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良尊德性而道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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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门人黄以方录钱德洪序钱德洪序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末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剎,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
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剎,徒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
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
每临别,先生常叹日;“君等虽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
”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
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
未有如在越之盛者。
此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力,亦自有不同也。
”门人黄以方录〔1〕黄以方问:“'博学于文”为随事学存此天理,然则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说似不相合。
”先生曰:“《诗》、《书》、六艺皆是天理之发见,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诗》、《书》、六艺,皆所以学存此天理也,不特发见于事为者方为文耳。
“余力学文”,亦只“博学于文’中事。
”或问“学而不思”二句。
曰:“此亦有为而言,其实思即学也。
学有所疑,便须思之。
'思而不学’者,盖有此等人,只悬空去思,要想出一个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实用其力,以学存此天理:思与学作两事做,故有'罔”与“殆”之病。
其实思只是思其所学,原非两事也。
”〔2〕先生曰:“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
《大学》之所谓'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
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
要修这个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
大dà学xué①大dà学xué之zhī道dào,在zài明mínɡ明mínɡ德dé,在zài亲qīn民mín,在zài止zhǐ于yú至zhì善shàn。
知zhī止zhǐ而ér后hòu有yǒu定dìnɡ,定dìnɡ而ér后hòu能nénɡ静jìnɡ,静jìnɡ而ér后hòu能nénɡ安ān,安ān而ér后hòu能nénɡ虑lǜ,虑lǜ而ér后hòu能nénɡ得dé。
物wù有yǒu本běn末mò,事shì有yǒu终zhōnɡ始shǐ,知zhī所suǒ先xiān后hòu,则zé近jìn道dào 矣yǐ。
古gǔ之zhī欲yù明mínɡ明mínɡ德dé于yú天tiān下xià者zhě,先xiān治zhì其qí国guó;欲yù治zhì其qí国guó者zhě,先xiān齐qí其qí家jiā;欲yù齐qí其qí家jiā者zhě,先xiān修xiū其qí身shēn;欲yù修xiū其qí身shēn者zhě,先xiān正zhènɡ其qí心xīn ;欲yù正zhènɡ其qí心xīn者zhě,先xiān诚chénɡ其qí意yì;欲yù诚chénɡ其qí意yì者zhě,先xiān致zhì其qí知zhī;致zhì知zhī在zài格gé物wù。
《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疏解韩星*《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正式形成了儒家内部德性与学问的二元张力,延续至今。
“尊德性”与“道问学”原本是统一的,可是后儒在不同时代的诠释中各有创建,也各有偏向,到南宋鹅湖之会达到了高峰,后来一分为二。
宋代“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明代以“尊德性”为主导,清代是“道问学”为主流,百余年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断裂,时至今日,中国学界总体上仍是偏于“道问学”。
笔者认为,应该以中和之道来化解“尊德性”与“道问学”间的张力,寻求二者的整合,为解决今天一些歧异提供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智慧。
一、道与学、道德与学问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就谈到过对“死而不朽”的看法。
他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①这里,叔孙豹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种“不朽”。
据注家解释,立德的典范为黄帝、尧、舜,立功的典范为禹和稷,立言的典范则是鲁国臧文仲这样的史官。
在这三种“不朽”中,跟本文所讨论的德性与学问有关的是立德与立言。
孔子对道与学、道德与学问的认识是比较走中道的,是基本兼顾的。
儒家自孔子就非常重视“道”与“学”相辅相成,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
《论语·子张》载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肆”,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官府制造器物的地方;另一解释说,肆是市场中陈列器物之所。
不论哪种解释,我们都认为“肆”是百工学习制作器物的地方,百工在这里面观察、学*①作者简介: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与儒教等。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习、揣摩,最后制作器物,而君子与百工不同,君子之学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技艺以谋生,而是下学上达,进而至于道的境界。
