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中的悲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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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平凡的世界》中的悲剧意识-语言文学论文毕业论文-《平凡的世界》中的悲剧意识-语言文学论文《平凡的世界》中的悲剧意识提要:《平凡的世界》是1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它曾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并被誉为“第1部全景式描写中国当代城乡生活的长篇小说”①。
在对《平凡的世界》的评论中,大多数文章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或从人物性格的分析出发,本文拟通过《平凡的世界》中的时代以及个人命运的悲剧剖析,把握并传达出它所包含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路遥;《平凡的世界》;时代悲剧;个人命运悲剧;悲剧意识《平凡的世界》是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代表作,主要以1975至1978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表现了普通人民群众在从动荡走向转折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贫困生活和坎坷命运。
传统美学意义上的悲剧都离不开大悲大喜,离不开强烈的矛盾冲突。
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往往没有矛盾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和你死我活的争斗。
《平凡的世界》作为1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巨著,突破了传统悲剧的`局限,遵循生活本真,基本上不写大开大合的情节,大起大落的波涛,大悲大喜的情绪,而是通过平常人的平常生活,寓不平凡于平凡中,不幸于有幸,痛苦于快乐中,这才是平凡而真实的世界。
即使是悲,悲中也会有喜,而不会悲到极致,悲得那么彻底。
1《平凡的世界》是1部“真正民族意义上的反思文学。
”②它对10年浩劫这样1段历史生活进行反思,而不着意仅仅对1件事,1个人的批判。
既然是反思文学,那么它批判的东西必然存在有不合理的方面,这种不合理的方面便酿成了那个时代的悲剧。
10年浩劫发展到70年代中期,它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暴露无遗。
中国广大农村那种普遍的贫困已是1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勤劳本分辛苦大半辈子的孙玉厚1家的光景仍然那么“烂包”;醉心“革命”的孙玉亭整天只顾趿着破鞋4处闲逛,不管家里人吃不饱,穿不暖的困窘,还经常死皮赖脸到哥哥家要“救济粮”……农村地区到处充斥着贫困与饥寒。
然而这又是1个酝酿变革,充满希望的年代。
《平凡的世界》结局解读《平凡的世界》结局解读《平凡的世界》是一部长篇悲剧小说,相信很多人读完之后不禁会问,为什么路遥会写一个这样的结局,为什么每个人似乎都很悲惨?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平凡的世界》结局解读,欢迎大家分享。
《平凡的世界》结局解读当天晚上,他静静地坐在小旅店的房间里,分别给妹妹、仲平和金秀写了两封信。
在给兰香和仲平的信中,他向他们“阐述”了他为什么现在不想来大城市工作的想法。
他说他也许一辈子可能和煤炭打交道。
在给金秀的一封很长的信中,他主要向她表明为什么他不能和她结合的理由。
他祝愿亲爱的金秀妹妹和顾养民或别的一个男人幸福地生活……第二天,孙少平提着自己的东西,在火车站发出了那两封信,就一个人悄然离开了省城。
中午时分,他回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
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传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
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
他依稀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
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他上了二级平台,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
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实话说,这样的结局也许并不尽如人意,我们更希望孙少平能有更好的传奇式的经历,像很多历经艰辛的人一样创下自己的一番事业,同时能与自己心爱的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是这就是“平凡的世界”,它平凡到一个平凡的人永远都会过那种平凡而真实的生活,而不去追求华而不实的东西。
孙少平最终的命运在我看来是悲剧的,以他的能力和最后的社会关系只需要放下一些自尊,他的命运就从此改变。
但是最后他认命了。
也许他认为这种选择才是他应该过的生活,但是他始终没明白他过去生活痛苦的根源。
他曾经想过改变,可以承受任何痛苦的去努力改变。
但是最后他放弃了。
如果说一直佩服孙少平的不安于现状,但最后他的选择是另我失望的。
我认为他开始是清楚自己的目标的,但是一系列苦难的打击,他最后也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所以最后才又回到了煤矿。
076《名家名作》·研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表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意识既来自作者深刻的悲剧审美观,又受特定时期现实生活的影响,是历史发展必然与不可能实现的冲突所产生的“悲剧性冲突”。
正如鲁迅所言:“悲剧是把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1]这种“毁灭”旨在引起读者的悲痛情感,达到陶冶情操和净化心灵的目的。
《平凡的世界》中交织着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人物的生存悲剧与爱情悲剧,并对悲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思考,启发读者深入挖掘作品的悲剧意识背后所蕴含的奋斗意识与责任意识。
作者出现这些充满苦难悲剧意识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析其原因:时代背景因素、人物自身的性格因素以及作家自身的情感基调。
