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教案资料
- 格式:doc
- 大小:25.50 KB
- 文档页数:7
由“尊德性”与“道问学”浅析道学之辩作者:王子赫来源:《人文天下》2019年第14期“尊德性”与“道问学”这对学术概念,初见于《礼记》之《中庸》第二十七章,是儒家对君子的诸多要求之一。
而后,经历秦汉魏晋儒学的发展变化,到宋明时期,理学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改革,“尊德性”和“道问学”在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后脱颖而出,分别成为了心学和理学的哲学内核。
通过梳理二者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加深对宋明理学的理解。
一、文献综述以“尊德性”“道问学”为核心的心学、理学之争自宋代发端以后,便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近代以前,盖因“新儒学”在思想学术方面的统治地位,儒家学者不得不围绕道学做研究。
朱熹上承张载、二程之学而将理学发扬光大;陆九渊、王阳明则自成一派,独立为心学。
道学两派互相辩驳,至于十六、十七世纪,早期启蒙学者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外衣下,也掺杂了道学之辩的学术底色,正如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说:“王、顾形式上左袒程朱,黄宗羲形式上左袒王守仁。
”近现代以来,在新的、更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指导下,学术界对道学之争的研究更为丰富多样。
这里主要列举三位最具代表性的学者。
一是冯友兰。
冯友兰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以欧美现代哲学理论(如逻辑实证主义)研究中国传统儒家哲学思想。
他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朱、陆的哲学思想是两个不同的“实在”:朱熹主张“性即理”,陆王主张“心即理”;朱熹是“道问学”,陆王是“尊德性”。
这一观点是目前学界比较主流的看法。
二是钱穆。
钱穆在理性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研究宋明理学,并认为朱熹之学为“大心学”,其中也包括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
这一点可以朱熹的《中庸章句集注》第二十七章對于“尊德性”“道问学”的注文中看出,其中确有存心与格物互相补充、缺一不可的观点。
钱穆高度评价朱子,而淡化了陆王心学的价值意义,其观点可见《朱子新学案》一书。
三是牟宗三。
牟宗三提出心学、理学之分在于“端绪”,即道德主体,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陆王心学比程朱理学得中,所以牟宗三先生认为心学是儒学正统,而朱子之学偏落了旁门左道。
尊德性而道问学——关于荀子《劝学》的几点教学思
考
荀子是战国百家学派之一,他的学说被证实是一个提高道德标准和
实施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思想源泌,他的《劝学》著作着重于尊重人
文教育及培养尊严,促进学术文明发展。
从《劝学》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教学思考:
一是要尊重学生的尊严,让学生的发言得到尊重,让他们有自信。
学
生的发言不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且应该激发学生的思维,以提高思辨
能力和表达能力。
二是要利用比较的范式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荀子说:“一朝争竞,
百世笃口,尊嚴权色。
”比较及竞争给学生带来的是对智慧的尊重,及
对品位的磨炼,这些比较及竞争也将有助于学生锻炼自己的冒险精神,培养自己的坚持不懈的能力。
三是要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知识,让学生体会知识的真实意义,有助于
学生在知识的实践应用中,增强学习的热情。
荀子说:“避乡游行,审
视体得,仰乡人业,景识兴畜。
”这就是从实践中获取知识,让学生运
用书本知识,将其应用到现实世界中,增强学习的热情和实践意义。
最后,要加强学习环境的建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多参加
学习活动,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目标意识。
荀子说:“仰兴可贵,宵放
勿伤,靖分守时。
”此类安排可以促使学生从早到晚的环境,并且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能够较有效地获取新知识,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上发表意见和交流。
[转载]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待其人而后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多么伟大呀,圣人之道!洋洋大观,发育万物,继天立极。
充足富裕,大的方面有三百,小的方面有三千。
都供后人都实践施行。
所以说如果不能拥有一定的品德,是行不了圣人之道的。
从第二十六章以下,子思一面赞颂圣人之道,一面也继续阐述中庸之道的发挥问题。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君子恭敬奉持德性,同时好问勤学以致知,使德行和学问到达广大精微的境界,虽然极其高明,依然不偏不倚地遵循中庸之道。
温习已知以增进新知,存心敦厚以尊崇礼节。
所以在上位时不会骄傲,处于卑贱的地位也不会背叛作乱。
当国家政治上轨道时,他的言论可以帮助国家振兴,当国家政治紊乱无道时,他的沉默足以被接受。
诗经上说:「既明理又有智慧,以保全其身。
」明哲保身就是这个意思吧!朱子注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
道,由也。
温,犹燖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
敦,加厚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
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
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
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
这则是强调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问学的积累,要求达到最高境界,又要保持中庸的原则。
