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中晋商的赈灾活动

“丁戊奇荒”中的赈灾洋人1879年，几名金发碧眼的洋人得到了山东百姓送的“万民伞”，这把红色的伞上写着一万个心怀感激的百姓的名字；有人将这些洋人的照片供奉在庙里；成千上万人跟在他们身后，念福音书、向上帝祈祷。

而就在1870年，那场天津教案才刚刚将山东、山西人民的仇教情绪掀向一个高潮：老百姓相信神甫和修女用蒙汗药拐骗了孩子去挖眼剖心，民众暴怒，烧毁教堂，杀死10名修女和两名神父。

这一切改变，是因为从1876年持续到1879年的一场大荒。

这次灾荒中，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五省“草木皆枯、赤地千里”，百姓“饥馑载道，饿死粥厂无算”。

其中最严重的1877、1878年按干支纪年分属丁丑年和戊寅年，故称丁戊奇荒。

奇荒中，是这些洋人向中国百姓发放银钱、粮食。

灾荒来了1874年，一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来到山东青州，在旅馆里住下。

他穿儒士的长袍，并且在脑后系了一根假辫子。

他在这个县城租房定居下来，并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李提摩太。

青州是山东府制机构所在地，也是方圆百里最繁华的城镇。

它很久以前就是一座名城，又是周边各县的文化中心，每过三年，就有成千上万的学子前来参加会试。

然而这个繁华而富饶的城镇，在1876年并不安宁。

这年由冬到春，天旱地燥，没有雪，亦没有雨。

山东旱灾极多，从1644到1839年的196个年头中，全省仅有33年没有旱灾记录。

因此开始人们并未特别注意。

到了4月，播种的最好季节快要过去，这里仍滴雨不下。

靠天吃饭的百姓骚动起来，他们到富户祈粮，在衙门哭诉，去寺庙祈祷。

一天，青州知府在脖子、手腕、脚踝上戴上锁链，步行穿过青州城，去城外最主要的庙里求雨。

而成群的乡民跟在他后面，头上戴着柳条帽，身着素衣，浩浩荡荡，面容严肃。

然而到了5月，仍然没有雨。

加上去年山东亦旱，很多地方“菽不实，麦苗半枯死”，本就家无隔夜粮的贫户已经将种子吃尽。

粮价飞涨，农民们只好将农具换钱。

尽管官府贴出了禁吃牛肉的告示，但饥饿仍让农民们含泪宰杀耕牛，有些本有四五十头耕牛的村庄，被吃得只剩下两头驴子。

“丁戊奇荒”: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天灾与赈济作者：杨国强来源：《社会科学》2010年第03期摘要:光绪初年的华北久旱,以其大范围的蔓延和长时间的连续造成北中国触目惊心的饥饿、时疫、死亡和流亡。

在农业经济的中国,荒政曾是国之大政。

但时当19世纪70年代初期,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刚刚过去,国库空虚,地方的仓储也空虚。

因此,以荒政为家法和旧轨,则国家不能不主持赈济;而巨祲交逢衰世,朝廷和地方又都没有足够的物力施行赈济。

与这种深深的困境相对应的,是内廷焦灼,州县竭蹶,旱境里的灾民因饥饿而死,办赈务的官员因劳瘁而死。

焦灼和竭蹶,饥饿而死和劳瘁而死,既写照了天灾下的社会相,也写照了儒学民本主义在衰世里的最后一点余晖。

而在国家权力之外,“南省”工商社会和西教教会各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入华北助赈,又显示了19世纪后期的世事变迁,荒政亦变迁。

关键词:丁戊奇荒;天灾;赈济在19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雨泽愆期”、“山水陡发”、“蝗蝻成灾”、河道“漫口”,以及“台风”、“海潮”、“被雹”、“被雪”频频见于南北之间,使农业中国深深地为天灾所困。

其中发生于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并连及甘肃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四川北部的大面积干旱和连年干旱尤多苦多难。

