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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https://uimg.taocdn.com/facd9b6026284b73f242336c1eb91a37f0113253.webp)
[转载]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待其人而后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多么伟大呀，圣人之道！洋洋大观，发育万物，继天立极。
充足富裕，大的方面有三百，小的方面有三千。
都供后人都实践施行。
所以说如果不能拥有一定的品德，是行不了圣人之道的。
从第二十六章以下，子思一面赞颂圣人之道，一面也继续阐述中庸之道的发挥问题。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君子恭敬奉持德性，同时好问勤学以致知，使德行和学问到达广大精微的境界，虽然极其高明，依然不偏不倚地遵循中庸之道。
温习已知以增进新知，存心敦厚以尊崇礼节。
所以在上位时不会骄傲，处于卑贱的地位也不会背叛作乱。
当国家政治上轨道时，他的言论可以帮助国家振兴，当国家政治紊乱无道时，他的沉默足以被接受。
诗经上说：「既明理又有智慧，以保全其身。
」明哲保身就是这个意思吧！朱子注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
道，由也。
温，犹燖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
敦，加厚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
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
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
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
这则是强调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问学的积累，要求达到最高境界，又要保持中庸的原则。
这里的“致”、“尽”、“极”都是动词，相当于“尽性”之“尽”、“致中和”之“致”。
其实，这里的“道”亦为动词，应理解为“尽由之”。
吴澄传翻译及原文吴澄传翻译及原文文言文阅读需要在顺利翻译的基础上理解全文内容,体味古人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为增加同学们的文言文知识积累及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为大家分享了吴澄传原文翻译，欢迎大家参考！【吴澄传原文】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
高祖晔，初居咸口里，当华盖、临川二山间，望气者徐觉言其地当出异人。
澄生前一夕，乡父老见异气降其家，邻媪复梦有物蜿蜓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
三岁，颖悟日发，教之古诗，随口成诵。
五岁，日受千余言，夜读书至旦，母忧其过勤，节膏火，不多与，澄候母寝，燃火复诵习。
九岁，从群子弟试乡校，每中前列。
既长，于《经》、《传》皆习通之，知用力圣贤之学，尝举进士不中。
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盗贼所在蜂起，乐安郑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
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起澄至京师。
未几，以母老辞归。
钜夫请置澄所著书于国子监，以资学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录上。
元贞初，游龙兴，按察司经历郝文迎至郡学，日听讲论，录其问答，凡数千言。
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学自负，尝问澄《易》、《诗》、《书》、《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
”遂执子弟礼终其身。
左丞董士选延之于家，亲执馈食，曰：“吴先生，天下士也。
”既入朝，荐澄有道，擢应奉翰林文字。
有司敦劝，久之乃至，而代者已至官，澄即日南归。
未几，除江西儒学副提举，居三月，以疾去官。
至大元年，召为国子监丞。
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
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
澄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
皇庆元年，升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
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
《中庸》尊德性与道问学：本土生命教学思想初探李卯【摘要】当前我国流行的生命教学理论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移植照搬色彩浓厚,缺乏对本土生命教学思想的关注.《中庸》作为儒家表达性命之学的经典著作,蕴涵着十分丰富的生命教学思想,具有本土生长性,适应本土性,实践操作性等本土教学论的典型特性.《中庸》的生命教学思想精辟地表达为“尊德性而道问学”,从方法和内容层面简练地展现了儒家生命教学思想的精髓.深入挖掘《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生命教学思想,对构建我国本土特色的生命教学理论和解决当下我国生命教学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价值.【期刊名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年(卷),期】2014(013)001【总页数】5页(P52-56)【关键词】《中庸》;尊德性;道问学;生命教学【作者】李卯【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8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642一《中庸》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生命教育宗旨下，明确提出了“自诚明”、“尊德性”与“自明诚”、“道问学”的生命教学路径和方法思想。
