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对抗：青州丁戊奇荒赈灾下的权力博弈

南宋推行朱熹社仓法给人的启示汪圣铎毕玉姣• 2012-08-27 16:19:02 来源：《宋史研究论丛》2011年第12辑作者简介：汪圣铎，毕玉姣，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社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朱熹倡导的社仓。

朱熹为倡导社仓付出了很大精力，留下了不少有关文字。

在他和他的弟子的倡导下，南宋时期各地社仓有显著的发展。

历来史家对此多有赞扬。

人们对朱熹社仓的历史作用往往评价过高，更忽略了南宋各地社仓发展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事实上，严格意义上的朱熹社仓，在南宋数量很少。

大量存在的，是打着朱熹社仓的旗号，实际并未依照朱熹的设想运行的社仓。

本文通过分析朱熹在倡导、建立社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分析南宋社仓的实际运行状况，指明：朱熹关于社仓的构想与当时社会严重脱节，不具备普遍推行的资质，南宋官方强制推行，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关键词：宋代社仓朱熹社仓推广社仓社仓弊病关于南宋社仓，前人研究已多，涉及社仓的著作不下十几种，以社仓为题的论文不下几十篇。

对于社仓在救灾、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南宋社仓的分布、朱熹社仓的管理制度及其所反映的荒政思想，南宋社仓与士大夫群体等问题的研究，尤有深度。

其中梁庚尧先生、张全明先生、张文先生等所作的贡献尤令人瞩目。

①但是，对于南宋推行朱熹社仓中遇到的问题，学术界似乎关注不够。

笔者近期反复阅读相关史料，在这方面似有心得，现拟与同好共享。

一、社仓、朱熹社仓与朱熹对青苗法的批评关于社仓的创始，历来有多种说法。

其中主要是三种，一是说社仓是隋代创立的，二是说社仓是南宋绍兴年间魏掞之创建的，三是说社仓是乾道四年朱熹创建的。

之所以会出现不同说法，主要是因为人们对社仓的定义不同。

确实，“社仓”一语首见于隋代，因其建于村社而得名，功能是赈灾。

有关记载较简略，未能说明隋代社仓是否出贷收息。

我们如果将社仓定义为建在乡村、以赈灾为目的的粮仓，那么这种社仓就始于隋。

唐、北宋又有人把义仓也称为社仓，因为这些义仓是建于村社的，这就是唐、北宋社仓也时时见于记载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一、问题的提出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在封建政治中是少见的。

王安石变法，曾经引起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激烈冲突和争论，新法实施过程中有过急剧的反复，稍后蔡京之流又假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然而往后很长的时间内，新法部分内容仍在施行，即使名称有所改变，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

有关新法利弊问题，王安石历史评价问题，从宋代以来人们就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解答。

不同立场的文人和学者，对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过不同的解释。

有人拿王安石及其反对派司马光等人的性格执拗这点来说明两派冲突的原因。

姑且不谈一个人的性格于政治冲突和争论会有多大影响的问题，究竟什么契机使得某个人或某些人政治上那么执拗，那是我们所当首先予以研究的。

有人从义利之辩上来考察两派的争论。

两派对义与利的看法，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并不是王安石只言利，司马光只言义。

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义与利。

两派对义与利的争论具体体现在哪些问题上，倒是该当重视的。

有人把两派冲突归因于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

当时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上的差异性是存在着的；但南北地区差异并不怎样悬殊，事实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错杂于两派之中，这足以说明这场冲突并不是据源于南北地区的不同。

近来有些历史学者，以存在于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来理解两派斗争。

我们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

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也确实给予各个阶级、阶层以不同的影响。

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的，不管谁上台执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个阶层，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

他们之间的斗争，一定有着它的焦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还有其他许多说法，不必逐一列举。

明朝经济史之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859 字体大小: 【小】【中】【大】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一）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明代后期农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

因为明初在自然灾害和连续不断的战争的冲击下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到明代中期已然全面恢复，手工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日趋繁荣，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

于是，在明代后期，经济作物的种植越来越广泛，流入市场的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农业生产摆脱了单一经营的格局，向着多种经营的方向不断迈进。

棉花是种植地域最广的经济作物。

尽管宋代文献中已有关于棉花的零星记载，但到宋末元初，棉花种植才得到较迅速地推广。

进入明代后，由于政府的鼓励，在地域上推广更快，成化、弘治时已是其种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①。

但是，这一时期棉花的分布地域虽然很广，在各地农产品中的比重均不高，所产原棉除交纳赋税外，主要是作为家庭纺织业原料供自家使用，植棉业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重要支柱。

到了明代后期，植棉业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棉花种植不仅在地域上继续扩展，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地区，棉花在农产品中的比重不断增强，产品主要面向市场。

由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特别是松江冈身以东地带的土壤特别适宜于种植棉花，这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棉产区，松江府、苏州府和嘉兴府的一些地区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的农作物配置结构。

如松江一带，据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沿海高乡多种棉花，到万历年间种植面积更大，《农政全书》卷三五谓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

苏州嘉定宜种稻禾田地止一千三百十一顷六十亩，堪种花（棉花）、豆田地一万零三百七十二顷五十亩，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①。

太仓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②，郊原四望，遍地皆棉③。

昆山三区一带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长江三角洲之外，其他地区也多有棉花种植。

清代历史上的几位山东巡抚自康熙五年（1666年），巡抚周有德开始入住珍珠泉大院以来，清代总共有一百一十余位巡抚在这里居住过，但其中在济南近代史和珍珠泉大院建筑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代表人物有以下13人，分别是：周有德、佛伦、国泰、毕沅、铁保、阎敬铭、丁宝桢、周恒祺、张曜、毓贤、袁世凯、周馥、孙宝琦。

