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研究郭绍虞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其学术成就与历史地位已有公论。

本文对郭绍虞的定位不纯粹以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为参照,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理论的总体发展框架下,在全球化语境中,以一种学术的、文学的、文化的反思视域,重新审视“郭绍虞经验”,以期发掘其中可以对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发挥建构性作用的理论诉求和价值取向。

本文以文学阐释学、文化诗学为主要方法,兼采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将郭绍虞的学术体系与其“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理想作为一个有机体,通过历史梳理与现象分析相结合,细绎其中国诗学批评的知识形态、理论范式和文学批评观。

通过剖析其主体人格个性及新文化思潮、近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实证性地阐发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现代性表征,并力图从文化、学术和个性心理的角度,反思其所以存在矛盾和局限的可能原因,探寻其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性价值。

本文认为,郭绍虞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核心领域,以诗学范畴批评、诗话考论、诗学语言批评和文体学批评为知识维度,构建了自己完整的学术体系；他以自己独特的材料和方法,建构了“以问题为纲”的研究范式、历史还原的诠释范式,并呈现出文化诗学的意义范式；他坚守狷而时狂的知识分子人格,积极实践着“五四”科学精神与“整理国故”思潮,自觉接受、融合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近现代文艺美学思想。

郭绍虞的中国诗学批评一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无法避免的矛盾和局限。

郭绍虞的学术理想是“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此一理想之最终未能实现,是由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与主体个性及其学术习性之间一时无法消解的矛盾造成的。

这不是郭绍虞个人的矛盾与遗憾,这是郭绍虞一代人的集体困境与遗憾。

至今,“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还是中国文学理论界未完成的任务!郭绍虞为我们指明了一种方向,我们也可以返回到郭绍虞,从中获取某些知识资源、思想资源,为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探究可能的路径。

三十、宋初之文与道的运动宋初之文与道的运动，可以看作韩愈之再生。

一切论调主张与态度无一不是韩愈精神之复现。

这所谓韩愈精神之复现，最明显的，即是“统”的观念。

因有这“统”的观念，所以他们有了信仰，也有了奋斗的目标，产生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进一步完成“摧陷廓清”的功绩。

韩愈之成功在是，宋初人之参加文与道的运动者，其主因也完全在是。

唐宋两代本是封建经济发展的时代，封建思想的一再抬头，自有它的原因。

论到“统”的观念之创始，固不起于韩愈。

《孟子·尽心》篇谓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云云，这已是道统说之滥觞。

《论衡·超奇》篇云：“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周）之徒欤？”这又是文统说之滥觞。

但宋人文统道统之说，其渊源似不出此；其关键全在于韩愈。

韩愈《原道》篇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固然是道统说之所本，实在也是文统说之所自出。

韩愈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所以斯文斯道一脉之传，在宋初一般人看来，好似完全集中在韩愈身上。

柳开《应责》一文云：“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

”（《河东集》一）他心目中的韩愈，即是能以斯文斯道之重自任者；而他之所自期，也即在继韩愈之道与文。

所以我说这是韩愈精神之复现。

稍后，在孙复石介所言，更可以看出此关系。

孙复《信道堂记》云：“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

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三十年，处乎今之世，故不知进之所以为进也，退之所以为退也，喜之所以为喜也，誉之所以为誉也。

”（《孙明复小集》二）石介《尊韩》一文云：“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

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

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二、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及其存在方式关于分期：郭绍虞分为演进（周秦——南北朝）、复古（隋唐——北宋）完成（南宋——明清）三个阶段张少康：两大阶段（古代、近代），五个时期（萌芽和产生——先秦时期；发展和成熟——汉魏六朝；深化和扩展——唐宋金元；繁荣和鼎盛——明清时期；中西交汇——近代）萌芽发轫期（先秦）、探索发展期（两汉）、演化成形期（魏晋南北朝）、融通拓展期（隋唐）、应时掘进期（两宋）、复古徘徊期（金元）、衍变整合期（明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是古代文人在对各种文学现象感受、体认和思考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分析、解释、评价，是对文学实践历史经验的总结.四、古代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1、以儒家为代表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相关；2、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相关；3、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与士大夫酬唱的文人情趣相关.第一章文学批评的萌芽和产生先秦文学批评是文学批评的萌芽期，发轫期。

