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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胤是近年来中国台湾电影青年导演的佼佼者，其电影作品多次出现在东西方知名电影节及影展的名单上，成为标举台湾电影与“台湾意识”影响力的独特存在。
他特异的缅甸华人身份与非科班的从影经历，西方电影节青睐的敏感异质题材，近乎洁癖的纪实性作者电影风格，使他成为台湾电影的显著标签，亦成为我们透析新一轮岛内政治更迭情势下，台湾电影中的“台湾意识”特点变迁与发展的独特个案。
一、传统与现实：台湾意识的“第三条道路”自2000年迄今，中国台湾两党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电影中曾经的大中国叙事被日益窄化的台湾叙事所替代。
从新电影继承而来的新写实传统和挥之不去的“悲情”意识在商业利益诉求和不断强化的“在地意识（情感）”“台湾意识”的挤压下渐行渐远。
虽然两者时空语境不同，但电影诉求都指向鲜明的“台湾意识”，“其核心就是强调台湾身份的主体性，并把台湾与（中国）大陆以及日本的历史关系重新思考。
”[1]不论是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还是魏德圣的《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抑或是钮承泽的《艋胛》，台湾电影的改旗易帜并没有使“台湾意识”发扬光大，反而被其绑架与裹挟，在愈演愈烈的“去中国化”和“后殖民时代的修正主义想象”主导下精神与气质不断内缩，再加上全球化时代两岸情势的根本转折，台湾电影陷入了“始终停留在某种区域电影的层面上自言自语”[2]的尴尬境地，随之而来的是“台湾意识”主体性的日益模糊与虚弱矫饰。
然而，近年来崛起的新锐导演赵德胤（Midi Z.）的“野蛮生长”似乎让人看到了打破僵局的一丝曙光。
他虽入籍台湾，但曾经的缅甸华人生活经历勾连起台湾大多数导演所没有的离散的历史血缘与“台湾意识”的“他者”审视。
在电影创作上，从2011年剧情长片系列“归乡三部曲”（分别是《归来的人》（2011）《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2012）《病毒》（2014））到最近剧情片《再见瓦城》（2016），再到重回“悲情”与超越“在地”—— 中国台湾新锐导演戴德胤电影中的“台湾意识”张松滨（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摘 要] 赵德胤是近年来中国台湾电影涌现新锐青年导演，其作品折射出“台湾意识”出现的新变化。
台湾文学“悲情意识”的生成与演变蓝天（广东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广东广州510091）摘要：三百多年以来，台湾这块土地上反复上演着分离与回归、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悲剧，在这个历史场域中发展起来的台湾文学笼罩着浓厚的“悲情意识”。
这种情感的流露，既是文学创作者对本地区遭受的苦难的感怀与书写，也是台湾民众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反思与倾诉。
这种情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苦难意识一脉相通，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
但是，由于长期的分离和殖民统治，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了疏离感，再加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使当前许多台湾作家创作上出现狭隘化和政治化的倾向，“悲情意识”被过分渲染，拉大了台湾作家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距离，这些必须加以克服，才能保证台湾文学健康地发展。
关键词：台湾文学；悲情意识；孤儿意识；文化乡愁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朱光潜先生在阐释悲剧与人类命运关系时，曾引用西方学者狄克逊的观点：“只有当我们被逼得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我们才在接近于产生悲剧。
”[1]216台湾文学作品中“悲情意识”的形成，与台湾历史的特殊性密不可分，长期与大陆的隔离，使台湾人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困惑，身陷压制与抵抗，理想与挫折的“人生困境”，使许多台湾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无奈与悲凉的情绪。