这一思想成为传统中国人安身立命、做人为学的指导原则。
生命问题，从古至今一直是中西方哲学讨论的主要命题。
生命教学是属于人之生命（属人性，即只有人类才有的活动和行为）、出于人之生命（人为性，即是人的生命有意识从事的活动而不是本能的行为）、为了人之生命（为人性，即以发展、完善和扩充人的生命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其主体和对象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意识有情感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
生命教学不在生命之外而是内在于生命之中［1］，是从生命本质出发、依据生命固有特征、顺应生命天性、遵循生命发展规律、发挥生命能动性、激发生命潜能并最后达成生命完满的活动。
我国当下流行的生命教学理论大多是舶来品，移植照搬西方色彩较浓，南橘北枳、水土不服现象明显。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生命教学理论面对我国现实生命教学问题时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因而并不能完全解决我国现实中存在的诸多生命教学问题。
《中庸》中的教育思想《中庸》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
宋代理学家把《中庸》、《大学》抽出来，与《论语》、《盂子》合在一起，作为《四书》，成为宋以后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
所谓“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一种基本观点和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观点。
1、教育作用——“率性”《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意思是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尽且发展自己的本性。
郑玄解释: "诚"，"天性也。
朱熹解释:"真实无妄之谓诚。
所以说，诚即是善，即是天成道德。
《中庸》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意思是说，上天所命与或赐予的叫做性，顺从和发扬本性叫做道，把道加以修明和推广，使之实行则叫做教，这就是说，"修道"即是教育，教育的作用叫"率性"，循顺着先天的善性发展，尽且发挥内心的先天的善端，把天赋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体现出来。
这是思孟学派"性善论"思想，与孟子的教育作用思想是一致的。
2、教育过程——“学、问、思、辩、行”孔子讲过学与思、学与行的关系。
荀子讲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学至于行而止矣。
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
《中庸》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把教育教学的过程和步骤系统地讲出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博学之"就是广泛地学习政治、道德伦理方面的知识内容;"审问之"，即对博学中的内容，以"诚"为标准，审慎地间其真伪是非;"慎思之，即对审问的内容进行分析，谨慎地思考，并注意反省自己;"明辨之"，明辩了存在的问题，知道了努力的方向;"笃行之"，使观念和行为统一，切实地实行，最终形成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概念、观点。
《问说》原文、译文及赏析《问说》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
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问说》原文、译文及赏析，欢迎大家阅读!问说清代：刘开君子之学必好问。
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
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
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
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
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nàn)，审问而明辨之也。
《书》不云乎?“好问则裕。
”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
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古之人虚中乐善，不择事而问焉，不择人而问焉，取其有益于身而已。
是故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荛(ráo)之微，先民询之，舜以天子而询于匹夫，以大知而察及迩言，非苟为谦，诚取善之弘也。
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其以义理相咨访，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况流俗乎?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
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
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
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xiá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