批评形式多为语录条目，片语只言，散见于经、史、子、集著述之中，不成系统。

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进程当中，先秦诸子之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长河之源。

第一节萌芽状态下的文学批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创作，从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诗人”的创作自诉。

如：“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言志”就是吐露志向、怀抱、表达思想的意思。

《史记·玉帝本纪》中作“诗言意”。

所以，严格地说，还不能把它一般地理解为表达思想感情.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便将“志”与“情”统一起来。

“诗言志”即以诗歌这种语言形式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

但这“志”实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概念。

它指人的思想，也包括情感，而且特指一种社会性的思想感情，一种积淀着社会政治伦理内涵、体现出社会群体与人际规范的思想情感。

关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摘要：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开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奉献。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论文关键词：郭绍虞；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

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

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开展根底，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开展，其中奉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

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

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

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

〞…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开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

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

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

《中国文学批评史》讲稿第一讲、绪论第一部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之成立1906年，章太炎（1869－1936）在日本东京讲授《文心雕龙》1913－1918年，黄侃（1886－1935）首先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1923年，范文澜(1893－1969)在南开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1934年秋，陈子展（1898－1990）在复旦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1958年，高教部批准成立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研究室，主任郭绍虞（1893－1984），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史研究。

郭绍虞从同济大学调入，刘大杰（1904─1977）从暨南大学调入，朱东润（1896－1988）从沪江大学调入，兼之已有的陈子展、赵景深（1902—1985）、王运熙，共同构成复旦文学批评史的中坚。

中宣部周扬(1908－1989)在《文艺报》1958年第17期发表《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对苏联文艺及理论的崇拜，倡议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强调要继承借鉴民族的文学遗产，以便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

1959年，周扬提出建立马列文艺理论，指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各编一套批评史与文论选，开展竞赛。

周扬亲自分派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三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先秦至隋唐五代，王运熙执笔，刘大杰修改润色）。

这两种高校统编教材，确立了复旦大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地位。

196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以这套三卷本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为教材，在高年级开设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专门课程，这在新中国的高校文科教学中是首创之举。

也是从这一年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开始招收研究生，郭绍虞先生、朱东润先生、刘大杰先生都挂牌招生。

1979年，《中国历代文论选》作了较大的修订增补，主要是增加了小说、戏剧、民歌等方面的理论和近代部分的文学理论，这大大补充了原书范围、结构上的不足，原先的三卷本也因此扩为四卷本。

略析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

他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中国文学批评学科的系统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书完稿于2934年，出版后在国内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甚至海外学术界都为之震动。

而在七年前（2927年）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后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

为什么呢？两书有什么不同？下面我们简单探讨一下其中因由。

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是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

在陈中凡之前有H人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1925年），但仅是有关诗论的若干个点的组合而不是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纵向的面的展开。

“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是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方法。

早在1923年，陈中凡就发表论文《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依据莫尔顿《文学之近代的研究表》对中国古代文学文体进行宏观比较梳理。

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兼采中西关于文学之义界，为文学下一定义「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

”然后根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把批评的派别分为归纳的、推理的、判断的、考订的、历史的、比较的、解释的、道德的、审美的、印象的、欣赏的、科学的十二类。

在此种文学理论的基础上，采取纵贯方式，依时代的先后顺次将各个时代的重要文学批评家作扼要的叙述，中国文学批评史构架，己初具梗概。

据著者自述，该书是运用归纳、推理、判断、历史四种批评方式而成的。

多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论断，并时参己意，除诗文评外, 还为明清的词曲评设有专节，评介了朱权《太和正音谱》、沈德符《顾曲杂言》、吕天成《曲品》、徐渭《南词叙录》等戏曲论著。

