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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一）基本概念文学批评包括理论批评和实际批评。
理论批评：文学观念、美学思想方面的建树、论争及理论体系而言。
实际批评：对具体作家作品、文学流派等文学现象的品味、鉴赏与评价。
文学批评不只是文学裁判，而是审美鉴赏，是审美的再创造。
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相比，既重视理论批评，有注重实际批评，尤其重视创作的成败得失，属于创作论，属于经验型、审美鉴赏型的。
文学批评，是以文学为批评对象的一门学科。
批评标准是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
孔子将门生分为四类：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子由子夏）。
这种文学指古代文献，泛指先秦哲学、史学、文学之类书面著作。
近代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门类，称为“语言艺术”。
现代文学批评史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二）研究对象以中国历代（先秦迄近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著作或篇章为依据，研究、探讨、总结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的基本规律。
（三）学科性质以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区分文艺学的三大分支：文学理论：对文学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
文学批评或文学史：具体的文学作品。
评价：功绩在于三个分支的区分，缺憾在于认为文学批评仅仅是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森次巴力把文学批评分为十三种：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鉴赏的、审美的。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狭义”“广义”之说。
狭义：只包括文学裁判，其中有“解释的批评、提要的批评、考证的批评、判断的批评”。
广义：包括文学裁判、批评理论与文学理论，其中有“批评的前提、批评的进行、批评的标准、批评的方法、批评的错误、批评的批评、批评的建设”七个部分评价“颇有见地但有琐碎之弊。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理论和思想的历史。
《中国文学批评史》（宋以下部分）一．文化演变：意识形态下的文学批评宋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意识形态的体系化。
新儒学即理学（或道学）的形成。
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理学大体上有两派。
程朱理学：“格物” 是从日常生活中不断获得本性的积累。
所以洒扫应对，莫非天理。
陆王心学：以为人心自足，无所亏欠。
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结束于清末。
它的终结标志着古典文化的结束。
二．唐宋之争与宋以后诗学的主脉：诗的传统，即所谓“风诗正宗论”（朱自清），用比兴手法来表现情感。
这个传统以唐诗为典范，在唐以后形成了一种唐诗本位观念，其后的文学批评，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
宋诗走向一条不同于传统的道路。
它表现出了不同于唐诗的特征。
认同还是排斥这种新的诗歌范型，成为宋代及以后的诗歌批评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唐宋之争。
三．两种新的批评类型：诗话（笔记型批评）与点评（鉴赏型批评）宋代以后，产生了两种主要的批评类型，那就是诗话和点评。
1．诗话：“诗话”概念的界定问题。
宋诗话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欧阳修的《诗话》为代表，大抵篇幅小，以论“事”为主，理论性不强。
第二阶段在南北宋之际，内容从“记事”向“论辞”的方向推进，主题是江西与反江西之争。
在体制上，有摘抄性质的，有分类抄辑性质的，有纪事体的。
第三阶段在南宋中晚期，为成熟的总结期，在理论水平上达到高峰。
2．点评点评包括圈点和批评。
点评在宋代已经颇具规模，以刘辰翁为代表。
批评后来成为古代小说批评最重要的方法，并形成独特的体例。
点评法的基本特征：直接介入阅读，细读。
缺点：其一，有时过于注重字法句章法，着眼点在有迹可寻处。
其二，介入过深，阅读的自主性反而被削弱。
其三，点评法在实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批评形式，在理论上缺乏内容的抽象性和表述的系统性。
3．从传统批评类型看古代文论体系诗话和点评都体现了传统批评思维的鲜明的经验性，也就是说，传统的批评是文本本位的，而文本本位实际上又是审美经验本位的。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一）本课程名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所讲授的内容是从先秦一直到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与发展历史。
它既是以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近代等分阶段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是以诗歌为主轴包括散文、戏曲、小说等文体在内的文体批评史，更是以“诗言志”为开山纲领，以“境界”为终端的包括对作品、作家、流派、风格等文学现象的本质、特征、规律深入探索、研究的理论批评史。
它博大精深，伴随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
所以，在学习本课程之前，我们理应首先弄清楚三个问题: （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形成、发展的文化语境:（二）、学什么:（本课程的章节内容与具体篇目）具体地说:（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形成、发展的文化语境:1、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相对单一的人种血缘关系；2、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的社会制度；3、“天人合一”的社会自然统一观；4、“忠”、“孝”为标准的人生价值标准；5、具体的、形象的、情感为主的思维方式；（二）、学什么:（本课程的章节内容与具体篇目）六个阶段六章文论的基本内容:第一章先秦文论:《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增补）、《荀子》、《老子》（增补）、《庄子》（增补）、《周易》（增补）。
第二章两汉文论:《毛诗序》、《楚辞章句序》。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文论:《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神思》、《诗品序》。
第四章唐宋文论:《戏为六绝句》、《诗式》、《与元九书》、《答李翊书》、《与李生论诗书》、《书黄子思诗集后》、《答洪驹父书》、《论词》、《沧浪诗话》。