周有德兴建山东巡抚院署清王朝建国后，将山东政治、军事中心由青州移至济南，在济南设置了山东巡抚院署衙门。

按照清朝建制，各省巡抚例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故巡抚衙门又称为“抚院”。

山东巡抚院署衙门最初设在济南府城西南隅，不幸的是，清康熙初年的一场无情的大火将它焚毁殆尽。

于是，筹建新的巡抚院便提到了新任巡抚的议事日上。

周有德（？～1680），字彝初，清汉军镶红旗人，顺治二年（1645年）自贡生授弘文院编修。

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周有德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讨伐叛军将领姜瓖，回京后被升为侍读学士。

康熙元年（1662年），被封为国史院侍读学士，后又被提拔为弘文院学士。

康熙二年（1663年），出任清朝山东第九任巡抚。

随后于康熙三年（1664年），因获逃人（指逃亡奴隶）被加封工部侍郎。

周有德在鲁任职不足5年，期间他迭疏请宽登、莱、青3府海禁、以德州驻防兵旧给民地仍还于民、蠲免逋赋、赈济灾民，为饱受明末清初战乱之灾的山东社会经济之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代初年，连年的战乱给山东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严重影响到清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必然影响到清官府对山东统治的稳定。

因此，新任山东巡抚的周有德在上任之始，必然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采取措施恢复经济，以求稳定山东局势的重任。

根据清朝廷下发的“招诱流亡，奖励垦荒”的诏谕，周有德根据山东地区的实际情况，立即下令招抚流民，鼓励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开垦无主荒地和明代废弃的藩地，并对开垦荒地者给予诸如垦荒归己、3年不征赋税、官贷牛种资金等等优惠政策，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仅在康熙四年（1665年）一年中，整个山东就开垦荒地达三千三百三十余顷。

看懂这些，你也许就看懂了什么是清流误国“大明王朝1566”原著里面，裕王在讨论浙江赈灾之事的时候，张居正居然阴狠狠地说：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内阁会议刚完，张居正就到了裕王府。

见到张居正，谭纶马上站了起来，充满期待地问道：“结果怎么样？”裕王没有表现得谭纶那样急切，但看着张居正的目光也闪烁着探询。

“一切在御前就已成定局，这个会议与不议结果都是一样。

”张居正的话让大家又沉默了。

裕王：“那胡宗宪请求朝廷给浙江拨粮赈灾总该答应他吧？”张居正摇了摇头。

“总得有个道理吧？”裕王又站了起来，显得有些气愤。

张居正：“还要什么道理？就是为了让浙直那些丝绸大户就地拿粮食把受灾百姓的田都兼并了去。

还美其名曰'以改兼赈，两难自解’。

”裕王：“你们呢，总得说话吧？”张居正不语。

“徐阁老和高拱呢？”裕王这才发现徐阶和高拱没有一起来。

张居正：“胡宗宪不死心，跟着徐阁老和高拱又去了户部，还是想户部给浙江调些粮去。

”“户部能不能给他调些粮？”裕王望着张居正。

张居正沉默了，也深深地望着裕王。

裕王似乎明白了自己这是多此一问，手一摆，顾自说道：“户部是不能给他调粮的。

”张居正：“王爷，说句您不一定爱听的话，能调，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他调了。

”裕王一怔，问道：“这话什么意思？”张居正一字一顿地答道：“干脆，让浙江乱起来！”裕王的眼睛睁大了。

张居正：“到这个时候了，臣等的意思也该跟王爷说明白了。

严党把持朝政二十多年，其实早已是土崩鱼烂。

之所以能够维持，全靠逢迎圣意。

宫里需求无厌，他们又层层贪剥，才落下这么大的亏空。

王爷本知道，他们这一次想在浙江改稻为桑也是为了补亏空想出的法子。

但这么大的事，连胡宗宪都知道一年内绝不可施行。

可他们等不得，底下的人又认准了是个发财的机会，才竟然干出了毁堤淹田这般伤天害理的事。

反正剜的是百姓的肉，其实剜的也就是我大明朝的肉，来补他们的疮！这么明白的事，朝廷上下竟然视若无睹！好不容易出了个胡宗宪苦心孤诣出来说话，其实也是为了他们好，他们都视若仇雠！连一个胡宗宪都容不下，这也是他们的气数尽了。

帮助宋仁宗改革的范仲淹和韩琦为何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帮助宋仁宗改革的范仲俺和韩琦为何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范仲淹和韩琦一直在陕西前线抗击西夏，两人互相配合，打了许多胜仗，成为北宋王朝西北边陲的倚重，天下人以“韩范”并称。

《宋史.列传第七十一》：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

西夏李元昊与大宋和谈后，庆历三年，范仲淹、韩琦先后被调回东京，范仲淹任参知政事、韩琦任枢密院副使。

宋仁宗当时有锐意进取之心，多次询问范仲淹、韩琦当世之事，有意实行改革。

庆历三年7月，韩琦先上书提出“七大举措”，得到了宋仁宗的“嘉纳”。

庆历三年9月，宋仁宗召辅臣一起参谒天章阁，瞻仰太祖太宗御容，同时又问边防大事，并且问了很久。

《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九月，丁卯，召辅臣及知杂御史以上于天章阁，朝谒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瑞物。

既而帝问御边大略，久之，乃罢。

范仲淹认为朝政积弊较深，不是朝夕就能改变的，因此并没有下定决心提出改革方案。

但宋仁宗亲自手写诏书赐范仲淹，并再次把范仲淹、富弼约到天章阁内，准备好笔墨纸砚，让他们当面写出方案：《宋史.列传七十三》：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

'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帝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

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

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

”帝再赐手诏督促，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

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宋仁宗亲赐手诏，并准备好笔墨纸砚，让他们当面书写奏章，其实是赶鸭子上架，逼范仲淹拿出改革方案，范仲淹惶恐异常，紧锣密鼓拿出十大改革措施，“庆历新政”拉开帷幕。