后来的记述概括言之曰:“光绪丙子、丁丑岁大旱,戊寅尤甚。

自畿辅西迄秦晋,赤地数千里。

①因此,以干支纪事,这一场华北的旱灾便被称为“丁戊奇荒”。

而就丙子、丁丑、戊寅而言,山西与河南又属五省之中的“被旱极重”并“灾区袤广”者②,于是以山西与河南相标举,“丁戊奇荒”在当日也曾被称作“晋豫奇荒”和“晋豫大饥”。

“奇荒”和“大饥”之外,用以指述同一场天灾的还有“苦旱”、“亢旱”、“大旱”,以及“巨祲”、“奇劫”和“非常之灾”,说的都是旱魃为虐的异于寻常。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那一大片土地上“国朝二百余年未有③过的饥饿的酷烈和惨厉。

华北的旱情自光绪初元已经出现,《清史纪事本末》说当年“夏四月,京师大旱④。

韩祥：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作者：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4年11月27日摘要：当发生较大灾荒或战争时，社会上货币的流通结构与规模、物资的市场贸易与运输均会出现与平时显著不同的变动。

通过对“丁戊奇荒”中山西银钱比价变动的初步探析，可以发现，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呈现出钱价明显上升的剧烈变动，但其上升幅度远不及物价，且灾区钱价的涨幅水平与灾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

随着赈灾活动的大规模开展，短时间内出现了1877-1879年的全国性钱价上涨局面，这对灾区及外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了赈灾成本，严重削弱了赈灾效果，并造成了全国性的金融波动。

此外，与既往观点不同，发生“丁戊奇荒”的1877年才是中国19世纪后半期全国性“钱贵银贱”现象出现的时间节点。

关键词：灾荒银钱比价钱贵银贱丁戊奇荒山西清代的货币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些年来有不少成果面世①。

不过，其中关于银钱比价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尤其是极少关注灾荒时期的银钱比价变动问题。

当发生较大饥荒或战争时，社会上货币的流通结构与规模、物资的市场贸易与运输均会出现与平时显著不同的情况，是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领域。

近些年来，随着灾荒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灾荒中货币问题的重要性，并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

但囿于资料与视角，现有研究还非常不系统，极少从银钱比价变动的角度分析灾荒的影响与赈灾的效率。

所以，本文拟选取清代最大的灾荒个案——“丁戊奇荒”为研究对象，以“丁戊奇荒”中山西的银钱比价为例，来窥探清代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

当前学界关于“丁戊奇荒”的研究已非常丰富，其中不少涉及到了银钱比价的问题。

何汉威在讨论“丁戊奇荒”的救灾成效时，对灾区采取的“以钱赈灾”的措施进行了简要分析，认为由于赈粮不足而需要赈钱来替代，导致大量以银易钱的发生，造成银贱钱贵的困境，而面对高昂的粮价，“赈钱很快便会花费掉，于是以钱赈灾的作用全失”②。

义与利：清末民赈中的商人赈济作者：张玮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2018年第04期摘要：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度，自古以来尤以饥荒为甚。

荒政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其传统由来已久。

其中，以政府主导的官赈成为最主要的赈济方式，民间组织的民赈则是其重要的补充方式。

光绪初年爆发的“丁戊奇荒”给华北五省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其中受灾最重的山西，在官赈逐渐失效的情况下，以山西商人主导的民赈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人在参与民间赈济中的各种行为，既有出于道义的慷慨，更在于其赈济背后的利益考量。

关键词：清末；商人赈济；道义；利益中图分类号：D691；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11-0137-02一、前言商人在古代传统荒政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以往的救荒史研究中，常常对于商人的慷慨解囊多予“义举”嘉许，却往往忽视了商人“义”举背后出于“利”的考量。