第五章元明清文论:《录鬼簿序》、《忠义水浒传序》、《曲律》、《闲情偶寄》、《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原诗》、《论文偶记》、《红楼梦·第一回》。
第六章:近代文论《人间词话》、《摩罗诗力说》。
（三）、怎么学:（本课程的学习方法与参考文献）一、学习方法1、熟读原著；2、查找资料；3、写小论文；4、以班级为单位的自选原文实行课堂研讨；5、鼓励在自学原文及有关专题基础上的课堂发言；6、倡导“自主”、“互动”的学习方法。
清代文学批评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掌握清代传统诗、文、词理论批评的繁荣状况及小说、戏曲理论批评的发展情况。
了解掌握王夫之的文学批评思想；了解掌握方苞为首的桐城派古文理论；了解掌握叶燮的文学批评思想；了解掌握王士祯、沈德潜、翁方纲、袁枚的“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了解掌握常州词派基本理论；了解掌握李渔戏曲批评和金圣叹小说评点。
教学重点：王夫之的文学批评叶燮的文学批评桐城派文论常州词派教学难点：清初四大诗论李渔戏曲批评金圣叹小说评点教学学时：4学时第一节概述清代文学理论批评，是清代三百年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社会风尚、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的集中反映。
具体而言，清代的文学批评具有以下批评个性和审美特征：第一，文学批评观念上的“返经归本”，以复古为尚。
面对着满清贵族入主中原以后特殊的民族关系，清初文坛就以抒爱国之情、发亡国之恨、赞英雄之业为基调，清初爱国遗民的唯一护身法宝就是学古复古，在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之中提倡返经归本，力主恢复和规范儒家学说，抑制晚明文人纵放情怀的个性意识和世俗化倾向，维护儒学尊严和正统地位。
第二，文学批评理论上的集大成性。
清代文学批评特别是诗学批评，受理学思辨与朴学实证及“西学东渐”之影响，既重实际批评，又重理论批评，注重对传统诗学的全面总结和理性思考，具有明显的集大成性。
王世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代表着清代诗学的最高成就。
第三，唐宋之争的历史终结。
肇始于南宋之末的唐宋之争，历经元明而至于清代，终以“祧（tiāo，远祖之庙，）唐袮(nǐ，亲庙也)宋”［祧唐袮宋，即以唐为远祖，以宋为近祖。
］、弥合唐宋而终。
诗分唐宋，主要在于时代风貌和审美情趣之差异性所致。
故所谓唐宋诗之争，其实质是诗歌美学之争。
清代诗学已初步摆脱了明代唐宋诗之争那种攻讦门户的狭隘性，主导方面在于对唐音、宋调两种诗歌艺术之美及其创作规律的追求和探讨，因而走出了一条通融唐宋之路。
略析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
他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中国文学批评学科的系统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书完稿于2934年，出版后在国内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甚至海外学术界都为之震动。
而在七年前（2927年）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后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
为什么呢？两书有什么不同？下面我们简单探讨一下其中因由。
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是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
在陈中凡之前有H人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1925年），但仅是有关诗论的若干个点的组合而不是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纵向的面的展开。
“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是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方法。
早在1923年，陈中凡就发表论文《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依据莫尔顿《文学之近代的研究表》对中国古代文学文体进行宏观比较梳理。
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兼采中西关于文学之义界，为文学下一定义「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
”然后根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把批评的派别分为归纳的、推理的、判断的、考订的、历史的、比较的、解释的、道德的、审美的、印象的、欣赏的、科学的十二类。
在此种文学理论的基础上，采取纵贯方式，依时代的先后顺次将各个时代的重要文学批评家作扼要的叙述，中国文学批评史构架，己初具梗概。
据著者自述，该书是运用归纳、推理、判断、历史四种批评方式而成的。
多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论断，并时参己意，除诗文评外, 还为明清的词曲评设有专节，评介了朱权《太和正音谱》、沈德符《顾曲杂言》、吕天成《曲品》、徐渭《南词叙录》等戏曲论著。
虽仅7万余言，然所涉及的批评家己达90余人，简约平正，是后来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格局构架的先导。
当然作为草创者，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有材料贫乏、选择不当等缺点，朱自清指出：“那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
中国文学批评史听课笔记第一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发展一、学科建立之前的发展概况：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上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但此前的学术史也不容漠视。
正是由于前人成果的点滴积累，这门学科才能在本世纪的学术氛围中汇成江河，并形成滔滔奔涌之势。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学术的研究史，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刘勰的《文心雕龙》。
刘勰在《序志》篇中对曹丕、曹植、应瑒、陆机、挚虞、李充、桓谭等古人的批评理论进行过评价。
钟嵘《诗品序》对前人与时人的文学批评也有简要的评断。
历代对于文学批评家和批评著作的研究持续不断，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批评学术史的发展。
不过，研究文学批评学术史最为简捷的路径，是从目录学入手。
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觉时代，一般认为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作为“自觉”的标志之一就是两部批评名著——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的出现。