一、改革目的——抑制“三冗”，减轻国家负担。

宋仁宗急于改革，是因为“三冗”问题负担太重！所谓“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费！“三冗”产生的根子在“冗官”，而“冗官”的产生原因大概有：一是机构重复设置，机构多。

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外邦交】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陈尚胜[摘要]明朝援救朝鲜抵御日本侵略的决策,不仅有着字小扶危,保护藩属国家的因素,也有着维护辽东济上因为采取"厚往薄来"而成为弊政,但在国家的安全利益上却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援救朝鲜;保藩固疆;朝贡制度[作者简介]陈尚胜,1958年生,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100).[中图分类号]l<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o1—6198(2~8)01—0116—08 一,问题的提出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的战争,在朝鲜史上通常称之为"壬辰倭乱".由于明朝曾派援军入朝抗倭,中韩日三国学术界对于"壬辰倭乱"的课题都极为关注.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围绕着"壬辰倭乱"所产生的明鲜关系,鲜日关系和明日关系.其中,明朝在壬辰倭乱中所持的立场及其行为研究,在中韩学术界中间则是一个颇有认识分歧的问题.①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明朝意识到丰臣秀吉的侵略目标是中国,救朝鲜就是将倭朝鲜的行为视为上国对藩邦的字小表现,甚至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王尔敏先生也认为:"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3)及二十五年日本大举进攻朝鲜,中国两度遣兵援救……盖出兵救援朝鲜,纯为救其危亡,乃存祀主义有以使之."②其实,封贡制度的基本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即藩国应服侍上国,动,是否纯然为"字小"的行为?还是实施援救朝鲜从而来保护自身安全的战略?尚需检索原始史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关乎明朝援朝御倭战争的研究,而且关系到对明朝的朝贡制度和明鲜之间封贡关系的性质之认识.因此,本文拟就明朝对于朝鲜壬辰倭乱的反应过程做一详细考察.二,明朝在壬辰倭乱爆发前后的相关反应16世纪末,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削平战国群雄后,即开始向朝鲜和明朝做扩张战争的准备. 1587年7月5日,丰臣秀吉在给其妻的复信中写道:"高丽(按:即朝鲜)方面也遣快船前往,使之服(按:指明朝)也使之成为我之一."③经过多年准备,丰臣秀吉于壬辰年四月十四日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年四月,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釜山,乘胜长驱."[1]当鲜军兵败尚州后,朝鲜王朝即决定迁都平壤,宣祖王甚至主张"渡辽内附"[2].由于遭到朝臣的反对,内附之议未决.同时,朝鲜内部又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向明朝请求援兵."时或有请兵天朝,大臣以为辽,广之人,性甚顽暴,若天兵渡江,蹂躏我国,则沉江以西未陷诸郡,尽为赤地."[3]就在朝鲜内部①朝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刘九成:《壬乱时明兵来援考——以朝鲜受害为中心》,载于高丽大学史学会主办《史达》1976年第2O辑;崔韶子:《壬乱时明派兵论考》,载于朝国东洋史学会主办《东洋史学研究}1977年;崔韶子:《壬辰倭乱与明朝》,载于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主办《亚洲文化}1992年第8辑;柳承宙:《倭乱后明军留军案撤兵案》,载于《千宽宇回甲论丛》,正音文化社1985年;崔孝轼:《明的壬辰倭乱参与动机和实际》,载于《白山}1998年第51辑.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有李江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胡碟芬《十六世纪末日本侵略朝鲜与明朝的参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年;孙文良:《明代"援明逐倭"探微》,《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3期.②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国际观念之演变》,《中国文化研究所》第l1期,转引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七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99页.③《丰公遗文》,转引自汪向荣,汪浩:《中世纪的中日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296页.n))一o_I1))一J,..对于是否向明朝请援问题争议不决的情况下,明朝么,明朝为何在朝鲜尚未请援的情况下而派遣崔世臣等人前往朝鲜了解情况呢?