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浅谈丁戊奇荒与民间救济——以河南为中心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丁戊奇荒是发生于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 年)之间的一场特大旱灾饥荒。
1875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因此史称“丁戊奇荒”。
这场灾害主要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华北地区，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丁戊奇荒的赈济，主要不是依靠政府力量，因为当时的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已无太多钱粮赈济灾民。
灾民主要靠有限的民间赈济，对于当时的河南来说，主要是靠江南义赈和河南地方士绅的民间自救。
一、官赈的弊端与传教士的刺激光绪初年发生的丁戊奇荒之所以推动了民间救济的发展，就在于在此次灾荒中，传统官赈的弊端层出不穷，再加上西方传教士的介入刺激，才最终促成了江南义赈的兴起和地方士绅救助等民间救济的兴盛。
首先，官赈救荒迟缓。
清政府规定灾害发生后要经过报灾、核查等程序后才予以赈济，其中核查又包括勘灾和查赈两项。
报灾必须由州县官员详报于道府，道府再接着报告给督抚，最后由督抚再报于朝廷。
而这一过程近则需半月，远则更需一整月，等到朝廷放赈之时至少已灾后数月之久。
此时灾区早已物价飞涨，嗷嗷待哺之民早已挨饿数月，能够等到赈济的大都是平时有一定家业的人，贫苦百姓则饿殍遍野。
其次，官赈腐败现象严重。
清朝后期的赈济中有“清灾”和“浑灾”之分。
“清灾”即指在赈灾过程中地方官较为清廉，钱粮能够按照规定发放下去，并且灾民可以得到切实的救济。
“浑灾”则与之相反，赈灾过程中地方官贪污腐败、中饱私囊。
如在报灾时，地方官为保住自己的官位而隐瞒灾情、匿灾不报，并延误放赈，致使灾情加重。
光绪二年(1876年)，卫辉府知府李德均虽然据实报灾，但藩司刘齐衔却“指为恫吓之事，详情立予撤任，无论被灾轻重，解粮均限八分之数，致道府州县相戒不敢言实”各地仍继续催征，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钱粮发放下来之后，地方官又往往私自挪用。
丁戊奇荒：中国近代最大旱灾（图）“丁戊奇荒”时期流离失所的灾民自2010年冬季以来，我国华北、黄淮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等9省份出现了多年不遇的特大旱情，截至现在旱情仍有扩大的迹象。
实际上，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更是灾害频发，百姓苦不堪言，而尤以晚清光绪初年华北发生的旱灾破坏力最为严重，也是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
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山东省内河流全部干涸“丁戊奇荒”孕育于1875年，当年春季旱情已经初露端倪，至秋初，旱情已从直隶扩大到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持续数年之久的特大旱灾就此拉开了序幕。
1876年，旱灾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旱情也更加严重，甚至连黄河也出现了枯水现象。
到了1877年又连续两年仍是大旱，当时晋冀鲁豫陕各省80%以上的州县干旱，没有收成。
更为严重的是，在大部分旱区，蝗灾接踵而至，把本已奄奄一息的庄稼啃食殆尽。
与旱灾相交错，很多地方又接连发生水、蝗、雹、疫、地震等灾害，使得严重的灾情雪上加霜。
在受灾严重的直隶、河南两省，1876年的夏季，旱情最严重的地区又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洪水。
在各种自然灾害的交替打击下，这两个省份的农业几乎无任何收成可言。
当时山东整个境内的河流全部干涸了，许多畜生因为缺水而纷纷死亡，到处是枯枝烂木，许多人因为大旱而饿死。
日甚一日的干旱使山东各地的庙宇中都挤满了求雨的人，农田里的高粱、棉花只有两寸来高，从天津起程沿运河行500里到山东德州，沿途麦田颗粒无收，昔日一望无际的农田只剩下黄土一片，到处都是逃荒的人群。
山西灾区是重中之重。
1877年春天，整个山西省滴雨未下，至夏季，虽然个别地区下了一些小雨，但对于久旱的农田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眼看麦收无望。
此后从夏至秋，天气干燥炎热，麦收之后补种的杂粮虽然发芽了，但大多数在炎炎烈日下早已枯萎不堪。
丁戊奇荒是不是真的饿死了一千万人？灾难其实不仅仅饿死了一千多万人，人数远比这一千多万更多，而且受到这种灾荒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甚至也导致了一次国内大移民。
这场饥荒与当时的自然现象厄尔尼诺有关。
中原地区出现大面积的干旱而导致颗粒无收，再加上清政府当时的救灾政策不当，使得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加惨重。
当时有一个外国的社会活动家李提摩太，他这个人在历史上非常关键，为清政府提供了很多外国有益的经验，希望清政府能够留意社会改革问题。
虽然一些意见得到多少的认可，但是在总体上建议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在他的很多回忆录当中也提到了丁戊奇荒的人真惨剧，比如人吃人，比如十室九空，尤其是太原城。
90%的人都受到饥荒的影响，甚至剩下为数不多的人也选择举家举族逃难到外地，山东地区也是如此，由此也造成了山东地区的人口大面积向东北转移，俗称闯关东。
山东地区与山西太原地区的情况一致，大量的山东人为了生存，开始通过陆路，水路进入东北地区。