钱穆《论语新解》:“百工居肆中以成其器物,君子之于道亦然。
非学无以明道,亦无以尽道之蕴而通其变化。
学者侈言道而疏于学,则道不自至,又何从明而尽之?致者,使之来而尽之之义。
“尊德性”与“道问学”作者:杨丽娟来源:《克拉玛依学刊》2013年第02期摘要:朱熹和陆九渊虽同为我国历史上的理学大师,但两人却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理学理论。
朱熹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而陆九渊则更重视“尊德性”。
这种理论上的异同性在二人的教育观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一方面,不论是在教育本体论、教育方法还是德育观上,两人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二人在教育理想和为学手段上又有着共通之处。
关键词:“尊德性”;“道问学”;理学;教育观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2-0055-06“尊德性”与“道问学”最早出于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中庸》认为道之根本在于中庸或曰“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而君子欲达中庸之道,必须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是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即为“尊德性”或称为“自诚明,谓之性”;一方面,要坚持对外在于身心之外的道德知识的追求,并以此为基础从而达到对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被称之为的“道问学”或曰“自明诚,谓之教”。
君子只有将这二者联系起来,才能将天赋的道德之性发扬光大,并最终达到“中庸”的境界。
《中庸》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重在阐释它们各自的内涵及意义,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明确界定,这也就给后世学者们留下了争鸣的空间。
此间,以南宋时期两大理学巨子——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争辩最为激烈也是影响最广而深远的。
两人同为理学大师,却秉着不同的理学研究思路,在鹅湖交汇,畅辩各自的理学之道,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
这次难得的学术交流与碰撞,可谓是承上启下:承孔子以来儒家学术发展之精华,启后世儒学前进之方向。
[转载]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待其人而后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多么伟大呀,圣人之道!洋洋大观,发育万物,继天立极。
充足富裕,大的方面有三百,小的方面有三千。
都供后人都实践施行。
所以说如果不能拥有一定的品德,是行不了圣人之道的。
从第二十六章以下,子思一面赞颂圣人之道,一面也继续阐述中庸之道的发挥问题。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君子恭敬奉持德性,同时好问勤学以致知,使德行和学问到达广大精微的境界,虽然极其高明,依然不偏不倚地遵循中庸之道。
温习已知以增进新知,存心敦厚以尊崇礼节。
所以在上位时不会骄傲,处于卑贱的地位也不会背叛作乱。
当国家政治上轨道时,他的言论可以帮助国家振兴,当国家政治紊乱无道时,他的沉默足以被接受。
诗经上说:「既明理又有智慧,以保全其身。
」明哲保身就是这个意思吧!朱子注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
道,由也。
温,犹燖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
敦,加厚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
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
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
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
这则是强调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问学的积累,要求达到最高境界,又要保持中庸的原则。
这里的“致”、“尽”、“极”都是动词,相当于“尽性”之“尽”、“致中和”之“致”。
其实,这里的“道”亦为动词,应理解为“尽由之”。
国学经典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
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
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
高忠宪云:「薛敬轩、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
」亦为是也。
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
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
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
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
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
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先生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先知后行,而必欲自为一说邪?天泉问答:「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今之解者曰:「心体无善无恶是性。
