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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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待其人而后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多么伟大呀,圣人之道!洋洋大观,发育万物,继天立极。
充足富裕,大的方面有三百,小的方面有三千。
都供后人都实践施行。
所以说如果不能拥有一定的品德,是行不了圣人之道的。
从第二十六章以下,子思一面赞颂圣人之道,一面也继续阐述中庸之道的发挥问题。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君子恭敬奉持德性,同时好问勤学以致知,使德行和学问到达广大精微的境界,虽然极其高明,依然不偏不倚地遵循中庸之道。
温习已知以增进新知,存心敦厚以尊崇礼节。
所以在上位时不会骄傲,处于卑贱的地位也不会背叛作乱。
当国家政治上轨道时,他的言论可以帮助国家振兴,当国家政治紊乱无道时,他的沉默足以被接受。
诗经上说:「既明理又有智慧,以保全其身。
」明哲保身就是这个意思吧!朱子注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
道,由也。
温,犹燖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
敦,加厚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
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
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
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
这则是强调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问学的积累,要求达到最高境界,又要保持中庸的原则。
这里的“致”、“尽”、“极”都是动词,相当于“尽性”之“尽”、“致中和”之“致”。
其实,这里的“道”亦为动词,应理解为“尽由之”。
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摘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历程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其深刻的内在自生因素,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际遇都无法与中国传统社会和学术思想撇清干系,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的“近代”因子是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
如果说清代社会承载着传统中国向近代转变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动因,那么深入探讨清代学术无疑是研究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重要路径。
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承袭着明末悄然兴起的理学清算运动,其学风出现了深刻变化。
如果说学风转变是社会转型在学术思想上的集中体现。
那么,探讨清初学风转轨就成为深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自发”转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清代学风大异于宋明,宋明理学侧重“尊德性”,清学则趋向于“道问学”。
由宋明而清的学风转轨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而两种学风之间的转变当以清初为“时代枢纽”。
“道问学”学风的确立反映了传统学术由理学到清学转轨的内在要求,通过对宋明而清的学风转轨的再梳理,洞晓其间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演化之因缘,从而窥及近三百年来学风整体走向的内在原因便具有了些许现实意义。
清代学术的一大特色是诸子学的兴起,其中又以孟、荀思想研究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最为丰富。
但是,关于清初诸子学尤其是孟、荀思想研究与学风转轨之间丰富而复杂的联系却尚未得到充分论述。
孟子主“尊德性”,荀子则重“道问学”,清初学界隐然存在着荀子的“升格”与孟子的“降格”运动,清代孟学与荀学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模式正暗合着清初学风转轨的内在逻辑。
同时,由于孟子在经子之间的地位变化,以及清儒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致使清初孟学中的诸多问题和表现正可解释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过程。
思想史研究一般注重对思想家及其著作本身的考察和分析。
随之就产生一个问题:无论是对思想家还是其著作的研究常以孤立的个案出现,缺乏对同一时代环境下思想家.群体的共性以及这些共性所反映的深层次因素的研究。
中国思想史名词解释朱陆之争在鹅湖之会上,朱熹与陆九渊就尊德性与道问学展开激烈辩论。
会后,双方还就此话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难。
在辩难中,双方都有吸收对方学术之长,以补己之短,两人后期学术,可谓异中有同,相辅相成。
特别是在南康之会上,两位均已步入暮年的学者,不复鹅湖之会的意气之争,而是握手言欢。
朱熹更是当众表达对陆九渊的欣赏与认同。
朱陆二人之争辩,对于双方的学术都有促进,因此,在学术思想史上也具备极其重大的意义。
朱陆两次雅集:鹅湖之会及南康之集鹅湖之会系吕祖谦撮合。
吕祖谦在抵福建崇安访问朱熹时,提议约请“江西二陆”(陆九渊及其兄陆九龄)前来相会,以使朱陆二学“会归于一”。
此提议得到朱陆双方积极回应。
此即“鹅湖之会”缘起。