虽仅7万余言，然所涉及的批评家己达90余人，简约平正，是后来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格局构架的先导。

当然作为草创者，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有材料贫乏、选择不当等缺点，朱自清指出：“那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

1.1927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是这门课的开山之作。

章培恒则认为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分上下两卷）是开山之作。

真正系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从“五四”开始2.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里说，诗言志是我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

《尚书·尧典》里有关文字记录是我国古代文论的最早记录（萌芽）。

由《尧典》（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

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可得出：⑴上古的艺术形态是诗乐舞一体，艺术起源于巫术仪式，上古艺术从巫术图腾中脱胎而来；⑵人性美即乐美，从人格境界提升说乐，人性和艺术相通，以和谐的音乐教出和谐的人；⑶文学本质“诗言志”，开始关注诗与政治的关系，概括了诗歌抒情达意的基本特点。

①载道：诗歌所表达的与政治教化相联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②言情：强调诗歌咏情性，即诗缘情。

3.《论语》20篇，语录体，儒家经典。

孔子的文学观以“诗教”为核心。

即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

文艺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可以兴”，审美，诗歌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具有艺术感染作用；“可以观”，认识，诗歌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作品的认识作用而言，侧重在诗歌所反映的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于感情心态；“可以群”，团结，诗歌可以统一思想交流感情，使人们相互切磋，达到团结的目的；“可以怨”，批评，诗歌可以“怨刺上政”，对时政发表批评意见。

兴观群怨说是对诗歌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对后世的诗论很有影响。

文艺与道德关系：《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兴，起也。

修身必先学诗，人的道德修养总是要从具体感性的榜样学起，将《诗经》作为道德启蒙教材。

在“礼”的基础上修身、立身。

可以区分上下贵贱，是不同等级的人有与自己地位相当的言行。

通过音乐熏染，改造情性与内在世界，能从本能出发守礼。

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绪论一、文学批评的产生文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是在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之后。

在文学产生并且相当发展以后，于是要整理，整理就是批评。

经过整理以后，类聚区分，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的不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之“本同而末异”，于是也就认清了文章的体制和风格。

所以《诗赋略》在《艺文志》中占有一席地位，也是批评的开端。

于次，再要选择，选择也就是批评。

选择好的，淘汰坏的，不能不有一些眼光，这眼光就是批评的眼光；同时也不能不有一些标准，这标准也就是批评的标准。

以前的目录学者常把总集与文史合为一类，是也有相当理由的。

所以挚虞《流别》，李充《翰林》，也就成为文学批评的滥觞。

这两种可以说都是帮助读者解决问题的。

再进一步，于是再要给以一定的评价，这就是所谓品第，而品第就更是批评了。

曹丕之于建安七子，就是在这方面开了风气的。

但是这种批评，很容易凭各人主观的爱好，妄加论断，于是变得批评没有准的，也就更需要批评的理论作根据。

于是为批评的批评也就产生了，这样，批评理论可以指导批评，同时也再可以指导作家。

到这地步，才发挥了批评的力量，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一点。

这样讲，是说文学批评必须在文学相当发展之后，才能产生，才能发展，才能完成。

可是，事实又不完全如此。

文学批评和文学又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两种都是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生的。

所以文学批评的产生虽在文学之后，但是只须文学在发展中有一点缺点，自然会有人看到而指出、而纠正。

同时，也只须文学在社会中发生了一些作用或影响，也自然会有人肯定它的成绩的作用。

所以儒家尚文尚用的主张和墨家尚质不尚文的主张，都透露了一些批评的理论，而后来的批评理论之所以能建立，还是以这种思想作依据的。

所以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二、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又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