由是而发之,为有善有恶之意。
由是而有分别其善恶之知,由是而有为善去恶之格物。
」层层自内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机,则良知已落后着,非不虑之本然,故邓定宇以为权论也。
其实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
下句意之有善有恶,亦是有善念恶念耳。
两句只完得动静二字。
他日语薛侃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
」即此两句也。
所谓知善知恶者,非意动于善恶,从而分别之为知,知亦只是诚意中之好恶,好必于善,恶必于恶,孰是孰非而不容已者,虚灵不昧之性体也。
为善去恶,只是率性而行,自然无善恶之夹杂。
先生所谓「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无病,学者错会,(文)【反】致彼以无善无恶言性者,谓无善无恶斯为至善。
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无善之善,无乃断灭性种乎?彼在发用处求良知者,认已发作未发,教人在致知上着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远矣。
得羲说而存之,而后知先生之无弊也。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原文及翻译【原文】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
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何以救之乎?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保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译文】来信写道:“近代的学者,只重视外在的知识和学问,往往忽略了内在的道德修养,虽广博却不得要领。
因此,你着重提倡‘诚意’,借以针砭病入膏肓的学子,其价值不可估量!”你能如此洞察时弊,又准备如何去拯治呢?当然,我的思想你已一语道破,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关于诚意的主张,原本为圣学教人用功的首要大事,但近代学者却把它看成低下的事情,所以,我才把诚意表现出来,并不是我个人独自倡明的。
【原文】来书云:“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传,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
闻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又未尝讲究其详,遂以见疑,亦无足怪。
若吾子之高明,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矣,乃亦谓立说太高,用功太捷,何邪?【译文】来信写道:“但恐立论过高,用功过捷,后学门生递相师传,因而产生谬误,未免堕入佛教明心见性、定慧见悟的机关,您的主张难怪被世人怀疑。
”我的格物、致知、诚意、正身的观点,是针对学者的本心与日常处事中,体会研究、躬身力行、实地用功,这需要经历多少阶段,包含多少积累呀!这正好与空虚、顿悟的观点相反。
听到此说的人,有的根本就没有想成圣人的志向,又没有仔细考察其中的详情,所以才产生怀疑,也不足为怪。
像你这样聪明之人,本当一说即明,却也认为立论过高,而功过捷,是怎么回事呢?【原文】来书云:“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南宋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在孝宗年问的鹅湖之会上就如何认识事物及治学的问题展开了辩论。
其辩沦焦点可归结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不同的观点。
陆九渊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以“心即理”为其思想核心,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强调心学的主旨是明理、立心、做人。
其著作有《象山先生全集》。
孝宗淳熙二年(1175),陆九渊应吕祖谦的约请,与朱熹相会于江西信州铅山鹅湖寺,就如何认识事物及治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尊德性”与“道学问”,即是朱、陆在鹅湖之会辩论后形成的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陆九渊从发挥儒学传统的“天人合一”观点的途径,提出“心即理”,得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万物皆自心发。
由此出发,他认为治学用不着去读很多的书,去“格很多的物”。
只要人人都有颗善良的“心”,“道”(“天理”)便在心中。
因为“心即理”,所以要“发明本心”,即以本心中固有的仁、义、礼、智等为根本。
他认为朱熹的方法“教人为支离”,太繁琐,应“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熹则从吸收佛家“体用合一”观点的途径,提出“性即理”,认为人性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得出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万物皆是理的体现,人心只是其一。
由此出发,他认为治学应多读书,多格物,从万物各具之“理”中推出与“天理同出一源”之“理”,认识和掌握“天理”。
即格物、读书,然后达到对“理”的体认。
因为“性即理”,所以要“格物穷理”,“格物致知”。
他认为陆九渊的方法太简约,应“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
朱熹和陆九渊在其上的分歧和争论,向来被视为朱、陆二学在学术上的差异的标志,由此也可以发现他们分歧的根源在于本体论的差异上。
正是因为他们在本体论认识上的差异,才导致了认识方法上的分歧:朱熹谈“穷理”(“道问学”),陆九渊谈“明心”(“尊德性”)。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对这场争论的评价为: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朱熹则以道问学为主。
传习录拾遗传习录拾遗王守仁著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传习录》。
