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利思义——孔子的义利观□王恩来谈到孔子的义利观，人们极易想到的，是他“罕言利”的态度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评论。
尽管孔子对义利关系的认识还有许多，但有了这两条记录，余者就大多被遮蔽起来，并成为后人传承或判断孔子义利观的主要根据。
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题时，就立马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以降，历代儒者大多坚持这一立场，如荀子的“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子的“计利则害义”，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等等。
这些主张和结论虽各有其具体内涵和指向，但这一路下来，在使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得到凸显的同时，也给人以贱视利欲的极端化印象。
有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说：“义与利在儒家思想中是对立的，要利就要舍弃义，要义就要舍弃利，二者不可兼得。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就将孔子和儒家的义利观视为不合时宜的阻滞力量。
不过，若全面考察起来我们会发现，儒家特别是孔子的义利观，并不似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腐和简单。
读《论语》可见，对包括富贵在内的利益追求，孔子不仅没有简单拒绝和否定，而且给予了人性的归结：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
”（《里仁》）孔子把趋利避害视视为人人具有的情感，在这里讲得十分明白。
他还这样言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这就进一步证明，孔子所言之“人之所欲”，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是一种不含轻蔑态度的普遍性认识。
这一认识，也同样得到一些后儒和后世学人的认同。
战国中期的告子认定“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也同样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大儒荀子，则直接承袭了孔子的观点，认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荀子·荣辱》）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更曾极而言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货殖列传》）这与马克思的“迄今为止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可谓同曲同工。
因为把利欲追求视为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构建其政治伦理哲学体系时，就把富民和利人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有一次，冉有陪孔子到卫国。
当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的中兴景象而发出由衷赞叹时，冉有向孔子请教：人口多了然后该怎么办？孔子以两个字回答：“富之”。
还有一次，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为政方略，孔子答之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
”（《孔子家语·贤君》），另见《说苑·政理》）此外，孔子还把惠民视为“君子之道”，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视为圣人的境界，倡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告诫统治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把这些认识和主张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对公利和民利，孔子是既不“罕言”也不轻视的。
孔门弟子说“子罕言利”，就只能界定在其个人私利的层面。
对个体的功名利禄，孔子也并不讳言。
以其“从先进”和“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为基础，孔子曾明确告诉他的学生：“学也，禄在其中矣。
”他还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在我国古代，功名与利禄一直被相提并论，在人的欲求中，也居较高层次。
孔子认为，到死而名声不被人家称述，君子引以为恨。
这是对人的成就感和被尊重需要的高度认同。
还有一个更具体的例证。
位列孔门七十贤人之列的子贡，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商人。
子贡经商的主要手段，是根据对不同地区市场行情的预测，贱买贵卖，从中获利。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骋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的描述，可见其富有程度。
对子贡的经商才能，孔子也有过评论：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先进》）颜回是孔子的高徒，以学问道德著称，但却常常穷得没办法；子贡（端木赐）不安于学以致仕一途而经商，对行情的把握却十分准确。
有人将孔子的这段话理解为“贤颜回而讥子贡”，其实不然。
孔子虽然赞赏颜回穷不失志的精神，但并不希望他永远穷下去。
孔子师徒在陈、蔡之野被围困时，孔子就因为得到颜回的充分理解而以“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回应。
这虽然是一种假设，但也表明了一种愿望。
以是观之，其“回也其庶乎，屡空”，就很有点替颜回感到遗憾的意味。
而“赐不受命而货殖”，无论对其中的“命”做何理解，“不受命”都是自取自为的意思，“亿则屡中”则是对其经商才能的肯定。
旧时的一些商家，常在门楣上贴“陶公事业，端木生涯”的对联，将子贡与陶朱公范蠡尊为商人的鼻祖和楷模。
假如孔子不赞成或反对子贡经商，就决不会有此结果。
以上情况表明，孔子对世俗的财富和利益观念，是并不简单排斥或拒绝的。
孔子的异于常人之处，是对理性和道义的坚守。
他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翻译过来即是：发财与做官，是人人所盼望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
这里所说的“道”，也就是“义”，即正当合理的手段。