这里的“致”、“尽”、“极”都是动词,相当于“尽性”之“尽”、“致中和”之“致”。
其实,这里的“道”亦为动词,应理解为“尽由之”。
《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疏解一、道与学、道德与学问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谈到过对“死而不朽”的看法,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种“不朽”。
在这三种“不朽”中,跟本文所讨论的德性与学问有关的是立德与立言。
孔子对道与学、道德与学问的认识是比较走中道的,是基本兼顾的。
儒家自孔子就非常重视“道”与“学”相辅相成,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
《论语?子张》载,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君子与百工不同,君子之学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技艺以谋生,而是下学上达,进而至于道的境界。
钱穆《论语新解》:“百工居肆中以成其器物,君子之于道亦然。
非学无以明道,亦无以尽道之蕴而通其变化。
学者侈言道而疏于学,则道不自至,又何从明而尽之?致者,使之来而尽之之义。
君子终身于学,犹百工之长日居肆中。
”儒家“学”的范围很广,但这些为学无不以“致道”为指向,所走的无非是一条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
和道与学相联系的是道德与学问的关系。
孔子认为道德是做人的关键与核心,学问为道德修养服务。
《论语?述而》篇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这是孔门大纲,不仅强调修道、立德、依仁的形而上追求,更重视游艺的形而下实践。
道、德、仁、艺是不同的层次,其中道、德、仁是形而上的层面,道是做人为学的根本,德者得也,得道也,是通过内在一己修持而获得对道的体悟进而落实为德性。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中庸》),缺德无从体道,无德必定无道,道不远人,就在德中。
“仁”是道和德落实在人伦日常中带有血缘情感和经验理性的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儒家的理想道德境界。
“艺”是形而下的技能层面,虽然是一个字,然在孔子就是以六艺为主,包含其他百工技能在内的实践性技能、技术。
道、德、仁固然重要,但若无艺也是空悬的,固儒门又非常重视游艺,君子也要游于艺,但不能停留于此,还要由艺的形而下层面上升到道、德、仁的形而上层面。
《论语?学而》载,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2018·10《劝学》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教好此文,除了疏通文义,让学生掌握好重要的字词、句式、特殊用法外,更要引导学生感受文章特色,学习其思想内容,悟出道理,化为践履。
教师自身还应该好学深思,深入钻研,授课才能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左右逢源。
摘要关键词文言教学;字词探究;选文利弊;好学深思《劝学》是《荀子》一书的第一篇,也可以说是《荀子》一书最精彩的一篇。
全文谈如何学习和学习的作用、意义等等,不断比喻、引证,洋洋洒洒,精义迭出,体现出荀子不少重要的思想。
《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这句话若用来比拟荀子和《荀子》一书,倒是十分恰当的。
高中课本从中摘录一点,读来只能是尝鼎一脔、窥豹一斑而已。
但若要教好此文,或者更进一步了解荀子,就应该对《劝学》全文乃至《荀子》一书下一番功夫。
一、虚词、句式、特殊用法与文言文如何教学讲授文言文,首先要疏通文句,让学生尽量好地理解全文,然后才能更好地学习内容、探究特色、得到启悟等等。
文中的字词,课本已经详细出注了,虚词、句式、特殊用法则需要提示。
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前一个“于”字表处所,后一个表比较,句式是状语后置。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前一个“而”字表递进,后一个表并列。
“吾尝终日而思矣”与“吾尝跂而望矣”,两个“而”字表修饰。
“而”字表并列、承接、递进、转折、假设、修饰等等,是文言中重要的虚词。
文中“而”字很多,用法不同,值得注意。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这是典型的定语后置的句子。
“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上、下两字都是名词作状语,意为在上面、在下面;“一”是数词作动词,专一之意。
文言虚词、句式和特殊用法需要讲授,但如果一一细细辨析,则费时费力,枯燥乏味,让学生更不喜欢文言文。
文言文如何教得精要简约,让学生乐学易懂、轻松快乐,是个大难题。
《荀子·不苟》说:“故操弥约而事弥大。
尊德性而道问学作者:叶水涛来源:《中小学班主任》2019年第07期教育的宗旨在立德树人,班主任的职责在教书育人。
《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德者,彰显人的德性,培育人的德行。
亲民者,造就一代新人;至善者,真善美的统一也。
此为学校教育的理想境界,也是班级工作的理想境界。
现代学校教育以班级授课制为主要形式,班主任既是学科教学的教师,更是学生思想教育的导师。
学校教育五育并举,以德育为首位。
班主任工作千头万绪,但首在培养学生的优良品性。
这种培养既贯穿于学校的各项活动,又融合于学校的各科教学。
《中庸》云,“尊德性而道问学”,“德性”之“道”在“问学”,舍“问学”无以致“德性”。
班主任工作须以育人为中心,而育人需要通过教学主渠道实现学生的德性养成;离开知识教学,“立德树人”便无所凭借。
学校教学以课程作为知识的载体,以课堂作为主阵地。
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求知”,教师的基本任务是引导学生学习各科知识。
知识,是认识的范畴和认识的结果,即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概念体系,但它不是外在于人的符号化的论断,它同时也是人的经历、重要的价值观、情景化的信息以及洞察力等。
通过知识的学习,可以促进学生快速发展、健康成长,但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其危害和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教师潜心于知识教学而无暇他顾,学生不堪于过重的课业负担,致使道德素质与身体素质整体滑坡,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实。
