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德性与道问学

《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疏解韩星*《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正式形成了儒家内部德性与学问的二元张力，延续至今。

“尊德性”与“道问学”原本是统一的，可是后儒在不同时代的诠释中各有创建，也各有偏向，到南宋鹅湖之会达到了高峰，后来一分为二。

宋代“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明代以“尊德性”为主导，清代是“道问学”为主流，百余年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断裂，时至今日，中国学界总体上仍是偏于“道问学”。

笔者认为，应该以中和之道来化解“尊德性”与“道问学”间的张力，寻求二者的整合，为解决今天一些歧异提供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智慧。

一、道与学、道德与学问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就谈到过对“死而不朽”的看法。

他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①这里，叔孙豹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种“不朽”。

据注家解释，立德的典范为黄帝、尧、舜，立功的典范为禹和稷，立言的典范则是鲁国臧文仲这样的史官。

在这三种“不朽”中，跟本文所讨论的德性与学问有关的是立德与立言。

孔子对道与学、道德与学问的认识是比较走中道的，是基本兼顾的。

儒家自孔子就非常重视“道”与“学”相辅相成，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

《论语·子张》载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肆”，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官府制造器物的地方；另一解释说，肆是市场中陈列器物之所。

不论哪种解释，我们都认为“肆”是百工学习制作器物的地方，百工在这里面观察、学*①作者简介：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与儒教等。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习、揣摩，最后制作器物，而君子与百工不同，君子之学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技艺以谋生，而是下学上达，进而至于道的境界。

钱穆《论语新解》：“百工居肆中以成其器物，君子之于道亦然。

非学无以明道，亦无以尽道之蕴而通其变化。

学者侈言道而疏于学，则道不自至，又何从明而尽之？致者，使之来而尽之之义。

“尊德性”还是“道问学”？ “尊德性”和“道问学”是中国传统⽂化中⼀对影响深远的概念。

⽆论是“道问学”还是“尊德性”，从中都可以发展出⼀整套“治学”的理念。

因此，就学风建设⽽⾔，传统学术中最要者莫过于“尊德性”和“道问学”。

⽽历史上有关“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也⽆不与其治学理念息息相关。

这⼀对概念事关治学之根本，对它们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为繁赜，构成了中国学术史上⼀道独特的景观。

往哲先贤对这⼀对概念的艰苦思考，既给我们留下了⼀笔巨⼤的精神财富，同时也使得这⼀对概念成为⼀种“历史的存在”，它们对于“现实世界”⾄今仍然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厘清这⼀对概念的现实意义不⾔⽽喻。

⼀、“尊德性”、“道问学” 原始义的再理解 “尊德性”、“道问学”的提法源于《礼记·中庸》： ⼤哉圣⼈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优优⼤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然后⾏。

故⽈苟不⾄德，⾄道不凝焉。

故君⼦尊德性⽽道问学，致⼴⼤⽽尽精微，极⾼明⽽道中庸，温故⽽知新，敦厚以崇礼。

郑⽞的《礼记注》（以下简称“郑注”）最早对上段话中的“尊德性”和“道问学”作了解释： 德性，谓性之⾄诚者；道，犹由也；问学，学诚者也。

意思是说，“德性”的本质是“⾄诚”；“道”是取径、道路；“道问学”即是指⼈通过⾃⾝修养的途径达到“诚”的境界。

何谓“诚”？《孟⼦·离娄上》⽈；“诚者，天之道也。

”《中庸》解“诚”也说：“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之道也。

诚者，不勉⽽中，不思⽽得，从容中道，圣⼈也。

”“诚”既然是“天之道”，是“性之德”，那也就是说，“诚”是⼈的天赋之“德”。

因此，所谓的“德性”即是指⼈不学⽽能、⽆须“外求”、与⽣俱来的“本能”和“天性”。

郑注系针对“学习”⽽发，“尊德性”就是尊重、遵从⼈在“学习”过程中与⽣俱来的本能和天性。

郑注强调“德性”是⼈的“天性”，这⼀点很重要，因为郑注不仅开启了后世“德性之知”说的先河①，⽽且提出对于“⾄诚”的“德性”应当“尊”，这就昭⽰了尊重、遵从每⼀个⼈的本能和天性的必要性。