在当时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在历史上都不允许中原地区的人口进入，导致当地人口稀少，由此也给俄国的扩张提供了先决条件。
但是这一次丁戊奇荒清政府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自己根本无法阻挡难民涌入东北。
为了能够保证社会的大体安定，他们只能够接受大量涌入东北，而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口少的社会现实，却是养育了大量的山东人和闯关东而到来的全国其他人口。
但是很多地区，河南地区的人口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闯关东的路途太遥远，甚至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已经在路上饿死了。
饥荒中心区域，清政府的行政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大量的人口逃难，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山大王和强盗劫匪。
社会体系全线崩溃，一塌糊涂。
但是江南地界大体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中南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
手工业发展，而且又作为对外窗口，所以一定程度上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增强了抵抗力，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因素，就是这一个饥荒主要在北方诸多地区，南方地区更多承担了接受难民的任务，由此也为南方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很多劳动力。
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活人相食的丁戊奇荒的契机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中规定，法国人可以在通商的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法国）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此后，传教士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入中华帝国了，虽然此时他们的活动范围尚被限制在长江以南的五个通商口岸，不得深入中国内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1860年10月25日签署的《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本来只是规定，将以往被没收的天主教教产，交给法国驻京钦差大臣，由其转交给“各处奉教之人”。
但在签署此条约时，法国特使葛罗的翻译德拉马神父从中捣鬼，偷偷在第六款中文文本后添加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粗心大意的清廷官员竟然没有发现德拉马神父的捣鬼，对此条款加以承认。
这样，天主教传教士可以自由在内陆各省活动。
到了1862年，法国又迫使清廷免除中国天主教徒在迎神、庙会等公共活动中应当承担的费用。
此后法国以天主教在华利益保护人自居。
凡是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不论国籍，只要发生纠纷，均可以向法国公使馆提出保护请求。
随着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签署，天主教取得了在中国各省传教的权利。
而根据利益均享原则，其他各国可以分享此项权利，这样信奉新教的英、美等国传教士也可以公开进入中国传教了。
新教在华走上层路线，主要活动在沿海口岸与城市，面向知识分子传教。
在资金上，新教传教士依赖于所在国团体与个人捐助，而天主教传教士则要在华自谋生路。
新教传教士很少干预中国地方事务，主要在华进行教育、医疗及各种慈善事业，并由此发展教徒。
以李提摩太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教传教士，活跃在近代中国舞台上，为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带动了新教的传播。
从李提摩太身上，可以看到新教在华传教的轨迹。
额头上有一个伤疤的英国人李提摩太，早就立志于献身传教事业。
1870年2月他到达上海，随后转赴烟台。
此前已有英国新教传教士在烟台开展传教工作，但是前景并不乐观，当地人对传教士普遍持敌对态度。
“丁戊奇荒”中的赈灾洋人1879年，几名金发碧眼的洋人得到了山东百姓送的“万民伞”，这把红色的伞上写着一万个心怀感激的百姓的名字；有人将这些洋人的照片供奉在庙里；成千上万人跟在他们身后，念福音书、向上帝祈祷。
而就在1870年，那场天津教案才刚刚将山东、山西人民的仇教情绪掀向一个高潮：老百姓相信神甫和修女用蒙汗药拐骗了孩子去挖眼剖心，民众暴怒，烧毁教堂，杀死10名修女和两名神父。
这一切改变，是因为从1876年持续到1879年的一场大荒。
这次灾荒中，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五省“草木皆枯、赤地千里”，百姓“饥馑载道，饿死粥厂无算”。
其中最严重的1877、1878年按干支纪年分属丁丑年和戊寅年，故称丁戊奇荒。
奇荒中，是这些洋人向中国百姓发放银钱、粮食。
灾荒来了1874年，一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来到山东青州，在旅馆里住下。
他穿儒士的长袍，并且在脑后系了一根假辫子。