当今,提高教育质量和减轻学生负担,是一个双重任务,二者不能偏废。
但在理论层面上,由知识本位的课程观转为聚焦核心素养的课程观,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逻辑的必然。
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认为,知识可以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
朱熹说,就“为学”而言,见闻之知是重要的,只有从见闻开始,豁然贯通,下学上达,才能达到“德性”的境界。
王阳明则认为,德性之知不产生于见闻,而是靠内心的修养与体悟所获得的“良知”。
但他们双方又一致认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是辩证的统一,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可以有效勾连起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与转识成智。
朱陆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之争作者:吴凯雷来源:《教师博览·科研版》2013年第09期[摘要]“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是朱熹与陆九渊在教育思想方面的主要争辩之一。
此争辨主要集中在道德知识怎样转变为道德品质,这本身即为德育教育的重要问题。
对今天怎样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朱熹;陆九渊;尊德性;道问学;争辨朱熹(1130-1200)、陆九渊(1139-1192)同为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们之间在学术思想上,观点不一,如冰炭之不相容,而私下感情却很好,互相尊敬,互相敬慕,反映了一代大师的心态与风貌。
当时他们在学术思想、教育思想方面有几次大的辩论,史称“朱陆之争”,主要争论在“易简与支离”“尊德性与道问学”“太极与无极”“禅学与儒学”等方面。
在这里,笔者只是在教育方法论中,在“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方面,对朱陆之间的争论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朱熹、陆九渊均把“尊德性”“道问学” 当作了教育方法论的宗旨。
有关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问题的争论,是朱陆之争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一、朱熹:“道问学”重于“尊德性”朱熹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同样重要,但相比而言,道问学重于尊德性。
朱熹把教育目的中的人格标准规定为通过教育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有德之人和圣贤君子,学习与教育的过程是一种道德的培养的过程,经过教育与学习实现对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的认识提高,并化为自觉性。
经过对道德知识的不断学习、不断积累,逐步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树立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加人们的道德情感,增加人们的道德信念。
通过这种道德知识的不断教育与学习,来积累道德知识。
这种持之以恒的道德知识积累历程,量变会成为质变,会将道德知识化为规范的行为,化为高尚的品质,养成高尚的人格。
所以,朱熹认为教育与学习是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前提和知识储备,教育与学习的过程是为学生的未来生活所做的一种准备活动。
这样,在朱熹那里,教育与学习只是一种准备过程,是为未来生活作准备,为道德养成作准备,为树立良好道德作准备。
“尊德性”与“道问学”作者:杨丽娟来源:《克拉玛依学刊》2013年第02期摘要:朱熹和陆九渊虽同为我国历史上的理学大师,但两人却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理学理论。
朱熹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而陆九渊则更重视“尊德性”。
这种理论上的异同性在二人的教育观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一方面,不论是在教育本体论、教育方法还是德育观上,两人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二人在教育理想和为学手段上又有着共通之处。
关键词:“尊德性”;“道问学”;理学;教育观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2-0055-06“尊德性”与“道问学”最早出于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中庸》认为道之根本在于中庸或曰“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而君子欲达中庸之道,必须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是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即为“尊德性”或称为“自诚明,谓之性”;一方面,要坚持对外在于身心之外的道德知识的追求,并以此为基础从而达到对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被称之为的“道问学”或曰“自明诚,谓之教”。
君子只有将这二者联系起来,才能将天赋的道德之性发扬光大,并最终达到“中庸”的境界。
《中庸》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重在阐释它们各自的内涵及意义,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明确界定,这也就给后世学者们留下了争鸣的空间。
此间,以南宋时期两大理学巨子——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争辩最为激烈也是影响最广而深远的。
两人同为理学大师,却秉着不同的理学研究思路,在鹅湖交汇,畅辩各自的理学之道,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
这次难得的学术交流与碰撞,可谓是承上启下:承孔子以来儒家学术发展之精华,启后世儒学前进之方向。
58 第308期 商学院·研究院中,我们继续稳居三甲。
其中,我们的课程项目如商业思想、课程创新、多科融合、学科前沿等再夺第一,这也是对我们“商学+”理念落地探索的肯定和褒奖。