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
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
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
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jī)于古者，非此之由乎?且夫不好问者，由心不能虚也;心之不虚，由好学之不诚也。
亦非不潜心专力之敌，其学非古人之学，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问宜也。
“尊德性”与“道问学”作者：杨丽娟来源：《克拉玛依学刊》2013年第02期摘要：朱熹和陆九渊虽同为我国历史上的理学大师，但两人却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理学理论。
朱熹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而陆九渊则更重视“尊德性”。
这种理论上的异同性在二人的教育观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一方面，不论是在教育本体论、教育方法还是德育观上，两人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二人在教育理想和为学手段上又有着共通之处。
关键词：“尊德性”；“道问学”；理学；教育观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2-0055-06“尊德性”与“道问学”最早出于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中庸》认为道之根本在于中庸或曰“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而君子欲达中庸之道，必须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是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即为“尊德性”或称为“自诚明，谓之性”；一方面，要坚持对外在于身心之外的道德知识的追求，并以此为基础从而达到对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被称之为的“道问学”或曰“自明诚，谓之教”。
君子只有将这二者联系起来，才能将天赋的道德之性发扬光大，并最终达到“中庸”的境界。
《中庸》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重在阐释它们各自的内涵及意义，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明确界定，这也就给后世学者们留下了争鸣的空间。
此间，以南宋时期两大理学巨子——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争辩最为激烈也是影响最广而深远的。
两人同为理学大师，却秉着不同的理学研究思路，在鹅湖交汇，畅辩各自的理学之道，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
这次难得的学术交流与碰撞，可谓是承上启下：承孔子以来儒家学术发展之精华，启后世儒学前进之方向。
王守仁《答徐成之(壬午)》原文注释与鉴赏王守仁《答徐成之(壬午)》原文解释与鉴赏答徐成之(壬午)王守仁一承以朱、陆同异见询，学术不明于世久矣，此正吾侪今日之所宜明辨者。
细观来教，则舆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为得也。
是朱非陆，天下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
虽微吾兄之争，舆庵亦岂能遽行其说乎？故仆以为二兄今日之论，正不必求胜。
务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穷本极源，真有以见其几微得失于毫忽之间。
若明者之听讼，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辞之直者，复有以察其处之或未当。
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获伸者亦有所不得辞其责，则有以尽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圣人于百世矣。
今二兄之论，乃若出于求胜者。
求胜则是动于气也。
动于气，则于义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论乎！凡论古人得失，决不可以意度而悬断之。
今舆庵之论象山曰："虽其专以尊德性为主，未免堕于禅学之虚空；而其持守端实，终不失为圣人之徒。
若晦庵之一于道问学，则支离决裂，非复圣门诚意正心之学矣。
'吾兄之论晦庵曰："虽其专以道问学为主，未免失于俗学之支离；而其循序渐进，终不背于《大学》之训。
若象山之一于尊德性，则虚无寂灭，非复大学格物致知之学矣。
'夫既曰"尊德性'，则不可谓"堕于禅学之虚空'；"堕于禅学之虚空'，则不可谓之"尊德性'矣。
既曰"道问学'，则不可谓"失于俗学之支离'；"失于俗学之支离'，则不可谓之"道问学'矣。
二者之辩，间不容发。
然则二兄之论，皆未免于意度也。
昔者子思之论学，盖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问学'之一语。
即如二兄之辩，一以"尊德性'为主，一以"道问学'为事，则是二者固皆未免于一偏，而是非之论尚未有所定也，乌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为乎？故仆愿二兄置心于公平正大之地，无务求胜。
58 第308期 商学院·研究院中，我们继续稳居三甲。
其中，我们的课程项目如商业思想、课程创新、多科融合、学科前沿等再夺第一，这也是对我们“商学+”理念落地探索的肯定和褒奖。
发轫于中国文化传统2020年，我们提出了自己的slogan （口号）：“尊德性、道问学”。
为什么要有自己的slogan ？简单而言，就是我们对自己项目定位、办学特色、治学理念最简洁的表达。
就像大家一听到“Just do it ”就会想到耐克所宣扬那种不畏艰险、勇于尝试、坚持不懈的运动精神。