一、时代背景因素时代背景因素是《平凡的世界》中悲剧意识的重要成因。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动荡,人们面临着沉重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境。
《平凡的世界》故事时间跨度为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作者全面描写了十年来黄土高原史无前例的历史变迁。
孙氏兄弟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和悲剧爱情,是当时各种复杂矛盾以及社会各阶层民众不幸命运的形象代表。
他们身处社会变革的漩涡中,默默地承受着人生的艰辛,始终在自尊与自卑的矛盾中挣扎,在挫折与进步的夹缝中生存。
(一)特殊时代下的社会经济制度在1975年二、三月间,黄土高原仍处于“尚未解冻的冬季”。
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强烈的不稳定性,人们的生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作品中,第一位登场的主人公孙少平正在学校食堂经受着生存之苦与精神重负。
正值青春的少年面黄肌瘦,整日处于饥饿状态,随时面临着吃不上饭的困境。
除了寒冷和饥饿之外,最让少平感到痛苦的是由于贫穷而给敏感的心所带来的伤害。
为了躲避众人的目光,他只能在最后悄悄地取走自己的黑高粱面馍。
孙少平一直在生存的边缘挣扎,但这种苦难并非源于他的父亲和兄长的无能。
《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悲剧形象分析作者:王胜晓来源:《语文学刊》 2015年第6期王胜晓(郑州财经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河南郑州450006)[摘要]《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美丽贤淑、心地善良,她渴望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却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一次次退却让步,在她的性格中既具有觉醒后的斗争意识,又具有根深蒂固传统的伦理观念,是社会变革浪潮中现代与传统、文明与保守的矛盾统一体,本文结合润叶生活的时代环境及自身性格原因分析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路遥;润叶;平凡的世界;悲剧形象[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5)06-0062-02[作者简介]王胜晓,女,河南南阳人,郑州财经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大学语文教研室主任,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研究。
路遥作品《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围绕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有许多美好的女性形象,如晓霞、润叶、秀莲、兰香、金秀、红梅、兰花等,她们在性格、理想、追求、生活方式等方面各不相同,在平凡的世界里各自演绎着有泪有笑、有苦有甜,或心酸、或幸福、或平凡、或伟大的人生。
其中,走出农村的新一代知识女性田润叶作为作者着力刻画的女性之一,在她的身上展现着中国女性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大变革中的生存状态,润叶身上既有现代文明的冲击,更有传统伦理的因袭,这一双重的因素使她在时代变革浪潮中备受煎熬与痛苦,在一路寻爱的历程中充满了悲剧色彩。
一、时代的悲剧《平凡的世界》截取的十年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时代,这一时期对我们的国家乃至民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国家领导人的相继去世、粉碎“四人帮”、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农村由集体主义大公社向生产责任制转变等,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命运的。
论路遥《平凡世界》的爱情悲剧(五篇范例)第一篇:论路遥《平凡世界》的爱情悲剧论路遥《平凡的世界》的爱情悲剧【内容摘要】爱情是文学创作的主题,也是路遥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
真诚的爱情,往往要经受人们潜意识的折磨,一段爱情能幸存下来,几乎成为人们渴望的理想。
平凡世界里的爱情不仅充满了现实困顿的种种阻碍,而且也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正如平凡的世界里有着不平凡的爱情经历。
【关键词】路遥;平凡的世界;爱情;悲剧《平凡的世界》是一本全景式地展现中国现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
这部作品倾注了作者极大的心血与浩大的精力去完成长达百万多字的文学著作,不仅呈现出一股气势磅礴、意境深远的社会画卷。
路遥从农村走向城市,对生活在那片黄土地上的人们有着深厚难以割舍的情感,他怀着这种深沉的爱,这种对土地和农民的深深眷恋,创造出这部有关“农村苦难、平凡世界、悲剧爱情”题材的小说。
作品在描述我国十年革命以及革命后大转型时期社会巨变的同时,对农村和城市也进行了全方位的艺术描绘,并将视角集中在城市与乡村交叉地带、具有现实意义的生存领域,生动的塑造出挣扎在这一特殊地带、特殊时期的爱情悲剧。
一、路遥小说爱情悲剧题材的概说爱情的悲剧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人天生就有破坏的本能与欲望,悲剧的毁灭性恰好能激发人们意识中最真诚的情感。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杰出作家,路遥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都始终不变的表现了爱情这一主题。
[1]他短暂、坎坷的的人生经历,实际上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平凡生活的真实写照。
李星在论及路遥爱情创造的心理,认为“作家的创造活动是依据自己的个性、心理,面对前人无比丰富的文学传统的积极的选择过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正是作家无法回避的选择结果。
这种选择既是作家主体性的主动,又是在无法回避选择的被动”。
[2]路遥小说中的爱情显得纯洁而真诚,往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人生》中巧珍与高加林的爱情就是如此。
在《平凡的世界》里作者也塑造了一群活灵活现的爱情故事,但小说中呈现出圆满的爱情似乎都不是纯粹的爱情,而是带有浓郁道德因素的爱情,纯粹意义上的爱情都会受到夭折。
论路遥《平凡的世界》的苦难意识引言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