鹅湖之会两人主要分歧在于“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
朱熹作为理学宗师,强调道问学,主张“格物穷理”,认为应该格天下万物以穷理,而陆九渊作为心学宗师,主张“心即理”,“只是一个心,只是一个理”,在认识论上强调应该先“正心”,以尊德性为宗;在工夫论上则创建一套“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
鹅湖之会后,朱熹曾经在给张栻的信中激烈批评陆九渊。
在朱熹看来,陆九渊的问题在于完全不提倡读书,只一味强调践行,称在实践中时时察看自己的心,就能开悟本心之所在,过于玄乎。
彼时的陆九渊,对于朱熹的方法,显然是极其不认同的。
他在鹅湖之会现场以诗讽朱熹“支离事业竟浮沉”,并盛赞自己方法“易简工夫终久大”。
三年后,陆九龄特地拜会朱熹,为鹅湖会上己方在辩论中用语之激烈致歉。
此时朱熹和诗一首,进一步表达自己的理学主张,及对二陆的批评。
鹅湖之会后,朱熹任职江东,陆九渊则到福建任职,两人都因此去到对方学术根源地,就对方学派作第一手的深入了解,也更加理解了对方学术。
朱熹汲取陆九渊心学注重践履的优点,以克服闽学学风空疏之弊;陆九渊则借鉴朱学义理条分缕析之长,以消除心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
期间,朱熹多次称道陆九渊及其弟子,足见其胸怀。
作者: 贾未舟
作者机构: 广东商学院思教部,广东广州510320
出版物刊名: 山东社会科学
页码: 79-80页
主题词: 尊德性;道问学;为学之方;知识;认识;思想史
摘要:《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哲学“为学之方”的经典表述,以后的朱陆之辩在语言学上实际上是出于对“而”字解读的不同。
从义理上看,则是自孟子、苟予以来在认识论上“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分野,也和自张载以来知识论上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相关,这种为学工夫论之争也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分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
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不是本末之争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之争。
关键在于二者所理解的知识仍是“道德知识”,最终都仍是落在修身成圣这一目标上,这也和中国哲学德性至上的大传统相符。
《中庸》尊德性与道问学:本土生命教学思想初探李卯【摘要】当前我国流行的生命教学理论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移植照搬色彩浓厚,缺乏对本土生命教学思想的关注.《中庸》作为儒家表达性命之学的经典著作,蕴涵着十分丰富的生命教学思想,具有本土生长性,适应本土性,实践操作性等本土教学论的典型特性.《中庸》的生命教学思想精辟地表达为“尊德性而道问学”,从方法和内容层面简练地展现了儒家生命教学思想的精髓.深入挖掘《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生命教学思想,对构建我国本土特色的生命教学理论和解决当下我国生命教学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价值.【期刊名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年(卷),期】2014(013)001【总页数】5页(P52-56)【关键词】《中庸》;尊德性;道问学;生命教学【作者】李卯【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8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642一《中庸》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生命教育宗旨下,明确提出了“自诚明”、“尊德性”与“自明诚”、“道问学”的生命教学路径和方法思想。
这一思想成为传统中国人安身立命、做人为学的指导原则。
生命问题,从古至今一直是中西方哲学讨论的主要命题。
生命教学是属于人之生命(属人性,即只有人类才有的活动和行为)、出于人之生命(人为性,即是人的生命有意识从事的活动而不是本能的行为)、为了人之生命(为人性,即以发展、完善和扩充人的生命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其主体和对象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意识有情感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
生命教学不在生命之外而是内在于生命之中[1],是从生命本质出发、依据生命固有特征、顺应生命天性、遵循生命发展规律、发挥生命能动性、激发生命潜能并最后达成生命完满的活动。
我国当下流行的生命教学理论大多是舶来品,移植照搬西方色彩较浓,南橘北枳、水土不服现象明显。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生命教学理论面对我国现实生命教学问题时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因而并不能完全解决我国现实中存在的诸多生命教学问题。
孟子尊德性道问学注释解释孟子“尊德性道问学”注释解释“尊德性而道问学”,这一命题出自《礼记·中庸》,后被孟子所发扬。
它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人生智慧,对于我们理解道德修养和知识追求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尊德性”,简单来说,就是尊崇、发扬自己内在的德性。
德性,是人天生所具有的善良、正直、仁爱等美好品质。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仁义礼智的萌芽,而“尊德性”就是要呵护和培育这些善的种子,使其茁壮成长。
那么,如何做到尊德性呢?首先,要有自我反省的意识。