“尊德性 道问学”出自《礼记·中庸》，全句是“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作为一种治学理念，尽管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儒对“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有不太一样的认知，但本质是相通的。
大意就是，君子（即今天的组织管理者）既要存心养性，尊重与生俱有的德性，又要格物穷理，来存养发展德性。
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六个字作为slogan ？这要回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办学使命和特色上。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要培养的是“引领中国发展的健康力量”。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引领、健康。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诠释，本质内涵就是正向影响力，即领导力。
《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真正的领导力应该是别人主动被你吸引和自愿被你影响。
对此，德鲁克有着深刻理解，他曾讲过，“管理的本质就是激发每个人的善意和潜力”。
如此，如何成为一位有领导力的管理者，进而不断激发别人的善意和潜力？《中庸》第二十二章里告诉我们行动路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要激发别人的善意，前提得是自己满怀善意。
同时，尊德性不仅仅是个人内在的德行修养，还有个人与外在环境的良性互动和共生长。
2019年8月19日，包括贝佐斯、库克等在内的美国近200家顶尖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集体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书，他们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由“尊德性”而“道问学”
【摘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历程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其深刻的内在自生因素,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际遇都无法与中国传统社会和学术思想撇清干系,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的“近代”因子是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
如果说清代社会承载着传统中国向近代转变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动因,那么深入探讨清代学术无疑是研究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重要路径。
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承袭着明末悄然兴起的理学清算运动,其学风出现了深刻变化。
如果说学风转变是社会转型在学术思想上的集中体现。
那么,探讨清初学风转轨就成为深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自发”转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清代学风大异于宋明,宋明理学侧重“尊德性”,清学则趋向于“道问学”。
由宋明而清的学风转轨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而两种学风之间的转变当以清初为“时代枢纽”。
“道问学”学风的确立反映了传统学术由理学到清学转轨的内在要求,通过对宋明而清的学风转轨的再梳理,洞晓其间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演化之因缘,从而窥及近三百年来学风整体走向的内在原因便具有了些许现实意义。
清代学术的一大特色是诸子学的兴起,其中又以孟、荀思想研究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最为丰富。
但是,关于清初诸子学尤其是孟、荀思想研究与学风转轨之间丰富而复杂的联系却尚未得到充分论述。
孟子主“尊德性”,荀子则重“道问学”,清初学界隐然存在着荀子的“升格”与孟子的“降格”运动,清
代孟学与荀学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模式正暗合着清初学风转轨的内在逻辑。
同时,由于孟子在经子之间的地位变化,以及清儒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致使清初孟学中的诸多问题和表现正可解释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过程。
思想史研究一般注重对思想家及其著作本身的考察和分析。
随之就产生一个问题：无论是对思想家还是其著作的研究常以孤立的个案出现,缺乏对同一时代环境下思想家.群体的共性以及这些共性所反映的深层次因素的研究。
因此,本项研究拟将学风与时代思潮相联系,致力于将思想史研究与学风研究相结合,以补充传统学术思想史个案研究之不足；着重分析同一时代、同一问题上不同学人在思想主张和学风倾向上的共性特征,揭示这些特征与时代环境和学术发展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凸显时代和社会因素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影响和作用。
本论文以学风转轨为研究视角,将清初孟学——并兼及荀学——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和分析清初孟学研究与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转变的内在联系。
旨在深化学界对清代学术思想和清初学风转型的认识,揭示宋明到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