王守仁的弟子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开始,陆续录下王守仁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
全书包括了王守仁的主要哲学思想,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物合一、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思想。
在传播王守仁的思想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
1472~1528),筑室会稽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
他28岁中进士后在京师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并主考山东乡试。
后因弹劾宦官刘瑾,谪为贵州龙场驿丞。
正德三年时他发生重要的思想转变,以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于是背弃朱熹向外穷理的格物致知说,并在当地建立龙冈书院。
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其主讲贵阳文明书院,他在此首次演讲知行合一说。
不久,赦归为江西庐陵知县。
阅笔此后,历任南京刑部、吏部清吏司主事,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
正德八年至滁州督马政,讲学规模渐大,一度强调静坐,要求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
正德十一年,升任南赣佥都御史,奉命镇压赣南农民起义。
在军事镇压取得成功后,强调思想统治,重视教化,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使赣南的统治秩序得到恢复。
这期间他在赣县修建濂溪书院,刻印古本《大学》,印发《朱子晚年定论》、其弟子薛侃出版了《传习录》。
正德十四年他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六月,他奉旨督兵讨伐宁王宸濠在南昌发动的叛乱。
仅用35日即生擒宸濠。
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了经验,提出“致良知”的学术宗旨,认为这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若信得这三字,譬之操舟得舵。
阅笔50岁时升至南京兵部尚书。
后退职回乡。
晚年又总督两广军务,病死归途。
遗著有《王文成公全书》38卷。
阅笔○传习录拾遗(五十一条)阅笔先生曰:「良知犹主人翁,私欲犹豪奴悍婢。
主人翁沉痾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齐矣。
若主人翁服药治病,渐渐痊可,略知检束,奴婢亦自渐听指挥。
及沉痾脱体,起来摆布,谁敢有不受约束者哉?良知昏迷,众欲乱行;良知精明,众欲消化,亦犹是也。
第三节尊德性与道问学1.徳性与问学孰先?“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原为《中庸》里的一句话。
长期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但到宋明理学,这句话所提到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却成为了区分朱熹(道学)和陆九渊(心学)两大学派的标志性语言,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含义。
汉代经学大师郑玄的注解释是:“德性,谓性至诚者;道,犹由也;问学,学诚者也。
”到唐代,孔颖达主编《礼记正义》,发挥郑玄注解说:“君子尊德性者,谓君子贤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诚也;而道问学者,言贤人行道由于问学,谓勤学乃致至诚也。
”据此,“德性”就是指人性最真实的存在,也就是人的道德性,其具体表现就是圣人之性;“尊德性”就是要切实尊敬由圣人之性代表的这种道德性,从而进达最高的至诚境界。
“道问学”则是指常人如何通过(由)问学、求知的途径走向最真实的道德性。
即知道什么是至诚,然后通过自己的勤奋学习去实现它。
尊德性是尊道,重在道德的践履坚守;道问学则是行道,但行道首先须弄清何谓圣人之道、圣人之性,这只有通过对圣人经典的勤奋学习才有可能,所以道问学的重点在读书致知。
《中庸》的这句话到了宋代,朱熹一派注重穷理致知,偏于道问学;陆九渊一派强调道德践履,偏于尊德性,故而产生了对立。
他们双方对这一情形都有清醒的认识,但由于立场的不同,采取的态度也很不一样。
下面稍微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朱熹在主观上是并不偏重哪一方的。
他在《中庸章句》中解释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近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那么,双方虽然各有侧重,但又是相互补充,并没有确定的先后轻重之别。
从意思来看,“尊德性”是一种内心对道体(天理)整体的直接体验,“道问学”则是通过穷理致知的归纳而实现对道体的把握。
双方共同作用于人的道德进步。
用今天的话来说,前者相当于人的信仰、觉悟及坚守的意志;后者相当于人的理性能力和知识水平。
前者离不开后者的理解,后者本来是为了前者的自觉,双方是相互促进的。
《问说》是清代刘开写的一篇议论文。
“说”是一种文体,通过发表议论或记述事物来说明某个道理。
本文的中心论点为“君子之学必好问”,叙述了“问”在学习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所谓“学问”,就是“学”与“问”的结合,“学”与“问”相铺相成,缺一不可。
原文君子之学必好问(1)。
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
非学无以致疑(2),非问无以广识(3);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
理明矣,而或不达(4)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5)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6)也。
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