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当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不能一味地指责他人,而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仁德。
只有不断地反省自己,才能发现自身的不足之处,从而加以改进。
其次,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这四心就是我们的德性之源。
在生活中,我们要对他人的苦难怀有恻隐之心,对不道德的行为感到羞耻和厌恶,对长辈和他人保持恭敬,对是非善恶有清晰的判断。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尊德性。
“道问学”,则是指通过学习和探究来追求真理和知识。
在孟子看来,知识的学习是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
道问学要求我们要有勤奋好学的精神。
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需要我们付出时间和努力。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意思是说,学习的目的就是找回我们丢失的本心,也就是善良的德性。
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而更好地尊德性。
同时,道问学还需要我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孟子主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提醒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盲目地接受书本上的知识,而要结合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去判断。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知识的内涵,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智慧。
尊德性和道问学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三节尊德性与道问学1.徳性与问学孰先?“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原为《中庸》里的一句话。
长期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但到宋明理学,这句话所提到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却成为了区分朱熹(道学)和陆九渊(心学)两大学派的标志性语言,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含义。
汉代经学大师郑玄的注解释是:“德性,谓性至诚者;道,犹由也;问学,学诚者也。
”到唐代,孔颖达主编《礼记正义》,发挥郑玄注解说:“君子尊德性者,谓君子贤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诚也;而道问学者,言贤人行道由于问学,谓勤学乃致至诚也。
”据此,“德性”就是指人性最真实的存在,也就是人的道德性,其具体表现就是圣人之性;“尊德性”就是要切实尊敬由圣人之性代表的这种道德性,从而进达最高的至诚境界。
“道问学”则是指常人如何通过(由)问学、求知的途径走向最真实的道德性。
即知道什么是至诚,然后通过自己的勤奋学习去实现它。
尊德性是尊道,重在道德的践履坚守;道问学则是行道,但行道首先须弄清何谓圣人之道、圣人之性,这只有通过对圣人经典的勤奋学习才有可能,所以道问学的重点在读书致知。
《中庸》的这句话到了宋代,朱熹一派注重穷理致知,偏于道问学;陆九渊一派强调道德践履,偏于尊德性,故而产生了对立。
他们双方对这一情形都有清醒的认识,但由于立场的不同,采取的态度也很不一样。
下面稍微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朱熹在主观上是并不偏重哪一方的。
他在《中庸章句》中解释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近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那么,双方虽然各有侧重,但又是相互补充,并没有确定的先后轻重之别。
从意思来看,“尊德性”是一种内心对道体(天理)整体的直接体验,“道问学”则是通过穷理致知的归纳而实现对道体的把握。
双方共同作用于人的道德进步。
用今天的话来说,前者相当于人的信仰、觉悟及坚守的意志;后者相当于人的理性能力和知识水平。
前者离不开后者的理解,后者本来是为了前者的自觉,双方是相互促进的。
“尊德性”与“道问学”作者:杨丽娟来源:《克拉玛依学刊》2013年第02期摘要:朱熹和陆九渊虽同为我国历史上的理学大师,但两人却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理学理论。
朱熹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而陆九渊则更重视“尊德性”。
这种理论上的异同性在二人的教育观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一方面,不论是在教育本体论、教育方法还是德育观上,两人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二人在教育理想和为学手段上又有着共通之处。
关键词:“尊德性”;“道问学”;理学;教育观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2-0055-06“尊德性”与“道问学”最早出于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中庸》认为道之根本在于中庸或曰“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而君子欲达中庸之道,必须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是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即为“尊德性”或称为“自诚明,谓之性”;一方面,要坚持对外在于身心之外的道德知识的追求,并以此为基础从而达到对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被称之为的“道问学”或曰“自明诚,谓之教”。