因为它们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创作，所以从它们的分类归属可以看出目录学家对这类著述的基本态度。
最初著录它们的正史《隋书•经籍志》将之与《文选》、《玉台新咏》同归入集部总集类。
《隋志•总集后叙》认为总集是作为一种创作范本而汇聚成钞的。
《隋书》约成于公元656年，因此可以说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古代的目录学家对于文学批评类著作已经予以重视。
以今人之眼光，将《文心雕龙》与《诗品》归入集部总集类不免庞杂，但由于早期的文学批评著作大多结合大量的文学作品进行演绎，如钟嵘《诗品》对汉魏至齐梁五言诗的品骘，刘勰文体论的“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都是与作品同步进行的。
所以《隋志》将之划入总集类，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于文论著作性质的认识。
自《隋志》将刘、钟二氏著述列入集部后，传统目录学便一直把文学批评著作作为集部的一个分支。
但是归类却是不断趋于细密和科学，唐开元年间编定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首次将文学批评著作从总集中厘析出来，而别立“文史”之名。
“文史”类是后来诗文评的先驱，它第一次把文学批评著作从文学作品中分离出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于文学批评独立性的自觉意识，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分析设立“文史”之目的缘由说：“唐宋以后，纪闻随笔，门类实繁；诗话文评，牵连杂记，是则诸子之中，别立文史专门也。
”这种说法是大体符合实际的。
正是诗话文评著作大量出现，才促使“文史”类在目录学中的确立。
宋代的目录著作也纷立“文史”之目，而所收的著作数量更多且范围也更为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目录学家除了在分类上渐趋纯粹和周密外，对于分类的原因和各类的特点也多有阐释。
宋人对文史类著作的评论，标志着他们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性质和特点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区分。
如郑樵《通志》就分列“文史”与“诗评”二类，将综合各体文学批评的《文心雕龙》、《翰林论》等归入“文史”，而“诗评”类则专收诗话诗格著作，像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等均在其中，一些明显带有批评倾向的诗歌总集如《河岳英灵集》也包括在内。
稍后的章如愚在其《山堂考索》中更细分“文史”为“文章缘起”、“评文”、“评诗”三类，“评诗”类全文收录钟嵘的《诗品》，“评文”类主要引述经部、诸子、史传及文集中有关评论文章之语，“文章缘起”类则以任昉的《文章缘起》为主。
诗评、文评类的出现对明代“诗文评”类的确立，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明代是社会经济和文学创作发展比较迅猛的时代，明代的图书业也因为印刷技术的提高而空前发达。
一些有名望的藏书家几乎都撰有家藏书目，如高儒的《百川书志》、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赵定宇书目》等不下十数种，再加上官方的《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等，数目就更为可观。
对于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归类，明人经历了一个分化整合的过程，除了少数几部书目如《百川书志》等承宋人之例，继列“文史”类外，大多将郑樵《通志》中新设的“诗评”加以移植和变化，显示在文学批评学术归类上度越宋人的趋势。
明代的目录学家除了在区别文、史上突过前人，在诗文评本身的划分上也不断趋于细致和科学。
如《澹生堂藏书目》在诗文评类下又分“文式文评”和“诗式诗评”等小类，将《文章缘起》、《文心雕龙》等归入前者，而将大量诗话诗格著作归入后者。
显示出不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史有比较明确的体认，而且对各分体学术史也有相当自觉的认识。
明人分类的多元化，实出于学术之考虑为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文评”的确立已经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呼之欲出了，到了清代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编竟之时，“诗文评”遂成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专称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提要最为集中、最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术史研究的水平。
《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录书凡五百二十四卷。
《四库全书总目》还从理论上考察了诗文评著作出现的原因、作用以及它在目录学中的地位变迁，大体理清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对诗文评的主要类例和特点也有了粗略的认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小序说：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
《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
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师承，为例各殊。
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邠《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
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
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
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
《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
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这段不长的叙述，既总结了古代诗文评的五种主要体例，也勾勒了古代诗文批评发展的主要线索，俨然是一篇简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而《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提要大体把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著作与批评家、主要的史实概括在内了。
假如我们把它加以排列，则大体完成一部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雏形。