[转载]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待其人而后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多么伟大呀，圣人之道！洋洋大观，发育万物，继天立极。

充足富裕，大的方面有三百，小的方面有三千。

都供后人都实践施行。

所以说如果不能拥有一定的品德，是行不了圣人之道的。

从第二十六章以下，子思一面赞颂圣人之道，一面也继续阐述中庸之道的发挥问题。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君子恭敬奉持德性，同时好问勤学以致知，使德行和学问到达广大精微的境界，虽然极其高明，依然不偏不倚地遵循中庸之道。

温习已知以增进新知，存心敦厚以尊崇礼节。

所以在上位时不会骄傲，处于卑贱的地位也不会背叛作乱。

当国家政治上轨道时，他的言论可以帮助国家振兴，当国家政治紊乱无道时，他的沉默足以被接受。

诗经上说：「既明理又有智慧，以保全其身。

」明哲保身就是这个意思吧！朱子注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

道，由也。

温，犹燖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

敦，加厚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

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

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

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

这则是强调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问学的积累，要求达到最高境界，又要保持中庸的原则。

这里的“致”、“尽”、“极”都是动词，相当于“尽性”之“尽”、“致中和”之“致”。

其实，这里的“道”亦为动词，应理解为“尽由之”。

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摘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历程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其深刻的内在自生因素,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际遇都无法与中国传统社会和学术思想撇清干系,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的“近代”因子是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

如果说清代社会承载着传统中国向近代转变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动因,那么深入探讨清代学术无疑是研究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重要路径。

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承袭着明末悄然兴起的理学清算运动,其学风出现了深刻变化。

如果说学风转变是社会转型在学术思想上的集中体现。

那么,探讨清初学风转轨就成为深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自发”转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清代学风大异于宋明,宋明理学侧重“尊德性”,清学则趋向于“道问学”。

由宋明而清的学风转轨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而两种学风之间的转变当以清初为“时代枢纽”。

“道问学”学风的确立反映了传统学术由理学到清学转轨的内在要求,通过对宋明而清的学风转轨的再梳理,洞晓其间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演化之因缘,从而窥及近三百年来学风整体走向的内在原因便具有了些许现实意义。

清代学术的一大特色是诸子学的兴起,其中又以孟、荀思想研究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最为丰富。

但是,关于清初诸子学尤其是孟、荀思想研究与学风转轨之间丰富而复杂的联系却尚未得到充分论述。

孟子主“尊德性”,荀子则重“道问学”,清初学界隐然存在着荀子的“升格”与孟子的“降格”运动,清代孟学与荀学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模式正暗合着清初学风转轨的内在逻辑。

同时,由于孟子在经子之间的地位变化,以及清儒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致使清初孟学中的诸多问题和表现正可解释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过程。

思想史研究一般注重对思想家及其著作本身的考察和分析。

随之就产生一个问题：无论是对思想家还是其著作的研究常以孤立的个案出现,缺乏对同一时代环境下思想家.群体的共性以及这些共性所反映的深层次因素的研究。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南宋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在孝宗年问的鹅湖之会上就如何认识事物及治学的问题展开了辩论。

其辩沦焦点可归结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不同的观点。

陆九渊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以“心即理”为其思想核心，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强调心学的主旨是明理、立心、做人。

其著作有《象山先生全集》。

孝宗淳熙二年(1175)，陆九渊应吕祖谦的约请，与朱熹相会于江西信州铅山鹅湖寺，就如何认识事物及治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尊德性”与“道学问”，即是朱、陆在鹅湖之会辩论后形成的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陆九渊从发挥儒学传统的“天人合一”观点的途径，提出“心即理”，得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万物皆自心发。

由此出发，他认为治学用不着去读很多的书，去“格很多的物”。

只要人人都有颗善良的“心”，“道”(“天理”)便在心中。

因为“心即理”，所以要“发明本心”，即以本心中固有的仁、义、礼、智等为根本。

他认为朱熹的方法“教人为支离”，太繁琐，应“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熹则从吸收佛家“体用合一”观点的途径，提出“性即理”，认为人性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得出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万物皆是理的体现，人心只是其一。