本文以丁戊奇荒为例，主要依据荒政文献的记载，通过对灾荒场合商人赈济的考察，试图揭示我国传统社会中赈济的丰富内容以及商人这一群体的另一个侧面。

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二、丁戊奇荒概述“丁戊奇荒”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国北方地区的一次特大旱灾，持续时间久、波及范围广、造成影响剧烈，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

其中尤以山西、河南二省受灾更甚。

山西的旱灾从光绪元年为萌芽期，光绪二年到四年为三年大灾荒时期，光绪五、六年旱灾逐渐减退。

这六年问，综合各类灾害统计，如下表：根据上表分析可知，光绪三年以来，旱灾所占比例极高；光绪三年以后，旱灾灾情逐年递减，但其他灾害（狼灾、鼠患、瘟疫等）呈现上升趋势，并成为主要灾害。

可以说，山西光绪初年的灾荒是一场以旱灾为主，多灾并发的复合性大灾荒。

这场灾荒使得山西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文教停滞，出现了人相食、鬻子女、恶兽横行等骇人景象。

“荒政”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救灾方式，通过国家政权制定一系列救济法令、制度与政策措施来组织实施。

“丁戊奇荒”中倪维思赈灾活动研究赵浩涵摘要：“丁戊奇荒”期间，美国传教士倪维思为了顺利实施救济，制定注册制和乡人代表制两项制度发放赈款，并在《万国公报》上发布《施赈安局告白》阐述其赈灾范围和制度。

他要求各庄在验实情况后遣人到赈局登记受赈人姓名，然后由登记的受赈人公举一名代表代为领钱，代表人返乡后按登记名单定额分发给受赈者。

为了防止代表人欺诈，他要求受赈者监督代表人的不法行为，一经发现便可随时举报并另举他人。

同时他还公示了发放额度和发放频率。

这一系列措施使赈灾效果显著，并为他所在的美北长老会在青州等地的传教奠定了基础。

在倪维思书信中，灾区图景与各种势力的盘根错节，异质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挑战，文化民族主义的端倪亦跃然纸上。

关键词：倪维思书信；丁戊奇荒；传教士赈灾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６．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０）２２－０１３８－０３相较于官方资料、士绅日记和报纸，倪维思在赈灾期间与妻子的来往书信是窥探“丁戊奇荒”①的另一角度。

以往学界对倪维思的研究多集中在其传教活动和宗教思想方面，而针对其在丁戊奇荒赈灾中的活动和对灾区观察的研究较少，许多研究只是将其作为其他人物陪衬或作为某论点的范例加以提及。

①本文便以倪维思书信作为主体史料，辅以报刊、日记等资料，从倪维思的角度观察在“丁戊奇荒”影响下，青州地方官府、灾民、本地绅富、江南士绅、传教士各种势力的互动与博弈；并分析倪维思参与救济的原因、过程、措施和影响，以及“丁戊奇荒”对其传教事业的影响等问题。

一、倪维思笔下的灾区山东是“丁戊奇荒”的重灾区，据史料记载：“（山东）嗷嗷待食者不下二三百万人，而此二三百万人将为饿殍者居大半也，虽官设粥厂便民就食，而每人所得者每日不过五六文耳。

”[1]17从1876年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东投奔他乡者已达三百万人，省内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已不下五十万[2]6[3]381。

倪维思是美国北长老会的山东代表，自1872年开始，他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从芝罘出发，深入到山东内地的中南部地区进行巡回传教，青州府便是他到达最远的地方[4]14[5]87。

作者： 夏明方
作者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助教
出版物刊名： 近代史研究
页码： 21-36页
主题词： 丁戊奇荒;山西;近代中国;郑观应;《申报》;河南;清政府;经元善;陕西;义赈
摘要： <正> “丁戊奇荒”是指19世纪70年代后半叶(1876-1879年,即光绪初期)发生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次特大旱荒。