考察一下诗文评著作在古典目录中分化演进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在集部中的分类先后经历了从总集——文史——诗评、文评——诗文评这么一个渐进的过程。
虽然在古代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次序本身就隐含着彼此间价值的高下，而且在集部之中，与总集、别集相比，诗文评又似乎只是“集部里的一条尾巴”。
但它历经沧桑，最终赢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这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晚清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成一时之盛，“五四”前后史学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与日本的史学观念、治史方法和编史体例极大地冲击着我国传统的文学史学。
一批新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纷纷面世，林传甲、黄人、刘师培等人所撰的通史，更在当时的学术界造成极大的影响。
这股文学史的编纂浪潮自然也影响和刺激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
当时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陈中凡、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等都是当时声望颇著的文学史家，所以文学史编撰对文学批评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中外学术交流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学术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曾于1916年来华留学两年，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对批评史的个案研究已经起步，许多报刊都刊登有关批评史的研究文章，铃木自然受到一些濡染和启发。
1925年铃木出版《支那诗论史》，由日本京都弘文堂刊行，并很快由北新书局易名为《中国文艺批评史》出版了汉译本，比国内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要早出两年。
而且该书的一些主要章节早在1911年至1920年间，就以论文的形式付诸报端。
虽然铃木此书仅涉及诗论，对宋金元的论述也过于简略，清代嘉、道以后尚付阙如，但作为一种史的考察，其对国内批评史研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在传统和现实的多方启迪下，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促进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诞生于上世纪。
二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形成二次研究的高潮期，而中间五、六十年代则为研究韵低潮期。
这二次高潮和一次低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与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整体发展一脉相承。
1．形成发展期：1927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标志着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正式形成。
陈著篇幅不大，只有七万余字，或以批评家标目，或以时代为纲，或以文体为序，前后不同如此，很难说已建立起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系。
但论述的范围却很广，从孔子到章太炎，大致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
全书共12章，各章叙述简约，其中第3章“总述”只有二百余字。
然而，在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上均不乏新颖之处，同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分期的看法也颇具现代学术眼光。
故该书虽属首创，在许多方面都难免失之粗疏、简括，但对后出的批评史著作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1927年至1940年短短十余年间，陈著再版达六次之多，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相继推出了好几部有力度的著作，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第一个研究高潮，这与陈著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终于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基础，使之成为一门众所公认的独立学科。
这当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1934年是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和罗根泽的同名著述(周秦至六朝)以及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同时出版，一时云蒸霞蔚，使中国文学批评史顿呈显学之势。
40年代中后期，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郭著下卷、罗著隋唐五代分卷陆续推出，使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热潮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穴。
综观这一时期的批评史研究，其贡献主要是在新的文学观和史学观的指导下，对古典文学批评的原始文献进行了初步而系统的整理，对批评史上出现的一些重要批评家和批评专著以及有关的命题、范畴作了还原性的考核与阐释，并初步构筑了近代性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理论体系。
但由于受到整个学科研究基础以及研究观念和方法论的制约，在本体阐释和价值评估上缺乏深入的开掘。
内容上侧重对儒家文学理论的整理和分析，而佛、道两家基本不受重视或干脆付之阙如；在文体上以传统诗文为主，而相对忽视宋、元、明、清以来颇有成就的戏曲小说理论；在著述体例上或以问题为纲，或以时代为界。
各自为营，各自擘划，自然也各有所得各有所失。
这一方面与外来文学史和批评史的沾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源远流长的传统观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譬如在文体上，诗文一向处于传统文学的正宗地位，诗文评自然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批评的主流。
而早期的批评史研究者又大多经历了从晚清到现代的政治变革，他们深厚的国学根柢虽然经受着20世纪初新鲜空气的吹拂，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的转变毕竟是需要假以时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