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读张循先生《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彭衛民【专题名称】《明清史》【专题号】K24【复印期号】2011年05期【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2011年2期第247～256页【英文标题】Between Exciting and Tension: A Review on Zhang Xun's The Inner Tension of Han School: A New Interpretation on "the Dispute between Han and Song"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in Qing Period【作者简介】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清代学术史与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
【內容摘要】（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清代思想界所谓的“汉学”“宋学”视为一个客观的、有固定内涵可以归纳的对象，并往往欲对二者“下定义”。
实际上，清人对“汉”“宋”的使用分歧丛出，在他们自己便未提出任何客观公认的标准，更无固定的“定义”可下，作为后人的我们却欲自作聪明地代他们来做审判官，这完全是误入歧途！这些言论，煞有介事，其实根本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不过是自己头脑中编织出来的一场逻辑游戏，与历史的真实动态的过程南辕北辙。
史料中足以提示我们的地方太多了：江永被唐鉴收入《国朝学案小识》，视为“理学阵营”，又被江藩收入《汉学师承记》，视为“汉学阵营”，请问他究竟是什么阵营？连清人自己都分不清阵营，我们又如何能言之凿凿的说什么“居理学阵营”“居汉学阵营”；按近人看法，陈澧是典型的“居汉学阵营兼采汉宋者”，可是在章太炎、刘师培等自认为“居汉学阵营”的人看来，首鼠两端的陈澧哪里有“居汉学阵营”的资格！我们是不是又要找一条客观标准出来，以衡量究竟是近人错了，还是章太炎错了呢？历史本没有所谓“一个客观的真实”，不同的历史人物将看到与记述不同的真实，历史学的任务不是要去评判究竟谁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有什么根据说某些真实比另一些真实更真实呢？历史学的任务毋宁是去描绘这些各种各样的真实在历史的时空中的动态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不是要去回答某人究竟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而毋宁是要清理清人为什么要对他作或汉、或宋的区分。
这是当今的思想史研究最值得反思之处，同时，这也是我对我自己此前研究的反思。
——摘自张循先生的来信【关键词】EE393UU1826404人类将思想（言语）刊刻于经典（语言），又通过经典（语言）阐释他们的思想（言语）。
当然这里所说的“经典”与“思想”的关系则至少应当包含如下几层含义：一是从思想到思想；二是从经典到经典；三是从思想到经典；四是从经典到思想。
但是不管二者关系如何，在清季时期学人眼里看来，这都已经是毋须探讨的问题，比如皮锡瑞（1850－1908）在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的开篇就说到了学问中“说”与“写”的关系：本朝有鉴于禁诸生立会立社，纪文达公著论深以讲学为非，谓只宜著书不宜讲学，从此以后儒者以讲学为讳，今人忽闻讲学必以怪不知百年以前讲学通行并非惊世骇俗之事……无论何种学术，皆当自求心得，不当是己非人，意有不同不妨周咨博访，互相印证，以折衷于一，是即学弧泒宗旨不可强合，尽可各尊所闻，各之所行，不妨异同。
不必争门户，无论何项学术，不要务虚名要切实用，讲汉学者要通微言大义方有实用，破碎支离不成片段者无用；讲宋学者要能身体力行方有实用，空谈性命不求实用者无用（1）。
皮锡瑞将“文字”与“言语”、“学”与“行”的关系在这两次讲学中表述的非常清楚，似乎不用讨论，不管是淹贯经典的“下学”，还是发挥义理的“上达”，对于一个想要“求其放心”的知识分子来说，都非常重要，这二者不仅是治学的任务，也是治学的过程。
但不可否认清代以降，学术（儒学）内部的这种链接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表现在学者们不仅很难在“考据”与“义理”之间寻找共通点，而且自己都已经为这种毫无“义理”的“考据”感到恐慌，陈澧（1810－1882）说：“近世儒者咸知考索，然或《苍》《雅》甫明，华颠已至，窥堂陟奥，俟之何年。
又儒者之书，多宏篇之作，可资语上，难喻中人。
故蒙童之子，次困之材，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
”（2）朱一新（1846－1894）也说：“圣门以下学之功示人，故不空言理，宋儒则言理居多仍与约礼之旨无异，盖礼经残缺，古今异宜，大而朝聘燕飨，小而宫室器服，多非后人耳目之所习，与之言理，则愚夫妇可与知，能与之言礼，虽老师宿儒或不能尽通其义。
”（3）清代汉学家们的这种偏见往往如是，对经典过分关注与回忆的背后，是汉学家们对虫鱼训诂之学的无比兴奋：百余年来，钜材硕学尽发其矫诬妄作之病，由是古昔书传微文奥旨以及数度名物，虽极隐伏，湮塞几绝，多错综异同，条其义类，他考覆亦率精确可观。
自元明至今，未有若斯盛焉（4）。
基于此，清代思想史开始出现一种“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对立及冲突，即所谓的“汉宋之争”，清代学人自己就已经察觉到了汉学与理学的冲突、调适多少受学派时运的影响，并为此而感到担忧，龚自珍（1792－1841）承认“入我朝，儒术博矣，其运实为道问学”，但是他却为学界普遍“道问学优于尊德性”的心理感到担忧，“道问学”的大兴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