发轫于中国文化传统2020年,我们提出了自己的slogan (口号):“尊德性、道问学”。
为什么要有自己的slogan ?简单而言,就是我们对自己项目定位、办学特色、治学理念最简洁的表达。
就像大家一听到“Just do it ”就会想到耐克所宣扬那种不畏艰险、勇于尝试、坚持不懈的运动精神。
“尊德性 道问学”出自《礼记·中庸》,全句是“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作为一种治学理念,尽管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儒对“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有不太一样的认知,但本质是相通的。
大意就是,君子(即今天的组织管理者)既要存心养性,尊重与生俱有的德性,又要格物穷理,来存养发展德性。
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六个字作为slogan ?这要回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办学使命和特色上。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要培养的是“引领中国发展的健康力量”。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引领、健康。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诠释,本质内涵就是正向影响力,即领导力。
《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真正的领导力应该是别人主动被你吸引和自愿被你影响。
对此,德鲁克有着深刻理解,他曾讲过,“管理的本质就是激发每个人的善意和潜力”。
如此,如何成为一位有领导力的管理者,进而不断激发别人的善意和潜力?《中庸》第二十二章里告诉我们行动路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要激发别人的善意,前提得是自己满怀善意。
同时,尊德性不仅仅是个人内在的德行修养,还有个人与外在环境的良性互动和共生长。
2019年8月19日,包括贝佐斯、库克等在内的美国近200家顶尖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集体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书,他们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悟道修德:《论语》第十课教案探析。
一、教案简析《论语》第十课教案是一份基于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学习《论语》第十课,了解悟道修德的重要性,并运用所学知识于日常生活中。
教案内容包括了文本研读、思考探究、语文实践、生命关怀和生活实践等五个板块,全面而系统地引导学生进行知识掌握和实践应用。
二、探析内容1.关于修德修德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之一。
在《论语》第十课中,孔子说:“尊德性而道问学,臧否定而毁誉声闻,慎始敬微而补缺惟厉,是以君子不赞其辞而贵其行。
”这句话中,“尊德性”是说要尊重德行和性格特点,“臧否定而毁誉声闻”是说要正确评价别人的行为,“慎始敬微而补缺惟厉”是说要认真对待自己的不足。
从中可以看出,修德的本质在于做人做事的标准、准则、原则和规矩。
2.关于悟道道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概念,指一种理性、合理、普遍的道理。
道与各种方面都息息相关,如人生、乐观、精神、智慧等。
通过“悟”道,人可以达到对世界的全面观察和认识,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境界。
在《论语》第十课中,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乃不可;修身而不正,乃不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句话表达了悟道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即使拥有再多的知识和智慧,如果不进行自我反省和深度思考,也很难达到探究道理的境界。
3.现代社会的意义对于修德和悟道,现代社会似乎对这些理念与价值产生了种种质疑和解读,但毋庸置疑的是,修德与悟道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社会风气严重,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等都遭受了重大的挑战。
这个时候,修德与悟道则是唯一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修德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做事规范和操守,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
悟道教育则有助于引导人们走向真理和思考,并形成独立的、深厚的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
4.启示与展望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论语》第十课教案所阐述的悟道修德理念与当代社会人们生活和工作之中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南宋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在孝宗年问的鹅湖之会上就如何认识事物及治学的问题展开了辩论。
其辩沦焦点可归结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不同的观点。
陆九渊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以“心即理”为其思想核心,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强调心学的主旨是明理、立心、做人。
其著作有《象山先生全集》。
孝宗淳熙二年(1175),陆九渊应吕祖谦的约请,与朱熹相会于江西信州铅山鹅湖寺,就如何认识事物及治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尊德性”与“道学问”,即是朱、陆在鹅湖之会辩论后形成的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陆九渊从发挥儒学传统的“天人合一”观点的途径,提出“心即理”,得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万物皆自心发。
由此出发,他认为治学用不着去读很多的书,去“格很多的物”。
只要人人都有颗善良的“心”,“道”(“天理”)便在心中。