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
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
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
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
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
路遥最重要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路遥因此而荣获茅盾文学奖。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病医治无效在陕西西安英年早逝,年仅42岁。
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这样评价:“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
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焰。
”路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其倾注心血最多的作品是《平凡的世界》,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小说化的家族史。
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特别是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今天的大学生朋友仍有启迪。
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作者在近十年间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平凡的世界》时间跨度从1975年到1985年,全景式地反映了中国近10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以整个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转型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们的形象,成功地塑造了孙少安和孙少平这些为生活默默承受着人生苦难的人们,在这里人性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人生的苦难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地交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不忍释卷。
《平凡的世界》中的悲剧意识《平凡的世界》中的悲剧意识《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刻画中国农村现实的鸿篇巨制,展现了农民的苦难和艰辛,但也自然地体现了他们的喜乐与生命力。
小说的文化精神深处则再现了一种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指一种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和自觉,在人的精神内心深处感受到生命的无助,面临极端困境时的恐惧和惆怅。
《平凡的世界》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中国大地的农村,是一个穷困落后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流淌着如同金文般极为艰辛的生命史。
这些人们像是被困封在了活生生的土地上,只能凭借着勤劳和顽强的生存意志去面对着不断来临的荒年和灾害。
原本天空瑰丽的彩霞和湛蓝的天空,在农民的眼中也只是慷慨的馈赠,而举步维艰的农业生产却一天天将生命的体内鲜血殷红斑斑的沁出。
人们物欲匮乏,生命力却极为强壮。
回望这部小说的末尾,似乎感到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沉重及沉闷。
这种气氛,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苦涩的阴影,静静地令人感受到了一丝悲剧色彩,便无法挽回。
在《平凡的世界》中,强烈的悲剧意识萦绕着人们的命运,渗透进了他们的生命中,刻划出了一个催人沉思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不断地努力着,却始终无法逃脱出自己身处的命运,面对着种种无从解决管理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命运,顺从多灾多难的洪流。
李晓东是小说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的出现和情感历程是推动整个小说向悲剧性成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晓东是一个自认是在天生普通的普通人,他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不曾在学堂中垄断心思、疏远同窗,而仅仅是一个为了生活而奔波于南北的“钟点工”,然而,正是这个平凡的人,一直逆水行舟,踏实前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磨难,试探,考验。
但就是在这些的历练与成长中,最终也走进了自己无法承受得住的悲剧命运之路。
李晓东的悲剧性命运预示着世间人命运有时强于自身的承载能力。
即使有勤劳奋斗,也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始终承载不住甚至是遭受太多的苦难。
他的悲剧意识是所有农民的悲剧意识的代表,几乎是这个社会的全貌。
《平凡的世界》中的悲剧意识提要:《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它曾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并被誉为“第一部全景式描写中国当代城乡生活的长篇小说”[1]。
在对《平凡的世界》的评论中,大多数文章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或从人物性格的分析出发,本文拟通过《平凡的世界》中的时代以及个人命运的悲剧剖析,把握并传达出它所包含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路遥;《平凡的世界》;时代悲剧;个人命运悲剧;悲剧意识一、时代悲剧:《平凡的世界》是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代表作,主要以1975至1978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表现了普通人民群众在从动荡走向转折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贫困生活和坎坷命运。