台湾文学的“悲情意识”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只有把它放到历史的坐标中，才能真正揭示“悲情意识”与台湾历史文化的深层关联，正如黎湘萍先生所说，台湾“一直重演着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对立，以及南宋时代国土分裂的悲剧，”“这一点使台湾文学始终难以摆脱与民族和政治的双重认同相关的移民或遗民色彩。
它一方面背负历史遗留下来的苦难，另一方面为这种苦难进行着充满了悲情的救赎。
”[2]44这种悲情既体现了汉民族自我反省的文化传统，又反映出台湾知识阶层的忧患意识，它的发生与发展始终囿于台湾历史文化的格局中，把“悲情意识”置于台湾的文化场域中去解读，它的全部内涵就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论《台北人》中的死亡意识【摘要】：《台北人》中始终贯穿着“死亡”的意识，构成了全书的基调和浓重的悲剧气氛。
文章就三个部分：“死”——人类永恒的困境、灵性的丧失、传统文化的没落来对全书的死亡意识作阐述，从而对白先勇对人类与文化的关照作一点浅显的探讨。
【关键词】：死亡；困境；灵性；传统文化白先勇的代表作《台北人》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探讨了三个主题：“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
而在这层层递进的三个主题中又始终贯穿着一个意象结：“死亡”，从而构成了全书的基调和浓重的悲剧气氛。
一“死”——人类永恒的困境将《永远的尹雪艳》列为《台北人》第一篇，颇有开篇明义的味道。
表面上，它描述一幅台北上流社会的画面，衬托出一个风华绝代的社交名媛——尹雪艳。
但仔细读来，全文却无不暗示着尹雪艳是一个超越时间的“死神”，是《台北人》中感觉最“冷”的一篇。
首先，作者从外在形态上来极力暗喻尹雪艳实是一个“死神”——开篇就写：“尹雪艳总也不老”，继而写其走路的姿态：“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轻盈盈地来回巡视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在徐家灵堂上，“像一阵风一般地闪了进来”，又“踏着她那轻盈盈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
而尹雪艳的打扮装束也颇独特——“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浑身银白，净扮的不得了”等等。
就这样，白先勇在对尹雪艳的外在形态上，反复使用着这几个词“风”、“素白”，从而寓意尹雪艳那如死神一般神秘、冰冷、无情的特性。
而众口相传也更增添了尹雪艳如“死神”一般的神秘气质，同行的姐妹淘嘈起说她“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而上流的太太们又数落她“煞气重的娘儿们到底沾惹不得”，会算命的吴家阿婆则说她不是“真人”，是“扰乱人间的妖孽”。
这些传言，实是作者借着人物之口来暗示着尹雪艳带着“死神”一般让人心生畏惧却又无法逃避的魔力，而任何与她有着关系的男人都免不了败亡的事实也暗示我们，她就是一个死神，当她的指尖落在谁的头上，谁就绝摆脱不了死亡的厄运，而且死的极为凄厉恐怖。
乌衣巷，堂前燕——论白先勇《台北人》悲剧意识白先勇在其小说集《台北人》的卷首引用了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堂前燕，败落而失望怆然，四散纷飞，好不凄凉。
此诗的悲剧意蕴也正是契合《台北人》的主题，同为喟叹在历史风浪中没落与衰亡的挽歌。
白先勇先生的短篇集《台北人》主要书写了那个时代的流变沧桑和置身动荡年代的人物的悲剧命运，其悲剧意识通过运用“意识流”、“家国同构”以及“戏剧化”的小说技巧方式道尽了那些从大陆退居迁移台湾的各色人物在历史风浪中感知到的世态炎凉与沧桑。
一、美人迟暮：“意识流”与回忆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在其人物塑造与叙事方面有其共同特征与独特技巧。
作者描写了台湾社会缩影中各个阶层的人物及其复杂关系，这些人在难以忘怀过去，敢爱敢恨、充满沧桑感等方面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
“台北人”的名字本身就具有一种时间的流变感：本是大陆人，后为台北人，这些人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去台湾的，离开大陆之时或是已有美丽爱情的年轻小伙，或是志向远大的知识分子，或是叱咤风云，身经百战的有名将军，或是贵族的太太们，有名的舞女，还是士兵和佣人等等，他们都有一段难忘的过去，回忆起过去之重负，也会直接影响到目前的现实生活，从大陆到台湾，空间的转化，时间的不复，都不能回到那时那地。