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7),所谓交相问难(nàn)(8),审(9)问而明辨之也。
《书》不云乎?“好问则裕。
”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
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古之人虚中乐善,不择事而问焉,不择人而问焉,取其有益于身而已。
是故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荛(ráo)之微,先民询之,舜以天子而询于匹夫,以大知而察及迩言,非苟为谦,诚取善之弘也。
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其以义理相咨访,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况流俗乎?是己而非人(10),俗之同病。
学有未达,强(qiǎng)以为知;理有未安(11),妄以臆度(duó)。
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
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xiá)(12)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
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
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
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
《中庸》“慎其独”说及其相关问题内容提要:《中庸》的“慎其独”说是儒家修养论的重要命题,也是学术史上争论不休的重要话题。
针对古今诠释的主要分歧,本着以《中庸》释《中庸》、以经释经之原则,可以认为,“慎其独”是整个诚敬工夫(即戒惧工夫)的重要方面,它以隐微即见显为前提,以纯化人的意向情感为基本内涵,以“礼”为用功的现实依据。
朱子以“存养—省察”为框架所进行的诠释,既歪曲了《中庸》本义,其本身也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把儒家平易可行的修养理论导向神秘主义。
关键词:《中庸》/慎独/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存养—省察”工夫《中庸》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核心经典之一。
除了认为《中庸》是由两篇独立文章合编而成的少数学者和思想家外,古今诠释《中庸》者一致认定:首章乃全书之总纲,浓缩、凝聚了全书的核心义旨。
首章大致可被分成三节:至“修道之谓教”为第一节,概括阐明了天道、人性、人道与教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不妨称之为原理论;自“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至“故君子慎其独也”为第二节,概括阐述“戒慎”“恐惧”“慎其独”为代表的“诚身”功夫,我们不妨称之为功夫论;余者为第三节,重在呈现以中和位育为表征的通内外、合天人之人生境界,我们不妨称之为境界论。
“慎其独”出现在第二节中,本节全文如下: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它显然是《中庸》功夫论的核心命题。
然而,“慎其独”却是《中庸》诠释史上聚讼最多的问题之一。
“独”与“慎”何所指?“独”与“隐”“微”是什么关系?“隐”“微”与“见”“显”是什么关系?“隐”“微”与“不睹”“不闻”是什么关系?“慎”与“戒慎”“恐惧”是什么关系?“戒慎”“恐惧”“慎独”与“中”“和”是什么关系?在先秦以及汉代文献中,除《中庸》外,言及“慎独”者,还有《礼记》中的《大学》《礼器》,《荀子•不苟》,郭店楚简《五行》,《淮南子•缪称训》,帛书《五行》等。
58 第308期 商学院·研究院中,我们继续稳居三甲。
其中,我们的课程项目如商业思想、课程创新、多科融合、学科前沿等再夺第一,这也是对我们“商学+”理念落地探索的肯定和褒奖。
发轫于中国文化传统2020年,我们提出了自己的slogan (口号):“尊德性、道问学”。
为什么要有自己的slogan ?简单而言,就是我们对自己项目定位、办学特色、治学理念最简洁的表达。
就像大家一听到“Just do it ”就会想到耐克所宣扬那种不畏艰险、勇于尝试、坚持不懈的运动精神。
“尊德性 道问学”出自《礼记·中庸》,全句是“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作为一种治学理念,尽管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儒对“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有不太一样的认知,但本质是相通的。
大意就是,君子(即今天的组织管理者)既要存心养性,尊重与生俱有的德性,又要格物穷理,来存养发展德性。
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六个字作为slogan ?这要回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办学使命和特色上。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要培养的是“引领中国发展的健康力量”。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引领、健康。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诠释,本质内涵就是正向影响力,即领导力。
《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真正的领导力应该是别人主动被你吸引和自愿被你影响。
对此,德鲁克有着深刻理解,他曾讲过,“管理的本质就是激发每个人的善意和潜力”。
如此,如何成为一位有领导力的管理者,进而不断激发别人的善意和潜力?《中庸》第二十二章里告诉我们行动路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要激发别人的善意,前提得是自己满怀善意。
同时,尊德性不仅仅是个人内在的德行修养,还有个人与外在环境的良性互动和共生长。