君子只有将这二者联系起来,才能将天赋的道德之性发扬光大,并最终达到“中庸”的境界。
《中庸》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重在阐释它们各自的内涵及意义,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明确界定,这也就给后世学者们留下了争鸣的空间。
此间,以南宋时期两大理学巨子——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争辩最为激烈也是影响最广而深远的。
两人同为理学大师,却秉着不同的理学研究思路,在鹅湖交汇,畅辩各自的理学之道,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
这次难得的学术交流与碰撞,可谓是承上启下:承孔子以来儒家学术发展之精华,启后世儒学前进之方向。
58 第308期 商学院·研究院中,我们继续稳居三甲。
其中,我们的课程项目如商业思想、课程创新、多科融合、学科前沿等再夺第一,这也是对我们“商学+”理念落地探索的肯定和褒奖。
发轫于中国文化传统2020年,我们提出了自己的slogan (口号):“尊德性、道问学”。
为什么要有自己的slogan ?简单而言,就是我们对自己项目定位、办学特色、治学理念最简洁的表达。
就像大家一听到“Just do it ”就会想到耐克所宣扬那种不畏艰险、勇于尝试、坚持不懈的运动精神。
“尊德性 道问学”出自《礼记·中庸》,全句是“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作为一种治学理念,尽管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儒对“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有不太一样的认知,但本质是相通的。
大意就是,君子(即今天的组织管理者)既要存心养性,尊重与生俱有的德性,又要格物穷理,来存养发展德性。
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六个字作为slogan ?这要回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办学使命和特色上。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要培养的是“引领中国发展的健康力量”。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引领、健康。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诠释,本质内涵就是正向影响力,即领导力。
《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真正的领导力应该是别人主动被你吸引和自愿被你影响。
对此,德鲁克有着深刻理解,他曾讲过,“管理的本质就是激发每个人的善意和潜力”。
如此,如何成为一位有领导力的管理者,进而不断激发别人的善意和潜力?《中庸》第二十二章里告诉我们行动路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要激发别人的善意,前提得是自己满怀善意。
同时,尊德性不仅仅是个人内在的德行修养,还有个人与外在环境的良性互动和共生长。
2019年8月19日,包括贝佐斯、库克等在内的美国近200家顶尖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集体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书,他们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南宋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在孝宗年问的鹅湖之会上就如何认识事物及治学的问题展开了辩论。
其辩沦焦点可归结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不同的观点。
陆九渊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以“心即理”为其思想核心,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强调心学的主旨是明理、立心、做人。
其著作有《象山先生全集》。
孝宗淳熙二年(1175),陆九渊应吕祖谦的约请,与朱熹相会于信州铅山鹅湖寺,就如何认识事物及治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尊德性”与“道学问”,即是朱、陆在鹅湖之会辩论后形成的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陆九渊从发挥儒学传统的“天人合一”观点的途径,提出“心即理”,得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万物皆自心发。
由此出发,他认为治学用不着去读很多的书,去“格很多的物”。
只要人人都有颗善良的“心”,“道”(“天理”)便在心中。
因为“心即理”,所以要“发明本心”,即以本心中固有的仁、义、礼、智等为根本。
他认为朱熹的方法“教人为支离”,太繁琐,应“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熹则从吸收佛家“体用合一”观点的途径,提出“性即理”,认为人性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得出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万物皆是理的体现,人心只是其一。
由此出发,他认为治学应多读书,多格物,从万物各具之“理”中推出与“天理同出一源”之“理”,认识和掌握“天理”。
即格物、读书,然后达到对“理”的体认。
因为“性即理”,所以要“格物穷理”,“格物致知”。
他认为陆九渊的方法太简约,应“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
朱熹和陆九渊在其上的分歧和争论,向来被视为朱、陆二学在学术上的差异的标志,由此也可以发现他们分歧的根源在于本体论的差异上。