传统美学意义上的悲剧都离不开大悲大喜,离不开强烈的矛盾冲突。
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往往没有矛盾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和你死我活的争斗。
《平凡的世界》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巨著,突破了传统悲剧的局限,遵循生活本真,基本上不写大开大合的情节,大起大落的波涛,大悲大喜的情绪,而是通过平常人的平常生活,寓不平凡于平凡中,不幸于有幸,痛苦于快乐中,这才是平凡而真实的世界。
即使是悲,悲中也会有喜,而不会悲到极致,悲得那么彻底。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真正民族意义上的反思文学。
”[2]它对10年浩劫这样一段历史生活进行反思,而不着意仅仅对一件事,一个人的批判。
既然是反思文学,那么它批判的东西必然存在有不合理的方面,这种不合理的方面便酿成了那个时代的悲剧。
10年浩劫发展到70年代中期,它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暴露无遗。
中国广大农村那种普遍的贫困已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勤劳本分辛苦大半辈子的孙玉厚一家的光景仍然那么“烂包”;醉心“革命”的孙玉亭整天只顾趿着破鞋四处闲逛,不管家里人吃不饱,穿不暖的困窘,还经常死皮赖脸到哥哥家要“救济粮”……农村地区到处充斥着贫困与饥寒。
然而这又是一个酝酿变革,充满希望的年代。
“四人帮”反动集团的覆灭,使中国大地恢复了一些活力与生机。
而这个历史时代的特殊悲剧色彩,就表现在已进入新时期的人们,却依然受着极“左”思想的桎梏,双水村的党委组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双水村人以满腔热情迎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时,村里的党委组织看到了大势所趋,党支部书记为了显示对上级指示的拥护,也为了证明自己作为一个领导者的魄力,凭着个人英雄主义策划了大规模的炸山造田计划,不顾村里人的反对,武断地采取行动,结果却以悲剧收场……一场变革势在必行。
双水村这样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山村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从这样一个烂摊子起步,就应该从贫困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而不宜走苏联的老路。
但由于长期受苏联模式影响,党内思想僵化,形成呆板的经验主义、教导主义,把本应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看作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歪门邪道”,因而也就出现了如同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出现的充满暴力的“劳教”农民的残酷作法。
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往往含有喜剧成分。
在实行“劳教”过程中,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居然把疯疯癫癫只会说一句“世事要变了”的田二送去劳动改造。
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但在这种喜的背后,蕴含的却是更深层次的悲。
它让我们看到盲目干社会主义实际上反而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把这段历史引向悲剧。
[3]《平凡的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历史性悲剧的画卷,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中国在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所遇到的坎坷,预示着中国人民即将摘掉贫困的帽子。
二、个人命运的悲剧: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4]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蕴来自作家的悲剧审美意识和特定时期的现实生活,正是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契合中,孕育出苍凉、悲壮的人生况味和沉雄、崇高的悲剧美。
路遥笔下的爱情悲剧,既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挣脱不掉的悲剧性格。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惰力,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以及地位、身份的各种不同作用,最终酿成了他们的悲剧情节。
(一)新农民的个人命运悲剧:生活的平凡而个性气质的不平凡,赋予了两兄弟深受女性的崇敬。
在高中读书期间,少平不凡的气质,就受到出生高级干部家庭的田晓霞青睐。
晓霞从小爱读书,善思考,对事物常有超出年龄的不凡见解和独立分析判断能力,长大后逐渐养成了豪爽、洒脱的男孩子性格。
后来碰到打工的孙少平,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到仍是衣服破烂的孙少平没有被生活同化,言谈举止间都表明他已经是一个对生活有独到见解的人,随着交往建立起了一般人难以理的超凡脱俗的爱情。
田晓霞在日记中写道:“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给予人创造的力量。
我为我的掏碳丈夫而感到骄傲。
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是完全溶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
”可见,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爱之深,爱之切,以完全上升到一种新的境界。
“他们破陈旧的爱情观,以最纯真的感情演绎并推动着现代意识的发展,追求的是心有灵犀,平凡的人格及自我尊严,他们的爱情是一种既给予又获取并在给予与获取的征途上实现自身、肯定自身、持正自身价值的共享状态”。
然而,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田晓霞,一个省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孙少平,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煤矿工人。
在世俗的眼光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结合无异与天方夜谭。