他在这个县城租房定居下来，并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李提摩太。
青州是山东府制机构所在地，也是方圆百里最繁华的城镇。
它很久以前就是一座名城，又是周边各县的文化中心，每过三年，就有成千上万的学子前来参加会试。
然而这个繁华而富饶的城镇，在1876年并不安宁。
这年由冬到春，天旱地燥，没有雪，亦没有雨。
山东旱灾极多，从1644到1839年的196个年头中，全省仅有33年没有旱灾记录。
因此开始人们并未特别注意。
到了4月，播种的最好季节快要过去，这里仍滴雨不下。
靠天吃饭的百姓骚动起来，他们到富户祈粮，在衙门哭诉，去寺庙祈祷。
一天，青州知府在脖子、手腕、脚踝上戴上锁链，步行穿过青州城，去城外最主要的庙里求雨。
而成群的乡民跟在他后面，头上戴着柳条帽，身着素衣，浩浩荡荡，面容严肃。
然而到了5月，仍然没有雨。
加上去年山东亦旱，很多地方“菽不实，麦苗半枯死”，本就家无隔夜粮的贫户已经将种子吃尽。
粮价飞涨，农民们只好将农具换钱。
尽管官府贴出了禁吃牛肉的告示，但饥饿仍让农民们含泪宰杀耕牛，有些本有四五十头耕牛的村庄，被吃得只剩下两头驴子。
“丁戊奇荒”: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天灾与赈济作者：杨国强来源：《社会科学》2010年第03期摘要:光绪初年的华北久旱,以其大范围的蔓延和长时间的连续造成北中国触目惊心的饥饿、时疫、死亡和流亡。
在农业经济的中国,荒政曾是国之大政。
但时当19世纪70年代初期,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刚刚过去,国库空虚,地方的仓储也空虚。
因此,以荒政为家法和旧轨,则国家不能不主持赈济;而巨祲交逢衰世,朝廷和地方又都没有足够的物力施行赈济。
与这种深深的困境相对应的,是内廷焦灼,州县竭蹶,旱境里的灾民因饥饿而死,办赈务的官员因劳瘁而死。
焦灼和竭蹶,饥饿而死和劳瘁而死,既写照了天灾下的社会相,也写照了儒学民本主义在衰世里的最后一点余晖。
而在国家权力之外,“南省”工商社会和西教教会各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入华北助赈,又显示了19世纪后期的世事变迁,荒政亦变迁。
关键词:丁戊奇荒;天灾;赈济在19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雨泽愆期”、“山水陡发”、“蝗蝻成灾”、河道“漫口”,以及“台风”、“海潮”、“被雹”、“被雪”频频见于南北之间,使农业中国深深地为天灾所困。
其中发生于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并连及甘肃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四川北部的大面积干旱和连年干旱尤多苦多难。
后来的记述概括言之曰:“光绪丙子、丁丑岁大旱,戊寅尤甚。
自畿辅西迄秦晋,赤地数千里。
①因此,以干支纪事,这一场华北的旱灾便被称为“丁戊奇荒”。
而就丙子、丁丑、戊寅而言,山西与河南又属五省之中的“被旱极重”并“灾区袤广”者②,于是以山西与河南相标举,“丁戊奇荒”在当日也曾被称作“晋豫奇荒”和“晋豫大饥”。
“奇荒”和“大饥”之外,用以指述同一场天灾的还有“苦旱”、“亢旱”、“大旱”,以及“巨祲”、“奇劫”和“非常之灾”,说的都是旱魃为虐的异于寻常。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那一大片土地上“国朝二百余年未有③过的饥饿的酷烈和惨厉。
华北的旱情自光绪初元已经出现,《清史纪事本末》说当年“夏四月,京师大旱④。
从“丁戊奇荒”看中国古代灾荒中的人地关系作者：高衡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内容摘要：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灾荒频仍的主要原因为政治腐败、差徭赋税繁重、战争破坏等，但本文不这样认为。
自然界作为一个系统，通过内部及内外部间能量和物质交换达到均衡。
如果这种均衡被打破就导致系统的破坏，灾害就会发生。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的人地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致使灾荒频繁发生。
本文由此以“丁戊奇荒”为视点分析了这一论题。
关键词：丁戊奇荒人地关系光绪初年，一场罕见的大旱席卷我国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东等地，亦称“丁戊奇荒”*。
这场旱灾对山西而言尤为酷烈。
基于丰富的史料记载，史学界对山西这场大灾成因作了全面的分析，大致可概括为：政治腐败、差徭赋税繁重、战争破坏、罂粟大量种植等政治、经济因素，对自然环境恶化也有分析，但却相对简略，缺乏深度，无法揭示环境恶化背后严重的社会问题，即：人地不相协调。
本文以山西“丁戊奇荒”为视点，来透视明清人、地状况及其二者不相协调所带来的危害，以求鉴古而知今。
尽管由于社会的变迁，人地关系不能简单地将古论今，但历史的轨迹，更深层次的蕴含着人地相互作用的机理；同时，现在和未来的人地关系是过去状态的继承和发展，而目前环境恶化已成为整个人类发展的一大威胁。
通过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以期有助于今日的发展，正是本文写作意义之所在。
1．人与地及其相互作用机理在不同著述和论文中，对人和地的概念阐述也不尽相同。
为使本文论述更加清晰，先从地理学角度对人和地及其相互作用机理作一介绍。
“人”是指社会性的人，指在一定生产方式下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人；指有意识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人；也是指一定地域空间内活动的人类圈。