实际上在壬辰战争爆发前夕,明朝就曾通过在日本的华人以及琉球,朝鲜两国使节的渠道,得到日本即将入侵中国的情报,由此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壬辰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在日本萨摩藩行医的中国人许仪俊获知丰臣秀吉即将入侵明朝的消息后,即把有关情况告知在日经商的江西临川1人朱均仅列出了丰臣秀吉率兵入侵明朝的具体计划,而且还涉及到丰臣秀吉招诱琉球和朝鲜两国协助入侵明朝的内幕."琉球遣僧入贡(日本),(丰臣秀吉)赐金四百两,嘱之日:吾欲远征大唐(按:即明朝),以汝琉球为导.……(万历十九年)五月,高丽国(按:即朝鲜)贡,驱入京,亦以嘱琉球之言嘱之,赐金四百两."①明朝在得到许仪俊的倭寇情报后曾将信将疑,所以在万历十九年八月通过辽东都司向朝鲜发送咨文以了解相关情况.《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宣祖二十四年(即万历十九年)八月,"辽东都司移咨我国,具报倭情,盖因许仪后(俊)诬奏也"[4].琉球国也曾派遣使节于万历十九年八月以前九年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为此专门上奏并奏请加强了福建的海防.相对来说,朝鲜对于日本的威胁利诱并让该国一起入侵明朝的阴谋却讳莫如深,一直遮遮掩掩.朝鲜政府内部曾围绕着要不要向明朝通报日本的侵略意图而发生激烈争论,大提学柳成龙主张应及时将日本侵略意图通告给明朝,而左相李山海则担心明朝指责朝鲜私通日本而主张隐瞒此事.在"汉人许仪俊在日本密报倭情,琉球国也遣使特奏"的情况下,朝鲜方面即感到压力,于是在宣祖二十四年(万历十九年)五月决定,"于贺节使金应南之行, 略具倭情,称以传闻为咨文于礼部".朝鲜"备边司更密戒(金)应南,行到辽东地界刺探消息,皇朝若专无听知,则便宜停止咨文,切勿宣泄"[5].但金应南在进入辽东后,却听到朝鲜人为倭寇入侵当向导的传闻,所以他只好宣称是专为奏报倭情而来. 明朝在接到朝鲜的倭寇情报后,"礼部题朝鲜供报倭奴声息,与琉球所报相同,宜奖赏激劝,(明神宗) s0cIALscIENcEJ0uRNAL从之"[6].朝鲜在收到明朝辽东都司向其了解倭寇情报的咨文后,感到自己与日本有通信使往来的情况再也不能隐瞒,于是专门派遣韩应寅作为"陈奏使暴白其曲折"[7].据明朝方面记载,韩应寅通报的倭寇情报为:"本年五月内,有倭人僧俗相杂,称关白平秀吉吞六十余州,琉球南蛮皆服,明年三月间要来侵犯,必许和方解."[8]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 明朝对于韩应寅通报倭情之举极其重视."应寅等人北京,帝出御皇极殿,引使慰谕勤恳,赏赐加厚,降敕奖谕.皇帝久不御朝,外国使臣亲承临问,前所未有也."[9]韩应寅除了在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得到明神宗的亲自接见外,并在万历二十年三月初七日又得到明神宗赐宴,并在宴后回国,前后居北京的时间达四个月之久.[10]明神宗对于朝鲜使节韩应寅通报的倭情也专门下旨:"着兵部申饬沿海提防.该国侦报,其见忠顺,加赏以示激励."[11]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釜山不久,明朝兵部于五月就做出了加强山东,辽东防务的决定.六月,明神宗又根据兵部的奏请敕令,"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丝二表里慰劳之.仍发年例银二十万两,给辽镇备用"[12].明朝所发的援朝先遣部队将领,为戴朝弁,史儒.七月,明朝又派遣辽东副总兵官祖承训率兵3000进入朝鲜保卫宣祖王.对于派遣军队援助朝鲜抗击倭寇之事,明朝内部给事中许弘纲为代表.他认为:"夫边鄙中国门庭也,四夷则蓠辅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朝鲜虽忠顺,然被兵则慰谕,献俘则颁赏,尽所以待属国矣.望风溃逃,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乎?"{131而主张派兵援救朝鲜的意见则以兵部官员(当时的兵部尚书为石星)为代表.他们认为:"朝鲜倘险,螫必中辽.则固我藩蓠,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14]尤其重要的是,明神宗也坚决主张援救朝鲜,"上念朝鲜被陷,国王请兵甚急,既经会议,宜速救援,无贻他日边疆之患"[15].因此,一些反对援救朝鲜的意见也因明神宗的明确意见而未果.不过,朝鲜宣祖王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却缺乏抗日意志,准备逃居明朝境内安顿,并派人"以内附①《中外经纬传》卷4,转引自郑棵生:《明日关系史研究》,东京:雄山阁,1995年,第480页.神宗还专门用"圣旨"安慰宣祖王,希望他坚定抗日既遣,还差人宣谕彼国大臣,着他尽心护国,督集各处兵马,固守城池,扼控险隘,力图恢复,岂得坐视丧亡!"[17]由此可见,明朝在壬辰倭乱爆发后,不仅及时派遣援兵进入朝鲜保卫宣祖王的安全,而且援朝抗日的立场也十分坚定.三,明朝在壬辰战争期间的相关反应《明史》记载:"祖承训赴援(朝鲜),与倭战于平壤城外,大败,承训仅以身免.八月,中朝乃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提督,统兵讨之."[18]明神宗还专门叮嘱宋应昌,对于入侵朝鲜的倭寇,要"相机剿除,以绝后患"(19].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明朝军队在平壤重创日本军队,取得平壤大捷.但提督李如松却由此产生轻敌思想,役失利后,朝鲜经略宋应昌遂有与日本议和以促成日本撤军的思想.本来,在明朝派遣军队援救朝鲜之初,兵部尚书石星曾招募浙江平民沈惟敬前往朝鲜的日本军军受挫后,即开始任用沈惟敬作为使节与日军前线将领小西行长进行和谈.万历二十一年四月,沈惟敬被宋应昌派遣前往日军营中议和.临行前,宋应昌在派遣沈惟敬前往日本军营时向其交待:"此间和议,汝既专主,我不当欺朝鲜,亦不敢诬朝廷,你须率策士五人,领倭众归日本,受关白降书以来.我得此,然后转奏,请旨封关白为王,使之进贡,勿令误事."[20]由此可见,宋应昌在军事上没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主观上却把日军撤离朝鲜的目标寄希望于和谈,甚至要求沈惟敬通过和谈使丰臣秀吉向明朝送来投降书.