2019年8月19日,包括贝佐斯、库克等在内的美国近200家顶尖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集体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书,他们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传习录-明-王守仁传习录卷上(徐爱引言)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
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
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
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
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
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萶桌取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
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
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
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
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韾欬,或先怀忽易愤潡之心,而远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
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
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
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正之。
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门人徐爱书。
以下门人徐爱录。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
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
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
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
然非『亲』字义。
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
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如保赤子』。
『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恶恶之。
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
皆是『亲』字意。
『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
亲之即仁之也。
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
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
『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
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便是『明明德』。
『安百姓』便是『亲民』。
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
说新民便觉偏了」。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
许昌良:尊德性而道问学
作者:叶水涛
来源:《语文世界(教师版)》2011年第10期
语文课程兼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特点,语文教学须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是教育者的共识,但如何统一,长期以来则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极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然而“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朱熹认为,认识真理的基本方法是“道问学”,“尊德性”并不直接起认识作用。
陆九渊则认为,“尊德性”是认识真理的根本途径,“道问学”只起辅助作用。
朱陆之争显然关乎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
许昌良作为有多方面建树的语文特级教师、学养深厚的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积极倡导“沉静语文”,呼吁语文教学的道德回归。
他认为,语文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就在于其对语言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追寻,这意义就是人文精神、德性素养。
缺乏德性内涵的语文教学是没有灵魂的苍白的教学,语文教学应有认识之深刻,思想之厚重,语文应伴随人成长并内化为人的个性、人格和素养。
许昌良对语文教育回归道德的呼唤,基于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学生的成长,学生成长的主要内涵是道德学习。
他认为师生角色都是“道德的学习者”,课堂应是“师生精神生命成长”的场所。
他主张教学要体现“德性关怀”,呼吁课堂要追求“价值与意义”,学校要重塑“理想与精神”。
作为一所九年制学校的校长,一位对语文教学深有研究,享有多种荣誉并有广泛影响的特级教师,他的呼吁决不是空泛的议论或表态。
语言训练指向于应试的技能,标准化考试定为一尊,语文观摩课沦为媚俗的表演,学生作文的假话、套话盛行,爱心、责任、感恩、正义、真理、奉献等似乎只是教学过程中的花絮和装饰,而非内心的渴望和人生的真诚追求,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课程改革的专家说,课程理论的成熟经由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到达了建构主义。