因为“心即理”,所以要“发明本心”,即以本心中固有的仁、义、礼、智等为根本。
他认为朱熹的方法“教人为支离”,太繁琐,应“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熹则从吸收佛家“体用合一”观点的途径,提出“性即理”,认为人性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得出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万物皆是理的体现,人心只是其一。
由此出发,他认为治学应多读书,多格物,从万物各具之“理”中推出与“天理同出一源”之“理”,认识和掌握“天理”。
即格物、读书,然后达到对“理”的体认。
因为“性即理”,所以要“格物穷理”,“格物致知”。
他认为陆九渊的方法太简约,应“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
朱熹和陆九渊在其上的分歧和争论,向来被视为朱、陆二学在学术上的差异的标志,由此也可以发现他们分歧的根源在于本体论的差异上。
正是因为他们在本体论认识上的差异,才导致了认识方法上的分歧:朱熹谈“穷理”(“道问学”),陆九渊谈“明心”(“尊德性”)。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对这场争论的评价为: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朱熹则以道问学为主。
(吴悟撰,舒星摘自庞朴《中国儒学》卷三,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尊德性与道问学文 / 玄缘若兮一、理论建构“尊德性”与“道问学”本是《中庸》里的一句话,原文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说的是君子所应有的一种素质,而宋儒以后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两大主流,而在清代最终形成其理论建构,即汉学与宋学之争,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观。
“尊德性而道问学”中的“性”本来是“天命之为性”,以达到“率性之为道”的目的,它注重人的道德的内省;而“道问学”则是对“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概括。
而在宋儒那里却演化为章句和义理之争,朱熹《中庸章句集注》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
”在朱熹看来,“尊德性”和“道问学”两者缺一不可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在“尊德性”上面朱熹继承洛学程颐的系统,创立了理学;而在“道问学”上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宋儒中做注释考据的典范。
而现在的人一提到朱熹,想到的就是理学而忽视了他在道问学方面的成就。
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也就是因为这个批评朱熹的学问“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而陆九渊就真的只关注义理了,认为“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他就继承了洛学程颢的体系,创立了心学。
后来理学与心学并称,就忽视了“道问学”的地位,而只有“尊德性”了,这在王阳明那里达到了极致。
王阳明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
后来晚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严重,这种空谈义理的“尊德性”的学问遭到了批评,顾、黄、王就出来了,然后就是清儒,他们在满清文化高压政策的压力下,就做起“道问学”的学问来了,考据学大兴其道。
到了乾嘉时期,江藩写《国朝汉学师承记》与《国朝宋学渊源记》,汉学与宋学的名字才真正的确立起来,它在本质上还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对来,后来一直沿用至今。
思想史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概括成几个历程,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这是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里面对中国的思想流变做的一个整体的概括,这种说法为后来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范式,到现在仍然是学界概括思想史发展历程的经典语句。
我们先不说这种分别的方法是否合适,因为梁启超并没有写出一部中国思想的通史,仅仅是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大体的把握,而其最得力的思想史著作莫过于他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其中他就提到清代的朴学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反动,这倒是贯彻了他对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的一个整体把握。
然而这种说法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清代的学问就是考据学(汉学或者“道问学”),这就造成了一种误解。
余英时先生就认为这种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只是从外源出发,没有把握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他将汉学与宋学之争概括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争论,并将其说成是儒家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与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之争,这可以说是对“尊德性”和“道问学”在现代诠释下的一种新的应用。
他从两者的内在关系上论述了从晚明以降到清代中叶中国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晚明义理的空谈使得“尊德性”没有了“道问学”的基础,这才开始了清代的“道问学”的大盛,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清代清代考据学的范围之内仍然是存在着义理之学的,他用的就是考据学大师戴震的例子。