作为明朝回报的条件,则是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同时准许日本向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嘉靖年间日本对明朝的朝贡贸易被断绝).宋应昌的这种借封贡劝退日军的主意,也被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所认同,甚至还影响到内阁要员赵志皋(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二年为内阁次辅, 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二十九年为内阁首辅).《明冀无事,相与应和"[21].同时,明朝内部原来反对出兵援助朝鲜的声音,随着碧蹄馆之战的失利,又有了新的言论环境,首辅王锡爵就在一份题奏中称,在朝鲜的明朝士兵若是猛追穷打日本南撤军队,"抑恐远追穷寇,全胜难期"[22].即感到明朝能否取得胜利没有把握,言一,兵科给事中侯庆远也在题奏中提出了弃战议和的主张:"我师出境,无敢谓百全必克者.……诚不忍属国之剪覆,特为勤数道之师,拿两都而手授之. 朝鲜存亡兴灭,义声赫于海表,我之为朝鲜者亦足矣.而复为之,若战以横挑已讲和之倭,恐非完策也.朝鲜谊不与倭共戴天,则五合六聚而挠之,以贸首为快,不惜其他势也.倭欲归费得计,大创追朝鲜以闻假,朝鲜推大国以为锋,而我又欲先用朝鲜之众,以为尝两军争便.倭得张疑,以持我而并战,致毒必深,何可不虑害也?王者之师,不趋小利,不徼小胜.我以德植,朝鲜以信闻,倭奴全归而数千百级,不足以称武;而厮舆有一不备,适足以损重而贻羞,乌容不审权也.伏念倭不能殄之,而除本则莫若以比值之以成信.朝鲜不可轻动,亦不可谕东征文武诸臣,毋狃敌,毋信降,毋妄希奇捷,毋不虑隐患,朝廷以完师为功,不以深入多杀为右,要以早休士马,速纡东顾而已."[23]明神宗对于侯庆远的这一建议表示赞同,并敕令"朝鲜王还都王京, 整兵自守.我各镇兵久疲海外,以次撤归"[24].不十一年十二月,明朝撤回朝鲜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并任用蓟辽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军务.在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所上的《慎留撤酌经权疏》中指出:日本丰臣秀吉派兵攻破朝鲜,"已知朝鲜形胜接近中国……欲据之以睥睨内地耳".所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实为准备侵略中国."盖朝齿寒,自古言之休戚与共,是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蓠也.故臣尝谓朝鲜为蓟辽保东吃紧屏翰,全罗庆尚系朝鲜一国吃紧门户……守全庆则朝鲜可保无事,失全庆则朝鲜危矣;守朝鲜则四镇可保无事,失朝鲜则四镇危矣.今日御倭之计,惟守朝鲜为至要,守朝鲜之全罗庆尚则尤要也."而一旦从朝鲜撤兵,"是谓半途而废,尽弃前功,倭且得以乘其后矣".因此,他认为应至少保留16000士兵驻防朝鲜,与朝鲜军队协守,"复借封贡羁縻日本".对于朝内不少人指责他与日本议和时开出封贡条件均属失策的意见,他在疏中辩解:自议和以来,请封倭众已南撤甚至过海回国.而封贡之事,只是羁縻之术."彼止欲请封即与之封,封后二三年无事,可与贡."在他看来,"留守(按:指不从朝鲜撤军)经也,封贡权也,守经方可行权,无经则无权矣"[25]. 就是说,他认为只有明朝在朝鲜保持军队给日本以压力的情况下,日本方面才有可能接受和谈与受封.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明神宗基本接受了宋应昌的部分建议,在朝鲜继续保留驻军.顾养谦从宋应昌手中接管经略朝鲜事务后,也坚持对日本采取议和与封贡政策,并具体提出封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日本进贡贡道为宁波反对,如御史杨绍程,礼部郎中何乔远,科道赵完璧,王德元,徐观澜,顾龙,陈维芝,唐一鹏等人交章反对封贡.时任吏部左侍郎的赵参鲁还着有《东封三议》,以自己对日本情况的熟悉而辩驳对日本封贡的失策.[26]对此,顾养谦上奏特别强调,有些官员主张对日议和只许册封丰臣秀吉而不许日本通贡,并不可能,"今惟有许则并许,绝则并绝而已", "如用臣议而并许之,则择才辩武臣为正使,惟敬赍诏册随至大丘,令惟敬先谕诸酋,率兵渡海,然后使封贡,而欲保朝鲜,臣必不能任也."[27]为了在自己任上实现与日本议和目标,顾养谦还曾运动朝鲜国王遣使人明为日本请贡,由此影响到明神宗对于日本封贡问题的态度变化.万历二十二年九月,"朝等殊扬扬,过阙不下.既集多官面译,要以三事:一,勒倭尽归东;一,既封不与贡;一,誓无犯朝鲜.倭俱听从,以闻".在日本使节小西飞接受明朝提S0ClALSClENCEJ0URNAL出的条件后,明朝即决定向日本派遣册封使团. "十二月,封议定,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挥杨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O"[28]不料,明朝册封正使,李宗城却于万历二十四年四月三日从釜山微服潜逃,①迫使明朝改任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八月,明朝册封使团与朝鲜通信正副使一道前往日本.九月二日,丰臣秀吉接见明朝使团,杨方亨,沈惟敬即把明神宗的册封诰命,敕谕以及金印,冕服转授给秀吉.次日,秀吉宴待明使,并令人译读明朝的诰命和谕书.当译读至"特封尔为日本王"时, 秀吉即面红耳赤,极其愤怒:"大明封我为日本国王,岂有此理!我自然是日本王,何由明之来许."②于是,丰臣秀吉下令驱逐明朝,朝鲜两国使节,并且命令各将领率兵再伐朝鲜,由此丁酉倭乱又起,明日议和完全失败.面对日军的转土重来和朝鲜使节的再次求援,明神宗于万历二十五年二月间专门召集廷臣会议倭情.在会议上,大小九卿科道官员多数认为,"欲安中国须亟救朝鲜,欲救朝鲜须亟更枢管,石星前事多误,方寸已灰,军国机宜,岂堪再误"[29].兵部尚书石星因此不得不为明朝与日本议和的失败而承担责任,明神宗改任邢玢为兵部尚书,并令邢蚧总督援朝御倭全局军务,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统率在御倭战争的胜利大局,明神宗专门向邢玢承诺:"朕外各该衙门都要协心共济,以图成功."