本论文将考察重点放在清初“道问学”学风的形成过程。
这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风起于青萍之末”,“前考证时期”的思想倾向更能透露时代环境的制约性影响怎样“悄而无声”地推动着学术思想的变化,从而使我们更容易把握学风发展的脉络。
二、“过程研究”能够凸显学风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有助于克服学风研究中的主观臆断。
本论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理学清算运动与清初孟学研究的内在联系。
理学清算是
清初孟学研究的学术语境,反思理学是清初孟学研究最初的“动力”。
“弃虚蹈实”和“辟二氏”作为理学清算运动之两轨构成了清初孟学研究的基本框架,经学附庸和义理阐发则是清初孟学研究的两种思路和方向。
在经世、实学之风的影响下,清初诸儒着意挖掘孟子思想中的“实学”内容,自觉地将孟学降为经学的附庸,将孟子诠释成一个“道问学”的君子。
同时,清初诸儒以诠释性的语言凸显孟子的实学思想,并藉以表达自己的治学主张,显示出孟学研究的义理探讨路径。
清初孟学研究由“虚”而“实”的转变与清初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轨过程息息相关。
第二、三章,从人性论和情欲论两个焦点问题入手,深入分析不同学人在人性论、情欲论问题上的观点,从而揭示他们共同的学风倾向。
对于人性善恶,清初学人给出了不同于理学家的新诠释。
清初对人性的讨论出现了由二元论到一元论、由重视主体道德到重视客观知识的转变,这一变化反映了清初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学术路径转向的内在规定性。
清初人性论由二元性论转变为一元性论的根本动因就在于清初学风中对“实学”、“实践”、“实行”的追求；由重视主体道德到重视客观知识的转变则反映出孟学研究中荀学思想的渗透。
在情欲论上,清初诸儒从两个方面肯定人之情欲：一是以严格的道德自律来把握正当情欲；一是重视外在因素对人之情欲的规约作用。
清初情欲论中强调“礼”对现实社会的规范作用是清儒借鉴和吸纳荀子思想的反映,清初情欲论中表现出重视礼学的现象与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转变密切相关。
第四章,以清初孟学研究中蕴含的荀学理路为切入点,考察不同学人孟学研究中所隐涵着的具有共同性的
荀学特征,并探析此种学术现象与“道问学”学风形成之间的关系。
本章重点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分析清初孟学研究中的重“学”表现与荀子《劝学》思想的联系；二是探讨清初孟学研究的重“礼”与荀子重“礼”思想的关系。
将“以礼代理”思想作为分析重点,揭示荀学思想已经渗入孟学研究,清初学术方法的转变、清代新义理观的出现以及孟、荀思想在清代学术地位的变化,印证清初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轨迹。
第五章,以戴震、焦循的孟学研究做结,从戴学精神和戴学方法两个层面来分析以戴震孟学为标志的“道问学”学风的形成,揭示戴震后学对其精神的传承和方法论的补充、完善。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在清初孟学研究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开启了晚清乃至近代诸子学研究的复兴,重新定位了孟、荀思想在清代学术思想中的地位,并最终确立了“道问学”的治学路径。
戴震的重知思想、求实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求真的研究精神为乾嘉以降学人继承和完善。
重知思想上的“去道德化”与重礼思想的“制度化”走向则是时代赋予的新内涵。
焦循的《孟子正义》实践着戴震“训诂明而后义理出”的治学方法,并提出“贯通观”以补充、完善之。
至此,传统学风由宋明之“尊德性”而清之“道问学”的转轨基本完成,清代学风又即将走上新的发展、演变之路。
本论文通过对清初学风转轨视野下孟学研究的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从中发现：清初孟学研究与时代思潮及学风转轨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和高度互动；清初孟学研究的特点和倾向正是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转轨的典型例证；子学研究是学风研究的重要领域。
【关键词】：清初学风转轨孟学尊德性道问学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0
【分类号】：C09
【目录】：论文摘要6-9ABSTRACT9-13导论13-25第一节选题意义及研究思路13-19第二节清初孟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及反思19-25第一章理学清算与清初孟学研究25-61第一节理学清算:清初孟学研究的学术语境26-39第二节经学附庸与义理阐发:清初孟学研究的两种路径39-49第三节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清初孟学研究的学风趋向49-61第二章理想与现实:清初孟学研究中的人性论61-93第一节善恶之辨:清初人性善恶的新诠释62-74第二节由内而外:清初人性论转变的倾向74-86第三节弃虚蹈实:清初人性论折射的学风特点86-93第三章自律与他律:清初孟学研究中的情欲论93-131第一节直面与思考:清初学界对情欲的理解94-109第二节践履与重礼:把握情欲正当性的两个面向109-121第三节阳孟与阴荀:清初情欲论中的荀学因子121-131第四章清初孟学研究中的荀学理路131-165第一节重”学”与荀子的劝学思想132-141第二节道德之”实”论与荀子的重礼思想141-154第三节”以礼代理”:清初孟学研究中荀学理路的彰显154-165第五章”道问学”的确立与流衍:从戴震到焦循165-206第一节继往开来: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166-182第二节戴学精神的传承:知识与制
度182-192第三节戴学方法的流衍:焦循的《孟子正义》192-206结语206-210附录210-211参考文献211-226后记226-227 本论文购买请联系页眉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