比如尹雪艳在台北的公馆气派十足，但总不想低于当时上海霞飞路的排场（永远的尹雪艳），虽然朱青身边有三个空军小伙子，但总归不是她的郭轸，也万不及当年的那份情意（一把青），金大班最后搂着的那个年轻男人虽然同样是清清爽爽的腼腆小伙，但终究不是当年的月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赖大哥在除夕宴席上的借酒性而发的今不如昔的议论（岁除），还是秦义方在国葬时对当年风光的恋恋不舍（国葬）等等……十四篇短篇小说中，无不例外的描写了在剧烈的历史时空转变下，痛苦、忧愁、失落成为“台北人”共同的情感和“美人迟暮”类型的变异。
《悲情城市》电影影评台湾，这片美丽而复杂的土地，承载着太多的历史和情感。
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以其深刻的主题、独特的叙事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展现了台湾在历史变迁中的悲情与无奈。
影片的背景设定在1945年至1949年间，这是台湾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日本战败，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但随之而来的是国共内战的影响和政治动荡。
影片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揭示了这个时期台湾人民的苦难和挣扎。
“山峦无声，傍海观苍穹”，影片开篇的山峦和海湾景色，奠定了整个故事的基调。
清冷、绝望、悲凉充斥着影片的情感基调，画面也呈现为“冷色调”，与台湾当时的社会氛围相呼应。
在四下凄寒的环境中，人物们的沉默少言，更增添了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林文清的聋哑设定，使他成为了一个沉默的观察者，他于无声处抒发内心积压的慨叹，让观众更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和无奈。
在《悲情城市》中，文字主要作为字幕的形式出现，承担客观事件描述和人物文本对话两个主要角色。
这些文字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情感表达。
它们客观、忠诚地记录了影片中林家的历史，以小见大，使电影带给观众的情绪更加深化。
看似不能说话的文字，实际发出的是振聋发聩的呐喊。
同时，影片中包含国语、日语、粤语、闽南语、上海话五种主要语言类型，五者间文化的交错，体现出台湾人文化归属的不确定性。
他们究竟该以何种语言为官方话语？在语言的认知领域，《悲情城市》中的人物处于“空白”状态。
这种语言的混杂和不确定性，也反映了台湾在历史变迁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此外，电影中的照片也无声地诉说着历史。
林文清作为一名用相片记录人间事、不能开口说话的人，他用自己无声的方式诉说着历史。
影片中拍摄林文清在修复底片的镜头，不由使笔者联想到《我在故宫修文物》中郭文林一行人对书画作品的忠实复制，他们都在通过一种安宁、精致的方式审视历史。
而在影片最后拍摄全家福的片段中，林文清在拍照前特意梳妆打扮，走到“假景”前和妻儿坐定。
与三人背后温馨西式家庭的布景相比，他们的生活可谓苍凉凄楚，正如邻居所言：“日子不好过”。
Perspective Taiwan＇s ＂tragic consciousness＂
from Hokkien song
作者： 黄鸿飞
作者机构：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出版物刊名：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页码： 80-85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3期
主题词： 台湾人;闽南语歌曲;悲情意识
摘要：台湾社会的特殊历史发展轨迹造就了台湾人独特的心理性格之一——“悲情意识”。
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台湾至今仍与祖国大陆分离，造成两岸之间隔海相望，民众缺乏交流，产生一定的隔阂，而音乐是时代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真实写照，往往具有时代的烙印，闽南语歌曲作为台湾社会广为接受并传唱的流行音乐，透过不同时代的闽南语歌曲，从其悲凉伤感的曲调和字里行间透着哀怨凄美的歌词中深刻地感受台湾人心中所流露出的悲情意识，有助于祖国大陆民众增强对台湾同胞的了解与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