正是因为他们在本体论认识上的差异,才导致了认识方法上的分歧:朱熹谈“穷理”(“道问学”),陆九渊谈“明心”(“尊德性”)。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对这场争论的评价为: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朱熹则以道问学为主。
(吴悟撰,舒星摘自庞朴《中国儒学》卷三,1997年版)尊德性与道问学文/ 玄缘若兮一、理论建构“尊德性”与“道问学”本是《中庸》里的一句话,原文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说的是君子所应有的一种素质,而宋儒以后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两大主流,而在清代最终形成其理论建构,即汉学与宋学之争,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观。
“尊德性而道问学”中的“性”本来是“天命之为性”,以达到“率性之为道”的目的,它注重人的道德的省;而“道问学”则是对“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概括。
而在宋儒那里却演化为章句和义理之争,朱熹《中庸章句集注》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
”在朱熹看来,“尊德性”和“道问学”两者缺一不可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在“尊德性”上面朱熹继承洛学程颐的系统,创立了理学;而在“道问学”上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宋儒中做注释考据的典。
而现在的人一提到朱熹,想到的就是理学而忽视了他在道问学方面的成就。
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也就是因为这个批评朱熹的学问“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而陆九渊就真的只关注义理了,认为“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他就继承了洛学程颢的体系,创立了心学。
后来理学与心学并称,就忽视了“道问学”的地位,而只有“尊德性”了,这在王阳明那里达到了极致。
王阳明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
后来晚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严重,这种空谈义理的“尊德性”的学问遭到了批评,顾、黄、王就出来了,然后就是清儒,他们在满清文化高压政策的压力下,就做起“道问学”的学问来了,考据学大兴其道。
到了乾嘉时期,江藩写《国朝汉学师承记》与《国朝宋学渊源记》,汉学与宋学的名字才真正的确立起来,它在本质上还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对来,后来一直沿用至今。
思想史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概括成几个历程,即先子学、两汉经学、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这是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里面对中国的思想流变做的一个整体的概括,这种说法为后来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式,到现在仍然是学界概括思想史发展历程的经典语句。
我们先不说这种分别的方法是否合适,因为梁启超并没有写出一部中国思想的通史,仅仅是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大体的把握,而其最得力的思想史著作莫过于他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其中他就提到清代的朴学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反动,这倒是贯彻了他对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的一个整体把握。
然而这种说法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清代的学问就是考据学(汉学或者“道问学”),这就造成了一种误解。
余英时先生就认为这种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只是从外源出发,没有把握思想史发展的在理路(inner logic),他将汉学与宋学之争概括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争论,并将其说成是儒家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与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之争,这可以说是对“尊德性”和“道问学”在现代诠释下的一种新的应用。
他从两者的在关系上论述了从晚明以降到清代中叶中国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晚明义理的空谈使得“尊德性”没有了“道问学”的基础,这才开始了清代的“道问学”的大盛,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清代清代考据学的围之仍然是存在着义理之学的,他用的就是考据学大师戴震的例子。
余英时先生在对晚明清初的思想研究上初步运用了这种“尊德性”与“道问学”两分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如果将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二、具体思路余英时先生的这种研究思路最早表现在他对先诸子学的研究的片断上。
1975年他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对儒、道、法三家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上的表现。