“地”是指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即有机与无机自然界中的诸要素，包括岩石圈、生物圈、水圈、大气圈在内的有机结合而成的地理环境；是指在空间上存在着地区差异的地理环境；也是指受人类活动影响而不断变化的地理环境。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依存于自然，并不断改造自然。
这种人类行为，使得人与地相互作用，并依据一定的客观规律循环发展。
首先，从环境内部来看，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包括大气、水、土、岩石、光热等非生物因素以及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且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相互交换和相互循环，形成自然生态系统。
一种要素的变化就会引起其它要素的变化，从而造成整个自然界中各要素的连锁反应。
正是由于自然内部的这种相互制约关系，才使得当人类过度破环某一要素时，从而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
其次，自然界各要素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
这一功能使得整个系统可以承受一定的外界压力，并通过自我调节来恢复自身相对平衡。
由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一外界压力不能过大，只能在生态阈限以内。
若人类的破坏在生态阈限以内，那么生态系统仍可以通过自身调节作用恢复平衡，但如果这种破坏超出生态阈限，则会完全破坏生态系统平衡。
自然生态系统的反馈作用最终给人类带来灾难性惩罚。
由此可知，人类与环境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环境作为人的对立面而存在着，并且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人类却不断针对环境进行着有目的、有意识地的活动，二者必然存在矛盾。
*光绪三、四分别为农历、丁丑、戊寅年，故称“丁戊”。
如果人类认识到环境的客观属性及其发展规律，并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中尊重自然规律，便能趋利避害，两者协调发展。
反之，如果违背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在受益于自然的同时，终究也无法逃脱自然界的惩罚。
本文正是从人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来论证由于人类无节制的滥砍滥伐而形成人地无法统一、协调，从而加深人与地的对立，最终导致灾难的形成。
这也正是丁戊奇荒背后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里，人与环境发生作用主要是通过农业活动（即耕作）来实现的，加之人与地的失调是一个历史延续过程，因此，分析山西“丁戊奇荒”中人地失调因素，必然要从明清时期人口与耕地的关系入手。
正是由于那一时期人口过量增加，原有的耕地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人口的粮食需要，人类只能开荒毁林，索取更多的土地资源，从而引起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导致自然生态恶化，人与地不能协调发展，形成恶性循环，人类最终成为受害者。
2．明清时期山西的人口、耕地及森林资源变迁人口与耕地的增加、森林植被减少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自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人地关系失调、灾害日益频仍的过程。
以下分别对明清时期人口、耕地及森林资源变迁状况作一论述。
2.1人口增长明清以来，山西人口持续快速增长，耕地也随之不断扩大。
明初，由于山西少受战乱之苦，社会相对安定繁荣，人口增长迅速。
据统计，这时山西人口总数为403余万。
如此数字听来并不庞大，然而就当时而言，人口数量已超出土地承载力。
从朱元璋移山西人口以实中原的明初大移民，便可对此问题端知一二。
可见，人口压力——相对于土地承载力而形成的人口过剩危机已成为当时山西一大社会弊病。
清代，经历了长期战乱和灾荒之后，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尤其是进入18世纪以后。
1741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突破有史以来1亿大关，至1840年已达4亿之多。
1851年（咸丰元年）全国人口为4.31896亿[1]。
达到历史最高点。
在此人口增长的大趋势下，山西人口也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于1877年增至164,330,000山西有史以来最高点。
为了便于说明这一时期山西人口增长情况，特将1667——1877年人口增长列表如下：表1：1661——1877年山西人口增长年代朝代年号人口增长数字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省人丁为1,527,632人，实际人口约为7,638,160人①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全省人丁为1,649,666人，实际人口约为8,248,330人②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全省人口为9,654,234人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全省人口为10,239,907人1840年道光二十年全省人口为14,891,000人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注：①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清代各省人口数字中人丁数字按照传统的丁与口一比五的比例估算所得②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6页从表1的人口数字统计来分析，山西人口自1661——1877年216年间共增长8,794,840人，当然仅从人口的增长数字并不能断定这一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状况。