[30]在明朝大多数官员一心主张援朝御倭的政治舆论氛围下,此时个别反对援救朝鲜的官员,也被科道官员论罪.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吏科左给事中杨廷兰,兵科给事中自谕,刑科右给事中罗栋就上奏神宗,要求处罚倡议弃救朝鲜的侍郎周思敬.[31]而原来认同石星观点坚持和议的内阁首辅①关于李宗城从釜山逃跑的原因,明朝和朝鲜文献自来有多种说法.如《明神宗实录》卷296"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壬戌,乙丑"等条记载,李宗城因听信谣言,担心被日本扣留.同书卷297"7Y~-"十四年五月壬申"条记载,李宗城回国后揭告:"关白执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为封."《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记载,李宗城潜逃则是缘于与谢隆的矛盾,担心谢隆雇日本人对其行刺.《明史》卷320(朝鲜传》中则记载,"李宗城以贪淫为倭守臣所逐,弃玺书夜遁".朝鲜《宣祖实录》卷74"二十九年四月乙巳"条记载,据正使管家李恕云,"前月二十二日倭通事浙江人自日本出来,言倭情不好,又军门及察院皆以为封事若未易成,趁速出来,故正使以此动心,决意出来."而据同月"丙午"条记载,是由于"册使到营而四件(指纳质,通商,割地,通婚)之事不成"之故.据同月"戊申"条记载,"正使向庆州云,其间事情难测".同月"辛亥"条记载,"正使之心固已疑危,细作之言入耳,心骇志动,乘夜挺出".据同月"癸丑"条记载,副使杨方亨的谕帖也称,"正府因惑讹言,妄有举动."据同月"丙辰"条记载,朝鲜宣祖会见李宗城,李宗城告诉他,"关白绑缚责以七件事,奴才(指惟敬也)弄其油嘴,无所不至,俺闻来惊惧,俺之一死有不足惜,恐辱国命,决意跳出,罪合万死."上述诸书,我以为尤应重视《明实录》和《朝鲜王朝实录》.我认为,造成李宗城出逃的主要原因,应是他到釜山后得悉丰臣秀吉还有讲和的七个条件,使他感到难以完成册封的使命,于是采取出逃的下策.②堀可巷:《朝鲜征伐记》,转引自张庆洲《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日和谈内幕》.另外,关于明朝与日本议和失败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有丰臣秀吉怒朝鲜不派王子之说,有加藤清正揭露小西行长欺骗之说.此处从张庆洲的考证结论,即明朝册封他为"日本王"而不是他原先.1月所上的一份奏疏中提出:"倭之不能北犯中国者,惟隋朝鲜全,庆二道为我卫耳.全,庆亡,朝鲜必亡.朝鲜一亡,则倭不能从陆犯辽,必从东汉,临津,晴川,大定,大同,鸭绿诸江分兵四出,凡东南沿海皆有切近之忧,此目今一大患也.故全,庆必当屯兵,以至沿海边卫均当预防."[32]不过,赵志皋也认为本朝已经"兵疲饷竭,结局无期",不能期望速战速决,而要"坚守要害,互为声援"[33].此前,朝鲜方面也建议:"若于庆尚要害设险屯积兵饷,时以轻兵相机攻剿,从陆路以蹙其势,而又以利舰锐卒出没海上,邀截其后,庶几有济."[34]从后来明朝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来看,总督邢玢,朝鲜从解除朝鲜王京之危开始用兵,明朝军队于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取得稷山大捷.接着,明朝援军兵分四路:麻贵统率骑兵东攻庆尚道所属的蔚山等城,刘铤统率四川步兵主攻西路的全罗道,董一元领兵中路主攻庆尚道的泗川,陈磷则统率广东水军专从海路截击日军,从而形成四路相互犄角的攻守平衡之势,日军被明军钳制在朝鲜南端的沿海狭窄地带.四,明朝在壬辰战争结束后对明鲜,鲜日关系的反应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8月18日,丰臣秀吉病亡,日军开始撤离朝鲜半岛.至此,首尾七载的在战争期间的明日议和过程中,朝鲜君臣就一直担救朝鲜时,朝鲜对于明朝方面在平壤,开城两地屯田以就地解决军饷的建议也十分担忧,害怕明朝就此吞并朝鲜.对此,明神宗在万历二十五年就设朝鲜经略一事,曾明确告知朝鲜国王:"设官经理朝土."[35]就在明朝与朝鲜上下庆祝倭寇荡平之时, 明朝兵科给事中徐观澜即上奏:"乞敕兵部亟咨督抚二臣,速议班师及留兵善后长策,永杜后艰,庶不负抚危字小之仁矣0"[36]于是,明神宗将奏章交兵五月,御倭经略邢蚧向明神宗条陈朝鲜善后事宜十事:"一,留戌兵.议留步兵一万五千,水兵一万,马兵五千;而抚臣标下选兵三千,杂员四千一百人,分一东,天津,山东向朝鲜运米豆十三万石.四,留司府.裁东西二监军,独留中路海防道.五,裁饷司. 六,重将领.七,添巡抚.八,分汛地.九,议操练.戍,乞天语叮咛彼国君臣,亟图绸缪,一二年后殚力自完,使东征士卒早慰室家之思."[37]应该说,邢玢关于朝鲜倭患平定后的善后策是一份比较全面的维护藩邦安全和自主权力的方案. 明朝在朝鲜留兵戍守,目的是为了避免倭寇卷土重来;而第二至第六,第八,第九诸条,也是为了朝鲜国防.第七条添巡抚,则是为了维护朝鲜在倭患战后的社会秩序;第十条不仅是向朝鲜君臣表明明朝而,要在朝鲜驻扎34000余人的守军防备倭军卷土重来,军饷供应却成了明朝在战后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户科给事中李应策在疏中论驳:"据拟留兵三万余,岁费饷银几百万,米豆十三万石,马三千,此在全盛之时尚不能尽给,而况今日匮乏之际乎?"[38]户部官员则提出:"查得朝鲜当壬辰倭患之国兵荒之后,不独苦倭之扰,而亦苦我之扰.……也,我宾也,故宜量彼饷之赢绌而后可酌我兵之去留."[39]显然,户部官员完全是从财政角度来考虑明朝在朝鲜留兵问题,他们甚至希望留朝守备士兵的军饷由朝鲜方面提供.不过,明神宗却考虑到朝鲜的困难局面,先后向户部官员指出:"东氛既靖, 本宜振旅悉还.念该国凋残,留兵协守,宜简实精确."[4o]''留兵非难,处饷为难.该国若能供给,多留亦所不惜,必资朝廷,只可量助,还行与该国君臣奏请定夺."[41]由此可见,明神宗对于在朝鲜留兵问题首先考虑到要听取朝鲜王朝的意见,指示由兵部与朝鲜协商定夺.十月,朝鲜通知明朝,"请留水兵八千以资戍守,其撤回官兵乞驻扎辽阳,有警听。

