这样重视方言土语以突出人物的个性化和地方色彩、民族色彩的特色，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美国文学作品。
”[17]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上世纪70 年代的作品，张万里的译本被更多地赋予了政治方面的意义和功能，体现了为革命服务的诉求，而20年后许汝祉的译本则基本上脱离了这方面的影响，如何重现原作中鲜活的黑人土语这一最具诗学价值的部分成为后者翻译的主要目的。
让我们用图表来完整比较两位译者的翻译要求：四. 结语通过对两个中文版本从语音变异、词汇变异及语法变异三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译者所处的不同时代是影响翻译目的一个核心因素。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在中国大陆的汉语首译本出现在上世纪的70年代，满足政治上的需要成为首要的翻译目的。
而20年后的1998 年，国情发生巨大的变化，再现原作最具诗学价值的黑人土语成为重译者的主要诉求。
不同的翻译目的，导致了译者在文体的翻译上采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总结如下：(一)以变异重构变异王东风认为文体翻译存在两种主要的策略，即：“以变异重构变异” （deviation-for-deviation）以及“变异常规化”（norm-for-deviation）[37]。
在对《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文体翻译上，仅许汝祉采用“以变异重构变异”的翻译策略，这一策略完全符合其凸现原文黑人土语的翻译目的。
由于许汝祉自始至终采用汉语的同音异形字来表现原作各种变异，手法略嫌单调，无法让读者认识到原作典型的黑人土语存在多种类型的变异。
因此，作为许汝祉来说，应该丰富翻译手法，创造译入语的语音变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来对应原文的多层次变异以求更加接近其翻译目的。
(二)将变异常规化的策略张万里和许汝祉都采用这一策略，但是原因不同。
由于张万里采用变异常规化的策略就可以保证其翻译目的的实现，因此他没有考虑重构变异的问题。
而对于许汝祉，采用这一策略的原因就要复杂一些。
许汝祉对原文的变异只是进行有选择、有限度的重构，原文的很多变异没有重现出来，而是用标准的汉语给常规化了。
这样可以避免过多的变异影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正如目的论所规定的那样，最大限度忠实的追求，不能以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为代价。
不同的翻译目的导致不同的翻译策略及效果，那么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估翻译的效果呢？从传统的等效论的角度来看，许汝祉的翻译似乎比张万里的翻译要忠实、等效一些，这是否意味着前者的译文比后者的要优秀些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功能主义目的论认为，等值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而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
只要译者能够充分证明其采用的翻译策略和取得的翻译效果符合其翻译目的，那么他的译文就是基本成功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许两位译者对原作文体的翻译基本是成功的，都基本达到各自的翻译目的和要求。
由于译作产生的时代不同，翻译目的各异，因此并不存在谁的翻译比谁的成功的问题。
参考文献：[1][2] Mednick, F.1985.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M].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P.245.[3] Leech, G. & Short, M. 1969.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M]. London: Longman, PP.42-52[4][5][30]秦秀白.文体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96 页；第96 页；第10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