循此，孔子反复强调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使人明确私欲的满足是有界限的，以维护财富和官位的正当性。
无论致富达贵还是摆脱贫贱，虽都是人的正常欲求，但均不能采取不正当手段，这是孔子对义利关系的基本看法。
例如他本人虽然也怀有致富的愿望，但同时表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
孔子所说的“乐在其中”，不是乐贫，而是乐道，是一种穷不失志的精神境界。
他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也绝非赞赏他能安于贫困而不图改变，而是肯定他的穷不失志的精神，强调的是人格操守，是对道义的追求和维护。
这种追求，在孔子那里是一贯的：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学而》）对子贡提出的贫穷却不巴结谄媚、富有却不骄横凌弱，孔子首先给予了肯定。
但在孔子看来，仅此还不够，不如贫穷却乐于道，富有却以礼待人。
在孔那里，“礼”是以“仁”为本质的。
因此，“富而好礼”，就明确了富人的爱心和责任意识，是将财富与道德结合起来的主张。
做到“富而好礼”就可以摆脱“为富不仁”的常态而进入新的境界。
在我看来，“见利思义”是孔子对其义利观的最准确概括，也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准则。
对个人而言，一个人除了生存和享乐的需要外，还有获得社会认同的需要，有使生命获得升华和不朽的需要。
患得患失、见利忘义，虽可获得低级、暂时的满足，但失去的，却是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
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
”如果完全依照个人利益而行事，会招致许多怨恨。
一个“万人恨”的人，其生存状态就可想而知了。
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浮云是浅淡而易逝的。
一个靠不正当手段谋得富贵的人，会充满不安全感，也就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一个人如果私欲过旺，也难以挺起做人的脊梁。
孔子曾为难以见到刚直不阿的人而慨叹，有人认为一个名叫申枨的人可以堪称，孔子断然否认说：“枨也欲，焉得刚？”这是“无欲则刚”的辞源。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人为了求官觅财不惜放弃人格操守，不仅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也失去了做人的乐趣。
于是有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田园归隐，有了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醒悟。
对社会而言，只顾追求财富而罔顾其他价值的物质主义，只关心自己而无视公共精神的利己主义，破坏性是极为严重的。
孔子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纵观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乱臣贼子，无一不是私欲太盛而不能节制的结果。
孔子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
”如果社会中人皆“拔一毛利天下而弗为”，或“庖有肥肉，野有饿莩”，社会焉能和谐？物质和利欲之于人，是不可或缺、不能回避的，而一旦陷入物质主义或被利欲熏心，即使不从道义的层面去看其破坏性，在人与人相处时，也足以令人讨厌。
据报道，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中国女性，特别是新一代女性的国际形象，《瞭望东方周刊》邀请了１０位２０岁～４０岁年龄段、东西方兼有的外籍男性，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在探讨中国女性最大的缺点时，“物质主义”是受访者一致的答案。
这里面当然不乏偏见。
但当一些人把崇尚物质主义视为与西方社会“接轨”的时，西方人却那么一致地把“物质主义”视为缺点，就足见我们对西方社会认识的浅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称羡西方富豪热心于慈善事业，批评中国的富豪宁可自己挥霍浪费也不愿意接济别人。
无论怎样解释，这都是现实存在的差距。
这次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在全国人民爱心汇聚的热潮中，也使诸多富人经受了考验。
当孔子倡导的“富而好礼”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时，我们的社会也就真的进步了。
在义利关系面前，是见利思义、见义勇为还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确实可以检验出一个人境界的高下。
孔子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表达这种判断，虽话说得有些绝对和刺激，却不应该被误解。
孔子希望以“见利思义”使人明确私欲的界限、维护财富或官职的正当性，以“富而好礼”促进财富与道德的结合，让财富发挥济世的力量，最终的目的是义与利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在《易·乾·文言》中，就有孔子“利者，义之和也”的解说。
《左传·成公二年》引孔子所言之“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是更为明确的表述。
用德性和理性去调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任何文明社会都不可缺少的手段。
１８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就提出过如下看法：“正义是确实存在于两件事物之间的恰当的关系；无论谁来考虑这种关系——上帝也好，天使也好，以至于人也好——这种关系始终如一。
那倒是真的：人们并非永远看得见这种关系；往往甚至看见了还故意远而避之；而利益所在，人人眼明，却永远如此。
正义发出呼声，但是人之七情，纷纭复杂，正义的呼声很难听见。
”因为“正义的呼声很难听见”，就必须有人不停地呼喊——孔子和儒家主动担负了这一重任。
对此，我们应给予正确的体会和认知。
■［作者简介］王恩来（１９５６－），男，辽宁大石桥人，１９８２年１月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政教系，２０００年９月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现任中共营口市委副书记，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孔子学会名誉会长，代表作为《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中华书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