明朝政治史之从仁宣之治到弘治中兴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828 字体大小: 【小】【中】【大】从仁宣之治到弘治中兴（一）仁宣之治明代洪武、永乐时代，是明王朝的创业时期。

在此时期内，内政国防逐步发展，至永乐末期而达顶点。

洪熙、宣德时期承洪武、永乐之余绪，政局稳定，国力进一步增长，但其政策导向已有明显变化。

对内，政策上由严急趋向平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对外则由不断军事进攻转为守土保境，国力稍稍舒缓。

加上仁宗、宣宗锐意求治，与民休息，因而当时出现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蒸蒸有治平之象①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仁宗名高炽，为朱棣长子，性仁柔，好学问，成祖北征蒙古期间，多次奉命监国，颇知恤民。

永乐二十二年（１４２４年）八月即位，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年）五月崩，在位十个月。

宣宗名瞻基，为仁宗长子，幼聪慧，深得朱棣钟爱，常跟随成祖巡幸和从征。

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年）六月即位，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春正月崩，在位十年。

仁宗、宣宗一心想作守成令主，力求政局稳固和社会安定。

仁宗即位伊始，就从监狱中放出了永乐时期因言事而被囚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侍郎杨勉、右春坊大学士黄淮、洗马杨溥、正字金问等，复其职.十一月，又下令宽宥建文诸臣家属，每家除留一丁于戍所外，其余全部放归为民①。

他曾与廷臣说：方孝孺辈皆忠臣②。

宣德元年，宣宗在赦练子宁女琼琼的敕中也说：兹当追谥忠贞，以彰报赉。

咨尔练子宁，为国良臣，陨身抗节，罪反全家，患连九族。

遗女练琼琼，朕怜尔父忠，尔宗祀绝，赦尔大罪，令尔还乡③。

这种为前朝负屈官员洗清冤枉，尤其是给建文诸臣平反昭雪的作法，有效地缓解了洪武、永乐以来严苛恐怖的政治气氛，赢得了人心。

与此同时，仁宗、宣宗又主张开放言路，鼓励大臣进谏。

仁宗即位后，就对廷臣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说：卿三人及蹇、夏二尚书，皆先帝旧臣，朕方倚以自辅。

尝见前代人主，恶闻直言，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

2021届银川市贺兰山高考补习学校高三语文下学期期中考试试卷及答案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现代文阅读I(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中新社鄂尔多斯9月11日电(记者：陈溯、李爱平)11日在鄂尔多斯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评估报告》。

《报告》对库布其沙漠治理的评估结果显示，共计修复绿化沙漠969万亩，固碳1540万吨，涵养水源243.76亿立方米，释放氧气1830万吨，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价值3.49亿元人民币，创造生态财富50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80%是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带动当地民众脱贫超过1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100多万人(次)。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认为，库布其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应该广泛推广到非洲、中东、拉美等饱受沙尘肆虐的国家和地区，造福当地民众。

(摘编自《联合国报告：中国治理库布其沙漠创造生态财富逾5000亿元》)材料二：6月29日，“库布其30年治沙成果总结暨服务‘一带一路’绿色经济推进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库布其治沙带头人、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介绍了亿利扎根库布其治沙30年的经验。

王文彪表示，库布其治沙能够成功且可持续发展，核心是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伟大理念。

三十年来，亿利集团带动库布其及周边群众十多万人脱贫致富，探索、总结、创新了“治沙、生态、产业、扶贫”四轮驱动，平衡发展的治沙模式，创造出沙漠绿化＋生态修复、生态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1＋6”的生态产业体系。

库布其当地的农牧民，是库布其治沙事业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受益者。

亿利集团在库布其打造的“平台＋插头”的沙漠生态产业链，让当地农牧民拥有了“沙地业主、产业股东、旅游小老板、民工联队长、产业工人、生态工人、新式农牧民”7种新身份，每种新身份都能带来不菲的收入。

如今，库布其沙漠周围有5820人成为生态建设工人，人均年收入达到3.6万元。

从徽州文书看清末钱粮的私派陋规陈支平【摘要】清代后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

内忧外患加剧了国家财政的需求，而战乱的破坏又使农村的地丁钱粮失额严重，政府不得不在正额之上，施行诸多名目如亩捐、厘谷等的“附征”，以及漕粮改折等勒折浮收的手段，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然而这些制度内的附征和改折，往往又成为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的重要途径。

文章通过清代光绪年间徽州府歙县、黟县等地的钱粮案卷文书资料，对这一时期地方钱粮浮收的实际情景，作一个案性的细部考察，以便对清代后期钱粮浮收的实质，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There was an eventful year in late Qing dynasty.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exacerbated the national finan-cial requirements,and the destruction of war made the amount of rural Diding land tax serious losing.In order to increasing the fiscal revenue,the government had to implement extra collection such as tax per mu,Ligu and so on,as well as tribute grain changing deficit,except the amount of formal rules.However,these extra collections and changing deficit within system often became the important way for local officials’malpractice.In this paper,we investigated the actual scene of the local land tax extra collection through the land tax documents of Huizhou Shexian,Yixian and other places in the period of Guangxu emperor, thus we hav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the land tax in late Qing dynasty.【期刊名称】《安徽史学》【年(卷),期】2015(000)001【总页数】4页(P115-118)【关键词】徽州文书;清末钱粮;私派陋规【作者】陈支平【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52清代后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

2018届高考文言文翻译之典型例题：2016年高考真题2018届高考文言文翻译之典型例题：2016年高考真题2018届高考文言文翻译之典型例题：2016年高考真题一、（2016年高考新课标I卷）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4～7题。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