它持续达四年之久,席卷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广大地区,夺去了1000多万人的生命,为害之烈,惨绝人寰,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之一,以往的史学界都集中于此次灾荒的受灾情况和形成原因,而对灾荒发生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空前规模的赈灾实践和善后活动则较少论述。

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权作引玉之砖。

“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清代光绪初年，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地区发生了特大旱灾，而其中以1877年、1878年两年最为严重。

因这两年分别为旧历丁丑、戊寅年，故史称“丁戊奇荒”。

开展对“丁戊奇荒”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我们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解，而且对当今社会的防灾、救灾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拟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丁戊奇荒”期间山西省的灾荒与救济史实进行初步的梳理。

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丁戊奇荒”中山西各地的灾情山西地处气候干燥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是山西劳动人民对于旱情频率的认识”。

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封建社会，风雨稍有不调，动辄颗粒无收，灾民遍地。

据统计，“在清王朝统治的270年里，全省一次受灾面积在10州县以上的较大旱灾共有16次，前期200年间8次，后期70年间8次”|2]。

而当“丁戊奇荒”来袭，“泛种罂粟、连年战乱，差役繁重及交通不便”的山西更是首当其冲。

山西无论是在灾害的持续时间还是受灾地域范围上均较其他省份为重，堪称“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状”。

其他省份大规模的旱灾多集中于光绪二年至五年，但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山西的部分地区就已经呈现旱象，从晋南的运城、临汾到晋中的广大区域，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

1872年，绛州“三月旱”，平陆“春末遇旱”，文水“夏旱”，吉州“九月旱”，永济“秋后旱”。

1873年，干旱继续蔓延，不仅地处山西中部的阳城“秋无雨”，沁水“秋旱”，就连地处晋北的岢岚也遇“冬旱”。

1874年，受灾面积不减反增。

虞乡“春夏旱”，文水“夏旱”、岢岚“冬无雪”。

1875年(光绪元年)，正当晋省民众期待新帝即位大赦天下或许可以扫除旧灾之时，已在部允地区持续3年之久的干旱，几乎蔓延整个三晋大地，其中包括临汾、夏县在内的十六州县旱情记载较详。

如汾西“光绪元年旱”、岢岚“夏无雨”凹、临汾“光绪元年旱”、吉州“夏秋旱”、黎城“冬无雪”、夏县“秋旱”、蒲县“冬雪稀少”。

摘 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丁戊奇荒”赈灾。

在他看来，赈灾是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

他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实质是传播西方文明。

他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赢得了灾民的尊敬。

他亲临实地的灾情报告警醒了《申报》，在《申报》的报道中，李提摩太等西方人成为赈灾的榜样。

他救灾的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

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与他赈灾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关键词：李提摩太；丁戊奇荒；赈灾；《申报》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６；Ｃ９１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５８３３（２００６）１１－０１３２－０７作者简介：高鹏程，南通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１９）；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６）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创了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新纪元，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

英国浸礼会的李提摩太（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４５－１９１９）１８７０年来华传教，赈济灾民、交通大吏、主笔《申报》、接手广学会、参与维新，身影频繁活跃于近代社会舞台，其作用之显著，影响之广泛不容忽视。

即便是对李提摩太本人持彻底批判观点的学者也承认他是“朝野瞩目的‘红人’”①。

国内现有对李提摩太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站在揭批帝国主义侵略立场上。

尽管不乏真知灼见，但时代的烙印鲜明，且史料较为单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主要集中在李提摩太对西学及社会改革思想传播的研究上，而对他的赈济活动及相关影响的研究较为欠缺。

有鉴于此，本文从李提摩太本人、灾民、《申报》、清政府多视角考察其赈灾行为及影响，以期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一赈灾不是李提摩太来华的原因，传教才是他来华的初始动机。

１９世纪海外传教事业的迅速发展使新教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宗教②。

长期受神学教育的李提摩太深受感染，上书浸会布道会，要求到中国北方传道。

他认为中国在未基督化国家中文明程度最高，有利于基督教的推广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