然而,来自外域的建构主义其实是一个颇为芜杂的理论体系,即使在它的诞生地也没有被奉为圣典。
建构主义带有后现代的色彩,它对于质疑现状,打破传统,解放思想,张扬个性等有积极的意义,但它的价值多元论,意义非确定论与社会主义教育须体现国家意志,与青少年养成教育所需要的主流价值导向并不相容。
当前的语文教学确有疏离道德的倾向,许昌良以“回归道德”定义语文教学,显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倘若语文教学都不能理直气壮地体现人文性,不能首尊德性的养成,那么教学的教育性何以体现呢?教育服务于人的成长就是一句空话。
前段时间,一些部委新闻发言人的不当言论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批评,并非由于文理不通,而是认识的偏颇,境界的狭隘,思想素养的缺失。
即使现代社会如韦伯所言是祛魅的时代,但学校还得要有庄严的美感,教学要有优雅的风采,要让神圣之光照亮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
许昌良的呼吁体现了一位教育学者的理论素养与良知、责任。
许昌良语文教学道德回归的思想,既基于语文学科的特点,也基于儿童心理发展与知识自主建构的规律。
他认为教学永远是“人为性”与“为人性”的发展过程,语文学科有其整体性的特点,学习过程有其感悟陛的特点,语文学习是一个不厌其慢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感染,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灌注。
所以,语文学习决不能采取“解构式的讲解和非此即彼式答案”,语文知识应该“靠阅读、感悟、浸染、熏陶等方式习得,积累、内化从而自然转化为表达能力,情感体验和精神世界的丰富”。
晚年的朱熹坚持德性当尊,又认为舍却求问学别无他途,对此,明代王阳明决然反对。
青年时代的王阳明也曾刻苦用功于读书求学、格物致知,但收效甚微。
后来流放边陲,谪居龙场驿站,他忽然“中夜大悟”,自此,开启了另一条认识路线。
他既反对在经典文义上深入挖掘,也不醉心于对自然事物的逐一考察,而是由内心体悟入手,从知行关系上逐步达到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相统一的境界b王阳明反对程朱理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程朱迷信书本,寻章摘句,顶礼权威的教育思想的批判。
作为建功立业的军旅统帅,他迅速平定了宗室藩王的叛乱;作为开宗立派的大师硕儒,他孜孜不倦于对普通民众的教育。
王阳明为学的个案,表明学业长进并非只有刻苦读书、知识累积一途,他认为学习中的知识感悟与思想飞跃更为重要,感悟即是灵感,灵感源自生活实践,书本则是认识的材料,而非现成的结论,悟性的学习才能成就灵性的学生,成就非凡的人物。
许昌良“沉静语文”的主张与此多有相通之处。
许昌良既然力主语文教学的道德回归,也就意味着他对语文教学中的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保持充分的警惕,他说语文是“需要用心濡染而非推理计算”。
科学以可实证、可量化、可计算、可在同样场景条件下重复演示作为表征,语文显然不具有这些标志性特征。
雅斯贝尔斯说:“科学无法直接面对存在本身,科学的意义需要经过人生的评价才能赋予。
将知性的感知提升为智慧的洞察,让人们的行为既体现知性也合于德性,这应该是教育坚定不移的宗旨与目标,语文承担有审美教育、道德教育、人文关怀的职责,语文具有工具性的特点,但语文教学决不能工具化。
与道德回归相匹配,许昌良提出了“沉静语文”的主张。
何谓沉静?许昌良的解释:沉为实质,静为表象。
深沉而不肤浅,切实而不表面,丰富而不单薄;相对应的是清净而不芜杂,安静而不喧嚣,安详而不焦灼。
沉静的价值追求是“道法自然”,许昌良对自然的理解不只是中国传统老庄的哲学,也包括西方从卢梭到梭罗的自然主义,表现在语文教学中即是对繁华喧闹、浮躁的拒绝,是以宁静之心对待心智成长,是积淀培育、潜移默化。
许昌良所向往的自然是顺乎本性,而非简单生硬、急功近利,当然也不是放弃知识、否认语言训练之必要。
由天然到自然,由知识的领悟再到智慧的生成,具体的教学过程伴随思索与等待,而非快节奏、高难度、太容量的应试训练,不毕其功于一役而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这是许昌良对语文本质的理解,也是对语文教学的自信。
许昌良所向往的自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东西方自然主义都是基于对物质化、功利化的拒绝,但西方表现为对征服自然的放弃,东方则表达为与自然的和解与融合,使人有高度的精
神自觉,明达生命的本根大原,做到合乎道德的生活和生存。
许昌良所向往的自然正是一种有节制的进取,有分寸的放弃,有目标的改良,充满辩证思想。
许昌良引吕叔湘先生的话“语文的使用是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这表明了他对语文基础训练的重视。
只是他并非就语文知识谈语文知识,而是提倡“以宁静之心对待心智成长”,他强调“悟”是语文学习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语文教学不能急就而要等待,不能急切而要恬静,不能燥热而要冷静。
他所理解和主张的“静”与“自然”追求的是一种“超然物我的心灵超脱”,是一种“宗教情怀”。
所以,许昌良的“沉静语文”,方法简朴,手段务实,流程自然,平静的理智下包容着奔腾的激情,这是让人沉醉的课堂而不是让人狂躁的课堂,或许它不那么热闹,但这正体现了返璞归真、宁静致远的文化追求。
“读
读”“议议”“品品”“讲讲”这茶馆式的语文课堂,正是当年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先生所捌昌的模式,但许昌良给予了自己的诠释。
杨绛先生百岁寿辰,《文汇报》社记者周毅与杨绛先生有这样一段采访对话:
问:杨先生,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答: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
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
钱锺书、杨绛伉俪是学术大师、文坛泰斗,杨绛对“好教育”的解释是这样质朴与浅近,德性方面强调培养“上进心”和引导于人格的“完善”,知性方面强调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教学的方法上倡导“潜移默化”,如此而已,只字不提各种工具性的训练,这是一种疏忽或是一种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