路遥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作家,从现实主义出发,迫于无奈含泪安排了悲剧结局—田晓霞在抢救落水儿童的英勇献身,令人惋惜。
从而这个晶莹剔透的爱情故事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永久的艺术魅力,也为整部作品笼罩上了更深一层的悲剧色彩。
细读我们会发现孙少平是一个毫无爱情支配能力的弱者,他对爱情很无奈,他很清楚天晓霞对他只是一个青春童话,离开他是最终的必然,然而他又害怕,不愿晓霞离他而去,他爱的很懦弱!这就是社会以及性格所酿成的悲剧!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的产物。
那么少安和润叶呢?恋爱时男女双方都具有清醒理智的头脑,他们关注的更多是婚后具有现实意义的世俗生活。
即使热恋中,也只是悄声细语中进行情感的交流,他们的爱情就是一幅宁静温馨的家庭生活画面!但是,因为城乡差别、家庭环境的制约,少安性格的压抑,以及少安小农意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时代的悲剧—相爱的人不能相爱,却只能能擦肩而过!少安“真找个没人的地方,一个人抱头痛哭一场!他多么幸福,亲爱的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可他又多么的不幸,他不能答应和这个爱他的也是他爱的人一块生活!”留给读者的只是无尽的叹息。
后来娶了秀莲以后,生活便取代了爱情,一切平淡了,生活便是真实的生活了。
亲爱的秀莲和少安一块经历了生活的种种苦与乐,帮少安跨过了生活的一道道坎坎。
正当少安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一个晴天霹雳,秀莲因过度操劳而倒下了,再也不能和少安携手相依直到了老去了。
从另一个层次,加深了全书的悲剧氛围。
路遥笔下的少安、少平两兄弟的爱情悲剧真实地反映出生活的艰辛与痛苦,表现出作家的清醒冷静及其悲壮情怀。
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
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
而这种才智不仅要建立在对生活极其稔熟的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对这些生活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
(二)女性形象的悲剧:路遥小说中女性形象灼灼闪光,有洋溢着现代文明气息的田晓霞,有闪烁着传统美德的刘巧珍,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田润叶,也有质朴而善良的秀莲等。
她们共同构成了多样的女性世界,从她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失落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悲怆之美。
田晓霞是一个在生活上独立,自强,对待爱情她真挚,热烈,敢于反叛世俗的女性形象。
她在日记中写到:“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人创造力量,我为我的掏煤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人的,是心甘情愿的和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的自我更新的过程。
”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完全证实了上面的话,地位、职业和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与少平缺乏共同生活的物质基础,倘若让晓霞背叛少平而另结权贵,又损坏了晓霞的闪光之处。
于是,作家悲痛地安排了她的殉职,以将她善良崇高的品质和她传奇浪漫的爱情放大,闪耀出悲壮凄惨的美!田润叶是路遥花费笔墨最多的女性形象,她身上既有传统女性的美,也不失现代知识女性的美。
巨大的家庭差异葬送了她和孙少安青梅竹马的爱情。
田润叶一直在嫁与不嫁上彷徨,挣扎。
她割舍不断对少安的爱,但已注定了是不可能的。
在家庭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逼迫下善良的田润叶别无选择地嫁给了她不爱但深深爱着她的李向前。
在答应婚事以后她又后悔万分,但又没有勇气退婚,传统女性的任命和懦弱在润叶身上充分显现。
润叶的婚礼在她的眼里是一场爱情的葬礼,不但葬送了自己的爱,也葬送了李向前的爱。
命运对贺秀莲这样朴实的农村妇女也不放过,她分文不取嫁给了贫困憨厚的少安,共同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
当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可以舒口气享受事业成功带来的欢乐和荣耀时,她却积劳成疾、身患绝症而倒下了……路遥以对陕北黄土地上民生存的关注和体验弹奏了一曲令人肠断的悲歌。
(三)农村政治家的悲剧:在路遥的小说中,其中的一个妙笔之处就是对农村政治家的塑造。
由乡村基层干部组成了一道独具色彩的人物风景线。
他们是农村各种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物,以田福堂、孙玉亭、高明楼等为代表的农民政治家是“左倾”政治的牺牲品,是“左倾”思想枷锁下的奴隶,他们在时代的洪流里难以超脱农民的局限来认识现实,而只能愚昧地扮演了中国政治运动的悲剧角色。
所以当出现谬误时,他们便毫无选择地给自己套上了社会流行的“左倾”思想的枷锁,不自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玩偶。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们的思维定式,使他们对党和领导极端的热爱和崇拜,毫不怀疑地执行着“左倾”的各种农村政策和指令,而且运用权术,维护自己的“权”和“利”。
田福堂是路遥塑造的农村政治家的典型。
田福堂年轻时和孙玉厚一样是揽工的穷人,农村政策的变化,使他成为了村里的党支书。
他喜欢权利,喜欢高高在上,喜欢别人听从他的指挥,因此生产体制改革后,他想到要和农民一样平起平坐的下地干活。
便竭力抵制。
当最终意识到无能为力时,他便自觉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孙玉亭是“左倾”政策的忠实拥护者。
他一方面高喊革命的口号,大搞农田基建;另一方面难以掩饰生活的困窘,穷得连双新鞋都穿不起,便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
“左倾”的戕害,已使这位激情洋溢的革命家丧失了判断社会事物价值的能力,只会用空头的革命理论机械地裁定周围的一切。
他又是村里最穷的一家,就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实在让人心酸,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时代的悲剧。
路遥凭着对农村生活的深刻体验和对农村干部的特别关注,生动的刻画出了一个个被政治,社会和现实所扭曲而变了形的灵魂,在这些农村政治家身上,体现了路遥对农村现状的担忧与思考。