举进士甲科，知会稽县。

民田镜湖旁，每患湖溢。

公亮立斗门，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

以端明殿学士知郑州，为政有能声盗悉窜他境至夜户不闭尝有使客亡橐中物移书诘盗公亮报吾境不藏盗殆从之者度耳索之果然公亮明练文法，更践久，习知朝廷台阁典宪，首相韩琦每咨访焉。

仁宗末年，琦请建储，与公亮等共定大议。

密州民田产银，或盗取之，大理当以强。

公亮日：此禁物也，取之虽强，与盗物民家有间矣。

固争之，遂下有司议，比劫禁物法，盗得不死。

契丹纵人渔界河，又数通盐舟，吏不敢禁，皆谓：与之校，且生事。

公亮言：萌芽不禁，后将奈何？雄州赵滋勇而有谋，可任也。

使谕以指意，边害讫息。

英宗即位，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寻加户部尚书。

帝不豫，辽使至不能见，命公亮宴于馆，使者不肯赴。

公亮质之曰：锡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

人主有疾，而必使亲临，处之安乎？使者即就席。

熙宁三年，拜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

明年，起判永兴军。

居一岁，还京师。

旋以太傅致仕。

元丰元年卒，年八十。

帝临哭，辍朝三日。

公亮方厚庄重，沉深周密，平居谨绳墨，蹈规矩；然性吝啬，殖货至巨万。

初荐王安石，及同辅政，知上方向之，阴为子孙计，凡更张庶事，一切听顺，而外若不与之者。

常遣子孝宽参其谋，至上前略无所异，于是帝益信任安石。

安石德其助己，故引擢孝宽至枢密以报之。

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世讥其持禄固宠云。

（节选自《宋史曾公亮传》）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锡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

人主有疾，而必使亲临，处之安乎?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世讥其持禄固宠云。

明代一条鞭法的争辩一、一条鞭法以前明代的赋役制度明太祖初即帝位，便制定了天下的赋役制度。

关于田赋方面是依照土地的面积并参以田地的种类及其肥沃程度而起税的。

土地的分类，大致采纳两种原那么，第一是以土地的天然形态而分，如田，地，山，林，溪，湖，塘，海，荡等，第二是以土地所旮权的归属而分，如属于公家的(不管公家自己营种或给人民佃种)统叫做官田，官地，官山，官塘等；属于民间的能够自由生意的，叫做民田，民地，民山，民塘等。

官民田地内的各类名称甚繁，如官田内有所谓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庄田，屯田……等；民田又有所谓新开，沙塞，寺观田……等。

各有其特定的意义及历史上的来源。

又依照土壤的肥沃程度，各类田地皆一般分为等那么，如三等九那么之类。

例如一等上那么没官田是。

各类田地的税率，除去上那么高过中那么，中那么高过下那么不用说外，一样说来，田的税率高过地的税率，地的税率高过山的税率；而官田的税率又高于民田，官地又高于民地。

税率的寡，在各州县间不同：少者一那么或两三那么，多者在千那么以上。

田赋一般是一年分两期交纳：在夏日开始征收者叫做夏税，在秋季开始征收者叫秋粮。

夏税秋粮，简称日两税。

夏税以小麦为主，但得以丝、绢、绵、钱、钞等物折纳，秋粮以米为主，亦得以同上述各物折纳。

米麦两项名日本色，其他折纳的物品，名曰折色。

用作缴纳田赋的米麦，名曰正项；另外还有类似户税的农桑丝及杂项钱粮，如鱼课、茶课……等，开始分项交纳，后来亦随同田赋一齐缴纳，故亦列归夏税秋粮的一部份。

杂项课程并入田赋内征收的结果，使得两税税目异样庞杂（1）。

再那么各项税粮彼其间的折纳，因征收人员的非法，弊病滋多。

以上各项钱粮大致可分为两部份：其一，存留，即存留于征收所在地；其二，起运，即解运于中央政府或本地之外其他地址政府的所在地。

各项钱粮皆有它指定的输送仓库，又多数有它指定的用途。

凡距离起解地较远或输送上较为不便的仓，名曰重仓口，距离较近，或输送较为方便的仓，名曰轻仓口。

一、七年级下册综合题辨析题论述题1．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地域辽阔而人烟稀少；稻米和鱼是主要食物，人们还可以从山泽中采集植物果实和贝类为食；放火烧荒，耕种水田；不需要商人贩卖货物，没有非常富裕的人。

——《史记》材料二《宋书》这样描述江南：江南之为国盛矣。

……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1）从材料一可以看出当时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2）材料二反映的情况和材料一相比较发生了什么变化？简要分析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3）江南地区的这种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4）从江南地区变化的原因中，你认为对我们当地经济发展有何启示？【答案】（1）经济落后；贫穷；尚未得到开发。

（2）变化：由荒凉；落后变为富庶。

原因：雨量充沛，气候较热，土地肥沃；南迁的人给江南地区带去了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江南地区的战争相对较少，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南北方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

（3）为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

（4）大力引进人才和科学技术；保持安定的环境；民族关系融洽等。

【解析】【分析】【详解】（1）依据材料一内容“地域辽阔而人烟稀少；……人们还可以从山泽中采集植物果实和贝类为食；放火烧荒，耕种水田；不需要商人贩卖货物，没有非常富裕的人。

”可以看出当时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是：人烟稀少，耕作方式落后，商品交换很不发达，贫富分化的程度也很低。

（2）依据材料一“地域辽阔而人烟稀少”；“人们还可以从山泽中采集植物果实和贝类为食”可得出当时经济荒凉落后；材料二“江南之为国盛矣。

……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可以知道,宋时江南地区经济已得到发展,变得很富庶；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南方相对安定，北方人口南迁，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南北方人民共同开发江南，再加上南方自然条件优越，所以江南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