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5）。
而这种时运的兴与衰并不能单纯等于就给我们演绎出了清代“汉宋之争”的整幅画面。
当然，近人研究此一问题的著作甚夥，既有观点多指向“争”——即汉学与理学的对立及后来的消解（6），但“汉宋之争”的内涵并不全然于此。
实际上，“汉宋之争”这种提法是值得讨论的，不仅因为近人谈此一问题时必认为考据学家只讲考据，理学家只重义理，更在于二者只是在纠缠不清当中争论一个不同范围的宋学，汉学家非难的只是“陈义甚高，居心过刻”（7）的狭义宋学，确切的从细处来讲，“汉宋之争”这个命题则至少可以包含以下四层含义：一是把“汉宋之争”视为义理学与考据学两种不同学术形态的盛衰消长；二是清儒在经注、经义上对汉注或宋注各自取舍的立场；三是从哲学高度的义理类型之争来看待“汉宋之争”；四是两派的宗旨与性格对“汉宋之争”推进的影响。
前三者是比较突出的特征，即汉学/理学之间的聚讼与调停，而通过对学派内部性格特点的考察，是否能给所谓的“汉宋之争”下一个更深层次的定义呢？一、内在紧张：“汉宋之争”的新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四川大学张循先生刊登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的新作《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8）（简称“张文”）则给了我们一个耳目一新的观点：对“汉宋之争”的关注还应当从汉学（汉学家）的内在性格考量，“汉宋之争”不仅是汉学与理学的对立、聚讼，更是汉学内部的紧张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因为汉学归根结底是儒学的一种，汉学家从本质上还是儒者，受到儒学旨趣的约束，它并不允许自己无限制的从事饤饾考据而欠缺对义理的认知。
所以，一方面汉学家们无法抑制对虫鱼训诂的兴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防止其与“德性”“义理”“性命”等概念脱节，而不至于应了方东树（1772－1851）所描绘的那种“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9）尴尬境地，因此这样一来，清代汉学（汉学家）始终处于这种内在的紧张（Inner Tensions）之中。
当然张文提出的这个假设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纵观清代“汉宋之争”的分期，笔者在拙著《学归大统：清代“汉宋之争”的三个阶段》提到的一个观点，不管是从心态、时间、作用、影响等因素考察，清代汉学家“扬汉贬宋”的程度都甚于后来理学家的“护宋批汉”，亦即对应的“道问学”较“尊德性”来说更持久更有其生命力（10）。
实学思潮的兴起，使得宋明理学发展至清代旁生出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文、舆地、典章制度为内容的汉学，这虽然是学术传统“内在理路”（inner logic）的一种趋势，但这种转变则至少假借了三种因素：其一，明末学者们指斥理学空言误国，则汉学的抬头必有其适应学术轨迹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其二，汉学从背景上升到主题，官方的首肯是不可缺少的，例如乾隆中叶始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极力推崇汉学的合法地位，“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于斯为盛”(11)，同时认为理学“其大旨以道学之盛衰定帝王之优劣，而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12)；其三，此一时期，学者、官僚、士大夫们对经学的重新考证，使得汉学有了从淡忘走向主流的契机。
由于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汉学（家）具备了“内在紧张”的资格与主动权(13)二是儒学本身的传统重德性而不重问学，按照张先生的话来讲，儒学不是一门追求知识的学问，而是一门追求道德的学问，就汉学家自己而言，考据本来就是一项搜山检海的艰难任务，清代浙江海宁学者陈其元（1812－1882）就曾发出“考据之难”这样的感慨，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读了唐国子祭酒李涪的《阁贴》刊物，至老死也不会明白右军书死罪是何意，“短启出于晋、宋兵阁之际，时国禁书疏，非弔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14)，他说这样晦涩难解的词意如果不是因为翻检典籍，人多不知。
而对于清代的理学家而言，若汉学家“与之言古训，则骇然以为迂晦而难通，塞耳而不能听也”，所以汉学家对此不免着急，“此学问之所以日入与靡烂而有终身读书不识一字之诮也”(15)。
基于这两个前提，张文所提出的这个新解释则是顺乎自然，第一个前提符合张文所说的汉学（家）可以在针砭理学“强作聪明，妄生疻痏”的同时而对训诂考据产生极大的兴奋与兴趣；第二个前提符合张文所说的因为受到儒学旨趣的局限而不得不防止其与德性”“义理”“性命”等概念脱节，所以基于这两个前提与事实，汉学（家）的内在紧张与纠结则顺理成章，在所难免。
二、两种不同层次的“汉宋之争”三、既然这种内在的紧张已经预示着清代思想史会有一场大争论，那么这种紧张所指向的路径又是怎样的呢，为此张文给我们勾划出了表征清代“汉宋之争”中汉学内在紧张的两层轮廓：一是“穷经”与“进德”：汉学内部的第一层“汉宋之争”；二是“考据”与“义理”：汉学内部的第二层“汉宋之争”。
四、从“穷经”与“进德”的角度来说，因为清初以降，“道问学优于尊德性”使得与之对应的汉学与宋学的命运便越来越不对等，汉学家程廷祚（1691－1767）在给程晋芳（1718－1784）的书信中提到：五、秦汉以来，后学者所务，实繁有徒，不可以不知所择，诚有如足下之所虑者，窃谓儒者之业，以希圣希贤为本，欲求进于是，为穷经近之，此经学所以为众学之本也(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