由此出发，他认为治学应多读书，多格物，从万物各具之“理”中推出与“天理同出一源”之“理”，认识和掌握“天理”。

即格物、读书，然后达到对“理”的体认。

因为“性即理”，所以要“格物穷理”，“格物致知”。

他认为陆九渊的方法太简约，应“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

朱熹和陆九渊在其上的分歧和争论，向来被视为朱、陆二学在学术上的差异的标志，由此也可以发现他们分歧的根源在于本体论的差异上。

正是因为他们在本体论认识上的差异，才导致了认识方法上的分歧：朱熹谈“穷理”(“道问学”)，陆九渊谈“明心”(“尊德性”)。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对这场争论的评价为：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朱熹则以道问学为主。

《中庸》尊德性与道问学：本土生命教学思想初探作者：李卯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年第01期摘要：当前我国流行的生命教学理论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移植照搬色彩浓厚，缺乏对本土生命教学思想的关注。

《中庸》作为儒家表达性命之学的经典著作，蕴涵着十分丰富的生命教学思想，具有本土生长性，适应本土性，实践操作性等本土教学论的典型特性。

《中庸》的生命教学思想精辟地表达为“尊德性而道问学”，从方法和内容层面简练地展现了儒家生命教学思想的精髓。

深入挖掘《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生命教学思想，对构建我国本土特色的生命教学理论和解决当下我国生命教学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价值。

关键词：《中庸》；尊德性；道问学；生命教学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4）01-0052-05一《中庸》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生命教育宗旨下，明确提出了“自诚明”、“尊德性”与“自明诚”、“道问学”的生命教学路径和方法思想。

这一思想成为传统中国人安身立命、做人为学的指导原则。

生命问题，从古至今一直是中西方哲学讨论的主要命题。

生命教学是属于人之生命（属人性，即只有人类才有的活动和行为）、出于人之生命（人为性，即是人的生命有意识从事的活动而不是本能的行为）、为了人之生命（为人性，即以发展、完善和扩充人的生命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其主体和对象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意识有情感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

生命教学不在生命之外而是内在于生命之中 [1 ]，是从生命本质出发、依据生命固有特征、顺应生命天性、遵循生命发展规律、发挥生命能动性、激发生命潜能并最后达成生命完满的活动。

我国当下流行的生命教学理论大多是舶来品，移植照搬西方色彩较浓，南橘北枳、水土不服现象明显。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生命教学理论面对我国现实生命教学问题时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因而并不能完全解决我国现实中存在的诸多生命教学问题。

2018·10《劝学》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教好此文，除了疏通文义，让学生掌握好重要的字词、句式、特殊用法外，更要引导学生感受文章特色，学习其思想内容，悟出道理，化为践履。

教师自身还应该好学深思，深入钻研，授课才能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左右逢源。

摘要关键词文言教学；字词探究；选文利弊；好学深思《劝学》是《荀子》一书的第一篇，也可以说是《荀子》一书最精彩的一篇。

全文谈如何学习和学习的作用、意义等等，不断比喻、引证，洋洋洒洒，精义迭出，体现出荀子不少重要的思想。

《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这句话若用来比拟荀子和《荀子》一书，倒是十分恰当的。

高中课本从中摘录一点，读来只能是尝鼎一脔、窥豹一斑而已。

但若要教好此文，或者更进一步了解荀子，就应该对《劝学》全文乃至《荀子》一书下一番功夫。

一、虚词、句式、特殊用法与文言文如何教学讲授文言文，首先要疏通文句，让学生尽量好地理解全文，然后才能更好地学习内容、探究特色、得到启悟等等。

文中的字词，课本已经详细出注了，虚词、句式、特殊用法则需要提示。

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前一个“于”字表处所，后一个表比较，句式是状语后置。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前一个“而”字表递进，后一个表并列。

“吾尝终日而思矣”与“吾尝跂而望矣”，两个“而”字表修饰。

“而”字表并列、承接、递进、转折、假设、修饰等等，是文言中重要的虚词。

文中“而”字很多，用法不同，值得注意。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这是典型的定语后置的句子。

“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上、下两字都是名词作状语，意为在上面、在下面；“一”是数词作动词，专一之意。

文言虚词、句式和特殊用法需要讲授，但如果一一细细辨析，则费时费力，枯燥乏味，让学生更不喜欢文言文。

文言文如何教得精要简约，让学生乐学易懂、轻松快乐，是个大难题。

《荀子·不苟》说：“故操弥约而事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