由于乐户入籍、隐匿人口等人口统计政策及各种社会弊病，使得一些原本存在的人口并没有被统计进来，当这些人口被重新统计时，其增长的数字自然会相应加大。
尤其是在社会经济相对安定繁荣之时，人口再生产必然加速。
1840年之后，全国人口总量减少，而山西受战争影响不大，人口仍然持续增长。
自1840年——1877年37年中，人口共增加1,541,000人，年平均增加40,533人。
至“丁戊奇荒”之前已出现“人满为患”之局面。
2.2耕地扩大可见，早在明代已出现人口压力，到清代山西人口增长趋势仍不减退。
当现有耕地无法满足过多人口的粮食需求时，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尖锐。
在古代农业社会通常只有两种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一是提高农业技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二是扩大耕地面积。
D.H珀金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二者在1400——1850年粮食增产中所占比例。
见表二：表2：单产量和耕地面积在增加粮食生产中的份额（单位%）年代1400——1770年1770——1850年单产量的增长42 47耕地面积的扩大58 53合计100 100资料来源：[美]D.H.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由此表可知，15至19世纪中叶，中国粮食增产中耕地面积扩大因素占到一半以上。
可见就整个中国而言，这一时期尽管单产量提高占到了不小的比例，可扩大耕地面积仍是解决人地矛盾的主要方式。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古代中国，人口分布、地理、自然环境都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东南各省尤其是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生产力发达、人口亦相对稠密，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单产量较为容易，而山西为僻居内陆的黄土高地，80%的土地是丘陵和山地，土地素质较差，无法与东南地区相比。
虽河东较为肥沃，但由于开发较早，地力已大大降低。
因此就山西而言，单产量相对低下，改进耕作技术较为不易，粮食增产主要取决于耕地的扩大。
从表3中可见清代山西耕地扩大之状况。
表3：清代山西田地数（单位：亩）年代朝代年号田地数（亩）1661年顺治十八年40,787,125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44,522,1361724年雍正二年49,242,5601753年乾隆十八年33,979,4191812年嘉庆十七年55,279,0521873年同治十二年53,285,401资料来源：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由表3可知，自1661年——1873年212年间山西田地共增加了12,498,286亩，年平均增加57,304亩。
排除偶然因素，增加的田地数目仍相当可观。
增加这么多的田地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只能向广阔的大自然索取，垦荒造田、毁林造田、填湖造田等。
2.3森林植被变迁山西是一个以山地、丘陵居多的内陆省份。
山地和丘陵占到总面积的80％左右，内有太行、太岳、管岑、吕梁、中条、云中、五台、恒山八大山脉。
山峦起伏，峡谷相间。
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山西大部分地区的植被覆盖为森林，森林的破坏过程实际上就是自然环境恶化、人地关系失调的过程。
自古山西就是一个森林茂密、山清水秀的地方，随着人类的开发，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
约在公元前2700年前，山西森林面积约占总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的63%[2]。
到北宋时仍有“四面林峰拥翠峦，万壑松声心地响”的记载。
即使在明初，山西境内仍是“遍地林木，一望不彻”[3]。
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汾河流域仍有相当繁茂的森林。
森林覆盖率约有30%左右。
明朝统治者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和发展经济，大力提倡“屯垦”，在山西实行商屯、军屯、民屯，并卓有成效，被林草覆盖的山地、丘陵均被开垦为农田，即使悬崖峭壁，也无尺寸不耕。
三关十八隘口从“林木丛密，虎豹穴藏，人群径行”逐渐沦为“森林茂树，日斩月伐，山径之蹊，介然成路”[4]。
昔日五台山“五百里内，林木茂密，虎豹纵横，人迹罕至”[5]的情景也不复存在。
至清初，森林面积减少到18.8%。
而在清代对森林的滥砍滥伐及轮番垦荒，使得森林的破坏与明朝相比有加无减，森林覆盖率以更快速度递减。
加之自14世纪以来，我国北方进入相对寒冷期，被毁的林草很难再生[6]。
到民国初年森林覆盖率降至6%。
对于山西而言，森林的破坏就意味着植被的破坏。
原本不肥沃的土地，失去了植被的保护，土壤更加贫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