余英时先生在对晚明清初的思想研究上初步运用了这种“尊德性”与“道问学”两分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如果将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二、具体思路余英时先生的这种研究思路最早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学的研究的片断上。
1975年他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对儒、道、法三家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上的表现。
他认为儒家是主智的,道家和法家是反智的,当然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各自的政治理想。
后来儒法合流,儒家也开始反智了,当然这个时候的儒家已经不是先秦时代的原始儒家了。
虽然余英时先生在这里主要是为了阐述儒、道、法三家的政治理想,并没有真正的对三家思想的内在理路进行分析,但毕竟开了一个先河,即原始儒家是主张通过“道问学”来达到“尊德性”的目的的,而道家和法家就不是。
至于其他诸家,墨家是主张“尚贤”的,可以看作是主张智识主义的,其他诸家可以说主张不明确。
先秦诸子是中国思想史的开端,其主张有包罗万象的态势,而以后的分歧则使得思想的分化更加严重。
两汉我们习惯上用两汉经学来概括其整体的思想潮流,而根据周予同先生的研究,经学可分为三个部分“今文学派”、“古文学派”、“通学派”,清儒所说的汉学基本是后两个,即以贾逵、服虔、许慎、马融为代表的古文学派和以郑玄为代表的通学派,他们是“道问学”的,而西汉的今文学派则更多的是“尊德性”,以董仲舒、公孙弘为代表他们把孔子当成素王,说孔子是“微言大义”的,这显然是儒法合流的延续,他们更注重义理的发挥而不是章句的梳理,但由于后来新文献的发现就使得今文学不能一家独尊,后来古文经就在政治的因素下迅速的发展起来,在东汉达到顶峰。
到了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基本上已经陷入了“道问学”的汪洋大海之中,沦入了文献主义的泥潭之中,这个时候“尊德性”开始对“道问学”的繁杂进行反动,开启了魏晋的玄学时代。
魏晋基本上是主张“尊德性”的,玄学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解决儒学在本体论上的缺憾,从而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本体论的基础。
在运用《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理论资源以后,恰逢佛教译经史上的大盛时代,般若空学与玄学合流,达到了玄学史上理论的最高峰。
佛教经典卷帙浩繁,但佛教本质上是反智识主义的,这在禅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隋唐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盛时代,宗派林立,僧尼遍布。
梁启超先生在总结隋唐思想的时候用的就是“隋唐佛学”。
隋唐统一以后,儒学也实现了南北学风的统一,在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中表现的格外突出,可以这么说,隋唐儒学是一个智识主义的时代,《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的大纲,基本上天下的士大夫都是要背诵的,这是儒学智识主义发展的一个时代。
佛学在隋唐宗派林立,各种经典的注释也是浩如烟云,表面是智识主义的,但实际上佛教讲究“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实际上表明佛教是假智识主义的,他们最后的目的是抛弃一切,达到空一切的境界。
这在后来的禅宗中表现的更为具体,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更是反智识主义的了。
道教在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的原因也获得了三教并立的地位,而道教的理论本身是在先秦道家的理论基础上杂糅了中国民间的很多诸神崇拜而形成的一套体系,因此它基本上也是反智识主义的。
中唐以后,由于国家危机的加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开始反思,这时反智识主义的苗头再次兴起,当然这里面还有儒学本身在义理方面缺陷性的因素,为了与佛、道在理论上争锋和解决现实问题,儒家一方面回归原始经典,开始进入了一个重新解释经典的时代;另外一个方面就借助佛、道两家的理论体系为自己服务,形成了宋代的新儒学。
后来宋明理学与心学大盛,他们基本上走的都是“尊德性”的路子了。
清代的学术在开始基本生走得是“道问学”的路子,可是后来外国人进来了,国家内部也不安稳,所以那些士大夫们又一次开始走“尊德性”的路子,古文经学的义理基本上被宋明的理学大师们阐述完毕了,隔了将近两千年的今文经学又一次被拉上了历史舞台,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人就出来了。
三、后记汉学与宋学之争本是清儒之争,笔者在借鉴余英时先生“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自己的梳理,浅薄之极,贻笑大方。
因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本不可分,清儒为门派之争而剑拔弩张,龚自珍也说“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这话是没错的,前文提到朱熹除了我们知道的创立了理学体系以外,还做了《四书章句集注》,这可是“道问学”的大作。
而汉儒做“道问学”的功夫,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义理,“尊德性”与“道问学”本不可分,然而具体一个时代也确有两者之差异,而两者之间的作用却正是中国思想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巨大的动力所在。
在这个基础上余英时先生在他的文章著述中已经大体的把宋明以降至清代中叶的内在理路分析的很具体了,而先宋的思想史研究中还很少有人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作为一个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后辈,小子斗胆以此理论方法对中国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个整体的脉络,以备日后之用,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尊德性”与“道问学”可谓朱陆异同的一大特点,谁前孰后是他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近来,我学习的时间并不读,但对学与用思考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