他认为儒家是主智的,道家和法家是反智的,当然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各自的政治理想。
后来儒法合流,儒家也开始反智了,当然这个时候的儒家已经不是先时代的原始儒家了。
虽然余英时先生在这里主要是为了阐述儒、道、法三家的政治理想,并没有真正的对三家思想的在理路进行分析,但毕竟开了一个先河,即原始儒家是主通过“道问学”来达到“尊德性”的目的的,而道家和法家就不是。
至于其他诸家,墨家是主“尚贤”的,可以看作是主智识主义的,其他诸家可以说主不明确。
先诸子是中国思想史的开端,其主有包罗万象的态势,而以后的分歧则使得思想的分化更加严重。
两汉我们习惯上用两汉经学来概括其整体的思想潮流,而根据周予同先生的研究,经学可分为三个部分“今文学派”、“古文学派”、“通学派”,清儒所说的汉学基本是后两个,即以贾逵、服虔、许慎、马融为代表的古文学派和以玄为代表的通学派,他们是“道问学”的,而西汉的今文学派则更多的是“尊德性”,以董仲舒、公弘为代表他们把孔子当成素王,说孔子是“微言大义”的,这显然是儒法合流的延续,他们更注重义理的发挥而不是章句的梳理,但由于后来新文献的发现就使得今文学不能一家独尊,后来古文经就在政治的因素下迅速的发展起来,在东汉达到顶峰。
到了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基本上已经陷入了“道问学”的汪洋大海之中,沦入了文献主义的泥潭之中,这个时候“尊德性”开始对“道问学”的繁杂进行反动,开启了晋的玄学时代。
晋基本上是主“尊德性”的,玄学的一个主要容是解决儒学在本体论上的缺憾,从而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本体论的基础。
在运用《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理论资源以后,恰逢佛教译经史上的大盛时代,般若空学与玄学合流,达到了玄学史上理论的最高峰。
佛教经典卷帙浩繁,但佛教本质上是反智识主义的,这在禅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隋唐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盛时代,宗派林立,僧尼遍布。
梁启超先生在总结隋唐思想的时候用的就是“隋唐佛学”。
隋唐统一以后,儒学也实现了南北学风的统一,在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中表现的格外突出,可以这么说,隋唐儒学是一个智识主义的时代,《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的大纲,基本上天下的士大夫都是要背诵的,这是儒学智识主义发展的一个时代。
佛学在隋唐宗派林立,各种经典的注释也是浩如烟云,表面是智识主义的,但实际上佛教讲究“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实际上表明佛教是假智识主义的,他们最后的目的是抛弃一切,达到空一切的境界。
这在后来的禅宗中表现的更为具体,禅宗主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更是反智识主义的了。
道教在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的原因也获得了三教并立的地位,而道教的理论本身是在先道家的理论基础上杂糅了中国民间的很多诸神崇拜而形成的一套体系,因此它基本上也是反智识主义的。
中唐以后,由于国家危机的加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开始反思,这时反智识主义的苗头再次兴起,当然这里面还有儒学本身在义理方面缺陷性的因素,为了与佛、道在理论上争锋和解决现实问题,儒家一方面回归原始经典,开始进入了一个重新解释经典的时代;另外一个方面就借助佛、道两家的理论体系为自己服务,形成了宋代的新儒学。
后来宋明理学与心学大盛,他们基本上走的都是“尊德性”的路子了。
清代的学术在开始基本生走得是“道问学”的路子,可是后来外国人进来了,国家部也不安稳,所以那些士大夫们又一次开始走“尊德性”的路子,古文经学的义理基本上被宋明的理学大师们阐述完毕了,隔了将近两千年的今文经学又一次被拉上了历史舞台,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人就出来了。
三、后记汉学与宋学之争本是清儒之争,笔者在借鉴余英时先生“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自己的梳理,浅薄之极,贻笑大方。
因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本不可分,清儒为门派之争而剑拔弩,龚自珍也说“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这话是没错的,前文提到朱熹除了我们知道的创立了理学体系以外,还做了《四书章句集注》,这可是“道问学”的大作。
而汉儒做“道问学”的功夫,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义理,“尊德性”与“道问学”本不可分,然而具体一个时代也确有两者之差异,而两者之间的作用却正是中国思想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巨大的动力所在。
在这个基础上余英时先生在他的文章著述中已经大体的把宋明以降至清代中叶的在理路分析的很具体了,而先宋的思想史研究中还很少有人涉及这方面的容,作为一个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后辈,小子斗胆以此理论方法对中国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个整体的脉络,以备日后之用,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尊德性”与“道问学”可谓朱陆异同的一大特点,谁前孰后是他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近来,我学习的时间并不读,但对学与用思考的不少。
我常想古人的思想是不是能给我们以启发,宋明理学是集前人之说的新创者,从朱陆身上能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朱熹的理学虽然受禅学的影响,骨子里也与禅学的影子,但是他十分反对逃儒归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